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杨澜访谈录》的台前幕后（2001）(2)

　　杨澜：“周国平是一个人文主义非常强烈的哲学家，我比较关心他哲学不能帮助他解决的问题。比如他人生遇到的爱情问题，他在年轻时代就失去他最好的朋友，郭沫若的儿子，他的第一位良师益友，在”文革”中因为独立的思想而被迫害致死，对于一个年轻人，对于哲学追求的这种打击。第二，他个人爱情生活的几度变化，让他对于人类情感的这种思考，比如他从哲学意义上提倡彼此的自由、宽松的婚姻。但是当宽松的婚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还是轻松不起来。然后再比如说他研究的哲学一直是关于人的生和死的问题，但是当他的女儿去世的时候，他发现哲学不能解除他的痛苦。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当他现在的女儿诞生的时候，一个哲学家死了，一个父亲诞生了。人生的很多问题是不能够纯粹用理性来解决的，人还是要经历、去感受、去活着。”

　　杨澜以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在一种近乎于放肆的行为下来探索着她的采访者，杨澜这样的思维在某一种程度上正决定着《杨澜访谈录》的定位和走向。

　　杨澜用一种主观上很强烈的探索和杨澜方式的提问，来左右着采访的局面，在这样的方式里，《杨澜访谈录》的情感色彩和精神意义就会在杨澜的思想下比较偏重的表现出来，在这方面杨澜觉得《杨澜访谈录》才会有它个性鲜明的独特性个看点。

　　杨澜说：“如果是新闻类的，比如《新闻会客厅》，它重视一个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鲁豫的节目重视一个人的故事、情感，她更感性一点。比如水均益的节目在政策的解读方面。我想说我更关心一些人类共同的精神话题。”

　　谈话虽然只是一种电视节目的手段，但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谈话当成电视剧来观看，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杨澜的节目里这样的提问充满了戏剧性在里面，比如一个哲学家无法用哲学解决的问题，其实就很有戏剧性的。

　　杨澜说：“是很有戏剧性。比如，我最后也是问了周国平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说人类社会每一个国家在进行巨大的社会转变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相应的哲学体系来支持转型社会的精神，就是整体的国民精神。我说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中国的哲学家都做了些什么？他说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或者说今天的中国哲学家还没有提供这样一个精神平台，我不知道是能力问题或是环境问题，还是条件问题。总之，还没有。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哲学家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能够提供什么。我就觉得这种历史的角度和人的精神的角度是我特别有兴趣探索的。”

　　3．音乐的心灵

　　天气很好，杨澜有点忐忑不安，因为今天杨澜要去见一个人。一个可以让世界在音乐里震撼的人。出生在中国沈阳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一个头发又乱又长，个子又低又瘦，固执、热情的有点不近人情的怪老头子。

　　走进剧院的大门，杨澜就听到了舞台上的声音，排练还在继续着。走进剧场，杨澜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等着预定的时间。这时候，杨澜看到了他要采访的对象，坐在指挥席上挥舞着胳膊的小泽征尔。

　　一件宽大的衬衫，很随意的套在小泽的身上，宽松的好像被音乐的骨架撑起了一面帐篷，带着小泽征尔那一头灰白的乱发在随着音乐的情感舞动着。

　　杨澜看着小泽一脸的痛苦随着音乐的起伏变化着，想像着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男人会怎么样来接受自己的采访。杨澜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平时听到的那些美丽的音乐是这样痛苦的过程里完成的。

　　小泽征尔会经常性地在音乐演奏中打断音乐的声音，好像他手里有一种神秘的剪刀，可以随时地去剪断任何一处不是自己想要的声音片段。让杨澜想起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来，如果用这样的剪刀去断流水，会不会让李白如愿以偿。

　　小泽征尔给乐手解释音乐，他嘴里小声的哼唱着旋律，两只手向前好像要把看不到的空气抓到手里展示给大家看一样，脸上的痛苦表情让你能看到音乐正从小泽征尔的每一个肢体语言里倾泻出来。

　　杨澜想不明白，音乐的美丽怎么会以这样的方式体现在一个指挥家的身上，就像是所有的苦难都让小泽征尔一个人背负起来，留下的都是音乐的美丽，等待着前来欣赏音乐的人群。这一刻杨澜想到了自己做的电视，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过程才会把痛苦过滤干净只留下唯美呢？杨澜没有答案。

　　在化妆间，杨澜终于见到了这个音乐名人。

　　小泽征尔推门进来的时候，杨澜还没有从刚才的遐想里回过神来，所以见到小泽征尔的时候没有马上反应过来，愣了一下。

　　小泽征尔居然穿上了一身西装！与刚才好像不是同一个人了。杨澜脱口而出：“刚才那一身其实很好啊！”

