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干活吃饭（1934—1979）(15)
红尘云云，其实是很具体很实在的。
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的队长叫做马木提·乌守尔，他原是一生产队队长，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有一些先进事迹，到北京、大寨等地参观学习了一回，回来后担任了大队长。
他身材魁梧，嗓音浑厚，留着神气活现的小胡髭，堪称美男子。他喜欢嚼食一种新疆烟草制作的小球丸：那斯。据说那斯非常刺激，嚼食那斯比吸香烟更令人上瘾。
我到达巴彦岱的时候是春天，不久天就热了，但马大队长仍然穿着厚厚的条绒棉衣。我才知道，他无钱买夏季的衣服，而换不下身上的衣服来。
我也见到过大队长夫人，被“全体人民”认定了能花钱的一位女性，她走到路上哼哼唧唧，娇滴滴地说是这儿痛那儿疼，看看她那个破衣烂衫的样子，你也绝对看不出奢侈浪费的影子。
生产队开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说明全体社员创造的微薄的钱，为什么看不见，分不着。有一位油嘴滑舌的老汉族农民，老石，他一次在队里开会时放言：“光知道说没钱，为什么不想办法？听我的，马上就进钱！”
等大家问他的妙计的时候，他说：“所有干部，都把老婆拿出来，砌一座大炕……”
下面笑骂成一团。居然还有一个老太太响应，此老太太据说过去有过从事某种古老职业的经历，她说，她当年，挣的是“天罡”（银元），一次“生意”，比现在干一年还挣得多呢。
大队书记叫阿西木·玉素甫，稀疏的小黄胡须，认真的工作作风，从不疲倦的身影。他也基本不识字，但说话做事都很有条理，也相当沉稳老练。
大队还有一个副大队长，叫塔里甫，他瘦高，较弱，尤其是他有一个小孩，患有严重的佝偻病，十多岁了，不能起立。孩子长得非常俊秀，两眼如水。我急切地与塔里甫谈补钙的事，他说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遵医嘱给孩子补钙，无效。
过了两年，孩子死了，全村的人去送葬。
在大队，我协助塔里甫抓过水利。
队里的会计也叫阿卜都热合满，很俊秀聪明，大眼睛更像一个演员。他喜欢读书，还能画画，配合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他画了不少连环画。
有些连环画画的是他的亲戚的“反动”历史或“反动罪行”，会计的特点在于，你让他画什么，通过绘画批判谁，他都努力画好，该把谁画成魔鬼就画成魔鬼，该把谁画成恶棍就画成恶棍，同时，他照常去这些涉嫌阶级敌人的人的家，照常尽后辈之礼、后辈之劳务。他把公私分得很清，公事公办，私事私办。而且不仅这位会计，别人也大致如此。
队里的出纳叫伊里泰，他很活泼、友好，会说一些汉语。一次在巴彦岱至伊宁市的公路上我们二人从两个方向对面骑自行车相遇，他手里正提着一瓶酒，便热情相邀，到路边的青纱帐中，拧下自行车铃的盖儿，以之做酒杯，我们一人一杯，为友谊与各自的家庭干起杯来。他本来有更好的“前程”，但他娶了一个地主的女儿，影响了官运。应该说伊犁的“四清”，搞得比较温和，没有怎么样。如果在别处，仅此一事不知道会搞得怎样鸡飞狗跳。他的妻子叫玛丽亚姆，大眼睛非常动人，永远是求助乞怜的样子，她一口一个“伊里泰哥”，声音与言语都是甜甜的糯糯的，令人不能不为之动容。
