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西夕的咸菜黄鱼汤是无缘到嘴了，她似乎在割开手腕的前一刻，还试图为我做这道菜。也许是因为内心的纠结，一条黄鱼油炸到墨漆黑，梆梆硬地丢弃在垃圾桶里。历史教授把这条焦炭一般的黄鱼用保鲜纸精心包裹，捧在手里给我们看，丈夫看了看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却把我的食欲勾引起来。我的食欲不是对历史教授手里的黄鱼，而是想起来很早很早以前，那个瘌痢头和尚讲我要远行吃饭的早上，我坐在好婆家的灶披间里，那碗放在我面前的隔夜菜——咸菜黄鱼汤。
咸菜黄鱼汤是宁波菜，宁波临海，海产资源极其丰富。好婆讲过：“在宁波，无论是富贵人家还是贫苦人家，咸菜黄鱼汤总是三天两头摆在桌子上的。黄鱼不分大小，只要新鲜就好，烧出来的汤一样鲜得一塌糊涂。”
还记得小时候，鱼摊头上的小黄鱼不是论斤卖的，而是论堆卖的，一角钱一堆。买到家里冲洗干净，刮去鱼鳞，捏住背鳍的根部向上一扯，整条背鳍就撕下来了。然后在肛门处切一刀，把肠子割断，再将两根筷子分别从鱼的嘴巴里插进去，左鳃一个右鳃一个，插入腹部以后把这两根筷子并拢，夹住肠子向着一个方向转几下，鱼内脏就绕到筷子上，这时候拔出筷子，内脏、鱼鳃统统带了出来。再就是撕去鱼的头皮，黄鱼的头皮很薄，撕去头皮以后头颅骨呈蜂窝状。
好婆告诉我说：“黄鱼还会叫的呢，每年立夏的时候。渔民们就是根据黄鱼的叫声捕捉它们的。”
黄鱼鲜嫩的肉质加上咸菜的独特口感，哦哟！这味道就好像宁波人的一句老话：“打耳光也不肯放”啊！想到这里，我咂咂嘴巴说：“好想念那个味道啊！”
丈夫在一边听到了说：“这又不是什么万难的事情，最多到纽约去走一趟，包你吃到饱。”
星期六，我们俩兴致勃勃地乘上了一辆华人的长途汽车。因为第一次开车进纽约时汽车被砸，以后便避免自己开车进入那个是非之地了。其实，进纽约的长途汽车很多，华人的长途汽车还是最新冒出来的呢。他们扬言：“只要‘灰狗’到得了的地方，华人的长途汽车也要开到。”
为此各个汽车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出笼，你争我夺，甚至大打出手。还有人看见发生枪战，血流满地，这是另一种生存和吃饭场景。
现在汽车公司的争夺战已经平息，几个大公司各占地盘，小公司只好卷铺盖关门。这天，我和丈夫就是乘坐着玻璃还留有弹痕的汽车进入纽约的。丈夫原本执意坐“灰狗”，但是我说“灰狗”总站离开中国城太远，还是华人的长途汽车爽快，长驱直入中国城。
进了纽约的中国城就好像来到了一个杂乱的大庙会，够繁华也够肮脏够破烂。据说就是这个杂乱的大庙会，把意大利城也挤出去啦。人们在这里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到处臭烘烘的，好像这个“落后”的垃圾桶就是中国。事实上中国哪里有像这样的地方，特别是上海，那是可以和纽约的第五大道媲美的呢。
丈夫一向不喜欢逛纽约的中国城，他不断地催着我寻找饭店，而我夹在这乱七八糟的人群当中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乱撞一气。突然看到一个腰板笔挺、衣冠楚楚的老女人，正四平八稳地拄了一根不锈钢的拐杖行走在我旁边，连忙用国语相问：“对不起，请问哪一家江浙餐馆最好？”
老太拎起拐杖朝着斜对门一指，那里有块招牌“上海饭店”。丈夫穿过马路看了看，回过来说：“有点简陋，不大干净呢。” “问错人了，这个老太婆一定是个‘啊阙兮’，是没有进过大饭馆、见过大世面的戆大。”我用上海话说。
