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慈善，是一种美丽（2006）(1)

　　当然，此时的杨澜其实并不绝对是“后阳光时代”的杨澜，而是从阳光时代到今天的一种再现和延伸。不同的人会看到杨澜的另一面。

　　第一节慈善的另一种境界

　　与人为善就是与己为善。中国的古典文化里并不缺少这样的资料和文字。在古人的启蒙读物《三字经》里的开篇就这样写着：“人之初，性本善。”在中国的佛教里有“日行一善，便是菩萨”的禅语。善是什么？善是一种心境，善是一种修养，善是人心在一种悲天悯人后的关注和挽救。当一个人有了善举之后，人性的亮点就会在一言一行中熠熠生辉。

　　对于杨澜来说，善，是一种艺术，是艺术在杨澜身上的具体体现，那是电视文化在杨澜内心深处升华到极点后涌动出的涓涓溪流。

　　1．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顾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治善信，政善言，事善能，动善时。夫为不争，顾无尤。

　　这是老子《道德经》里的原文，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

　　其实在东西方的文化都有行善的故事。

　　中国古代有孙叔敖的故事。孙叔敖在路边见到一条双头蛇，那时候的常识告诉孙叔敖，看见双头蛇是会死的。所以，孙叔敖就很害怕，转身就跑，刚跑两步，孙叔敖一想，自己就要死了，但别人见到双头蛇也会死的啊，就转身过来，把双头蛇打死，挖坑埋了。回到家，孙叔敖跟自己的母亲讲了经过，对母亲说自己要死了，孙叔敖的母亲对他说：“我听说过，积有善德的人，上天一定会让他享受幸福。”

　　在希腊神话里，掌管火的神，普罗米修斯看见了人间的黑暗，便从宇宙的神殿里偷来了火种，并把它撒向人间，世界便有了光明。火是文明的象征，普罗米修斯的行善让人类进入了文明，虽然，他后来被绑在一座山上，每天都要经受神鹰的啄食。

　　虽然这样的故事悲壮、惨烈，但善举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代的成功商人中间，慈善正成为商业之外的一种必修功课。

　　人与人一定是不同的，但慈善的事情却是相同的。但对于慈善的观点和行善方式一定是各有各的不同。当杨澜开始从事慈善活动的事情，杨澜是怎么做的呢？杨澜对于慈善的概念又是如何来定义的？

　　杨澜说：“我对慈善的认识最初就是因为身为这个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所以很多慈善活动会找你来主持或者请你代言，就希望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吧，所以就是这么开始进入的，进入以后我就发现中国的慈善机构的运行状况普遍并不乐观。你比如说像中国残疾人基金会那么大的基金会，他每年的筹款金额可以从300万到两个亿，有的时候一年只有三百万，有的时候一年可能有两个亿就是这么大的幅度的振荡，即使是两个亿，对于这么大一个国家有几千万残疾人口来说，这简直是太微不足道的一个数字。你比如说中国红十字会，那也是中国首屈一指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一年就是两三个亿的筹款，遇到海啸的时候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就是觉得不可思议。你比如说你进入这个事业群以后，你就会了解到，中国一年的整个的慈善捐款也就是四、五十亿，就是我们GDP的五千分之一。”

　　从上面的五千分之一的比例来看，社会本身并没有去回报社会。从这些慈善捐款的来源上分析，个人的社会慈善捐款更是少到让人寒心的程度。对于一个以善为美德的国家和民族来说，也许，这是一个悲哀。

　　杨澜说：“在这些捐款里面，75％是国际大公司捐款的。比如说摩托罗拉这些国际性的大型企业。剩余的才是中国的企业和公民的捐款，这只能说明我们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参与意识极低。而在那25％里面吧，还有15％是中国的企业捐款，那么中国的公民只捐了10％，就是说每一个国民平均在头上，我们十年每一个人才捐过九块钱。这就是中国，我觉得应该惭愧，中国虽然有贫富差距，中国虽然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但是我们比起印度会怎么样，我们比印度的贫富差距总算小吧，但是中国的国民的这种参与公益的意识如此淡薄，我不认为这只是有钱人应该关心的事或者成功的企业应该关心的事，其实还是我们整个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比较淡漠。”

　　这就是杨澜对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看法。

　　2．智慧的慈善方式

　　有一个智慧的故事，翻版了很多。姑且说是，一个老师，有三个学生，老师把三个学生叫来，对他们说：“每人给一吊钱，看你们用什么办法，在天黑以前把西边的一间厢房填满。谁用的钱最少，最省力气，效果最好，谁就是优胜者。”

