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糕和春卷
蛋糕和春卷两个星期以后，我开始到科罗拉多州的华文周刊上班，其实在周刊工作和在餐馆打工并没有多大区别。有一天我推着一车新出版的刊物在中国城各个商店分发，迎面撞到利用课余时间在餐馆打工的陈钢。陈钢正推着一车垃圾从厨房后门出来，看到我有些尴尬。
我灵机一动说：“一车子杂志，一车子垃圾，价值是一样的。”
陈钢想了想突然明白了，他大笑，我也笑了。当时科州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四美元，无论在周刊还是在餐馆都是每小时四美元，因此垃圾和杂志的价值就变成一样的了。至于在餐馆端盘子，那是另外一回事，这要看顾客出手是否大方了。
《科州华文周刊》编辑部设立在丹佛市，与我所居住波德小城之间还相隔了两个城市，当我拿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心里有些发毛，丈夫站在一边说：“你自己想清楚，每天上下班要倒换两辆汽车呢！”
我仿佛听到话里还有一句话：“你行吗？”
我看了看墙壁上那幅《自动售货机》里的女人，咬了咬牙回答：“我想清楚了。”
现在这幅《自动售货机》已经装入镜框挂到我的床头上了，镜框里原本是丈夫和留学生们的合影，被我压到油画的背后。我给画面上这个孤寂的女人起了一个名字叫Sharon，这一天一大早醒来，睁开眼睛就对着画里的Sharon 说：“我要去上班了…… ”
Sharon 没有回答，我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那张涂满了厚厚一层白粉的面孔，在白粉底下的眉宇之间，我仿佛窥视到那里充满了恐惧。这恐惧，是来自对陌生的未来的无法探知。这就是我，怎样的未来将会在前面等待着我呢？我打了一个寒战。
儿子爬到我的身边说：“不要担心，隔壁的小珍阿姨让我回来就到她家里去，一歇歇爸爸就回来了，再一歇歇侬就回来了。”儿子说着，听上去不是我要安慰他，而是他在安慰我。
吃完早饭，我把儿子送到学校，看着他小小一个人背着一个大书包，一步一步地走进那个陌生的环境，我有些心痛。儿子转身看了看我，我很想跑过去抱一抱他，但是他向我挥了挥手，便走进教室去了。
儿子在我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我有些失落。身边的丈夫掏出四张一美元的钞票放在我面前说：“看清楚了吗？上车的时候往售票机里塞两张，然后让司机给你一张票根，凭着票根，你可以免费转乘丹佛的市内汽车。”
我拿过钞票，胡乱地放进口袋里，拎起午饭盒子就急匆匆地去赶长途汽车了。汽车站离开我的家不远，步行了十来分钟，看见前面有个玻璃亭子，里面还有一排干干净净的木头椅子。我刚刚想坐下来歇口气，一辆巨大的汽车就在我的前面停了下来。一个健壮的黑女人坐在司机座位上，笑容可掬地向我打招呼。我手忙脚乱地把两张钞票塞进售票机，不料，两张钞票塞进去了，那个黑女人仍旧伸出五根手指头。
我指了指售票机，表示我已经把车钱塞进去了，黑女人则比手划脚地解释了一大番，最后抓过我的手，在我的手心里写下了一个“2.50”。我明白了，车票涨价了。我想到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美元了，那是我的回程车费，现在我该怎么办？黑女人看明白了我的窘迫，她宽容地向我摆了摆手，先是示意我可以上车，然后又从她自己的钱包里掏出了两个二十五分的硬币，让我放进口袋里，这是添给我回程时候用的。
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谢谢！”
汽车开始上路了，我把自己安置在第一排的座位上，前面就是一块硕大的玻璃，玻璃底下一辆辆小汽车在奔驰，这使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一时间，落基山的风景尽收眼底。车厢里没有几个乘客，和上海拥挤到了像沙丁鱼罐头一般的公共汽车有着天壤之别。大家友好地向我点头打招呼，使我感到很安逸，我有些开心起来，我想这就是我在美国迈出去的第一步。
