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烤肉和香槟
新疆烤肉和香槟密考伯要举行婚礼的消息在留学生宿舍不胫而走，这是同一对新人的第二次婚礼。大家都兴奋起来了，特别是我，因为我应该是那十八个蹄髈的主人。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为朋友的朋友或者邻居的同学物色对象，结局总是乱点鸳鸯谱，不仅没有成功的范例，还要吃力不讨好。
而这一次把新娘红隽介绍给密考伯纯属拉郎配，并不指望他们能成功结婚，只希望他们可以顺顺当当地走个程式，丈夫一开始就在旁边说风凉话，不料，结局恰恰相反。
认识红隽是因为她介绍了两个偷渡客到华文周刊买翻译机，当时华文周刊的女老板正为“好易通”推销他们的产品。记得那是出刊的第二天，相对而言，也是一周当中稍稍可以喘一口气日子，我正在吃午饭，女老板在外面的会客室大呼小叫喊我出去，她说来了两个不会说英文又不会说中文的大陆人，不知道要什么东西。
我一听就来气，什么叫不会说英文又不会说中文的大陆人，不要贬低大陆人好不好！于是放下饭碗就走了出去。一看真的傻了眼，一对憨厚的乡下人站在门口对着我戆笑。他们从头到脚都是簇新装饰，就好像借来的一样，脚上同样簇新的耐克鞋上面沾满了泥巴。一开口，完全是另一国的语言，任凭我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办法弄清楚他们想要干什么。
这时候，在下面停车场停好汽车的红隽走进来了，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粗粗拉拉的女人，有点像男人。一件方格子的衬衫洗到了褪色的地步，却是干干净净的包裹着她肥胖的身体。红隽介绍说：她带过来的是两个福建偷渡客，被移民局逮捕以后，找了个因为生育第三胎而寻求政治庇护的理由又放出来了。因为想要在美国生存下去，就要学英文，所以带他们到华文周刊来买一部好易通的翻译机器。
女老板一听到是买翻译机的就起劲儿了，她把各种型号的翻译机都放到台面上，然后耐心地一一介绍，无奈讲来讲去讲不通，只好求红隽帮忙。这时候红隽告诉我们，其实她也不认识这两个偷渡客，只是看见他们在她摆的小食摊旁边转来转去，通过手势和个别单字，得知他们的大概情况，所以在收摊以后，就把他们带过来了。女老板和红隽同样的热心，我则在一边感到百般受辱，这两个人连普通话也不会说，甚至不认字，偷渡到这里来干什么？真是丢尽了大陆人的脸面。
我别转身体，回到我的办公室里继续吃饭。突然听到办公室敞开的大门被轻轻叩响，抬起头来一看，是红隽。红隽说她也是从上海来的，我大吃一惊，心想：“这个人怎么一点儿也不像上海人呢？”
让我更加吃惊的是：红隽直呼我的姓名，说她从小就认识我，她住在我好婆家后面的小马路上。她还说，在上海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我们陶家后代在弄堂里走进走出，鼻子朝天，目中无人的样子。我听了大笑，一边感慨“世界真小”，一边解释说：“那是因为在‘文革’当中，我们这些‘黑人’不愿意在外人面前呈现出我们的低人一等，故作姿态的。”
红隽摇头，表示不能认同。接着，她绕过桌子，走到我跟前轻声地说：“侬在‘文革’当中再苦也不会有这种经历，侬是永远不会理解他们的。我知道，侬在心里是看不起这些人的…… ”
她用手指了指那两个偷渡客接下去说：“这些人活得非常辛苦，身上背了一大堆的债，别人讲：一切从零开始，表示一无所有，而他们是从负数开始，不仅一无所有，还倒欠。他们得以出国，都是村子里的老乡七拼八凑弄了一笔钱给蛇头，联保他们出来的。”
后来我才晓得，这两个人为了到美国来找饭吃，每个人给了蛇头三十多万人民币，这还是当时的行情。但这三十多万人民币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根本不可能负担得起，于是几家人把钱集中在一起付了头款，想办法把其中的一个人先弄出去，以后再由这个人想办法把其他人一个一个带出来。偷渡客付了巨款以后，并非万事大吉了，一路上的辛苦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弄不好还会把性命也丢在偷渡的道路上。
这两个到华文周刊来买翻译机的偷渡客姓郑，来自福州附近的农村。当他们和我混熟了以后，我便想办法套出他们偷渡的故事。没有想到，我坐飞机连同倒换飞机，最多二十个小时的路程，对他们来讲是整整两个多月。
