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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干活吃饭(1934—19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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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经过荒芜的克可达拉——意为蓝色的荒野,这个词在蒙古语中与维吾尔语中是一样的。经过三台海子——赛里木湖,它是同等海拔的最大的高山咸水湖,它倾诉着这里原来的大海身份。此湖水蓝如玉,晶莹透亮,前所未见。
     
       天更蓝,白云更白,水里天上,一样地清晰。沿湖岸汽车要跑一个多小时,多大的湖呀。三台完了二台,则是枞树林区,时有放牧的哈萨克人与林木工人经过。
     
       圆木房子如同童话世界。趁汽车休息时间,我与芳在枞树林前合影留念,是马师傅为我们按的快门。我们俩都穿着购自喀什噶尔的出口转内销风雨衣,我戴着鸭舌帽(新疆叫砍土镘帽子),居然还有点当时实是臭不可闻的“作家”形状。
     
       然后进入伊犁河谷,经过霍城,据说离中苏边界只有四十多公里,思之血压升高。
     
       经兵团农四师五零农场,再往下,就到了我们的新家,我们的又一个故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了。
     
       22.学习——我的不可剥夺的看家本事
     
       一到伊宁市,我陪芳用差不多一小时逛完了伊宁市的精华部分,她来以前我写信说伊宁是共产主义的样板,因为这里分不清城市与乡村,公园与街市,知识分子与工农。
     
       她对我的共产主义城市的规模可能略感失望,但仍然掩盖不了重新团聚的欢欣。我们一起到红旗食堂用饭,她对菜单上的所有炒肉片炒肉丝回锅肉粉汤肉都不感兴趣,她居然向服务员问:“有没有烹大虾?”令我晕倒。是白痴吗?
     
       在新疆,不但吃不到虾,那时吃鱼、吃米饭、吃鸭、鹅直到喝啤酒……都是罕有的奢侈。是轻狂?是忘乎所以?
     
       而这又是何等地快乐!一个进入了另册,另一个也碰到了致命打击,离开了大城市,再离开次大城市。不能“用”,不能上台盘也不能工作。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许多公民权,受到了各种贬斥。需要走开再走开,靠边再靠边。你不知道下一步还有什么风波,什么麻烦。但你们仍然在一起,不离不弃,同甘共苦。
     
       你们欣赏着边陲花园城市的美妙风光,你们侈谈着也向往着共产主义。你们在饥饿的记忆犹新,还没有完全吃饱的状况下去吃小小的对当地来说却是大大的餐馆,你点了烹大虾!你想到的是烹大虾!你根本拒绝承认逆境,拒绝所有的艰辛!你能毫无惧色毫不含糊地提出吃烹大虾的命题,这就是我们的宣言我们的告示我们的精气神啊!
     
       烹大虾,你好!可惜的是当时还不知道澳洲龙虾和大鲍翅,否则,芳一定会点澳洲龙虾外带大鲍翅以及冰糖燕窝的!
     
       到达伊宁的头几天我们住在宋彦明家。宋与他的妻子对我们睡地板十分不安,我认为地板极好,隔潮,有弹性,与床板无区别。宋就芳的工作安排与有关单位谈判了一回。文教处先说把她分到伊宁县,吉里圩孜——红星公社所在地,距伊宁市四十公里。但是宋坚持还是往市里分。最后,芳分到了市二中,解放路上,旧称三座门,绿洲影剧院对过,西大桥——机场路旁。二中过去称为维吾尔学校,俄式建筑主楼,地板地,雕花包皮革的门,讲究的窗扇与窗户。这个学校历史悠久,地点适中。我们找了一辆手推车——也叫拉拉车,把行李和少量家具器皿装上,向学校推车搬家。路经西大桥,我们俩推着上桥有点吃力,这时来了一位留着小胡子的方脸健壮的维吾尔人,他帮助我们把车推了过去。他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说是二中,他说他就是二中的语文教师,便一路帮我们推。我们临时住在原团委办公室,而他住在对面的单身宿舍。
     
       他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祖尔东·萨比尔。天涯何处无芳草?天涯何处无奇缘?
     