长途汽车停在丹佛的市中心，街道很宽，行人不多，每一个人都好像很愉快，我在街角找到了我要倒换的车辆，我在心里默默记住了这条街名：17 街。
上了市内汽车以后，我便开始数站头，在我数到第十三个站头的时候，华文周刊到了。
华文周刊坐落在一个中国购物中心的二楼，在一个拐角处，我找到了一块印有“周刊”字样的门牌。这毕竟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我慎重地吸了一口气，推开了那扇玻璃门。一时间，我愣住了，那里面就好像打过仗一样，书刊、杂志、废纸一天世界。
女老板看到我来了，如同老熟人一般，急急忙忙说：“你来了就好，明天出刊，今天是最忙的呢。你是有经验的，看着做吧。先把上星期的版样拆下来，再把新的文章补上去，我要出去收广告费了。” 话没有说完，人已经出去了，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她又返了回来：“你看我这人忙得糊涂了，钥匙到哪里去了？东东，你先帮我找一找我的钥匙好吗，谢了，谢了…… ”
“钥匙啊？什么钥匙？你手上不是有一串钥匙吗？”我说。
“哦，真的呢，原来就在我自己的手里啊！谢谢，谢谢！我来不及了，要走了。对了，有广告要记下来啊，广告是最重要的！下午有个学生妹妹会来打字，你就交给她要打字的资料……中午还有一个台湾太太会来上班，她是新闻专业出身的，有问题你就问她好了，周刊的事情就拜托了，拜拜！”女老板一阵风似的旋了出去，我只好硬紧头皮应付。
女老板一走，两部电话铃此起彼伏，我一边排版一边接电话，一会儿是分类广告，一会儿是社区消息，还好讲的都是中文，总算可以应付。
快到中午时分，果真来了一个面善的台湾太太，她告诉我她在这里是半职，因为是新闻系毕业的，总不愿意放弃老本行，所以来了这家周刊。
说着她就坐下来写专访，她写得很快，又把我接到的社区消息按前后次序整理了一遍，便把这些稿子一份份夹在一起，说是到了下午，一并交给学生妹妹打字。这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位台湾太太叫怡君，嫁了一个韩国人。她和我同年同月出生，家里除了丈夫和两个女儿以外，还有一个七旬的老父。
正忙着，学生妹妹走进来了，她腼腆地看着我笑了笑，就坐到一台电脑前面开始打字，而我则趁这个当儿赶快吃饭。饭盒子里的饭菜是昨天晚上丈夫就装好了的，里面除了蔬菜炒肉片以外，还有一块大排骨。这块大排骨是我留给丈夫吃中午饭的，他把排骨埋在我的饭底下了。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这样的关爱了，有些受宠若惊。
昨天晚上的排骨炸得又香又脆，达不到天鹅阁的水准，也有红房子的水准。我是用从美国超级市场里买来的面包粉做出来的，但我的做法和美国人的做法不同。美国人在涂面包粉之前会先蘸上鸡蛋和盐，而我则是蘸上了酱油，撒一点点菱粉，用刀背拍了一遍，再拍上面包粉，这样炸出来的排骨可以称之为中国味道的西式排骨。
丈夫和儿子一人啃了两大块排骨，吃完以后，丈夫抚摸着自己饱胀的肚子说：“不得了，天天吃大餐，我们都要变成大胖子了。”
不知道什么道理，在上海习惯称吃西餐为“大餐”，中国菜则是“小菜”。刚刚结婚的那阵子，因为常常到天鹅阁吃“大餐”，朋友们开玩笑送来一块横匾，上面写着两个字，“合肥”，至今还挂在我上海的床头呢，想到这里不由笑出声来了。
正笑着，外面走进来了一个穿着风衣的美国大男人，他的面孔不善，一丝笑容也没有，对着我讲了一大串英语，我一点头绪也摸不到。回过头去一看，怡君刚刚出去买午饭了，那个学生妹妹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整个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由紧张起来。
我对他说：“这里是周刊，你懂不懂？周刊的办公室是不允许闲人随便进出的，你给我出去！出去！”