　　“噢！”小泽征尔看了看自己，然后说：“这是一次采访，对于你来说，采访就像来为我演出一样，我作为你的观众，应该盛装出席。”接着又指着手表补充道：“很抱歉，我在三十分钟之后，必须中间退场，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开始以前请原谅。”

　　在没有开始采访以前，小泽征尔就让杨澜感觉到了一种亲和。杨澜觉得小泽征尔用“观看演出”来定义自己的采访，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让杨澜体会到了一种来自名人的随和与尊重。

　　人都是在改变的，当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不自觉地就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当你接触的精神世界超凡脱俗的人士多了以后，你也会慢慢的远离世俗。这就是杨澜在接触一个又一个名人之后的思考。

　　杨澜是名人，但杨澜必须要在其他名人的习惯里才能看到名人的影响。古人说：“以鉴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正品行。”杨澜的改变其实就是一种以人为镜在现实生活里的体现。

　　4．心灵的对话

　　在英语的交流里，杨澜知道了小泽征尔的经历。

　　小泽征尔在波士顿交响乐团指挥了29年。也许，这么长的时间是应该离开休息一下的时候了。

　　指挥是乐队的灵魂，同样一个作品，因为指挥的不同，演奏的风格就会不同。同样一首作品，即便是同一个指挥家来指挥，也会因为年龄的不同，时间的不同而有细微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出来就是指挥艺术。

　　小泽征尔说：“美国媒体说我在位的时间太长了，要不是日本企业常年赞助这个乐团，我早该离开了。”说的时候，满脸微笑。眼神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日日夜夜。

　　“为什么选择去维也纳国家剧院任艺术总监呢？”杨澜开始打开采访提纲，这是杨澜一贯的做法，采访之前的功课。

　　“我喜爱歌剧。在美国的管弦乐队当指挥是非常忙碌的。我有时一年能接一部歌剧，有时一年到头也不能完成一部，时间太有限了。有机会去维也纳专心做歌剧，这对我来说太棒了。在我去世前，我还要多指挥几出歌剧。”

　　音乐给人的兴奋点就在于，音乐会让你忘乎所以。杨澜想也许只有真正的音乐大师才会这样痴迷于音乐的魅力吧，像小泽征尔这样，不管是什么音乐，一谈起来就会忘记自己要做什么，原来在做什么，一会儿要什么了。

　　小泽征尔的确有能力让波士顿交响乐团多姿多彩起来。这位生于中国沈阳，幼年时住在北京，在日本接受音乐基础教育，先后师从法国蒙兹、德国卡拉扬、美国伯恩斯坦的指挥家，拥有丰富的文化背景。

　　小泽征尔对杨澜谈起了音乐，这正是杨澜想要的东西。“我认为亚洲的音乐家，从做学生起对音乐就抱有相当严肃认真的态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音乐很难。当你演奏时，特别是古典音乐，你错了一个音符，不行，音量高一点，不行，低一点也不行，快一点或稍慢一点，都是错的。”

　　杨澜一边向上课的学生认真的汲取着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一边做着详尽的记录，好像一个秋收的农夫，要把小泽征尔所有的语句，包括每一个字母都做到颗粒归仓。在采访结束的整理过程中，杨澜想的是另外一种感悟，如果电视也像音乐一样会怎么样呢？就像演奏音乐一样，那样的要求和心态应该会让自己的电视作品更好吧。

　　音乐报答了小泽征尔的这份努力。在日本东京桐朋学院音乐系，小泽征尔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老师斋腾秀雄告诉小泽征尔说：“如果有一天你想成为好的音乐家，你就必须从基础学起，训练耳朵，训练眼睛等等音乐学习方面的常识”。老师苦口婆心的引导让他在日后的音乐生涯受益非浅。

　　小泽征尔开始在杨澜的提纲里积极的发言，像一个听老师话的学生一样，也许，小泽征尔真的是回到了幸福的学生时代吧。当杨澜提醒时间超过了10分钟的时候，这个音乐里的名人挥了一下手，果断的说：“不打电话了。”

　　就是这一句话，杨澜好像又看到了小泽征尔在乐队面前指挥时的武断与自信。这个浑身因为音乐而充满精力的老人，让杨澜感觉到有时候热爱是可以为了自己心爱的东西抛弃一切杂念和社会束缚的。