有许多以共产党为敌的人士，总是不停地大骂党的农村干部，有一个简称叫做“村干”，似乎是村干们无恶不作。毛主席等领导，也在整顿农村基层干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搞了许多运动，农村干部有“春天的红人（指刚上台），夏天的忙人，秋天的穷人（指无法兑现社员的工分收入），冬天的罪人（一入冬就该搞整社之类的事了）一说。
但是我要说，我喜欢我的这些大队同事，大队的干部，同情他们。我的唯一一次大队级特权享受是去了一次瓜地，足足吃了一回瓜。马大队长吃起瓜来踢里秃噜，听声音更像是在喝水，像是哪吒闹海，他根本不需咀嚼，自然瓜子吐出，瓜水下肚。吃完瓜，伊里泰笑着告诉我说是此位大队领导与看瓜的老汉的女人有染，我无法判断他是开玩笑还是当真。
看瓜的老汉须发皆白，他的女人高高大大，年轻得多，但是此女子特别主动告诉我，她的男人并不老，只是少白头白须。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他们在瓜地里盖了两间简易的土房，房子歪歪扭扭，但是房前栽了许多鲜艳的花朵。
看瓜的女人送给过我一只黑白花的猫咪，它是我见到过的最有智力和尊严的猫，它的故事我写在《狂欢的季节》里了，我认为这是我写得最好的故事之一。
一九六五年五月开始，我担任副大队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根据上级布置，我每天清晨教他们维吾尔新文字，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完全想不到，学习对于他们是这样困难。只要一开始学习，健壮英俊的维吾尔农村干部，立时哈欠连天，鼻涕眼泪，苦不堪言——他们确实宁愿意去完成土方或者割草。
我跟随书记大队长检查夏收秋收，大雨中检查房屋漏雨状况与人民生活，调解农家纠纷，评比收割进度与生产队学习毛著情况，推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每天忙活，更主要是参加一生产队与六生产队的劳动，也东串串西走走，参加婚宴也参加割礼，参加公社社员的互助劳动，例如别人盖房时，我们帮忙去上房梁与椽子、顶棚席子。我也常参加丧葬乃孜尔（祝祷聚会），参加歌舞饮酒聚会，听到各种艾买提赛买提（犹言张家李家）的家长里短，乃至私密、逸闻、传说、笑话。我很快就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一员了。
於可训教授在他的《王蒙传论》一书中，说王与新疆曾经是相濡以沫，此后，他们可以相忘于江湖啦。
说得深刻而动人。不过，我要说，不是说此后就完全可以相忘了，不，相濡以沫的客观与主观的要求，不会随老王的回京与复出而终结。
活着，我们大家也许永远需要相濡以沫。
21.再走远一点吧
我去伊犁的时候恰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少，我到的时候未发现什么斗得死去活来的紧张气氛，倒是都挺轻松和善。
工作队里毕竟来了一些干部、大学生之类的人，文化高一点。有些年轻干部，不开会时就教农民唱革命歌曲。喜欢唱的也多是上过中学的回乡知识青年，他们唱得很好。上工时，走在泥泞不堪的路上，一唱歌果然就豪迈起来了。
那个时候的歌曲都是多么阳光，那个时候的歌词又是多么一相情愿，尤其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它是李劫夫的作品，李曾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他的歌之大气、豪迈、高人一头，旁人非能望其项背。
