第40章 慈善，是一种美丽（2006）(2)

　　慈善的本身含义是用一种悲悯来拯救苦难，当慈善走到历史的今天，应该有了更深一层的精神意义，也许，不简单的是一种救助，更多的是一种呼唤，呼唤更多的灵魂打开更广阔的天空，让更多的灵魂在得到救助中去救助别人，也许，这才应该是慈善真正的意义。

　　1．阳光在阳光下灿烂

　　有过野外经历的人都知道，在太阳的强光下，我们便再也看不到其他的色彩。只是当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借助于其他手段的时候，你会发现阳光下仍然会有其他色彩，甚至在阳光下，你依然会看到，阳光在阳光下灿烂的美丽。

　　2005年7月，杨澜和吴征无偿捐赠了其在“阳光媒体投资”的股份，将其权益的51％捐献出来，在香港建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开始了杨澜投身慈善，经营慈善的义举。“阳光媒体投资”所拥有的资产，共有分布于9个国家的11个媒体资讯公司股份、30多个营运公司、60多个媒体品牌，“阳光媒体投资”涉及电视播出、电视节目制作、报刊、杂志、网络、教育六个领域。

　　但杨澜宣布建立“阳光文化基金会”的时候，“阳光媒体投资”已经从阳光卫视为主体的“阳光文化”营运平台上成功脱身，并逐渐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容纳了多种传媒结构、总净资产逾25亿人民币且负债为零的传媒投资组合。这样一份庞大的家底，且不说杨澜和吴征在“阳光媒体投资”的股份到底价值多少，仅是“阳光文化基金会”的出现就开始预示着一种吉祥，那是慈善的阳光。

　　杨澜做客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节目的时候，剧组用平时的煽情手法请来了一位特殊客人，一位来自农村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上场把剧情推向了高潮。

　　这个孩子一上台就来到杨澜阿姨和吴征叔叔的面前，给杨澜和吴征鞠了一个躬，在杨澜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朱军说：“杨澜，你还记得这个孩子吗？”杨澜说不出话来，只是点着头。朱军继续着，对现场的观众，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当年正是杨澜和吴征两个人捐赠的4万元人民币，帮这个农村的女孩子负担了乡下人不可能负担的手术手术费用，让这个可爱的女孩子重新获得了新生。”

　　当时的现场掌声如潮。这应该是杨澜在“阳光文化基金会”之前的一个“小动作”吧。对于杨澜来说，也许会在这样或者那样诸如此类的“小动作”中，忘记了某一个孩子，但被救助的孩子一定不会忘了杨澜和吴征的救助。我想杨澜和吴征的救助会让这个获得新生的孩子，在以后的岁月里时时刻刻的想到救助别人。这就是慈善的魅力。

　　当杨澜和吴征宣布将其与丈夫吴征共同拥有的“阳光媒体投资”权益之51％无偿捐赠给社会，并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建立“阳光文化基金会”的消息发布以后，媒体的各路诸侯各显神通，希望能拿到独家消息，但都没有如愿以偿。

　　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杨澜和吴征选择了沉默，两个人的手机一直关机，让平面和电视的新闻记者感到有点美中不足的遗憾。而杨澜的助理用了一个外交切口对付了所有充满着好奇心的记者。

　　这句话是：“杨澜决定捐赠51％资产的消息是准确的，但是她现在和先生吴征都在法国，没办法联系上。我们现在不便发表任何意见，近期她会给大家一个更详尽的说法的。”

　　有的人是做了不说，有的人是说了不做。杨澜可能更多的是做了不想说。对于杨澜来说，名人效应可以把杨澜的任何一个动作或者是一词汇，都放大到若干倍。对于这样一直就想做的事情，杨澜觉得没有必要说。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就是了。

　　在杨澜和吴征开创的非盈利机构“阳光文化基金会”宣布成立以后，杨澜就辞去了包括“阳光媒体投资”主席在内的所有企业日常管理职务，并以最快的速度，依照香港相关法律的要求，建立独立的信托与监事机构。而基金会未来主要的活动领域在文化交流、环保和教育等方面。

　　杨澜说：“这些年来，无论做记者还是做企业，我始终希望能够走一条将个人成长和社会责任相结合的道路。人生很短，精力有限，日后我会更专注于文化和公益事业。我相信，这样的选择也更适合我的个性和特长。”

　　而这样的选择其实也是杨澜和先生吴征由来已久的想法。杨澜在任何人生的关键时期所做出的选择，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杨澜的经历告诉我们，杨澜每次的抉择都是正确的。这次杨澜用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来服务社会，并希望以此回报社会各界的选择也应该是正确的，只要给杨澜时间，杨澜会证明给你看。

