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杨澜访谈录》的台前幕后（2001）(1)

　　第一节电视美丽的通道

　　谈话节目与其他的电视不同，这样杨澜在前期的幕后准备中就给自己的后期留下了大量的创作空间，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杨澜就可以处之泰然的坐到台前，去做自己的本来专业，主持人。在《杨澜访谈录》的制作过程里，杨澜就这样在前期和后期的台前和幕后中频繁的转换着角色，在个人风格旗帜鲜明的光环里，给电视观众带了不变中求变化的全新谈话节目，给所有期待杨澜的人，打开了一扇又一扇走进名人内心深处的窗户。

　　1．美丽的背后不为人知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当人们看到收获的喜悦，往往会疏忽播种时的辛苦。当《杨澜访谈录》从凤凰开始，又在阳光文化的舞台上精彩亮相时，也许会有人觉得杨澜运气真好，却不知道杨澜私下里为了这个节目所做出的前期工作。

　　对于这个节目的背后杨澜诉说的并不是很多，当笔者采访杨澜的时候，她才开始披露出一些有关自己制作节目背后的故事。

　　杨澜在开始做采访以前，都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比如1个小时的采访，杨澜就需要准备至少5个小时的素材，你可以想像这5个小时的素材在杨澜准备的时间里是怎么样的被一种取舍心情左右着。这种取舍还要照顾到内容上的整体把握。

　　我们在看到《杨澜访谈录》的节目时，已经是精心制作完成的电视播出版本了。对于观众来说是完成版，对于杨澜来说是简化版的。因为很多素材受时间的限制被“忍痛割爱”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电视永远是在一个不完美的条件下，你在一个有限的预算、有限的人力的条件下来做的。所以这个时候，杨澜只能这样做，留下最好的。

　　为了让自己的节目成为更好中的更好，杨澜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让真正的学者来参与我杨澜节目的策划，这点与其他节目不同。很多节目都是找一个泛泛意义上的文化人来做节目的策划，杨澜没有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杨澜觉得，起点要高，节目才会精彩。

　　在杨澜开始物色节目策划人的时候，电视业内已经开始了这种动作，不过很多电视策划人大多数都是做文字出身，比如杂志的编辑之类的人士在做，这些人是最早开始进入电视策划的。这跟电视需要脚本有一定的关系。

　　杨澜要做的是《杨澜访谈录》，采访的都是一些诸如国际政治人物，脚本之类的文字杨澜自己也会做，又何必找人呢，所以，杨澜当时的出发点就是抛开业内的“约定俗成”杨澜选择了著名的大学或者是著名研究所作为对象，请一些相关的研究专家来讨论自己的提纲。

　　杨澜说：“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虽然不能保证我问的问题就这么有质量，但是起码可以保证孙悟空没有跳出这个圈子，不会突然问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

　　这好像带点智囊团的味道了。但杨澜并不承认这就是智囊团。

　　杨澜笑着：“什么智囊团啊，谈不上，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经费有限，你怎么可能去请一个很大的智囊团在后面？作为制片人，我必须在有限的经费和最有水准的智囊和策划班子之间来不断地作出选择和调整。”

　　这种大强度的工作，让杨澜开始觉得这其实是对她最好的也是特别大的一个锻炼。杨澜说：“如果我有央视这样大的平台，有一个可以不计成本的班子的话，那当然是一种豪华的团队，但是我认为其实恰恰是在一种不豪华的工作环境中，才特别的锻炼自己，因为你更大程度上需要自己去思考问题。”

　　2．强将手下无弱兵

　　因为经费紧张，因为杨澜必须做好杨澜，所以，很多时候杨澜的班子都在一种相当简陋的情况下搭建成组。而通常意义上，一个制作班组需要很多成员的参与来保证节目的正常制作和后期编辑，比如“加强班阵容”的班组就最少会有一个导演，一个副导演，几个摄影师，加上撰稿，还有制片、场记、灯光、道具、化装、服装等等，这样很一般的阵容，杨澜都是从来都不敢奢望的。

　　杨澜的阵容是一种“游记战组合”的典型阵容。一个班长，杨澜，兼职导演、编导、撰稿、主持等工作，另外再带一个兵，就是专职的统筹，就OK了。当然杨澜还有个策划人当时是曹景行先生。但曹景行先生在这里的身份是“军师”，一般“军师”是不参加野外作战的。有时候杨澜运气好，会有专门的编导，那样就是三人组合了。

　　这样一算，好像杨澜的班底已经成了四个人，但其实就是在两个和三个之间。这样的班底，你说怎么做片子呢？杨澜有杨澜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临时的搭台。