郑氏夫妇偷渡的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他们先用一个假身份证，进入深圳特区，又用一本假的澳门护照进入香港。在香港乘飞机前往法国巴黎，接着持伪造的台湾护照前往非洲的赤道几内亚，申办圭地马拉这类美洲小国家的签证以后，再飞回法国。然后乘飞机前往圭地马拉，圭地马拉到墨西哥。一路上乘坐橡皮筏漂流、闷在运货的厢型车里行驶再加上两只脚徒步跋涉。到了墨西哥就是偷渡道路的最后一站，郑氏夫妇不会忘记，那是一大群偷渡客躲藏在无窗的小卡车里十几个小时，终于熬到了黑夜，然后先是步行，最后奔跑，穿越边境进入美国。
那时候的美墨边境，不像现在这么壁垒森严，没有几丈高、翻卷的铁丝网。郑氏夫妇清楚地记得，正当他们感到心力交瘁、万念俱灰的时候，带领他们奔跑的蛇头突然指着远处的一棵大树说：“到了那里就安全了。” 即刻，这两个人就好像是在死亡当中看到一线生机，上千米的路程一口气也不敢歇息，拼了命地扑将过去。等到紧紧抱住那棵大树的时候，已经只有吸气没有出气的份了。
红隽对我说：“留学生靠读书和考试，偷渡客靠钞票和拼命，到美国来的目的都是一个——吃饭…… ”
我对她的说法有些不以为然，话不投机半句多。看到她还想要继续发表高论的样子，便找了一个空当儿，打断了她的话题：“那么侬是怎么到美国来的呢？”
我以为这个问题触到了她的痛楚，她是一定不肯回答的。想不到她愣了一下以后，当即就把她的故事全盘托出。
红隽比我大十岁，她说在她的记忆里几乎找不出父母的印象，她好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有一个哥哥，哥哥把几粒红颜绿色的玻璃弹子放在她的手心里，让她放在地上滚来滚去。其实有关哥哥的记忆也不是真实的，只是因为后来一直躺在她的抽屉角落里的玻璃弹子，让她在空白的记忆里勾画了这么一幅图画。
红隽的父母是在上海解放前夕，随着国民党出逃台湾的，当时她只有三岁，带上她不方便，就把她留在上海了。原本以为这不过是小别，不久就会回来的，不料小别变成了永别。红隽再也没有看见过父母。
红隽跟着她的外公外婆长大，那时候，外公外婆在他们石库门房子的前房为红隽搭了一张小床，小床挤在外公外婆的大床旁边，墙角里嵌着一张用几块松木钉起来的小桌子，小桌子的抽屉里面除了那几粒玻璃弹子以外还有一个老式的镜框，镜框是空的，照片被拆掉了，红隽说：“小辰光，我把这只镜框当玩具，翻来翻去，后来才晓得那里面原本是我爹爹姆妈的结婚照，那是他们留在上海惟一的照片，被我的娘舅撕掉了。”
红隽不记得儿时家庭的温暖，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姨夫姨妈还有众多的表亲住在一幢房子里，时常发生摩擦，有时候红隽多吃一只鸡蛋或者和表姐妹抢小菜，舅妈的面孔就会拉得老长。外婆用筷子敲着她的头顶说：“侬这只讨债鬼啊，我真是前世里欠了侬，什么时候可以赚钱，自己吃自己的了，就不用看别人脸色啦。”
所以，红隽很小就知道她的父母没有养她，她是吃别人的饭、寄人篱下的。“寄人篱下的日子不是好过的，我从来也没有穿过新衣服、新鞋子，在外面低人一等，在家里也是低人一等的，我好像是一个罪人，我的罪行除了我的父母没有为我付饭钱以外，我父母到台湾去这一事实，还让我的表哥不能加入共青团，这是我的舅妈最生气的了。伊常常指桑骂槐，弄得我抬不起头来。”红隽说。
红隽对她那个冷漠的家毫无感情，当她得知因为她父母的关系，不可能考上大学的时候，便毅然决然地报名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她在新疆建设兵团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她的外公因为她父母的关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游斗的时候心脏病发作暴死街头。外婆被她当了造反派的儿媳妇从前房赶到灶披间，寒冬腊月蜷缩在煤气灶旁边，半夜里煤气中毒惨死。
红隽说：“外公外婆去世以后，我曾经想找回抽屉里的玻璃弹子和那个没有照片的镜框，结果老早就不知去向，连我留在那里的一点点衣物，也被他们扔了出去。我变成了一个彻底没有亲人、没有家庭、没有牵挂的人了。”