　　就像“正大”的出走，美国的归来，凤凰的挺立，阳光的成立一样。虽然，杨澜在阳光卫视的经营上，因为社会硬件的原因遭遇了不顺，但其他的各个反面都证明了杨澜的能力。所以，这次杨澜希望自己的“阳光基金会”能够回报社会各界多年来对杨澜的照顾和对杨澜所经营的事业上的支持与关爱。

　　2．慈善投资的长期效应

　　2005年4月，杨澜捐赠善款6090万元，凭借这个影响，杨澜在胡润的《2005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中高居慈善家第四位。引起媒体质疑的原因是，杨澜在这次捐赠中，除了向海啸灾区和厦门的弱势青少年分别捐赠了上万元之外，其余的大部分善款都投放到了与阳光文化有关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之中。媒体开始对此做法议论纷纷。

　　2006年4月，在胡润的“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里，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杨澜以5．5亿元的捐款总额上升到第二位，比2005年上升了2个位置。同去年一样，媒体再次对上述数字发出质疑。杨澜捐赠的这5．5亿都是现金？因为胡润的排行榜上标明：“捐赠金额以2003年至今的现金捐赠为标准。”杨澜真的前后捐了5．5亿元的慈善款吗？

　　对于媒体的发难，胡润在《第一财经日报》上这样做了解释：“是现金，但它包含已经捐出去的现金和受到法律保护承诺的权益捐赠。杨澜的金额，是以权益的方式捐赠的。”按照全球的慈善捐款统计习惯，杨澜的慈善款确实是5．5亿。胡润举了比尔·盖茨的310亿美元捐赠做了例子来说明，在比尔·盖茨的慈善款里，其实也是现金和权益两种形式的累计。这符合国际惯例。

　　出席排行榜新闻发布会的吴征对各路媒体这样解释：“世界上的捐赠绝大部分都是以资产和股票形式捐赠的。因为你要有一个基金会的话，没有一个endowment是不行的。ndowment就是我先有这笔钱搁在这里，然后这笔钱可以增值，然后每年分批地现金化，然后这个基金才能持续百年以上。”

　　所有舆论的焦点都放在了，杨澜和吴征到底付出了多少银子，而不是那些行业术语里的“现金化”之类的枯燥名词。这里也许应该看下专家的解释。

　　慈善捐赠，和慈善投资是不一样的。慈善捐赠即是自觉自愿地将个人所得拿出一部分无偿地献给社会的一种道德行为。而慈善投资不同于没有任何回报的慈善捐赠。慈善投资是为了表达对社会的关怀，它拒绝了功利目的，它帮助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利用现有条件寻求可持续发展；鼓励社区参与，学习发动、利用资源，为项目发展服务；通过项目运作，带来新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帮助受援者提高自救能力。一个成功的慈善投资项目，不仅仅要有好的经济收益，而且更应该有好的社会效益。

　　这里我们不管杨澜和吴征是慈善捐款还是慈善投资，对于慈善事业来说，重要的是前面的两字——慈善，而不是后面的捐赠和投资。因为不管是捐赠还是投资，都是慈善的一部分。多少有点社会良知的人都应该知道，慈善是一种付出，这种付出并不以你捐款的多少来评定一个人的慈善价值，因为这里的慈善跟金钱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社会良知与道德责任，在悲天悯人里的一种净化和升华。

　　在2005年胡润公布了慈善家排行榜以后，杨澜和吴征都以一种低调的方式应对媒体的各种反映。杨澜觉得慈善事业是一种公益活动，不希望成为一种名人效应，更不想给媒体留下什么可以炒作的余地。所以，当排行榜公布以后，杨澜与吴征就关闭了手机，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媒体有媒体的方式，杨澜有杨澜的生活，杨澜觉得个人的情感和精力可以放在事业上，放在慈善活动上，至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新闻总会有自生自灭的一天。良心的安然在一次又一次的慈善活动中得到了净化，像阳光下的阳光，在灿烂中熠熠生辉。

　　3．唤醒善良的方式

　　2003年，作为做政协委员的杨澜提交过一个提案——《完善中国民间非盈利性机构的生长环境》。这是一个呼吁增加民间慈善机构，用更多元化的形式来解决中国弱势群体的援助问题的提案。杨澜在这个提案里呼吁应该合理放宽非政府慈善机构的运作，于是立法监管慈善机构的工作，以便让更多的人借助于慈善事业更多的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并使他们得到救助。

　　杨澜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缺一不可的，对于中国的慈善现状来说，两个方面都十分重要。

　　杨澜觉得从政府的职能来说，政府更重要的是要给全社会提供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比如说医疗、教育、社保基金等等。这样的保证其实就是为我们当前的社会搭建了一个安全网，这是最低的底线。

　　杨澜说：“目前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去关注，比如老人，残疾的儿童，比如说艾滋病、乳腺癌等等各种疾病的患者，这些方方面面需要一个个相应的基金会来筹集资金成立相应的基金会。”