不料我的话音未落，一句上海话飞了过来：“啥人讲我老太婆‘啊阙兮’，是没有进过大饭馆、见过大世面的戆大？告诉侬，我在纽约五十多年了，就住在中央公园旁边，假如侬问我哪家俄国饭店最好，我会介绍侬去俄罗斯茶室，但是到中国城来吃饭，不是吃派头，是吃味道，正宗的味道，懂不懂？”
“不好意思，对不起，前辈，你讲得有道理，到中国城就是要吃味道…… ”看着这个头发梳得溜光，一副高视阔步模样的老太发起怒来，丈夫忙不迭地赶过来向她道歉，我则站在一边窘迫得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一忽儿，趁她喘气的空当儿，我缩头缩脑地跟在丈夫后面，快速地穿过马路，钻进了上海饭店。
店堂里座无虚席，一个不年轻的跑堂热情地上来招呼，一听就是上海人。这个上海人把我们带到窗边的双人座上，还没有坐定我就问：“咸菜黄鱼汤有？”
“有，有，不过我推荐咸菜黄鱼汤面，又好吃又实惠，包你们满意。” 跑堂说。
“汤面啊？有没有刺啊？”我有些怀疑。
“当然没有刺啦，侬看，这里很多外国人都在吃这道面，怎么可以有刺？”跑堂连忙说。
“好，好，就来两碗汤面，我最喜欢面了，不要放味精啊！”丈夫大概是饿透了，一只大碗端上来，连汤带面胡噜到嘴巴里。我仔细地看了看，去了骨头的黄鱼炸得够焦黄，咸菜也是碧绿生青自腌的，汤汁熬得雪白，有点好婆家里咸菜黄鱼汤的腔式。
丈夫吃完了，用餐巾纸擦了擦嘴巴说：“一会儿我请你去时代广场吃个甜点，再看看百老汇有没有新节目，满意了吧？” “我总归是满意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道咸菜黄鱼汤里好像缺少了什么，我讲不出来是什么…… ”我皱着眉毛说。
“侬的嘴巴真厉害，我这道咸菜黄鱼汤都是按照最正宗的方式和程序做的，就是这条黄鱼和上海的不一样，不是野生的，是人工养殖的。人工养殖的黄鱼，当然没有野生的鲜美，看上去就不一样，肚皮上的皮也不是蜡黄的，我添加了日本的海鲜粉‘达夕’，还是被侬吃出来了。”跑堂走过来说，现在我知道这个跑堂就是这家餐馆的老板了。
“人工养殖的才好呢，现在海里有污染，又有寄生虫，还是人工养殖的干净，吃了让人放心。下次‘达夕’也少放，里面有味精呢。”丈夫真心实意地说，并用现金付了账单和小费。那个老板点头哈腰地谢了又谢，我们就离开了。
“在美国开一间餐馆真不容易，我一开始都没有看出来，这是一个老板在做跑堂呢。”我说。
“你的眼睛看得出什么？竟敢在上海人面前用上海话骂她，也只有你这样的马大哈才做得出来呢。”丈夫说着哈哈大笑。
“喂，喂，不要笑了，前面好像出事情了？那是什么？是殡仪馆啊？
怎么在殡仪馆前面打架？”我起劲地伸长了脖子。
丈夫拉着我就走，他说：“这种热闹有什么好看，晦气的啦！快走，我们到时代广场去！”
“嗨！嗨！侬快看，打耳光呢，哦哟，这一记的耳光打得清脆响亮，不得了，拳打脚踢的，快看，稀奇的呢…… ”我一边讲一边感到有些糊涂了，怎么好像是置身于当年的群架当中？这些不年轻的华人发疯了吗？为什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打出手，杀声震天？
“有人打架啦！”一个妇女拉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迎面走过来，那个孩子跳来跳去说着，当母亲的只是拉着他快走。
我紧跟上去问：“什么人死啦？还要打架？”
“一个老先生，叫‘横竖横’…… ”孩子的母亲带着台湾口音说。
