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一天，我和泥蛋正在山里犁地整地。泥蛋那个在建筑公司当科长的周同学专程找到地头来了。泥蛋让他回家，他说说完事就回去。他们便在地埂上坐了下来。
     
     　　周同学说：“臣功，你这回捅大漏子了。”
     
     　　泥蛋问：“你听到什么了？”
     
     　　周同学说“‘包产到户’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从上而下谁不把‘包产到户’视着过街的老鼠，只要见着就得扑灭。你臣功的胆子好大，带领蚌壳岭生产队搞分田单干大包干。全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都知道了，传得沸沸扬场，议论纷纷。听说有人将你们蚌壳岭生产队闹包产到户的事，向地委主要领导打了小报告。我还听说赵书记迫于压力，在县委常委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甚至还有人提出先把你抓起来关进去。听到这些消息我就赶过来了。你还是到外面去躲一躲，等风头过了再说吧！”
     
     　　说到这里，周同学从身上掏出一张《人民日报》，是3月15日的报纸。他指着头版上的一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读者来信和加了很长的编者按语，将用红笔打了杠杠的话念了出来。“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户、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户、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念完后他说：“《人民日报》态度非常明确，这种命令口气也决非编者自身的语言，它是有来头的。你要认清形势，好自为之。我走了。”泥蛋也不好强留他，也没心思留他，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声“谢谢！”
     
     　　目送周同学消失在山野里，泥蛋的心情一下子昏暗了，他一屁股坐在刚翻过的土地上，抓起一捧新翻的泥土，仰望苍天，自言自语道：“咱老百姓咋这么难啊！连块地都种不上。难道咱就只能一代一代这么穷下去吗？”
     
     　　泥蛋处在“寒风”口上，凝惑、焦虑、恐慌、惊惧，巨大的精神折磨，使他瘦得眼睛都落眍了。社员们自动组织起来对他实施保护。那几天，只要村口一有响动，马上就有人飞奔到村东头告诉泥蛋几个村干部，让他们先躲一躲，以防不测。泥蛋这伢还算有义气，已经是泥菩薩过河自身难保了，还在为赵书记焦虑不安。他对我说：“爸，天是我戳漏的，我自己来补，不能让赵书记背过。我决定上访打官司，县里不通上地区，地区不通上省里，省里不通上中央，我就不信，多为国家打粮食就犯了死罪！爸，如果我被捉了，你要为我伸冤啊！”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谁也没想到，就在当天下午泥蛋被捉走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王援朝来找泥蛋，让他去大队把“包产到户”的情况详细汇报一下，说他们要写个材料向上级汇报。泥蛋跟着他们走了。谁知过了古廊桥，拐了个弯，到了三十六人泉洞口时，泥蛋就被两个公安捉住，上了手铐带走了。
     
     　　泥蛋被抓的消息是王甫仁第二天上午差人让我去他家时，悄悄告诉我的。他说：“泥蛋是公社派出所来人抓走的，你赶快去找人想办法把泥蛋弄出来，免得坐进牢里受皮肉之苦。。”他还说：“大队支书我坚决不搞了，镇书记已经让王援朝在主事，援朝像他爸，你防着他点。我这么多年来做了许多违心的事，回想起来心里不安。”我劝他说：“人在其位，身不由己，社员不会怪你的。”他又说：“你去找找赵书记，他能替泥蛋说句话，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说：“为这事，他也自身难保啊！我不能为难他。待我想想再说吧！”
     
     　　我在回蚌壳岭的路上，思谋着如何把泥蛋被抓的消息告诉金枝和菊英，如何上访营救泥蛋。谁知王援朝已经带着镇常义七八个干部，在蚌壳岭生产队的晒谷场上开社员大会了。在大会上，镇常义把泥蛋被抓的消息公布于众，菊英听了当场嚎啕大哭起来。我走到晒谷场时镇常义正在讲话，讲得口水直溅：“为什么要抓徐臣功，因为是他带头搞分田单干，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是反革命，就得抓起来。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把分下去的田地统统收起来。”
     
     　　友智叔说：“赵书记没说把田地收起来，你凭啥要收。我们只听赵书记的。”
     
     　　油嘴老五说：“你把泥蛋放出来再说。”
     
     　　众社员就一齐呼喊起来：“把泥蛋放出来，不许抓人。”
     
     　　镇常义急得满头大汗，吼道：“你们反了不是？”
     
     　　桂花说：“饿死是死，抓走枪毙是死，总是一死。你不放人就是不交田地。”
     
     　　三叔大声吼叫道：“你不把人放了，我们就是不交田地。有种的把我们都抓起来算了！”
     
     　　镇常义骑虎难下，脸憋出了猪肝色。王援朝也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随来的孙主任站上前来冲着大家说：“社员同志们，刚才镇书记把意见都说了，大家一时还接受不了。我看这样，我留下一张《人民日报》，让援朝组织大家学一学中央的有关精神。大家考虑三天再说。至于徐臣功嘛！他还在公社交待问题，也没把他怎么样。”说完就宣布散会了。镇常义见孙主任给解了围，立即带着人走了。
     