       我们首先暂住在校团委办公室,想不到来到这里仍然与共青团有这样的奇缘。
     
       到了冬天,芳分到了新落成的教师家属房,平房,大致算是一明一暗,一进门,算明,有八平方米,再进一个门,是约十二平方米的主房,对着解放路二巷,一条宽宽的胡同。主屋的窗户很低,据说当地居民有席炕而坐,隔窗观景的习惯。我是多么珍惜,有了自己的一个方方正正的窝,属于自己的避风港。我的岳母习惯于说的一句俏皮话是:新盖的茅房三天香。新的总是好的。由于是新抹好的墙,而这墙是先将麦秸泥抹在砖上,抹得光滑锃亮,再刷上一层或多层石灰,取其白净。我们进家的时候四壁尚未干透。与北京不同,伊犁地区不是夏潮冬燥,而是夏干旱而冬季多雪潮湿。房间里一生火,温度一升高,新麦秸里混藏着的麦粒纷纷发芽,墙上满是绿苗。我对自巴彦岱来访的农民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我种的实验田。
     
       类似的故事是伊犁的电线杆子,新伐的木头,一头刷上沥青,栽进地里,过几天,电线杆子发芽了,长出鲜嫩的绿色枝条。可能多数情况下,这只是木头内部的生命汁液在起作用,这样的枝叶当然不会成长,只能凋落。但是我仍然愿意把它看成伊犁这个神妙的地方的土地与风水的活力的证明。什么是伊犁呢?为什么说伊犁是塞外的江南呢?噢,那是一个栽上电线杆子也能发芽的地方。
     
       好也罢赖也罢,又是一番日子。
     
       我劳动,我喜欢麦场上的工作尤其是扬场。抄起木锨,选择方向,金色的麦粒如虹如瀑布如雨点如精美的几何线段如臂膀的延伸,瞬时落成一堆,转眼成小山中山大山,麦秸麦麸与尘土随风而去,飞腾如烟如云如雾,肌肉紧弛,上肢伸屈,姿势衔接,心情舒展,不是体操,胜似体操,不是舞蹈,胜似舞蹈。
     
       我也喜欢装车卸车,包括高轮牛车、胶皮轱辘和卡车。新疆古代就有高车国的说法,证明那种适合走多渠沟的路面的高大木轮车古已有之。给这种车装卸多半在秋天收获的季节,夕阳欲下,田野里到处是一种植物的酸甜相混的凉香,把谷物麻袋或者草秸高举过头或者一甩抛下,令人觉得舒展。胶皮轱辘的三套马打着喷嚏,发着汗气,大泡尿尿和随地排粪,都给人以豪迈的感觉。而给卡车装麦子,最多一次我扛过一百一十五公斤的麻袋,上肩背,直腰,踩着颤悠的跳板,进车厢,甩下,吸两口伊犁河畔的秋天的芬芳空气,不免有几分得意。
     
       搬运苦力,与王侯将相一样,宁有种乎?
     
       我时而回到二中,享受劳动锻炼与居家赋闲的有机结合,享受动荡中的小日子。此时全国的知识界尤其是文艺界已经斗了个天翻地覆,一个个都是大祸临头,心惊肉跳,狼奔豕突,朝不保夕,而我跑到了远离政治中心,遥远啊遥远(苏联歌曲名)的地方,暂时过着太平小日子,我简直得其所哉,除了王某,谁有这个运这个机遇这个尴尬中的浪漫!谁能想象得到王某人是这样在伊犁的杨树林间,清清的渠水旁,洁白的雪峰下面,距离边境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与少数民族弟兄一道吃着串烤羊肉,喝着土造啤酒迎接索命追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有时芳到农村看我,她每次来都给房东带点礼物,深受欢迎。她一来赫里倩姆就会提高八度至十六度用兴奋的真假嗓混合的女高音说话,刹那间爬到树梢为她够果子。我们住在小小的土屋里与燕子一家为伴。我们必须精确地计算时间,才能在不影响她的教学与我的“锻炼”的前提下多聚会几次。我称我们在伊犁的生活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这是当时正宣传得如火如荼的“三八作风”里的那个八字真言。
     