那时候不少新疆建设兵团的上海青年，开始想办法要离开沙漠戈壁滩，而红隽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她参加过垦荒，也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过羊，她好像真的要在那里生根了似的。一直到那塞外的野风，把她的脸皮割裂得好像沙皮一样的时候，她的哥哥，那个送给她玻璃弹子的哥哥，通过台办在石河子找到了她。
她的哥哥看到她，摸着她头颈后面的一粒痦子第一句话就说：“侬真的是我的小妹啊！我苦命的小妹啊，爹爹姆妈都没有能看到侬一眼就去世了。姆妈为此至死不瞑目。”
后来这个哥哥又说：“幸亏姆妈没有看到侬，假如伊看到侬如此辛苦，面孔看上去比伊临终的时候还苍老，一定会伤心的。”
哥哥牵着她的手，带她去买衣服，带她去做头发，最后就把她带到美国来了。不幸的是，当她刚刚开始新的生活，长期咳嗽的哥哥被诊断为肺癌，而且已经到了第四期。红隽日夜伺候刚刚得到又要失去的哥哥。她说：“我眼睁睁地看着生命从哥哥的躯体上一点一点离去，最后的时刻，枯竭的血色一寸一寸地退落，整个的人变得冰冷僵硬，我拼命地拉住哥哥的手，因为伊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亲人了，但是我拉不住…… ”
哥哥去世以后，红隽的嫂嫂开始对她冷眼相待，甚至恶言恶语要把她赶出家门。红隽说：“我又落入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当中，回想我的一生，似乎无时无刻不是在这种痛苦的境地里挣扎，我想起来哥哥和我重逢的时候告诉过我，姆妈生下我第一眼就看到我头颈后面有一粒痦子，外婆叹了口气说：‘人背痣，霉运压！’可见我就是倒霉的命。”
红隽在哥哥去世以后，决定不再离开美国了，因为这里是她的家，这里的房子是她的父母辛苦打拼、积攒下来留给他们兄妹的。她想她不应该是寄人篱下，而应该理直气壮地住了下来。于是用她的哥哥在世时给她的零用钱，用别人的姓名租借了一辆快餐车，在大学城里摆了一个新疆烤肉摊，每日里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赚钱养活自己。在红隽讲述故事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手背上有烫伤的疤痕，我晓得这都是烤肉的时候炉火溅上来烫到的。我问她痛不痛，她说：“还好，已经麻木了，侬摸摸看。”
“啊哟，侬的皮肤怎么像树皮一样的啦？！”我叫了起来。正在隔壁吃饭的女老板闻声跑过来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真可怜，我介绍你参加‘NuSkin’俱乐部吧。”
“什么？‘新皮’俱乐部？”红隽问。
“那是‘老鼠会’。”我一听这种生意经就烦，在美国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老鼠会”出现，卖吃的、卖用的，还有卖没有用的东西，每一次冒出一个新的“老鼠会”，许多华人就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开会、讨论、介绍经验，好像真的一样。我以为这种“老鼠会”就是把朋友口袋里的钱骗到自己的口袋里来，所以一旦有人拉我参加“老鼠会”，我就不再和这个人做朋友了。
但是女老板不一样，她是最起劲这种事情了，我从来也没有看到她因为“老鼠会”赚钱，只有花钱，最多是搬了一大堆没有用的化妆品、装饰品、食品等放在办公室里送人。我以为红隽不会对这种花钱又花时间的买卖有兴趣，不料她一听就来劲了，跟着女老板到隔壁房间去听她介绍她的“新皮”，后来还成了女老板的同党。
红隽成为女老板的同党，便常常在收摊以后弯到我们办公室里来，她们知道我讨厌“老鼠会”，也不来烦我，两个人在女老板的办公室嘀嘀咕咕计算钞票和发展的对象。红隽是“老鼠会”最积极的会员了，她随时随地都带着她的“新皮”，有一次我的儿子嘴巴上发热疮，她立刻从她的包包里摸出一罐“新皮”，在我儿子嘴上搨了搨；丹丹脸上长痘，也是这罐“新皮”，在丹丹脸上搨了搨；最可怕的是，有一次我发痔疮，红隽摸出来的是同样一罐“新皮”。