　　第一个学生，用钱买了镰刀，上山割草，累了一天，也只把厢房填了一个角。第二个学生，用钱买了斧子，上山砍树，忙了一天，也只砍了几棵，还运不到山下。第三个学生，用钱买了一跟蜡烛，晚上的时候，点燃让老师看。

　　老师说：“学会使用方法才能事半功倍。”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慈善在中国的开展与普及其实也应该是一种做事方法的问题。找到了合理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发展慈善回报社会。

　　杨澜说：“慈善机构的立法环境、税收政策，慈善机构本身过去这种半官方的地位，效率问题，人员的素质的问题，筹款的能力问题，比如说我们偌大一个国家级的基金会，筹款方式只有两到三种，而相关一个普通的医院筹款方式有七十种，这就是巨大的差别嘛，然后这个美国的公民的普通公民的捐款，我不是说这种比尔盖茨的这种捐款，就是普通公民的捐款，占到他整个全国的所有的慈善捐款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他每年比如说几百个亿上千亿的慈善捐款里面，一半是普通公民十美元二十美元这样积累起来的。”

　　杨澜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也许，中国的慈善机构应该把这样的活动做到各个层面。如果中国按人头募捐，每个人每年捐款10元的话，一年的慈善款就可以达到120亿。这是一个喜人的数字，但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显然不太现实。

　　“上善若水”是老子的一种愿望，也是现在慈善心灵的一种理想。

　　3．心存善念，便是菩萨

　　慈善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开悟，是悲天悯人的精神世界在灵魂深处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救助。这样一种精神含义在世俗里用慈善来替代，重要的不是物质和金钱上的给予，而是精神层面上的升华。

　　对于当前的中国慈善事业，杨澜在客观的分析之后，觉得当务之急最重要的也是给大家一个慈善的概念。杨澜说：“中国怎么建设精神文明和谐社会，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公民社会，所谓公民的概念就是第一你对自己负责，第二你对社会负责，我们是现在有一种，自己也不一定对自己负责，很多人还想靠着政府来养嘛。那么第二对社会也比较淡漠，对其他人的苦痛比较淡漠，这个是很多历史原因造成的，我觉得这中间不仅是一个有钱没钱的问题，我就觉得是一种精神淡漠。”

　　也许“上善若水”不是水流到什么地方，就让什么地方得到滋润，而应该是用一种手段，让这种水流到各个方面，流到最干旱的土地上，或许，这才是大慈善吧。

　　杨澜正是从这点入手来做自己的慈善事业。杨澜说：“所以我开始想做基金会我就觉得我想做一个帮助基金会的基金会，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人力去做一对一的扶贫帮困，那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特长，我的特长是可以运用我的这个国际交往的能力和这个媒体的专业来帮助各大基金会更好地增强他们的工作能力。”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有时候简单的救助是一种不负责任。更重要的是救助心灵的慈善，当一个机构和组织可以在帮助更大的机构和组织深入到各个层面的时候，那样的慈善才是大慈善。

　　杨澜计划在明年一月份由阳光文化基金会出资，由这个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两个大学都有类似的研究机构），每年固定地来办中国慈善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杨澜说：“就是还是受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意思吧。首先这些管理人员他们就需要更新观念，需要知道国际公益机构的运行规律和筹款的手段，那么他们的能力加强了，我觉得各个慈善机构本身的自身的活力加强了，就是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可以做一些工作。”

　　“另外一方面我们帮助比如说像上海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像红十字会，更好地做他们的筹款宣传，那么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比如说他们要举行大型的筹款晚会的时候，这个筹款的费用都由我们基金会来支付，包括餐饮、场地和媒体宣传的费用，那么筹来的款就直接给他们，这样我们的分工也更明确，但是我们就等于是增强了他的筹款能力。”

　　杨澜在这些活动中所付出的人力和物力都是阳光文化基金会投入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活动，只要跟慈善有关系，杨澜都义无返顾的投入进入，为的是让慈善的概念能在精神层面上深入到每个国人的内心深处。

　　杨澜说：“这样的活动我们基金会每年都有，我们基金会捐款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这种方式，就是我等于是组织对组织，因为我不可能同时有几千个义工到老人院一对一地去发放，这个不可能，我只能是利用我的专长，就是我们用基金会的方式，主要是来提高和改善那些有信誉的，运作比较良好的主流基金会的工作能力，这是我们的定位。”