       我不在时芳常常为临街的小窗而困扰,从那个小窗白天可以看到听到站在白杨树下,清水渠旁的美貌女伴们的青春絮语。
     
       深夜,隔窗可以听到喝醉的马车夫一步一跌地唱着伊犁民歌《羊羔一样的黑眼睛》。其声如吼如哭,如怨如诉,如剖心沥胆如叹息如向真主的祈祷,苦辣酸甜,人生百味,尽在歌里。闻之泪下。
     
       然而这两扇临街的窗毕竟太开放了太面向世界面向大街了,芳会神经紧张得一夜难以入眠。有一次窗子被顽皮的孩子打烂了,就更没法办了。
     
       我们的窗离大门也比较近。解放路二巷六号,是我们这个二中的家属院的侧门门牌,是宽宽的土路。走到胡同口,就是解放路了。把口处是卖土造啤酒的小贩。出售后打开橡皮塞时发出一闷声加一脆响,乒——乓,很有点刺激。
     
       后来经过多次对照核对,我判定,这个伊犁的土造啤酒,其实就是俄罗斯人爱喝的喀瓦斯。
     
       深夜回家,骑自行车走过旷无人迹的苹果园和盐硝地,体会孤独的夜行人的剽悍的乐趣。一次深夜骑车,将从农村采购的鸡蛋摔到了公路上,咕叽咔嚓,蛋黄蛋白蛋皮分了家。有一次到家太晚,校门已关,我将破车放到窗下,我自己从大门的底座部爬了进去。半夜又听到巡查者在我们的临街的窗下研究这辆破车的蹊跷。生活林林总总,无奈万般,事后都变成了有趣的回忆,说下大天来,我们那时候是多么年轻,多么年轻啊。
     
       出于“深入”的火热心愿,出于对新鲜事物的强烈追求,出于对领导的指示的认真执行,出于自幼爱学习爱读书深信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基因;也无须避讳,是由于填补空白的需要,除了劳动、顾家,我的全部脑力都用到了学习维吾尔语上。从字母学起,随时请教上过学的农民。我自找的课本还是自治区成立前由新疆省人民政府行政干部学校使用和编辑的。
     
       赫里倩姆的继外孙女,七岁左右的小学生热依曼听到我高声朗读课文,便自动来充当我的老师,她字正腔圆,口舌利索,清清楚楚地给我示范阅读,我听着,如听仙乐,如闻仙谕。
     
       我实在感谢我的父亲,他恰恰在此时给我寄来了三部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商务版《汉语词典》,和最新一期《中国语文》杂志,后者刊有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民族研究所朱志宁研究员的文章:《维吾尔语简介》。这篇文章言简意赅,内容丰富,对于一个急于学会维吾尔语的我,字字珠玑,字字甘霖。
     
       我做到了发烧学语言,我做到了走火入魔,乐以忘忧,以一当十,一隅三反。
     
       我知道灌耳音的重要性,我没有事就听,听得懂听不懂,都拿维吾尔语当音乐听。
     
       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听维吾尔语广播,一听就听几十分钟,虽然没有听懂多少词。
     
       偶有耳获,捕捉住了一个什么词儿,如同得了奖中了彩一样地欢喜。
     
       我做到了学一个词就把这个词与生活、与客观世界而不是仅仅与汉语的相应的词联系起来。这样,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做梦说梦话也是维吾尔语。
     
       我感谢命运,给我以就地学习,火线学习,疯狂学习的机遇,学出花样,活学活用,边学边用,边错边纠正。学了就套瓷,学了就加深感情,学了就深入,学了就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两只耳朵,多了一个舌头,无限风光在语言!而我同时接受语言学的正规指导,归纳成理论却又时时保持着鲜活的魅力,保持着毛茸茸的原生态。
     