“横竖横？！”我和丈夫同时叫了起来。
“是叫‘横竖横’呢！听说在中国大陆相当有名，不知什么时候跑到美国。到了美国又没有经济收入，靠老婆帮佣带孩子度日，生活非常拮据甚至寒酸。有一次我老公看见他在中国城被人追打，说是欠债不还，老人家抱着头蹲在地上，惨不忍睹…… ”
孩子的母亲还在继续，我却打断了她的话：“他住在哪里啊？怎么会去世的？”
“好像是和别人同住在一间公寓里，只有一间大约十平方米的房间，吃饭也吃不好，更不要说医疗保险了，后来发现癌症，已经到了晚期，没有救了，客死他乡，好凄惨。”女人的话语当中充满痛惜，而我却为这个“横竖横”松了一口气：“总算是解脱了。”
我的母亲曾经说过：“这个‘横竖横’命里和监牢有缘，一生当中坐过好几次牢。”
姐姐说：“这个‘横竖横’老早住在我们的楼上，看到我们家里有多余的水果，就带了他的七个孩子下来，在我们的爸爸妈妈前面表演‘采茶扑蝶’。最小的女儿举着一把大扇子，在他的头上扑来扑去，扑完了以后，我们家的水果也就分光了。”
据说“横竖横”很有来头，但是我看来看去不像，无论是他后来的身价地位，还是他的谈吐风度，都好像一个底层的工人，后来知道他真的是工人出身，工人本色终生难改。那时候单位里政治学习，别人在读报，他缩在角落里，把一只干瘪的香烟盒子反过来，涂涂写写，学习结束了，他的一篇豆腐干文章也就写成了。送进晚报当即发表，他说：“今朝晚上的小菜铜钿着杠！”
我记忆当中第一次看到“横竖横”是在“文革”后期，那时候他是“现行反革命”，还在强制劳动，我的公公也属于强制劳动的对象。照理说这种牛棚里的“黑人”之间应该避免接触，省得惹出麻烦，冠上一个“黑串联”的罪名。不料这个“横竖横”真的是横竖横，他骑了一辆浑身都响就是车铃不响的老坦克自行车，来到我的婆家门口，大声呼叫我公公的名字，把全家人都吓到灵魂出窍的地步，原来他是来送自制番茄酱的。
那年代，小菜场的番茄非常便宜，只要两分钱一斤。“横竖横”背了一筐回来，在家里大做番茄酱。殊不知，这些番茄酱塞在细颈的瓶子里开始发酵膨胀，半夜三更砰砰砰打枪一样把瓶盖直冲到天花板，弄得天花板上“血淋淋”吓煞人。合用厨房的邻里们气得七窍生烟，但是不得不承认，那些番茄酱实在是最醇正的美味。“横竖横”好像很有“吃”的情趣，还自制过不少小吃，可惜吃了就忘记了，只记得那一瓶瓶的番茄酱，不很酸也不很甜，没有添加任何色素、增味剂、防腐剂，却有很浓厚的番茄原味。不知道“横竖横”在最后生活的窘迫当中，有没有想到过这些美味的番茄酱？
这天半夜从纽约回到家里，丈夫对我说：“在这个国度里，如果没有自身生存的能力，实在是很难有饭吃的。”
我说：“难啊，最近，我也一直在为自己的前景担心。”
“你不用担心，因为你有最好的自力更生能力。”丈夫说。
“是什么？”我问。
“烧饭做菜啊！你可以开饭店，不要以为我这是开玩笑，是真的，就开在我们的楼下，不要太大，小小的。客人多的时候多做点，客人少的时候少做点，生煎馒头菜包子，油煎面包葱油饼，或者干脆开面店，你就是做一碗冷面也比这里市中心的中餐馆好吃。”丈夫说。
“谁来吃饭啊？”我问。
“多啦，我的那些同事，只要听到你叫大家到家里来吃饭，哪怕是在外地出差，也要想办法赶回来的呢。”丈夫愈加认真了，他说他连饭店的名字也想好啦，就叫“吃饭”。
真的，我们这个小城真需要有一家像样一点的中餐馆，当年丈夫邀请中国大陆的几位著名导演来开会，他们回去以后，趁我们探亲便争先恐后地邀请我们进餐馆，他们说：“这两个人太可怜了，整个小城只有一家中国餐馆，蹩脚得一塌糊涂，所有的菜肴一个味道，吃到嘴巴发麻。”
想到这里，我起劲了，立刻就要开电脑作规划。丈夫一把拉住我说：“再这么折腾下去天也快亮了，你不要睡觉了吗？”