这个男人显然听不懂我的话语，却明白了我的逐客令。他变得粗暴起来，哇啦哇啦恶狠狠地大叫，我反而不再害怕，站起来用我的身体向他逼过去，哇啦哇啦地骂了回去。大男人节节败退，退到大门口的时候，我打开大门，顺势推了他一下，把他关到门外去了，又在他的鼻子前面把门锁扣上。
大男人气得眼珠子也要跳出来了，后来想想假如他真是坏人的话，一拳头就可以把这扇玻璃门打烂，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只是气急败坏地站在玻璃大门外面，从他的公事包里抓出一本小本子，气呼呼地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又撕了下来，啪一声贴到了玻璃门上。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我自己呼哧呼哧地喘气，我拖来一把椅子，面对着大门坐在那里，继续吃饭。正在这个时候，玻璃门外面露出两个惶恐不安的脑袋，再一看，原来是女老板和怡君，她们俩在下面的停车场刚巧遇到，远远地看见了办公室里发生的这一幕。
女老板一脚跨进周刊，就抓住我的肩膀大声地说：“东东啊！你好大胆啊！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那是移民局来查身份的呀！”
怡君说：“我刚刚在下面买牛肉面，那个在餐馆里端盘子、没有工卡的王小姐就被移民官带走了呢。我心里打鼓，因为学生妹妹只有在校内打工的身份，想不到被你误打误撞，撞过了这一关。”
女老板说：“我也是为学生妹妹捏了一把汗，咦，学生妹妹到哪里去了？”
学生妹妹的脑袋从厕所里伸了出来，原来她一直躲在马桶间。学生妹妹是没有事情了，而我则必须带着身份证和打工卡去见移民官，这就是那张贴在玻璃门上的纸头上的命令。还好，移民局的汽车还停在停车场上，女老板带着我找到了那个移民官。
刚才凶神恶煞的移民官，现在倒变得客气起来，他认真地验证了我的身份，最后放行的时候还对我讲了一句：“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下午。”
我正不知道如何回答，女老板欢天喜地地说：“有吐！有吐！”
“有吐”，这是我后来最喜欢用的一句英语，样样好话飞过来的时候，只要“有吐”出去就可以了，当然也有“吐”错地方的时候，那是后话。而当时女老板看到万事大吉了，便拉着我就急急忙忙回到办公室，赶着忙碌去了。
这一天，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多钟才把周刊的版样全部做好，那年代还没有电脑排版，每一条消息每一个广告都是用手贴上去的，到了最后几个小时，连女老板的老公也在下班以后赶过来，一起劳作。总算做完了，大家都累得腰酸背痛。女老板要亲自把大样送进印刷厂，我则急急忙忙去赶那辆回程的市内公共汽车。上了汽车发现，黑暗当中只有我一个乘客，年轻的司机问了我一句话，我摇了摇头，他看我听不懂也不再追问，挥了挥手，说了一声“OK ！ ”就上路了。
我仍旧把疲惫的身体安置在公共汽车的前排座椅上，面对着偌大的玻璃窗打了个哈欠。那里的街景早就被一片墨色吞噬，惟有两道直射的车灯仿佛是在隧道里映出变形的想像。我好像替代了《自动售货机》里的Sharon，坐在空无一人的餐厅当中。
我开始数站头。大概在数到第五个站头的时候，汽车停到了人行道的边边上。车门打开了，并没有乘客上来，只听到一阵嗡嗡的声响，公共汽车的台阶变成一片平板延伸了出去。我把脑袋伸出去看热闹，只见一辆残疾车上到平板当中，那平板就好像升降机一般，稳稳当当地升了上来。
就这样，这片平板反复升降了两次，带上来一对腿脚不方便的男女。汽车司机站了起来，把他背后的一排座位翻了起来，腾出一排空位，把他们的残疾车安置在那里。一切都发生在几分钟之内，接下去那片平板又恢复成台阶，车门关好了，公共汽车继续上路。
那对坐在残疾车上的男女，像两只小鸟一样一并排坐在那里，卿卿我我地说起了悄悄话，我则想起了我的姐姐。我坐在轮椅里的姐姐，一辈子也没有享受过这种升降机呢，每次上下公共汽车，都是那样的艰难。姐姐比我聪明，读书读得比我好，人也长得比我漂亮，却因为残疾，历经坎坷。