       几个月后我就在生产队的会议上用维吾尔语发言了,我的发言的内容是批评记工分的平均主义。我受到了众社员的欢迎,他们甚至于要评我为人民公社的“五好”社员。
     
       而此后“文革”的兴风作浪更给了我死记硬背维吾尔语的大好机会。语录,我读维吾尔语的。老三篇,我读维吾尔语的。唱歌颂毛主席的歌,我唱维吾尔语的。
     
       喊口号,打倒这个那个,批判这个那个,还有主席万岁,坚持这个反对那个,我都用上维吾尔语,而天天读,当然是天天读维吾尔语毛选,叫做卷不离手曲不离口。我至今记得“红宝书”头几页的维吾尔语语录,我至今能够用维吾尔语背诵《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的头几段。我至今说起来眉飞色舞的是,“文革”中我在家里高声读《纪念白求恩》,一位维吾尔族老太太过来大声敲我的窗子,她说,她以为是收音机的广播,她说我读得太好了!
     
       而且我很快就攻坚阅读。老文字的,新文字的,斯拉夫字母的,北京民族出版社的,乌鲁木齐新疆人民与新疆青年出版社的,还有不少阿拉木图与塔什干的,还有乌兹别克语的(与维吾尔语相当接近),“合法”的与“破四旧”中社员上缴的“犯禁”的维吾尔语书籍,我都拼命看。鲁迅的《呐喊》、《彷徨》,高尔基的《在人间》,阿依别克的《纳瓦依(维吾尔族诗人)》与《圣血》,原文的《纳赛尔丁·阿凡提的故事》(即阿凡提故事),艾尼的《布哈拉纪事》,还有《花拉子模》、《我们时代的人们》、《骆驼羔样的眼睛》,还有《乌兹别克民间故事集》……而在最最精神匮乏的年代,我获得了一个手抄本的乌兹别克语的《柔巴亚特》,古波斯欧玛尔·海亚姆著,郭沫若的译法是莪墨·伽亚谟著的《鲁拜集》。
     
       我试译了一些,也至今能够背诵一些它的诗。
     
       23.干活吃饭
     
       “文革”的炮火即将打响的时刻,伊犁地区于一九六五年冬展开了大湟渠哈什河龙口工程大会战。它的农区全靠大湟渠灌溉,水源来自伊犁河赖以发源的上游的哈什河。哈什河、巩乃斯河与特克斯河,三河会聚,乃成伊犁河。
     
       而此龙口截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据说还是清代林则徐流放伊犁时组织修建奠定的基础,此后仅有保养,并无改造。到了人民共和国时期,当然要喝令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先是把大湟渠更名为人民渠,再是以伊犁州党委田星五副书记为首成立了指挥部,做好了新建引水渠首、西岸总干渠、节制闸、退水陡坡与引流式水力发电站的计划。于是调集了东三县的几十个公社的数万民工,在伊宁县团结公社的地盘,哈什河畔的丘陵上挖了无数地窝子住人,用铁锨、砍土镘、洋镐、抬把子等原始工具和一些畜力,拉拉车,打响了重整河山的大会战。
     
       人多势众,“人海战术”,这确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依仗,一种气势。当然,人们也为之付出了不少代价。从经济上看,这种方法肯定不是最好的,但对一个新生的标榜革命精神的政权来说,也有它的振奋力与煽动性。
     
       与在家的农民比较,工地的生活不错,常有肉吃,地窝子之间的空地,便是牛羊的祭坛——屠场;但由于奶的供应无着,喝不上奶茶;白面馕包谷面馕基本上都能吃饱,这仍然得感谢六十年代初期对于经济工作的调整。工地有小卖部也有饭馆,饭馆里有拉面也有粉汤。饭馆是一个大地窝子,门口挂着厚厚的棉门帘,门帘四周与里层结满了冰霜,你如果力气不够,连掀起这样的门帘也做不到。社员们上工前大声喊口号,工地上大讲学习老愚公,隔几天还评一回先进呀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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