　　杨澜觉得目前世界上通行着很多民间基金会可以达到专项基金的作用，比如成立的乳腺癌基金会，它对整个乳腺癌的研究、治疗，包括怎么帮助普及卫生知识等等，都会起到一个非常专业的作用，这不是政府的一个简单的慈善，或者说一个社会保障就能够来替代的。所以杨澜说：“这恰恰是我们社会事业中现在还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因为大家都伸手等着政府来救助，政府也不堪重负，这里就需要把中国民间的互相关爱和互相帮助的热情，引导到一个很健康、良性发展的社会公益事业上。”

　　这样一种引导有可能会在具体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偏差，这就需要由法律来规范，所以杨澜觉得修改或制订一部这样的制度并尽快的起草和出台，使民间的慈善和公益机构发展的环境在规范中更宽松一点。

　　杨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些机构要在慈善公益活动的同时接受法律的规范和要求，这不是一个简单行政管理的问题。对于可能出现的现象，你比如触犯了法律，比如挪用善款，或者是信息不透明的话，都会有相应的法律或者法规对你进行处罚，我觉得这样就更容易规范事业群。”

　　杨澜在政协会议上再次提出立法问题是在三年后的2006年全国政协会议上。这次杨澜带来的有关慈善立法的提案更加健全也更加成熟了。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需求帮助的人群，一方面是想帮助别人的人群。但这样的两个反面缺少一有机的机构来“互动”，换句话说就是，需要帮助的人群不知道怎么来寻求到帮助，希望帮助别人的人无法把自己的行为扩大到一个更宽更深的层面，这就好比供求双方无法建立一个更好地通道，杨澜的提案就是希望能通过政府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政府不可能同时满足社会上的所有需求，政府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慈善机构来进行。这些民间的非官方慈善机构可以把那些希望帮助别人的人群凝聚在一起，让分散的点点滴滴汇成洪流给予那些需要救助的人群更多的帮助。

　　但目前的现状是，那些中产，或者富裕的这样一些人和企业，他们可能会觉得目前的慈善捐款的机构和途径不够透明，或者说不够主动，他们可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疑惑。比如，不知道到哪里去捐这个钱，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做了什么用途。这些困惑制约着他们的积极性，使公益慈善事业一个亟待打破的瓶颈。既然需求和愿望同在，而中间沟通的机制还不够有效，不够健全，不够强大。出台一个制约、规范、透明、促进的法规就成为快速推动慈善事业的当务之急。

　　杨澜说：“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了这样一个提案，就是有关加快中国慈善立法的进程，提交给民政部和人大的法工委，就是目前有关慈善捐款和基金会的管理，虽然有不同层次的法规，比如公益事业的捐赠法等等，但还不是整体规范这个事业的一个整体相对完整的法律，那么我认为在这个方面，如果尽快能够起草和出台一部完整法律的话，对于整个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作用，一个是鼓励、推动的作用，一个是规范的作用。”这就是杨澜再三提交该提案的动机。

　　当前的社会，透明度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在慈善话题中，透明度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个领域，因为想捐款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善举是否按原来的意向执行了。换句话说，就是不能专款专用。慈善去向的不透明，捐款这种信息的不透明不对等已经影响到了公众慈善义举的积极性，所以，杨澜觉得应该正确对待这个问题。

　　一般人在捐赠的时候，不很了解捐款的流通方式或者说是分配方式，这也是民众感觉不透明的原因。比如，有人捐了10块钱，一般情况下，这个人当然希望这10块钱全部都送到了受捐助人的手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杨澜说：“因为这个是违背了慈善机构的程序，比如捐赠的东西需要邮寄等等，这需要差旅等费用。”

　　也就是说，这10元钱买成物品只能买8元的东西，剩余的两元还需要购买邮寄的包裹和支付邮寄费用。当然这些费用在我们国家国情上可以制定一个比例的，比如10-15％，但这一点一般民众很难去了解的这么透彻，所以让更多民众来理解慈善机构目前在经营当中所处的一些难处，增加透明度，对慈善事业很重要。

　　杨澜觉得，可以用法律的方式非常明确的把咨询的透明化作为每一个慈善机构的一个必要达到的标准和水准，随时接受公众和政府的查询，包括审查。杨澜说：“我觉得这个恰恰是这部法里应该规定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同时，我觉得民众对于慈善机构的运作也需要提升一些了解。”

　　4．慈善做成的爱心有多大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都有一种好奇心，那就是杨澜到底捐助了多少慈善款项。吴征含蓄地透露，12亿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这笔资金足够阳光文化基金运作数十年。

　　如果说阳光媒体是一艘超级航空母舰的话，那阳光卫视就只是阳光媒体这艘超级航空母舰上的一架飞机。虽然杨澜出售了阳光卫视，但对阳光媒体来说却并没有伤到什么筋骨。这就好比打仗一样，对于任何一艘航空母舰来说，损失一架飞机几乎就不能算是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