我笑了，老老实实上床去睡觉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午饭时节。丈夫正在有说有笑地打电话，放下电话对我说：“今天晚上有人来吃饭，你要好好准备几个菜。”
“什么人啊？还要侬这么特别关照？”我问。
“你不认识的…… ”
“不认识的人，侬也会拉到家里来吃饭啊？”我抱怨。
“这个人和你爸爸认识，称你爸爸为老师。你不是要开饭店了吗？创造机会让你练练兵。”丈夫说。
“嗨，嗨，我的爸爸是老师，学生满天下，都叫到家里免费吃饭，我这个饭店要吃空啦！”我叫起来。
丈夫说：“那就去买。”
他一边说，一边拉我出去买菜。这时候我已经知道要来的老先生是一位老作家，曾经写过不少报告文学。在我读书的时候，他的“忠诚论”轰动全国。而我，在一开始就对此感到迷惑。曾经在科州做中文周刊的时候，想以记者的身份对他进行采访，却遭到了他的夫人的阻拦。我倒不在乎，因为我本身对无论是哪一种的“忠诚”都不感兴趣，我到了只知道“吃饭”的地步。
这天我们买了很多菜，有鱼有虾，有鸡有肉，我想这大概是前一天在纽约被“横竖横”的故事吓倒。我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生活是否会和“横竖横”一样困窘，我只想尽我的全力，让这位老先生吃一顿好饭。我知道老先生是东北人，于是精心炮制了一道小鸡炖蘑菇。这道菜原本是最最简单的了，可是美国的鸡和蘑菇不像中国的鸡和蘑菇那么鲜美，家里又不用味精，只好在制作过程中更加下功夫了。
“你最好不要在东北人面前做东北菜，这叫班门弄斧。”丈夫在一边说。
“吃的东西也是有人性的东西，只要尽心尽力地忠诚伊，总归会得到好的结果。”我低着头，一门心思清洗从中国带过来的香菇说。
“这好像又是一种忠诚啊。”丈夫笑道。
我回答：“我以为忠诚于吃的东西比忠诚于某一个虚无的信仰真实得多。”
“哈哈哈，实用主义大暴露！”
“没有我这个实用主义，侬吃啥？嘴巴都扎起来啊？”我反驳，又接着说，“这个实用主义是我到美国以后最大的长进呢！”
“你不要口无遮拦地乱讲话好不好？”丈夫说。“我从来就是这样的，我就是我，没有伪装，不要掩饰，哦哟，侬尝尝看，我的小鸡炖蘑菇怎么样？”我舀了一勺汤递给丈夫。
“好吃，真好吃。看样子美国的鸡也能煮出好味道。”丈夫又到锅子里舀了一勺。
“是的，这里的鸡不能煮一大锅汤，最好不要加水，就好像四川人的‘干锅’一样，一烧好就关火，烧过头了一点味道也没有了呢。对了，时间差不多了，侬帮我把桌子摆好。”我说着就把小鸡炖蘑菇盛到大碗里，端了出去。这时候我发现饭桌上已经摆满了菜肴了。
“不得了，十几道菜啊！就是来二十个人也足够了。”丈夫一边说一边把餐具、餐巾纸一一放好。
我说：“哎，听起蛮吓人的，十几道菜。可是我们中国人家里来客人，最少要做四个冷盘四个热炒，再来几个红烧菜和清蒸菜，就是十几道菜了。而外国人是前菜、主食、甜点，就算每样都是双份的，也只有六道菜啊。”
临时从大学里回来的儿子说：“外国人是一人一份分食制的，中国人是一大堆小菜放在中间共食制的，各有不同。可是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中国人吃饭用碗筷，外国人用盘子刀叉呢？”
丈夫说：“是不是因为米饭和面食的不同造成的？中国人多稻谷，早就有‘黄帝始蒸谷为饭’的历史传说，外国人多狩猎，于是便用‘烤’， 从烤肉到烤面包。食物和烹饪的不同，造成了餐具的不同…… ”
丈夫的话还没有说完，一辆小车停到我家门口，车门一开，里面钻出来六个人，一对老夫妇带着他们的孙子，还有三个就是我们的朋友——新泽西大学的董教授一家。