此时此刻，我的姐姐在上海不知道正在干什么，我为她的遭遇感到不平。
我一边想一边数站头，当我数到第十三个站头的时候，我预先站了起来，那对坐在轮椅里的男女立刻示意我坐下，并帮助我拉了一下车窗上面的一根绳索，绳索一拉，就发出了门铃一般的响声，司机座位上头的一盏电灯亮了起来，上面呈现出来“要求停车”字样，司机从反光镜里对着我说了声：“OK。”便把车子停到了站头上。
“谢谢！”我跳下公共汽车，对着司机和那对男女挥手道谢，汽车开走了。
汽车开走了，我一个人站在月台上，想到只要上了那辆长途汽车，就可以到家了，立刻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我发现我站在一个陌生的街口上，完全不是我早上换车的地方。
一定是出鬼了！明明是同样的汽车，十三个站头，怎么会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呢？那时候我不知道市中心的街道多数都是单行道，来去汽车的站头设立在不同的地方。这里不是17 街，而是16 街。虽然17 街和16 街相差只有一条街，却有着天壤之别。16 街是条步行街，白天这里是上班族的天下，那些摩登男女一个个夹着个公事包，一本正经地匆匆赶路。可是到了夜晚，到了只有酒吧还开门的时候，马路上除了酒鬼，就是要饭的了。
孤身一人站立在酒鬼和要饭的当中，语言不通又迷失了道路，我只有心惊胆战。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到处都是墨漆黑的黑人，其中有一个人正醉醺醺地向着我走过来。
“哈啰！贝贝，过来…… ”
我的脚骨发抖了，无知觉地后退着，我想我的末日到了。
正在这时候，我忽然看见拐弯角上走出来一对年轻的黑人男女，他们西装革履，时装打扮，我就好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飞奔过去。我当时只会说两个单词，一个是“汽车”，一个是“波德”。这对男女大概被我突如其来的出现吓得瞠目结舌，但立刻明白了我窘迫的处境，只是无奈听不懂我的话语。他们看到我急到了火烧火燎的样子，不知怎么办才好。
幸亏那个女人灵机一动，从皮包里摸出一支笔和一本记事簿，她比划着让我在上面画画，我明白了，便在那张纸上面画了一幢房子、一辆汽车和一个人，我指着图画告诉他们：“我……汽车……波德…… ”又急中生智想出来另外一个单词：“家”。
那聪明的女人想了想恍然大悟，她向那个男人解释了一番以后，那个男人一拍脑门对我说：“跟着我，跟着我！”
这三个字是我熟悉的，因为当时上海的电视里正在播放《跟我学》这档学英语的节目。于是我便跟着这对男女穿过了马路，他们的长腿迈得很快，我几乎奔跑起来，当我们到了下一个路口的时候，一辆公共汽车停到了我的面前。这不是我要乘坐的长途汽车，这对男女却不由我分说，就把我塞进车子里。车门在我的脑后刷一声关上了，那对男女隔着车窗和司机解释着什么，又向我挥手道别。
我很焦急，我不知道这辆汽车会把我带到哪里，我的口袋里又没有多余的钱来乘坐这辆汽车。然而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当我举目观望的时候发现，这辆车子相当拥挤，而且都是已经喝得烂醉的黑人，我是其中惟一的女人，我要瘫倒下去了。
车窗外面摩天大楼的茶色玻璃散发出冰冷的寒气，车窗里面的黑人兄弟热气腾腾地喧哗，他们看到我亢奋起来，拍手跺地在车厢里又唱又跳。整辆汽车跟随着他们跳动的节奏，剧烈地晃动起来，越来越厉害，幅度之大，我以为汽车要打翻了。
我尽量缩小身体，两只手紧紧抱住了汽车里的扶手。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还能不能回家，能不能看到我心爱的儿子，想到这里，我为自己在美国找吃饭如此艰难而感到心酸。