　　杨澜说“对。当然我们不涵盖拍摄团队，拍摄团队是随时出动的，因为当时整个公司是采取灵活的拍摄团队，他可以跟很多组拍，你需要拍摄的时候，他们就到场，然后就走。真正常设的人就是这几个人，三个半人吧。但是我认为在当时我们仍然在人物访谈节目中，我们有创新。一个是当时对这个也特别有兴趣，愿意去钻研这个事，去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最后实在没办法就自己看书，摸着石头过河。”

　　这就是杨澜制作《杨澜访谈录》后的故事。

　　你根本无法去想像，那么多美丽的电视画面后面竟然是这样几个人的精英在支撑着，你也无法想像的出来，这样几个人就是这样创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瞬间。

　　3．眼睛是通往心灵的窗口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朋友。虽然杨澜是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人，但每个人的文化品位决定着他选择朋友的标准，在杨澜的采访对象里，什么样的人物都会有，但杨澜总是会用一种眼睛与眼睛的对视，心灵与心灵的交流来作为进入彼此灵魂深处的一种方式。在不经意的过程里，为你打开一个又一个窗口，那里会有一个又一个美丽的人性世界。

　　杨澜说：“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只有当你走进去以后，你才会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梦想，渴望着展示自己的以前、现在和未来。”

　　但每个人的选择标准不同。杨澜虽然受电视节目的制约，好像没有权利来选择自己采访的对方，但其实你只要留意一下，就会知道，杨澜还是在一定的程度里决定着自己采访的对象，毕竟这样的自主权来自于杨澜在电视谈话节目里的地位。这是一种不用再次证明的证明，权利下放我才能做到最好。

　　杨澜的谈话节目做得好，还跟电视采访的时间有关系。在电视节目里，我们看到的内容只有实际发生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你需要6个素材来编制1个单位，这样以来，采访的时间长短对杨澜来说就显得意味深长，那是一种分秒必争的战争。因为，并不是每个被采访者都会有充足的时间给你来使用的。而杨澜采访的又都是时间需要精打细算的名流，你可以去想像杨澜在采访时对时间的渴望。

　　杨澜在采访基辛格的时候，就遇到了时间的问题。时间只有30分钟。好像30是个很长的时间，但在采访的过程里，对于一个电视节目来说，这点时间几乎是“杯水车薪”。

　　杨澜只能做这半个小时的采访，不是对方不通融，是基辛格的时间太少，这30分钟已经达到了极限，这也是杨澜所能争取到的最大时间。

　　为了这个时间的合理利用，杨澜几乎是掐着秒表来计算的。首先杨澜先用自己的大量时间来阅读他的著作，杨澜说：“我起码看过他的四本著作，然后他的演讲集和国际论文等等，都要看很多。”

　　且不说杨澜如何来采访并设计自己的提纲，只是这段话我们就能看出来杨澜的细心和认真。四本著作，还有演讲集和国际论文等等，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设想杨澜其实应该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采访基辛格的打算，因为这些资料不是短时间可以看完的。如果杨澜真的是有心在此前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那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疑问，对于杨澜决定要采访的人物，杨澜一定有自己的标准，那么杨澜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杨澜已经在《杨澜访谈录》里做了有多长的时间了？没有人统计过，当然电视节目的长度很容易就算出来了，但那只是表面的时间，背后的时间应该更多。杨澜用一种好奇心来做这个节目，杨澜凭兴趣来做这个节目，杨澜用理智和知识来做这个节目。所以杨澜才可能做这么长时间。也因此，杨澜对于什么样的人可以走进《杨澜访谈录》有自己的标准。杨澜对于自己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呢？

　　杨澜：说“后来访谈节目已经是风起云涌，因为大家发现这个是电视上最经济的一种形态，只要是有好的制片人和好主持人就可以挑起这一摊，所以后来谈话节目越来越多。所以这种环境要求你不断地剔除自己不擅长的、不断专注于自己擅长的。我觉得恰恰我的擅长是比较广谱的。所以我发现我的特长。比如水均益的高端访问，他也是政经人物居多，但是他比较偏重国家外交政策方面的谈话。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文化和媒体公司，所以我不可能承担起官方的职责，在相对意义上，我就放弃掉政府立场的东西。只作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4．政治节目的尺度

　　其实，杨澜也做政治的谈话节目，但杨澜的政治谈话没有个人观点，不代表什么来发问，所以杨澜在阳光文化这个民间文化公司的平台上进行采访时，就需要放弃掉政府立场的东西，这时候的杨澜会把注意力放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点上，杨澜选择了另一种角度。杨澜说：“如果我在采访政要的时候，我会比较关注他们对于历史的影响。”