　　当杨澜在追求自己喜欢的电视艺术时，为了发展自己的个性空间和艺术追求，一而再，再而三的从一个地方换到又一个地方，从一个节目转战到又一个节目的时候，会不会是受了小泽征尔的影响呢？

　　谈起卡拉扬。小泽征尔的话题被打开了。他两眼放光，情绪激动，好像是有种强烈的欲望促使这小泽征尔要一吐心声。

　　遇到卡拉扬的时候，小泽征尔已经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并开始慢慢的成为了世界十大指挥家之一。

　　小泽征尔说：“卡拉扬是位很热心的人。他给我打越洋电话，一打就是几个小时，耳根都发麻了。直到他逝世，我都一直是他的学生。你能想像吗？我做了他一辈子的学生。他是音乐上真正的魔术师。我第一次看他演出是在维也纳，指挥演奏的是莫扎特的曲子。如果你在现场你就会听到，所有的声音在他的指挥下都是那么的和谐。呈现着一种完美的状态。听不到任何技巧的痕迹，没有一点人为的因素。我只能学习，却无法模仿。实际上，我也从不鼓励年轻人模仿我，模仿可是件糟糕的事情。”小泽征尔一边说一边挥动着胳膊，好像对面就有乐队在跟着他的手势演奏着音乐一样。

　　小泽征尔的语言不是很好，不过是日语还是后来的英语，都有点支离破碎的意思，这样小泽就只能用音乐跟大家交流，好在音乐本来就是世界性的语言。但有时候音乐需要语言的解释，让演奏者理解指挥的意图，而小泽征尔的语言又不过关，于是只能借助肢体语言的表达。

　　明白了这一点，杨澜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刚进来时看到小泽征尔所有的动作都好像在一种情感里被夸张到了极点一样，原来那都是音乐的情感在作怪。

　　第三节电视慧眼人生

　　人生总有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情，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悄然来临。这个时候你是选择勇敢的面对，还是胆怯的去逃避事情？对于杨澜来说，阳光的失败注定是人生的一次学习，这种学习让杨澜在阳光卫视的背后还看到了人性中的另一面，于是杨澜在承认阳光是自己人生中最大挫折的时候，也明白了自己内心想要的是什么。

　　1．人情有时候比节目重要

　　在纽约留学的时候，对于电视，杨澜接受了一种教育，只有节目才是第一位的。一个做电视的人，没有什么是比电视更重要的了。

　　豫剧大师常香玉说：“戏比天大！”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杨澜在经营阳光文化的时候，从来都是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去做事情，不敢有一点懈怠与散漫。杨澜说：“我觉得要做一件事儿，如果你是抱着三心二意的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去做的时候就没有尽力，那就更没有成功的希望了。有时候你全心全意地去做还不一定做得好，这时候要再想着孰轻孰重的去做，那就更做不好了。”所以，在阳光卫星电视的日子里，杨澜觉得自己在专心的经营上从来没有成为过问题，

　　退出经营阳光卫视以后，杨澜就开始专心地去做一个电视节目的供应商，所有的与电视无关的事情，都与杨澜没有了任何关系，这样以来杨澜就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电视的制作中来。相对于以前的日子来说，杨澜觉得更加游刃有余了。

　　但是杨澜一样会遇到其他的问题，让杨澜觉得面对于现在的电视环境来说，颇有点无奈的意思，在电视艺术中追求了这么长时间，杨澜不知道应该是艺术第一啊，还是人情第一。

　　有一次，杨澜与一个电视台的台长在聊天的时候，谈论过节目供求的关系问题。杨澜带着采访的味道不经意地说：“目前，我发现在国内的电视圈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哦，什么现象？”该台长有点疑惑不解地看着杨澜。

　　“我发现节目的好与不好，有时候并不决定你能不能找到买家。换句话说，就是你作为一个节目供应商，也不是说你节目做得好，就一定能够卖得出去。”杨澜笑着继续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台长很无奈的叹了口气。说：“杨澜，凭良心讲，我知道你杨澜做的节目如果让我来做的话，一定不如你。越是同样的类型和同样的题材，我们之间的差距就会越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你做出来一定比我这个好。”

　　台长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思考措辞，杨澜微笑着，并不接话，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心灵倾诉。杨澜知道，这种朋友式的聊天会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所以，杨澜很有耐心，像等待麦子生长的农夫，安静的顿在田间，等着听到植物生长时拔节的脆响。此时的空气还是很随意的一种氛围。

　　并没有等待多久，台长开口继续说：“看了你的节目，我觉得首先是你们的创意就比我们的这个好，有什么说什么。朋友吗，杨澜你也别介意。”

　　杨澜接话说：“感谢您的肯定，我怎么会介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