     　　我担心着泥蛋，心里跟虫咬一样，一下下，一点点地痛。我没心思在家里学习了，我得去找人救泥蛋。我去看了菊英，她在大家的规劝下总算平静了下来。我告诉她我去找人救泥蛋，让她在家带好两个孩子。从菊英家出来我去了兰花家，找援朝问泥蛋的事。援朝一脸的不高兴，推脱说他也不知道。兰花说你要知道就告诉你土地爸，别学你爸不近人情。援朝说他真的不知道。下午擦黑时，我下山去鹤皋学校找郑老师写状纸。郑老师听说是告公社书记的状，连忙推辞说不敢写。反倒劝我别告了，说反对分田单干中央有精神，你告不发的。我二话没说掉头回家，自己连夜写了三页纸的状纸，第二天就奔县城去了。我没去找赵书记，而是找了几个熟人商量对策。他们都对我的情况表示同情，却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告状，还说我告状是自投罗网。
     
     　　金枝有一个远房表弟在县政府当事务长，我找到他，表弟也不支持我告状。我对他说：“不告状，我也得去找赵书记讨个说法，让他把泥蛋放出来。”
     
     　　他告诉我说：“这几天县委正开四大家领导会，就是讨论你们蚌壳岭分田到户大包干的事，争论很激烈。你最好不要去找他。”
     
     　　我说：“你告诉我在哪开。”
     
     　　表弟说：“那我不能告诉你。”
     
     　　我说：“你不告诉我，我也问得到。”
     
     　　正当我和表弟相持不下的时候金枝赶来了，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表弟让她坐下来喝了一杯茶。金枝才开口说：“土地，这下好了，地委王书记今天上午到我们生产队来了。和赵书记一样，友智叔带着他们挨家挨户看了，又到田地看了庄稼。临走时对友智叔说：‘同意你们先干一年再说，谁来问，就说是地委批准的。我姓王，就让他们找我好了。’秘书介绍说这是地委王书记。友智叔一听吓愣了，待缓过来后激动地说，青天大老爷，谢谢你了。说着说着就跪到地上给王书记叩头。王书记把他扶起来了。友智叔说公社把我们副队长抓走了。王书记问就为这事？友智叔说就为这事。王书记说我让他们放人。友智叔把这事告诉我了，我就赶来找你。状不用告了，咱回去。”
     
     　　我听后不知有多高兴。我说咱回去。但转念一想，赵书记还不晓得这事呢！我下午还是要到四大家领导会上去告诉赵书记，他听了一定会高兴的。我让金枝等我一起回去。表弟见形势有了转机，心里也高兴，就把四大家领导开会的地方告诉我了。
     
     　　县四大家领导会在县招待所三栋三楼会议室召开。下午，我一头闯进了县四大家领导会会场。正在开会的领导们愣住了。哪里来的一个农民，想干什么？
     
     　　赵宝成看见是我，笑了起来，马上向大家作了介绍，最后说道：“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研究你们那个‘包’字，你说，再并起来，社员愿不愿意？”
     
     　　我对赵宝成的问话心领神会。可没等我开腔，一位老干部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那样搞，我们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就一下退到解放前了！”
     
     　　我也不惧威吓，慷慨陈词：“几十年来，蚌壳岭生产队吃国家救济粮几十万公斤，花国家救济款好几万元。农民种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国家支援。这是穷人路线，懒人政策。难道社会主义就是把大家捆在一起受穷挨饿、逃荒要饭吗？”
     
     　　一个秃顶的干部说：“这个家伙胆大包天，还敢在这里污蔑社会主义，把他逮起来！”
     
     　　我说：“慢！等我把话说完了，如果你们认为我有罪，不用逮我自己走进牢房！你们这些当官的，咋不到我们生产队去看看老百姓过的啥日子，家家户户揭不开锅盖了，都是叫大锅饭给坑的。土改之后，合作化之前那段时间，农民分得了田地，各家各户种，粮食多得吃不完啊！农民哪像现在这么穷。”
     
     　　片刻，有个干部说：“分田单干过去搞过，效果是不错。但是，现在要搞，没有红头文件啊！”
     
     　　这时我激动地说：“地委王书记支持我们。”
     
     　　一个干部愤怒地说道：“你造什么谣！”
     
     　　我理直气壮地说：“不信，你们打电话问王书记。”
     
     　　赵宝成听了也感到吃惊，但他相信土地不会说慌话。问：“王书记啥时说支持你们了？”
     
     　　我说：“王书记上午到我们队去说的，他批准我们先干一年再说。”
     
