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葱油饼
不一样的葱油饼自从湖南姑娘成立了那个“红双喜俱乐部”以后，这些漂洋过海嫁老外的中国媳妇总是想方设法巧列名目聚在一起吃饭。这一天是怡君父亲的生日，于是理所当然地涌到了怡君的家里。那时候怡君已经离开了周刊，成功地在市中心开张一家礼品店，从看老板眼色吃饭，一跃为自己当老板，怡君确实是成功者。这一天正是星期五，听说怡君要做台湾油饭，丹丹和我便率先前往帮忙，而丈夫、儿子和若为则先在家里看球赛转播。
到了怡君家按下门铃，半天没有人开门，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大声叫唤：“进来，进来，自己进来。”原来大门并没有上锁。推门进去，只见怡君的一双手正插在一大锅湿漉漉的糯米当中。
“不好意思，我腾不出手来开门啊。”怡君说。
“没有关系，老伯不在吗？我们应该先向老寿星祝寿的呢！”丹丹说。
“啊哟，他和他的几个老朋友在中国城里饮茶，一会儿才会回来，你们还要给他带礼物，真是太客气了。”怡君忙不迭地说。
怡君一向礼貌周全，每次见到我们都不会忘记带些礼品，特别是送给我儿子的礼物。讲起来她有一个礼品店，但总归是一份人情，怡君是我认识的台湾朋友当中最讲究传统礼仪的一位了。因此，这次我和丹丹商量好了一定要给她父亲送一份寿礼。那是一支精装的中国人参，还有三大包从麦当劳买来的汉堡。特别声明：汉堡不算礼品，是给那些习惯美国食品的孩子们的。
这些汉堡还是我从波德带过来的呢，那时候波德的麦当劳促销起司汉堡，每日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起司汉堡只有五分钱一个，一个人限买十个。于是我们一家三口分别出阵，三大包汉堡包就这么买来了，才花了一个半美元。第一次发现这个好事是因为附近的一个非营利机构来找小孩子们拍照，拍好照以后，就带他们去吃汉堡包。丈夫告诉我：“这些非营利机构就是靠这些小孩子的照片来证明他们的活动，可以申请到一大笔资金呢。”
母亲来美国看望我们的时候，我也去买过三大包促销的汉堡包，记得她看着高高堆在餐桌上的汉堡简直不能相信。那天，大家吃了一个又一个，一直吃到再也不要吃汉堡为止。今天，我们路过那家促销店的时候，正看到门口的小丑在那里打广告，于是抵抗不住诱惑，又买了三大包。怡君听完我的故事笑起来了，她说下次孩子们搞活动的时候，一定请我代购。说着说着她腾出双手，为我们一人泡了一杯蜜绿鲜艳、泛着金黄色的茶水过来。
“啊哟，乌龙茶啊，我最喜欢这种喝起来齿间留香、回味甘甜的茶了。”我说。
“尝尝看，这不是乌龙茶，叫文山包种茶。这种茶盛产于台湾北部，与冻顶乌龙茶并称为台湾的两大名茶，在台湾一向有‘北包种，南乌龙’的说法。”怡君介绍说。我举起玻璃杯看了看，只见那茶叶呈条索状，一根根在茶水当中舒展开来，散发出优雅的花香。喝一口，滋味甘醇滑润。丹丹说：“真享受！” “原本应该用紫砂壶的，因为知道东东一向喜欢玻璃杯，所以不讲究了。”怡君说。
丹丹笑起来说：“东东喜欢玻璃杯是她特别的讲究，她从来不相信紫砂壶里泡出来的茶，她觉得不好的茶经过紫砂壶也会有好味道。她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定要看着茶叶在玻璃杯里一点一点舒展才放心。”
我有点不好意思：“唉！最好不要出我的洋相好不好？”
怡君倒不介意，只是笑着说：“幸亏我用了玻璃杯，不然的话这杯包种茶要被贬低了呢。我们台湾的包种茶以台北文山地区所产的最好，那里气候终年温润凉爽，雪雾弥漫，土壤肥沃。据说采制的工艺很讲究：雨天不采，带露不采，晴天要在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三时间采摘。”
“可是为什么要称之为包种茶呢？”我问。
“那是因为早先的时候，当茶制成以后要用双层的毛边纸紧紧包牢，以防茶香外溢，还要在包装纸上盖上茶名及行号的印章，所以称之为包种茶了。”怡君回答。