我发现红隽变了，变得女人了，手上的老皮也变得细腻很多，特别是她的精神状况。由于红隽的变化，我对“老鼠会”的看法有所改变。我发现“老鼠会”除了买进卖出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聚会，那些漂泊的异乡人时而聚集在一起，叹叹苦经，讲讲欢乐，哪怕只是坐在一起吃吃点心喝喝茶，也是孤独当中最好的调节呢。
红隽在这些聚会当中，总归会带一大盘的烤肉。她的烤肉绝对一级棒。她会烤猪肉、牛肉、羊肉、鸡肉，甚至又老又硬的火鸡肉也会烤得滋味十足。有一次看到红隽在烤肉摊卖羊肉串，那羊肉烧烤得金金黄，一粒粒在炭火中滋滋作响，入口滑嫩。寒风里，我站在她的对面，隔着不时溅起的火焰流下了眼泪，我想起来当年结婚的时候，在北京的东来顺宴席上面的羊肉串。
我问过红隽烤肉的秘笈，她笑道：“尽心尽力。”
红隽对待她的烤肉摊，真的是做到了尽心尽力，她从来也不会在中国城或者一般超市购买肉类，一定是要驱车一个多小时到屠宰场去采购，她说原料新鲜是最重要的。买了肉以后还要买香料，她从来也不偷懒去买那些加工好的香料，所有的花椒、辣椒、孜然等都是她自己打磨的，几乎是现卖现磨。
我吃过红隽烤的火鸡，通常不被我接受的火鸡胸脯被她烤得鲜嫩多汁，原来她是把所有的调味料用注射器注入火鸡的肉层当中。她得意地说：“这样烤出来的火鸡，侬想叫它不入味都不行。”
红隽的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她和她的烤肉，有一次，当地颇有名望的华人书法家老人刘爸爸，在和他的牵手吃过红隽的牛肉串之后，特别挥笔抄录了诗人杨静亭作于道光二十五年的《都门杂味》：“严冬烤肉味堪饕，大酒缸前围一遭。火炙最宜生嗜嫩，雪天争得醉烧刀。”
刘爸爸的书法是差他的洋媳妇送到红隽手上的，结果那个时髦的外国女人顾不得卖相，站在风头里，一口气把红隽烤肉摊头上的各类花色品种统统品尝了一遍，最后还抱着红隽说：“我爱你！”
但是有一个人不会爱红隽，那就是她的嫂嫂。红隽和她的嫂嫂就好像是钉头碰铁头，谁也不让谁。终于有一天，红隽败下阵来，她脚后跟的软当被她的嫂嫂抓住了，那就是她的身份出了问题。
红隽来到美国不久，她的哥哥便病入膏肓，来不及为她办理绿卡，红隽的旅游签证过期以后，变成了一个“黑人”。这几天，她的嫂嫂扬言，要报告移民局把她驱逐出去。
于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红隽乱了阵脚，她有些六神无主了，她说：“怎么办？这个王八蛋想要独吞爹爹姆妈的的心血，我要和她拼了！早晓得应该听哥哥的话，随便找一个人嫁了，弄个身份再说。现在立时三刻叫我到哪里去嫁人啊？就是假结婚也找不到人呢！”
红隽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的脑子里突然间冒出了密考伯，于是把红隽的故事绘声绘色地对密考伯叙述了一遍，一看到密考伯产生了同情心，立刻趁热打铁，速战速决，两个星期以后，红隽和密考伯双双前往市政府，领取了结婚证书。六十天以后又到同一个办公室得到了一份许可书。
一切就算办妥了，红隽堂而皇之地开始申请绿卡。
红隽开始办理绿卡以后和我们疏远起来，丈夫对我说：“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红隽这是保护大家呢。”我想了想也有道理，不去追究。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红隽结婚的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冬天，一忽儿春暖花开，又一忽儿就到了炎热的夏天。这一天下班，我刚刚坐进汽车，正准备发动引擎，红隽从汽车的另一扇门里钻了进来。“啊哟，侬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好几百年不见了呢，怎么变得滋润起来，又有什么喜事啊？是不是拿到绿卡了呢？”我连珠炮一般地发问。
“我，我要结婚了。”红隽像个大姑娘一样羞涩地说。“这又不是什么新闻，侬不是老早就结婚了吗？啊哟，不对，看侬的样子是要真的结婚了呢！跟什么人？真的吗？”我惊愕至极。“还有什么人，不就是侬介绍的密考伯吗？”红隽继续羞涩。我则顾不得她的羞涩了，一把抓住她问：“喂，告诉我，这个密考伯是怎么把侬搞定的？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不要讲这么难听好不好？我们是相爱结婚的。”“相爱”这两个字从这个四十多岁的半老徐娘嘴巴里吐出来有一点点肉麻，我的脑子发生错位地说：“哎，不要把我当成移民官好不好？又不是申请绿卡。”