就在这个时候，车厢里的酒鬼们突然大呼小叫起来，他们一个个都看着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看到车门在我的面前打开，车子停在一个斜坡的旁边。这里不是车站，可是车子上的人一起轰我下去。我的后背瑟瑟发冷，斜坡下面是高速公路的进口处，他们难道是想把我推到高速公路上，集体谋杀我吗？我死死抱住钢管不放手，恨不得和钢管融为一体。
见我不肯下车，两个彪形大汉立刻挤过来，他们一边一个把我架了起来，我根本没有抵抗之力，就好像一只小鸡一样，两只脚悬到半空当中。他们拎着我从斜坡上面冲下去，所有的人都在叫喊，只有我咬紧了嘴唇。我想明天早上，我那支离破碎的尸体将被人们在高速公路上发现，我只希望不要太可怕，不要吓到我的儿子。
夜间的冷风在我的耳边呼啸，我抬起头来，最后看了一眼满天的繁星，一轮明月挂在正前方，我和我的儿子说了声再见，便把眼睛闭上。
突然，风停了，叫喊声变成了欢呼声，我感觉到我的两只脚站立到了坚硬的地板上。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我已经被放进了一辆公共汽车里。早上把我带进城的女司机正冲着我微笑，那两个把我架进汽车的大黑人，站在汽车外面的黑暗当中露出了雪白的牙齿，对着我摆了摆手说再见。
后来我才知道，那辆在市中心奔跑的公共汽车是步行街上的免费汽车，那对年轻的黑人男女特别关照司机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因为晚上八点以后的长途汽车是一小时一班，所以司机在得到大家的同意以后直接赶到了车站。不料老远就看到去波德的汽车已经开出车站，于是大家嘶声叫喊，堵截了出站的汽车……
我不知道怎样感谢这群素不相识的黑人兄弟，我知道我不会再和他们相会。很久以后，当我可以用英语叙述我的故事，我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那个长途汽车的女司机，她听了以后，指了指自己的皮肤对我说：“记住，以后看到这样肤色的人遇到困难，请帮助他。”
这个长途汽车的女司机开始教我英语，她是我到美国以后的第一个英语老师，那还是在我被两个大男人架进她的汽车时她自己决定的。当时我惊恐未定地坐到了第一排的座位上，她教我说：“可以告诉我吗，到波德的公共汽车站在哪里？”她一路开车一路说：“到波德的公共汽车站在哪里？我的家在那里。”我一字一句地跟她学：“到波德的公共汽车站在哪里？我的家在那里。”我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远远地看到落基山山顶有一颗巨大的五角星，丈夫告诉过我，那是因为美国的一架飞机惨遭歹徒劫机，那些人质一直没有办法回家，于是，落基山的居民们就设法在美国最高的落基山顶建造了这颗星星，他们希望这些人质可以在远处感觉到——星星底下就是他们的家。
我看着星星在心里说：“星星底下就是我的家。”
当我推开家门的时候，坐在沙发里相互依偎着已经睡着了的丈夫和儿子一下子惊醒，儿子飞到我的怀里，我扔掉了手里的包包，紧紧抱着他，他说：“对不起妈妈，我没有到床上去睡觉，因为今天是侬第一天上班，我一定要等侬的。”
儿子说着又从我身上跳了下来，到冰箱里拿出一块变了形的蛋糕，丈夫说这是儿子学校里发的，自己舍不得吃，一路上捏回来要留给妈妈。
我把蛋糕放到一只盘子里，丈夫又从烤箱里端出一盘脆膨膨的春卷。
“谁做的？这么专业！”我问。
“是爸爸看着书做的，专门去买了黄芽菜，皮子外面还沾了发面粉，放在油里炸的时候就胖起来了，好像老城隍庙里买来的一模一样。就是在炸的时候，手手上面烫出一只泡！”儿子说。
我晓得丈夫不会做饭，能够做出这些春卷是不容易的，我似乎看到他这么多年一个人吃饭的模样。丈夫把烫伤的手藏到了背后说：“没有关系，一点点。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是在上海延安路陕西路口一家半地下室里的小吃店里吃春卷。”看着蛋糕和春卷，我想说：这就是我要寻找的“伊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