此时正提倡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要队队搞“文化室”。这里的文化室主要靠社教工作组的年轻干部与队里的会计出纳等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共同构建。没有房子，就硬性腾出来生产队的木工房，摆上毛著、一些政治宣传的小册子，还有汉文与维吾尔文的报刊，墙上也挂上毛主席像和毛泽东与鲁迅的语录，说这就是文化室啦，倒也算差强人意。县里搞过一次对于文化室的检查评比，检查组前脚走，木工后脚进驻，进屋仍然是锯刨锛凿的声音，仍然是锯末与刨花的香气。
我曾被吸收参加社教图片展览的文字说明的编辑工作。颇感荣幸，又觉不过如此。其中有本地大巴依（财主）易卜拉欣（简化译成乌拉音）布鲁特（小胡子）剥削农民的事迹——罪行。我从而认识了些参加这一工作的记者与画家。
画家本来就很辛苦，登梯爬高，纸、布、笔、刷、颜料，衣服也经常被墨、被颜料、被尘土弄得相当肮脏。在农村，他们的样子与“苦力”分不出来。记者们提倡要下去蹲点，一下乡就是一两年，一个个也是艰苦朴素，土意盎然。
紧挨着巴彦岱二大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的工程处，女作家毕淑敏是出生在这里的。工程处一是有一个百货食品商店，购物方便；二是常演露天电影，当地农民都可乘机免费看电影。我一到那里就看上了电影，有时人太多，我就跑到幕布背后去看，左右相反，幕后的布块也可能有些不够平滑之处，但总体效果仍然很好。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看了电影《草原晨曲》，是“大跃进”之作，由于“大跃进”
时期我在北京郊区劳动，许多片子没有看过，想不到能在这里补上。此片写包钢建设对于蒙古族生活的影响，玛拉沁夫编剧，其中有一首主题歌，歌词是海默写的：
我们像快乐的骏马，奔驰在草原上，啊哈唉呼，为了远大理想，像燕子般地飞向远方……歌曲非常好听。我们一生产队住在庄子那边有一户困难人家，有一小女孩名字也叫玛丽亚姆，她特别找我教她唱这首歌，有趣的是，一唱到“啊哈唉呼”，她就把它改成典型的南疆维吾尔调子。
这个玛丽亚姆是个小大人，什么都不论（吝），带点野性，聪明绝顶。她的学歌令我高兴。
二大队走到伊宁市，也不过一个半小时左右。我很有兴趣地步行过几次。
先经过一批苹果园。然后是公社一大队所在地叫做汉兵。然后是解放军的摩托连。
然后有一点硝碱不毛之地。然后是皮革厂和长途车站，长途车站附近挤满了出售莫合烟、卷烟纸，然后是不知从哪里来的从领导人到雷锋再到电影演员剧照的小画片之类的摊贩。那边有一个大的供销社十门市部，在伊犁很有名。它的售货员都是维吾尔族，卖有很好的蜂蜜与鲜奶油和酥油，这是此地最有名的特产。
再走一走到了阿合买提江路口，树木茂密，西公园和伊犁日报社位于这里。
接着有一排小饭馆，羊肉与洋葱（当地称为“皮牙孜”）味道极其诱人。门口挂着小黑板，上书“大半斤三角，小半斤二角五分”，这里称五两的拉面条拌肉潲子为“大半斤”，而称四两一碗的面为小半斤。此外有烤包子和馕，新出炉，颜色红亮，麦粉香与肉香葱香扑鼻，活活爱杀人也。而且我到达伊犁的一九六五年，风调雨顺，伊犁的形势大好，外边买馕免收粮票。
再往前走是西大桥，从这儿往东就是机场。桥下有一位俄罗斯族公民，他始终在那里卖莫合烟和蜂蜜，有时还有哈萨克族人民喜欢吃的奶制品。即使后来“文革”开始了，一切接近私商的行为都受到了迎头痛击，但是此位长着山羊胡子的俄罗斯同胞，一直坚持小本营商，不受潮流所动。是的，伊犁就永远这么伊犁！
再往前走就更热闹了，尤其是兵团农四师主管的绿洲影院，绿洲食堂等。
我在绿洲食堂吃过一次回锅肉，还喝了白酒，微醺中唱着歌走回巴彦岱，也算一乐。但由于肉太肥，消化得不佳。