怡君说着，我却想起来要帮怡君做油饭，结果怡君早把准备工作都做好啦，我们只是在旁边一边喝茶一边看着她操作和解释。
怡君告诉我们说，那糯米是一大早起来就清洗干净、浸泡上的。关键是红葱头和台湾腊肠腊肉一定要多放一点。我们看着她起了个油锅，把葱粒、姜粒、蒜粒放下去爆香，又把泡软切成丝的香菇、虾米、腊肠、腊肉等一起放下去翻炒，在翻炒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加入糯米，也加入料酒、高汤、盐、酱油和麻油，最后撒入胡萝卜、小豌豆等蔬菜，盖上锅盖就焖上了。
在翻炒的过程当中，因为糯米越放越多，也就越翻越重，我们三人轮流上阵，我炒着炒着发现，那糯米和我包粽子的糯米不一样，是长形的，怡君说：“做油饭的糯米最好不要用圆米，长米做出来有劲头。上桌之前再加点香菜，那味道才会出奇的好呢。”
看着怡君套着镶边的饭单，站在炉台前面不慌不忙地做了这样又做那样，有条有理地把小菜一样样端上桌子，忍不住说：“怡君啊，你好像不是在厨房间里做菜，而是在音乐厅里弹钢琴。”
怡君笑道：“你不知道啊，我是从小就做惯的，真正的劳动人民出身呢。”
趁着客人还没有到齐，怡君给我们讲起了她的身世。她说：“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我的父亲是当年大陆派往朝鲜的志愿军。”
“什么？！”我和丹丹一起大叫起来。
“不要吃惊。”怡君继续说。
原来怡君父亲的老家在河南，是个穷得连裤子也穿不上的地方，那时候她的父亲只有十几岁，为了吃饱饭就去当了志愿军。结果第一批冲过汉江，在距离汉城仅二十公里的时候便当了战俘。怡君的父亲不大愿意回忆在战俘营的生活，只晓得和他一起被俘的是他的班长，一个国民党投诚的老兵，也是河南人。
这个老兵私底下对怡君的父亲说，他是没有办法的了，因为上有老下有小，一定是要回老家去了，而怡君的父亲只身一人，还是到台湾去吧。在战俘营的时候，两边的宣传都很厉害，战俘之间因为意见不一甚至动武。怡君的父亲始终没有透露心态，一直到最后，进行战俘交换的时候，联合国的军人一个个分别询问战俘，出来的时候怡君的父亲就站到了台湾人的队伍里。
怡君的父亲还记得，他最后面无表情地向站在中国人的队伍里的班长告别，等到二十多年以后，回到老家，再次看到班长的时候，班长因为曾为国民党效力的历史加上朝鲜战争的“战俘”，已经变成一个匍匐在地上要饭的一眼瞎了。班长向他伸出肮脏的手，怡君的父亲连忙从旁边的小摊上买了一碗胡辣汤，眼睛一眨，汤就没有了。怡君的父亲慌了手脚，他简直怀疑那只碗也被班长吞下去了呢。
看到班长饥寒交迫的样子，怡君的父亲真心实意地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而感到庆幸。尽管一开始的生活也是很艰难，但只要劳动总是吃得饱，也吃得很好，这里面还有怡君的母亲的功劳。
讲到怡君去世的母亲，怡君说：“我的母亲才是个女强人呢，她要比我父亲大六岁，原本是个国民党下级军官的太太，出生于地方上的大户，跟随丈夫登上了出逃台湾的轮船。那时候，她的丈夫一条腿已经被子弹打穿，在海浪的颠簸当中，不幸感染病毒身亡。”
到了台湾，怡君的母亲，这个有胆有识的年轻的寡妇，在码头上摆起一个卖小食的小挑子，夏天卖西瓜，冬天卖馄饨，不冷不热的时候卖卖茶叶蛋，后来怡君的父亲给她打下手，结婚以后摆了一个卖大饼油条的摊头，再后来，发展到了有一个自己店面的小食店。怡君的父母很勤劳，起早贪黑，人缘又好，街坊邻居都喜欢他们。
怡君不会忘记，每次放学回家，老远就看到家里的炊烟，于是加快了脚步，从敞开的店堂走进去，先热乎乎地喝一碗馄饨面，或者加了油条的咸豆浆，或者……然后就到楼上的房间里做功课。做完功课又下楼帮忙父母做生意。
她说：“我喜欢在炉台前面帮父亲打下手，看着父亲做葱油饼、拉面条，父亲那双沾满面粉的手就好像是在创造艺术品一样，包子、饺子一个个在他的手指中间滑了出来。在我的印象里，父亲的双手永远都是沾满了面粉。我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父亲的手》，就是坐在店堂的角落里，看着父亲劳作的手写出来的。”