把客人直接迎到饭桌上，也是我们家的特点，因为老先生是董教授带过来的，所以他一进门就先做介绍，我连忙说：“不用介绍了，如此著名的大作家，有谁还会不知道呢？”只字未提当年采访吃闭门羹的事情。董教授的夫人则在一边安顿几个孩子，虽然都不是小孩子了，但他们仍旧习惯自己坐在一起。儿子带他们上了二楼，他们以为远离大人比较自由。
丈夫从酒柜里拿出各种各样的中外名酒，董教授立刻站起来说：“你有这么多的好酒啊？老婆，我今天不开车了…… ”
丈夫一听到有人赞赏他的老酒，立刻高兴地说：“对，对，一醉方休！一醉方休！”
我看见老先生拿起桌上的西西里葡萄酒和苏格兰威士忌看了看，没有做声又放了回去。我立刻把那碗小鸡炖蘑菇放到老先生面前，我说：“吃菜，吃菜，不知道合不合口味。”老先生的夫人连汤带肉地舀了一大勺放进她丈夫的盘子里，又从当中夹了一块鸡肉，放进嘴里尝了尝说：“这只小鸡真好吃，又鲜又香，你怎么做的？”
董太太尝了一口说：“这哪里是一般的小鸡，是走路鸡，还是有机的，两元多一磅呢！” “是吗？”老先生的筷子夹起了鸡肉。我看到老先生慢慢吞吞地嚼咽着，以为他的牙口有问题，连忙说：“吃鱼，吃鱼吧，这鱼很新鲜…… ”丈夫在旁边听见了说：“这是银鳕鱼，是最好的鳕鱼。葡萄牙有名的特产，肉质厚实，味道鲜美，刺非常少。”
董教授接上来说：“银鳕鱼啊？有人称它是‘餐桌上的营养师’，它低脂肪，高蛋白，含有A、D 和E 等多种维生素。在葡萄牙还被称为‘液体黄金’，他们每年都有‘鳕鱼文化节’。”
董教授从文化节又讲到种种文化习俗，并延伸到了世界各地的文化。
董太太一听到鳕鱼这么好，连忙站起身来，夹了几块鳕鱼夹放进一只小碗，送到楼上的孩子那里去了。这个董太太实在是个很操心的贤妻良母，饭局开始还没有多久，已经跑上跑下好几趟，为孩子们送菜送饭。这时候，老夫人在一边轻轻问我：“这银鳕鱼是不是很贵啊？”
“贵是贵了一点，但是因为好吃，每次做鳕鱼都会吃得精光，一点也不浪费，不像有些便宜的鱼，辛辛苦苦买回家做好，结果因为不好吃剩下一大半，丢到垃圾箱里，很浪费的。”我说。
“不浪费就好，不浪费就好…… ”丈夫在旁边听到顺口说了一句。
“可是今天这么多菜就是要浪费的了。”老先生有些郁郁寡欢的样子说。这时候我注意到，整个饭局当中：丈夫和董教授大讲他们“吃饭”文化；董太太不断地为孩子们服务，似乎有点冷落了这对老夫妇。老夫妇讲得不多，吃得也不多。回想自己在家里无数次请客吃饭，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僵局，不知道是菜做得不对，还是酒上得不对，我焦急起来。
正巧在这个时候，老先生起身去了一趟洗手间，趁他从洗手间走出来回桌之前，我带他到儿子的书房看一看。儿子喜欢读书是出了名的，他个人藏书上千本，通常不会让人随便参观。今天我是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取悦老先生，只好把儿子的书房打开。
果然，一看到儿子四面墙壁上都是顶天立地的书籍，老先生立刻活泛起来，他一下子就从当中抽出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翻了翻说：“多数年轻人读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Lecture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你儿子却读了这部《哲学史讲演录》，还做了不少标记，很不容易。”