最繁华的地方，伊犁的市中心是红旗大街与解放路交叉的路口，那时本市的最高层建筑是三层楼房，而这儿就有几座三层楼：绿洲饭店、邮电局、商业局和伊犁州党委，几幢建筑都是斜对路口，围成一个八角形的中心广场，使你觉得辉煌。
从这边往东走，有三层高的红旗百货大楼，红旗食堂，红旗小吃店。再走过去便是著名的汉族巴札了，说是汉人街，其实更多的是本地民族居民的集贸市场，包括我的房东，买卖牲畜农具工具山货都要到那里去。我也在那里采购过一条厚厚的羊毛毡，铺在土炕上御寒解累。
汉人街一带有许多民族特需物品的生产作坊与批发零售商店，如靴帽、铜器、乐器、大布（民族手织粗布）服饰等。还有一批旧货寄售商店，也算特色。
……什么是边远地区，什么是边陲小镇的风情与启示呢？从北京到这里非常遥远，时差近三个小时。而越是遥远越是祖国辽阔广大的证明。这里十分平凡，这里永远低调（根本不需刻意保持），这里就是那个需要脚踏的所谓“实地”。
而且，这个美丽的绿洲，这里的生活被浩瀚无垠的戈壁滩、沙漠与荒山和人迹稀少的原始森林所包围，后者更有一种大自然本身的威严与宽广，后者更像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后者给你以无情的参照：永恒，寂灭，不仁，空无，包容与安息。后者在无言中似乎告诉给你许多许多。
一九六五年夏天，我的兴奋灶集中到如何与芳团聚上。好在刘萧芜同志有言在先，可以把老婆接过去。芳早早与她工作的学校领导打了招呼，领导态度明确：不放。芳在那里工作很好，属于骨干教师，在一个工作人员单位拥有制的环境里，不放就是不放。但是我们从来有信心，除了无力回天的大形势外，别的事，下决心去做都有希望。毕竟我们有我们的经历与特点，实际上仍然受到了许多照拂。例如芳所在的学校的校长张树荣，言语行事，有不俗的表现。他终于同意芳的离开，他说了一句：“王蒙，厉害！”其含义非我们能够破解的了。
于是芳下决心，利用暑期把孩子送到北京的姥姥、奶奶家。而我也回到了乌鲁木齐，说办就办，只能成功，不能含糊。自治区文联出了函，而动作全靠芳一人。当时芳显得不卑不亢，大模大样，很有派，很有底。她抓住了几条，第一，是我们要的是下去，接近基层再接近基层，符合毛主席的指示，方向是对的。第二，是自治区有关领导提出来的，王某人可以将家属接到伊犁。第三，教师工作调动，暑假是个机会，抓紧办于公于私都有好处。如此这般，那种体制下最难办的人事调动事项，硬是让她几十分钟就拿下来了。
我还记得她到市教育局去办理手续的情景，她穿着一身灰色的面料与式样相当出色的北京产女式干部服，精神奕奕地去到了位于红山的市政府教育局。
我则在对面的西公园等她。原来市教育局也还要扣一下人的，说什么上面有指示，不能放走任何一位教师。我等了一个小时的样子，她出来了，一脸的喜气，她据理力争，若要让别人不动摇首先是自己不动摇，最后，当然是办下来了。我们面对着乌鲁木齐西公园的称做鉴湖的一池秋水，观赏着边疆地区的早到的秋意：已经有不少的落叶乃至黄叶；感到的是心想事成的喜悦，是夫妻团聚的欢欣，是来日方长的指望，是不幸中仍然有着的大幸。芳的心愿很简单，我的心愿也是同样的简单：只要有你就行，只要在一起就行。希望不断地变成失望，同时，一旦变成了失望，又产生着新的希望：团聚在美丽的神奇的伊犁，漫步在白杨林荫大道与伊犁河边，与少数民族的农民朋友生活在一起，见人之未见，学人之未学，知人之未知，深入宝山，必不会空手而归。
我与芳在好友陈柏中、楼友勤伉俪家住了一宵，我们无法说更多的话，但是大家明白，心照不宣。次日凌晨即起，赶到老满城回族司机马师傅的车那边，我与芳坐在驾驶楼里，东西行李头一天已由文联的车子送到装好，开拔，出发，就这样开始了新疆生活的一个新阶段，最无奈，然而也是最有趣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