“我说的是实话，我们真的是真心相爱才结婚的。”红隽这一次一点也没有忸怩的姿态，反而好像发誓一般，完全把我震动了。原来半年以前，当密考伯表示愿意帮助红隽解决身份问题的时候，红隽感激流涕，她即刻就掏出准备好的五千美金作为酬金，放在一个信封里面交给了密考伯，这以后他们开始为办理各种手续而奔忙。
大概是三个月以后，密考伯的家人得知密考伯结婚的消息，立刻表示这是他们家族里的大事，不可以如此草率了事，一定要到教堂去举行仪式。密考伯不便向他们解释其中的秘密，只好和红隽商量。其实这个时候的红隽已经对这个善良的密考伯产生了好感，她有些习惯每天都要看到这个走起路来一步摇三摇的美国大胖子，好像和他在一起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密考伯是为了她才演这出戏的，她理所当然应该陪密考伯一起到教堂里去走一趟，以安抚密考伯的双亲。
红隽说：“当我和密考伯面对面地站在圣坛的前面，那个身着长褂的牧师一字一句地宣布我们是‘丈夫和妻子’的时候，我突然百感交集，想到我这一生的苦难，孤苦伶仃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亲人也没有，从来也没有谈过恋爱，年纪这么大了，好不容易结一次婚还是假结婚。我泪如涌泉，大哭起来。大家都以为我是过于激动，流出来了幸福的眼泪，纷纷为我祝福。”
红隽的眼泪感动了当时在场的一位美国律师，他主动免费为红隽办理了申请绿卡的手续。红隽不知道她的眼泪还感动了一个人，那就是密考伯。很快，红隽的临时绿卡批下来了。这一天，密考伯特别驱车到红隽的快餐车去接她下班，回到家里，密考伯为红隽斟上红酒，然后慎重地摸出一只信封，里面是红隽当时交给他的五千美金，一分也没有少。
紧接着密考伯单膝跪下向红隽正式求婚。他说：“我知道你心里很苦，你走过了一条缺‘爱’的道路，其实我和你一样，从来就是被人讥笑，被人看不起。没有人知道我的内心是美丽的、诚恳的，就是和你一样，你的美丽就是在于你的真诚，我爱你，至死不渝。”
“我怎么可能拒绝呢？密考伯比我年轻，虽然伊的肥胖让人难以接受，又有很多毛病，可就像伊自己所说的，伊的内心是美丽的、诚恳的，这就够了，我真的愿意和伊厮守一辈子，就好像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红隽说完又加了一句，“侬不知道密考伯有多么善良呢！”说话的同时，脸上呈现出完全不是苦瓜的神情。
“对了，我来找侬，是为了邀请侬全家来参加我们真正的婚礼的，我和密考伯商量好了呢，要好好办一办，请柬过两天就寄出来。”红隽说着就从我的车子里跳了出去，她说她要给密考伯购买山楂：“对糖尿病人有帮助呢！”她朝着我挥了挥手，随即消失在中药铺子的门洞里了。
密考伯的婚礼是在郊外的一家俱乐部里举行的，鲁光夫妇带领着他们一大帮音乐系的朋友，主动承担起当日的音乐演奏，从孟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和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一直到《新疆之春》和蒙古的《牧歌》还有罗马尼亚的《云雀》，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跳舞，热闹得一塌糊涂。
红隽那些“新皮”同党，借用了红隽的烤肉家当，在露天支起了烤炉，不断地为大家提供新疆烤肉。那只巨大的结婚蛋糕是我们丹佛的华人联合赠送的，上次为这对新人主持婚礼的牧师和帮红隽申请绿卡的律师也都来了，还有密考伯的亲友和我们学生宿舍的邻居……足有好几百人。想不到的是，红隽的嫂嫂也来了，红隽说她真的很幸福，当她幸福的时候，就不会计较别人曾经对她的伤害，设身处地想一想，嫂嫂也是不容易，更何况她的嫂嫂是她侄子的母亲，那个侄子是红隽家的根，是红隽在美国惟一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呢。
我看到红隽的嫂嫂和红隽，在这盛大的婚礼上一边吃着烤肉，一边说说笑笑，她们亲密无间的样子，让人感到她们之间的亲情。乒乓一声，喜庆的香槟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