     　　赵宝成听后吩咐秘书接通了地委王书记的电话，王书记在电话里对赵宝成说：“蚌壳岭生产队一定要稳住，不能变。让他们搞一年试试看。但我要强调一点，那就是不要宣传，不要推广，不要见报。要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赵宝成接完电话眼睛湿润了。赵宝成把王书记的意见向四大家领导传达后，参加会议的人一个个讶然了。
     
     　　我从会场出来去表弟家喊上金枝，搭车就往白沙公社赶。我心里一直惦着泥蛋，不知他放没放回去，挨没挨打。赶到白沙公社，正碰上友智叔，油嘴老五、桂花、菊英也在，他们也是来找公社书记放人的。他们说镇书记正在找泥蛋谈话，谈完了一块回去。
     
     　　一会儿泥蛋从镇常义办公室出来了，脸色怪怪的没一丝笑容，我们一拥而上。友智叔问： “镇书记找你说了些啥？”
     
     　　泥蛋说：“他让我别高兴太早了，说单干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王书记让你们先搞一年，是因为你们田地分了，种子播了，怕影响今年的生产。把今年搞到头了，你们赶快把田地收拢起来搞。否则，他没好日了过，我们更没好日子过。”
     
     　　桂花气愤地说：“日他舅舅的，别听他鬼扯。”
     
     　　油嘴老五眯着眼笑着问桂花：“你说得轻巧，你拿啥日啊！”
     
     　　桂花急了说：“你再说看我不撕你的嘴。”
     
     　　泥蛋说：“别吵了。这事我们回去是得开个会统一下思想，允许咱搞一年，就好生搞一年让领导看看，既给咱自己增收成，又给领导争面子。明年的事明年再说。”
     
     　　泥蛋放回来了，整个蚌壳岭沸腾了，男女老少都涌到古廊桥迎接他，瘌痢头阿三还赊来一挂鞭炮放了，蚌壳岭沉浸在喜悦之中。泥蛋当晚就召开了社员会议，要求大家不要辜负王书记、赵书记的希望，勤扒苦做，夺取农业全面丰收，多向国家作贡献。大家纷纷响应，社员们的决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凝聚过，迸发过，真诚过。
     
     　　秋季，蚌壳岭生产队农业果然获得全面丰收。粮食增产了，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作物是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不仅全部完了国家公粮，集体提留，还第一次偿还了国家贷款500元。
     
     　　看到这一切友智叔笑了，泥蛋笑了，社员们全都开心地笑了。
     
     　　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德三爹的儿子跑来对我说他爸死了。我大吃一惊，纳闷地问：“你爸今年81岁了，虽年事高，可身体还硬朗，咋就死了呢？？”他儿子说：“我爸是撑死的。”我好奇地问：“咋撑死了呢？”他儿子说：“他看着自家满满一囤黄橙橙的稻谷乐得合不拢嘴，吩咐我婆娘煮了一大锅米饭，好让一家人大吃一顿。我婆娘见爸今天特别高兴，就煮了一大锅米饭，还割了一斤肉，弄了几个菜。我爸就边吃边笑边说，不知不觉就吃了3大碗米饭。他还要吃，我不让他再吃。我婆娘就舀了一大碗肉煨带皮汤给他喝，喝完后他一边走，一边打着饱嗝，嘴里还哼着什么调子睡去了。谁知道他就这么睡去了。”
     
     　　我听后打飞脚来到他家。德三爹安祥地躺在床上，腊黄的脸上还挂着笑容，肚子高高地凸起像怀孕的女人。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我紧紧握住德三爹冰凉冰凉的手说：“德三爹，你的愿望实现了，你终于吃饱肚子了，你就安心地走吧！”
     
     　　丰收后的社员精神状态也振奋起来了。金枝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土地，买一个收音机回来吧！听听新闻，了解了解国家大事，咱做事心里也好有个底。”我听了觉得她是读书人，说得在理，就亳不犹豫地买了一个黑匣子回来了。那黑匣子往柜头上一放，拧开开关，叽哩呱啦叫开了，屋里就充满了生气。黑匣子买回来后，金枝每天晚上都要听，有重要的信息，她都要说给我听。譬如说为右派分子摘帽子，为刘少奇、彭德怀平反，恢复受打击、诬陷或迫害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名誉等。她感觉到政治气候在变，心境也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这年的冬天显得特别的冷，连着下了三场大雪，所有荒野、村庄，都被裹在厚厚的雪绒里，瓦檐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瓦檐下的冰吊有三尺多长。可蚌壳岭的社员们都没闲着，用了一年的水车、犁耙、锄头、耙梳、连枷、板鍁、粪桶，该修的要修，该补的要补，该淬火的要淬火，该上桐油的要上桐油。
     
     　　一晃过了小年，各家各户更加忙碌了，打扬尘、洗衣被、晒被褥、炒花生、炒蚕豆、炒瓜子、爆米花、粘糖巴，杀猪、杀鸡、宰羊，忙得一沓糊涂，把日子弄得香气缭绕，雾气腾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