怡君的父亲对于他这种丰衣足食的现状是相当满足的，虽然起早贪黑非常辛苦，后来还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十个指头都肿胀起来，但只要吃饱饭，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母亲就不一样了，她倒也不会抱怨，只是好像有些心事，得空便会朝着大陆的方向发呆，一直到她的弥留之际，怡君才晓得，母亲在大陆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那是她和那个死去的丈夫的孩子，因为自小患有小儿麻痹，行动不便，就留在老家了，死活无音讯。
“母亲是患病毒性感冒引发的心肌炎去世的，她去世的时候始终没有闭上眼睛，她一定要我去找到那个同母异父哥哥，告诉他，母亲从来也没有忘记过他。”怡君说。
“你找到你的哥哥了吗？”我问。
“我瞒着父亲，是最早到中国大陆去的台胞，从浙江找到了江苏，才找到我异父的胞哥。”原来怡君母亲去世的时候，告诉她自己前夫的姓名和部队番号，怡君顺藤摸瓜找到了那个男人的原籍是浙江。
不料到了浙江才发现，怡君的哥哥早就被他的叔伯赶出家门，沦落到了苏北。又因为出身不好，加上残疾，活得非常辛苦，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怡君说：“要是母亲看到的话，一定会心痛的，我也不断地涌出眼泪。最后我是光着脚离开他的，因为我把身上的衣服，甚至脚上的袜子都脱下来给他了。后来我还出钱雇人帮他盖了三间草房，买了一个外地逃荒的女人给他做老婆，伺候他。”
“不得了，你还会倒卖人口啊？！”我大叫一声。
怡君把自己的食指竖起在嘴巴的前面，示意我们不要做声，因为她听到大门被打开的声音，这是她的父亲。她不愿意让父亲知道母亲的秘密，她害怕父亲会伤心。我和丹丹一起站立，恭恭敬敬地准备着向这位老志愿军问好。
进来的好像不只是怡君的父亲，还有她父亲的朋友，其中掺杂着湖南姑娘的声音，以及若为、丈夫和儿子的寒暄。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压倒了大家：“老同志，辛苦啦！”
我一愣，咦？！这是哪里来的共产党的干部访贫问苦啊？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到过这种称呼了呢。急忙走出去观看，只看到湖南姑娘一手拎着一个礼包，一手挽着一个壮实的东方老人站在门厅里换鞋子。看到我，老人率先对我说：“你好！我的姑娘早就向我介绍过你了，你们是好朋友，在这远离家乡的举目无亲的地方生活，应该互相帮助，就好像是兄弟姐妹一样。”他说着便握住我的右手，有力地摇了摇。
我有些蒙了，这声音这举动怎么就好像早年在上海的单位里，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一样，我以为他接下去要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
这时候湖南姑娘赶忙介绍说：“东东，这是我父亲，刚从台湾过来的。”
我的眼面前立刻浮现出一个横行霸道的老军官，带着他的阿兵哥们，上山抢夺姑娘的镜头，但是跟前的这位老人，绝对是和蔼可亲的老干部。
私底下我把我的想法对湖南姑娘说了，姑娘倒也不忌讳，她说：“哦？真的吗？”
湖南姑娘说话的时候，那群饱经创伤的老兵，一个个走进客厅。而我却突然发现，几天不见，湖南姑娘怎么消瘦憔悴了这么许多，于是说：“你好像减肥减得太多了，显老欸。” 湖南姑娘摇了摇头说：“我母亲去世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上次在你家里，还没有听说啊？”我顾不得走进里屋，站在过道里就问。“就是上次一起吃饭的那天半夜，我收拾完毕准备上床休息，弟弟打来了越洋电话，他语无伦次地告诉我：‘母亲去世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一个人赶回去奔丧。”