　　这样的做法，感觉有点杨澜远离了电视，但其实杨澜并没有远离。杨澜也在运用着电视手段为慈善活动做着锦上添花的事情。

　　杨澜说：“电视手段对于慈善事情的宣传，有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慈善事业不是让我跟电视远了，而是让我的电视与我做的慈善事业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你比如说红十字会马上要庆祝他们在中国的五十年的一个历程，那我们基金会会出资帮他们拍摄五十年历程的专题片，也是一个公共的宣传，跟媒体有关系。”

　　4．慈善是灵魂的歌唱

　　杨澜觉得自己只是在做一件人人都应该做的事情。在慈善这样事情，其实是没有谁做的大谁做的小的。慈善从灵魂的角度出发，意义都是一样的深远。那是灵魂在阳光的顶峰最优美的歌唱。

　　有人问杨澜，你怎么看待自己目前的身份定位？就是您在世界的媒体圈里面，或者是亚洲您代表一个文化的使者这么一个身份，还是一个慈善家呢？

　　杨澜说：“千万不要叫我慈善家，慈善家那得捐特别特别多。”

　　也许杨澜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把慈善事业与慈善普及放在了一起。从这点上说，杨澜其实应该是在做一种启迪慈善事业的人。那么杨澜是怎么界定自己的呢？

　　杨澜说：“我界定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有学外语的学习的背景，也有在国外留学和交流的一个背景，所以呢我比较理解这个，就是对象不同、传播的手段必须不同，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大的传播嘛，我们现在都在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软实力，其实就是一个内容和传播效率的问题，过去我们只关注我想告诉你什么，而忽略了别人想知道什么，还有我怎么样跟你说能够让你接受。所以有一点一厢情愿，花了不少精力效果有限。但是我觉得随着中国的国力增强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对中国的兴趣是有了，就是说人家是对你有兴趣的，但是还有一个交流的障碍、差距在里面，就是你想说的和别人要听的还不是一件事，而且就是你想说的也不是就是把中文翻成英文人家就听得懂的，你必须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话来说。”

　　中国有句成语，对牛弹琴。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当你在上面侃侃而谈的时候，你的倾诉对象却对你的陈诉置若罔闻，也许你会觉得尴尬，也许你无动于衷。

　　杨澜说：“比如说四大发明。你不能老跟外国人说四大发明，因为四大发明是技术领域的，它不是科学领域的。还有就是你不能一味地说我们中华文明如何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因为特别是你对于亚洲其他的国家的民族来说，他们是非常有这种民族的文化的自豪感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太强调中华帝国在历史上的这种万国来朝的这种文化优越感，实际上在这样一个民主化的、全球化的文化的精神层面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今天这个层面特别强调少数民族的、弱小国家的文化价值，而我们突然觉得富强了以后，有一种大国复兴了，然后那种文化的自豪感，自觉不自觉地就有一点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本身是不时尚的，就是在今天的全球化环境里是会引起反感的，那你既要介绍自己的文化，又要避免这种方式，我们主持很多晚会的时候，经常在主持词里人家会说道，想当年我们盛唐时期万国来朝什么什么的，这里他还是有一点中华帝国的这种感觉。你既然和平崛起，你既然和谐社会你就不应该这么强调，所以这个时候有国外的传媒经历就会让我对这个比较敏感，我就不会这么说，我就会跟外国人说你知道吗？中国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唐朝的时候我们宫廷里的音乐一共是15首还是什么，其中11首都是国外的音乐，都是外国歌曲，也就是说今天在国宴上演奏的一大半的歌曲是外国歌曲，你想中国人多么开放。那么你强调这种文化的包容性就是另外一方面，人家就会觉得这是真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数字不是很准确，反正就是三分之二左右的，这种当时的国家级的礼乐是来自外域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这个传播方式不一样，很重要。否则人家别人就会有抗拒，人家本来就怕你强大了以后对别人形成威胁，一看你们好像是有点威胁，这个就不行，口气就不对了。所以，我想做什么事情应该有方式，像说话一样。做慈善事业也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事情，好像原来是因为年轻没有时间和精力，现在有了一点人生阅历，开始关注这件事情，并希望能用一种方式，让所有的人都能‘心存善念’，这就是我的想法和定位。”

　　“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人可能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灵魂永远都在纯净里保持着一种纯真，当慈善在灵魂的深处被唤醒，所有的歌唱都能感感动天地与鬼神。

　　杨澜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些年来，无论做记者还是做企业，我始终希望能够走一条将个人成长和社会责任相结合的道路。人生很短，精力有限，日后我会更专注于文化和公益事业。我相信，这样的选择也更适合我的个性和特长。”也许这句话就是杨澜开始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