“他从来也不乱花钱，一有钱就花费到书籍上了。”我说
“书籍是很贵的，那本《哲学史讲演录》还是硬封面的，大概要四五十美元了呢。”老先生一边说一边爱惜地把书翻到的背页，一看上面的价格是54.95 美元。
“你看我说的对吧？不过我可以拿到免费的。”说到这里老先生得意起来。
我连忙问：“哪里可以拿到免费的书籍？”
“图书馆啊，当地的图书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丢出一些书籍，放在门口的纸盒子里随便拿。有很多好书呢，你儿子这里的许多书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老先生开心地说。
我心里一震，原本想说：“那有多脏啊，说不定还会带有细菌的呢！” 可是看到老先生终于流露出的笑容，我把想说的话又收了回去。
正在这时候老先生的孙子跑到我的面前，很有礼貌地问我：“阿姨，我可不可以向你提一个问题？”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位大作家的孙子是不是要考我一下啊，我可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的人呢。不料这个十几岁的大孩子毕恭毕敬地说：“我看见楼下的茶几上有糖，我可不可以吃？”
我如释重负，立刻回答“可以，可以”，并拉着他到楼下的果盘里拿糖，我说：“多拿一点啊，我们家里没有人吃糖的，都是为你们准备的。”
“真的吗？那我都拿走了。”孩子说。
“不可以！” 老夫人厉声阻止。突然她又说：“啊呀，你的口袋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快拿出来，怎么塞了这么多的面纸？从哪里来的？”
“是我给他的，他在流鼻涕，我就给他了。”儿子闻声下楼说。
“不要这么多，太奢侈了，我们家里有！”老夫人伸手想把一大摞的面纸从他口袋里掏出来，可是那个孩子紧紧捂着口袋说：“我们家没有，没有，有的是很粗的手纸，我的鼻子都磨出血了，我从来也没有用过这么柔软的纸，我想要。”
“不可以这么娇惯，贪图享受，这里的手纸已经比中国的手纸柔软很多了…… ”老先生接下来说。
“用这种软纸的手纸确实是一种浪费，粗糙的手纸可以锻炼皮肤，锻炼意志，锻炼…… ”我好像回到了“斗私批修”的年代，前言不搭后语地胡说着，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看到董太太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老先生颤颤巍巍地走到我父亲遗像前面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喝得正来劲的丈夫和董教授走过来，抓起糖果大把大把往那个孩子的口袋里塞；儿子在一边说：“这些面纸已经从盒子里拉出来了，塞也塞不回去了，不用才是浪费呢。”
这天吃饭，吃得我精疲力竭。隔天，董教授在电话里笑道：“老先生回程的时候，一路上痛心疾首，他长呼短叹地批评我们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只知道吃喝玩乐，不关心国家大事，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都不知道放到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