　　在采访索罗斯的时候，杨澜会去关注他在对冲基金方面，他对世界金融市场的不断演进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本人虽然是所谓资本主义的一个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为什么会写一本书，来揭露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杨澜觉得，类似于这样的东西都让杨澜很有兴趣的。杨澜解释说：“就是一个人在他的历史环境下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用英文叙述我们这的节目的定位的时候，就是去跟那些为我们这个时代下定义的人去谈话。当然这在中文里面是很罗嗦的一句话，在英文里（英语）就是说未来的人在谈论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必然会谈到的这些人物。对历史的作用是我对政经人物采访的一个首要标准。”

　　杨澜的视线里什么样的人物都出现过，当杨澜做了几次政要人物之后，就会把视线放到其他的文化领域里去。比如文化名人什么的，杨澜对这些人也一样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杨澜对他们有兴趣可能跟杨澜本身也是文化名人有关。

　　杨澜对于文化、娱乐类的所谓公众更关注的一些人物，《杨澜访谈录》也是有所保留的，并不是所有的公众人物都能走进《杨澜访谈录》。杨澜说：“我的标准是他所做的事情和他所提出的观念是要有创建的。比如说明星有很多很多了，你如果都去做明星，你就做成《艺术人生》了，显然我的节目不是《艺术人生》，我的节目也不完全是以讲故事为主，比如鲁豫可能是《说出你的故事》，他关注着一个公众人物或者是普通老百姓的故事性。而《杨访》比较关注内心的历程和思想性。所以我无论是采访田壮壮、贾樟柯、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这些导演，我就很少会去问他这部电影怎么拍？很少会问他完全是个人故事方面的。我很想关心为什么你的电影一直很有一种愤怒感呢？是什么东西给你这种压抑感了？比如贾樟柯这种游走于边缘，虽然有一种独立的成就和自尊，但是他给你的孤独是不是能够承受？所以我比较关注精神层面的。”

　　精神永远是一种很抽象又很具体的东西，说精神抽象是我们无法把握，也无法看到，说精神具体，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对话的人，视线里的人，来准确的感知，这可能就是杨澜给《杨澜访谈录》的定位吧。

　　杨澜说：“还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约翰·克里斯托弗》，可能有一些这方面的影响，但是我好像就是觉得天生对这些有兴趣。当然我不能保证他们跟我说的百分之百都是实话，但是我试图去发现精神世界的东西。”

　　这就是杨澜给《杨澜访谈录》做的定位，如果你有幸要去做客的话，可一定要准备好，因为杨澜的兴趣全在精神世界里，那是一种内心的倾诉和挖掘。

　　第二节走进名人的精神世界

　　名人的精神世界有别于常人，又等同于常人。有别于常人的原因是因为名人的精神世界因为情感的经历和人文内涵的审视超越了常人无法体验的境界，等同于常人的原因就很简单了，既然名人也是人，就一定有常人的心态和经历。杨澜用自己的视角打开了一扇通往名人精神世界的通道，我们只需要轻轻的走进。

　　1．叛逆的话题

　　名人与名人之间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从中国的古代到现在的中国，这些名人之间的对话可以让我们窥视名人之所以为名人的精神世界，这些名人之间的行为，可以让我们看见文化在精神领域里的动态和质感。

　　在《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个名人与名人的故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就是古人的性情在精神世界里的清谈。

　　在采访名人的过程里，杨澜也是这样一种心境下的对话，比如，杨澜在采访哲学家周国平和有争议的八零后作家韩寒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相像。

　　杨澜说：“我最近跟周国平和韩寒做的访问，我就觉得很意思。一个是八十年代叛逆的，

　　比如说我采访韩寒，我就想知道，叛逆的底线，结果我发现他的叛逆只是他需要这个社会，当一个孩子从一个男孩成为一个男人长大的时候，他必须有一个自己独立的、个体的身份，他要有独立身份的时候，他必须向一个夫权的社会挑战，但是他的骨子里可能有一些非常传统的东西。所以采访韩寒时，我的整个的主线就是叛逆的底线是什么？”

　　叛逆是一个话题，也是最近十几年来浮出水面的话题，好像我们的社会让很多小孩子突然一下长大了，他们开始用一个审视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了，这样，就会发现很多不自在的地方，这样就有了叛逆。

　　其实叛逆说白了，就是：“不听话！”

　　2．哲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