湖南姑娘的两只眼睛有些湿润，我感觉到了她内心的痛楚。她告诉我，她的母亲是个刚烈的女子，宁疯不屈。发疯以后，最痛恨的人就是她的父亲了，常常在眷村里披头散发地乱跑。一看到她的父亲又抓又打，而看到自己的孩子，就会安静下来，抓着他们的手回家，煮一些东西给他们吃。她的母亲为她的父亲一共生育了四个孩子，却仍旧不能原谅孩子的父亲。
“你是否责怪你的父亲呢？”
“不知道。看到母亲的痛苦，我当然怨恨父亲的霸道，把一个纯情的乡下姑娘活生生逼疯。可是父亲也是痛苦的，我怎么能不同情他呢？常常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威武的军人，躲在避人的地方独自流泪。自母亲一开始发疯，他就忏悔了。他曾经跪在山寨里，任凭舅舅们痛打不还手，他发誓永远善待自己发疯的老婆，不离不弃一辈子。”
湖南姑娘的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后来她母亲得病，父亲细心伺候。一直到1988 年以后，许多台湾的老兵陆续回家探亲，一个同乡带来消息说，她父亲的原配送走了公婆以后，只身一人孤守在山东老宅，得知青梅竹马的老伴早已另娶成家也不责怪，反而说：一个人在外很不容易，有个伴也是情有可原，要他好好保重，不要挂念，并告知他的两个女儿已经长大，嫁入当地的长官人家。
湖南姑娘的父亲悲喜交加，终于忍耐不住，年前把老婆托付给隔壁的阿叔阿婶，自己偷偷跑回大陆探亲。湖南姑娘说：“父亲回来以后，闭口不谈自己在老家所受到的款待，只是悄悄地回到家里，把自己的铺盖从卧室里搬出，再也不和母亲同房。”
奇怪的是，看到自己丈夫恨不得咬掉一口肉的湖南姑娘的母亲，这一次一反往常，得知丈夫这天要回来，早早地就在家里洗头洗澡，梳妆得干干净净，又做了几样下酒小菜，安安静静地等待丈夫回家，后来，又安安静静地看着丈夫搬出自己的卧房，她不吵不闹一点表情也没有。湖南姑娘说：“从这以后，父亲就没有和母亲同住过一间房，他好像是做了坏事一样，正眼都不敢看母亲一下，只是对母亲伺候有加，相敬如宾。每天还会搀扶着母亲在眷村里走路，引起左邻右舍的羡慕。”
这一天湖南姑娘的母亲突然清晰地对丈夫说，她想要丈夫陪她一起回娘家。湖南姑娘的父亲立刻到街上置办了大大小小的礼盒，又叫来了计程车。当汽车开到近处，她的母亲要求自己走完余路。
讲到这里，湖南姑娘的眼睛里渗出了眼泪，她接着说：“二十八年以前，母亲就是从这条山路上被父亲劫持下来的，现在同样的一条山路，母亲被父亲搀扶着走上去。一模一样的山，一模一样的路，不一样的只是：下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含苞欲放的小姑娘，上去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病病歪歪的老太婆。最后母亲走不动了，就趴在父亲的背上，让父亲一步一步地背到家里。”
湖南姑娘的母亲到了家里的时候，已经站也站不住了，她用她的山寨语言，请求乡亲父老原谅她的丈夫，并告诉大家这些年生活得很好，只是有福无命，病入膏肓。她跪在地上，祈求山神接受她这个不孝的女儿，并保护她的四个儿女……几天以后，湖南姑娘的母亲死于肾衰竭。
湖南姑娘的故事讲完了，她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她母亲的照片，照片只有两寸见方，好像是翻拍的，模模糊糊地可以看到一个面孔浮肿、神色呆板的女人，假如可以把五官分割开来，倒也是眉目娇艳，和湖南姑娘有几分相像。湖南姑娘珍爱地凝视着照片，她又说：“葬礼以后，父亲蹲在母亲的坟头不愿离开，我和弟弟妹妹们强行把他拖了下来，问他是否想回到大陆生活，他说大陆的老婆对他很好，每天起床就开始伺候他，一直到晚上洗完脚。但是他选择不再回去，而是到美国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湖南姑娘说着说着就把眼睛抬起来，看一眼客厅里的父亲，这时候她的父亲正和另外一个不穿军装的军人在分辩着什么。“幸亏川妹子的父亲刚巧从大陆过来探亲，你看他们，很谈得来呢，让我放心很多。”
“什么？两个不同阵营里的兵怎么可以弄到一起？”我大吃一惊。
“不要忘记他们都是军人，加上我的老公曾是美军，他们有军人共同的话题。”
这时候我也抬起眼睛，只看到客厅里人头攒动，都是男人，包括我的儿子，一起聆听当年的几大战役，其中的淮海战役是湖南姑娘的父亲和川妹子的父亲真枪实弹对峙过的，想不到当年的死敌，现在可以坐在一张沙发上谈天。我看到我的丈夫和若为也混在里面，他们正在和湖南姑娘的丈夫交谈。
“你们知道吗？我也是一个战俘呢，被中国人俘虏的。” 湖南姑娘的老美丈夫说。
“那一定是朝鲜战争。”我的丈夫说。
“对的。当时我只有十几岁，端了一把机关枪在高地上，下面是漫山遍野的东方面孔，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东方人，他们一个个那么矮小，面黄肌瘦的，就好像是一群没有发育好的小孩子，一行行一排排地冲了上来。”
“你以为是小孩子，所以就不怕他们了？”若为问。
“错了，这是我所看到过的最可怕的军人，因为一排子弹打出去，前面的战士倒下去了，后面同样的面孔又补了上来，似乎永远也打不完的一样。同样的面孔，同样的年轻，同样的没有表情，就好像是没有灵魂的肉体，再仔细一看，其中很多人手里甚至没有武器，就这么端了一根棍子，直挺挺地上来了。那是没有办法开枪的，只有举起双手投降了。”
这时候，厨房间里飘出一阵葱香，丹丹嗅了嗅说：“葱油饼！”在我眼前还呈现着一排排打不死的志愿军面孔的时候，丹丹已经把我拽到了厨房间。我发现这里更是热闹非凡，所有的女眷都在这里，一个胖乎乎的大妈正带领大家做面食。我坐到她的对面，不知为什么，突然联想起了我的胖妈，可是胖妈的葱油饼和她做出来的葱油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胖妈做葱油饼就好像是一件声势浩大的工程，先要把厨房间的八仙桌擦洗干净，又要铺上比桌子还大的面板，然后用一根三尺多长的擀面杖，把醒好的面团擀成巨大的面饼，几乎铺满了整个的台面，这才撒上葱花、盐花，涂抹上猪油，卷成三四尺的长卷，一小段一小段地切开，做成一个个小饼。
而眼前的这位大妈，手持一根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擀面杖，在一块小小的砧板上操作，她说：“我从来都是在砧板上做葱油饼的，住在眷村的时候，厨房只有一点点大，可以做饼的平面只有这块砧板，旁边小小的一个炉子上架着一个小小的锅子，我就弓着背，站在那里做饼。那时候真艰苦，常常是一阵台风，便把锅碗盘瓢统统刮跑了。”
“什么？你们露天烧饭吗？”我不解地问。
“姑娘，你不知道，当初到了台湾，每天都在叫喊‘反攻大陆’，总以为马上就要打回去的，眷村不过是临时歇歇脚的地方，上面的长官也不允许大家有长期的打算，而是让部队随时都做好开拔的准备，所以早期眷村的房子都是用简易材料搭建起来的临时房子。最普遍的叫‘克难房’， 屋顶盖稻草、竹爿烂泥墙，常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那种房子连私人厕所也没有，洗澡都是在房间里，用一个大铁盆，倒进烧热的水洗的。”
听起来有点像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故事，回想起国内的军区大院，却是另外一番情景。军区大院里面是供给制，起码是吃得好，不用担心肉票，可以在那里走进走出，绝对是高人一等。眷村和军人大院，胜者王败者寇。我撕了一张刚刚出炉的葱油饼，放进嘴里，有些硬，用力咬下去，那是完全不同的葱油饼，里面包含着另一种吃饭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