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泪水 (2)
那是一九七六年，我刚好十二岁，身高只有一百三十公分，体重不足三十公斤，十足的其貌不扬。但有两件事令老师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一是考试总是第一或第二，加上嗓门大和擅长抄报纸，我当了班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打倒“四人帮”的批判大会上连得了两个奖；二是半斤米饭填不饱肚皮。
九月中旬，刚开学，公社号召全校学生学农。我们班赴林场种杉树两星期。大家很清楚，学农是公社“革委会”的一个幌子，要的是义务劳动。像我们这样的农民后代，在田里从早干到晚，根本用不着学农。不过，毕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六十多人还是高高兴兴到了四十里外的林场。
林场在远离人烟的山区，环境很美，宛如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同来种树的还有其他十几个大队中学的学生，共有上千人。这昔日僻静的小山区，顿时成了大干社会主义和“农业学大寨”的主战场。
有一天，上山种树，路过一片红薯地。同学们看到红薯地有很多小裂缝，这是地下红薯长大了的指示。正在许多同学要流口水之际，班劳动委员孙贵荣道：公社号召就是好，要是不来林场学农，我们哪能欣“尝”到这样好的红薯（地）。薯藤这样壮，地下的红薯肯定少不了。这话直说得大家胃里的酸水向上冒，眼睛看着裂缝，心里想着红薯。班主任是新调来的女老师，自然不会想到十二三岁的初中生会有那么多的心眼儿。
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行动正在悄悄地进行。劳动委员孙贵荣暗中动员了所有的班干部和四个小组长，另加班上的几个积极分子，共十多人。晚饭后，孙贵荣说：今晚我们就行动。按规定，晚上要留在礼堂写劳动心得，不得随便外出，我们就对班主任说：看了祖国的美好河山后才能写出好心得。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我们出发了。孙贵荣和我在前面领路，体育委员断后，一行人有说有笑。本县是大革命的摇篮，据说当年的童子军也曾这样大无畏地从这里走过。这是两天后，当地的老雇农告诉我们的。童子军过后，那时的红薯地里有没有少点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也不敢瞎猜。不过，红薯对我们乡下人的诱惑力是不会减小的。
真倒霉，天老也不黑。半斤米饭压不住胃水倒流，我们开始不安。拐过红薯地，我们又绕了一大圈。天色渐暗，红薯挤出的裂痕已看不太清，该是下手的好时候。干！说时迟，那时快，十几双手像利箭一般直朝土里的红薯冲去。
“站住！”突然背后大喊一声。守红薯的老农来了。顿时天昏地转，三十六计走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四肢发达的体育委员却被逮住了。
回到住地，从后门进入礼堂，男同学还在写日记，女同学低头说笑着。我们装作若无其事，开始在作业本上写下“劳动炼红心”几个字。约过了半个时辰，女老师进来收心得体会，后面跟着那个该死的体育委员。我们的心一下悬了起来，十几双眼睛你看我我看你。班主任没说什么，拿起练习本走出了礼堂。恍恍惚惚的，一晚上我们谁也没睡着。一个说有蚊子，另一个说床没垫平，还有位说天太热。
早上八点钟，各个大队的学生全到礼堂门口的大晒场上集合。带队的公社“革委会”主任清了清嗓子，掏出红宝书念：“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不要……”（具体念的是哪段已记不清了，当时我只觉得脑袋里轰轰作响。）“我们来林场是要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嘛，不是来玩的嘛。当然祖国的这片山河是很美丽……”接着他话语一转，“昨天傍晚，有个别同学没有遵守好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嘛。群众的红薯是挖不得的嘛……”也不知为了什么，他没有点名是谁挖了红薯，连看也没看我们这边。谢天谢地。
事情不了了之，只是班主任要我们自己从内心深处做深刻的检讨。像我们这样的先进班集体，批斗大会常得奖，红薯事件是不应该、也不会发生的。春季，班干部改选，原劳动委员当了体育委员，体育委员当了劳动委员，学习委员和我对换，以表示我们班委将以崭新的姿态带领全班。红薯事件把我们十几个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二月份，我班又在批判“四人帮”的运动中得了奖。感谢红薯，红薯万岁、万万岁。
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那天晚上订有红薯计划，且付诸行动的班级有好几个——真是万众一心为红薯——不过都因老农的照看，没一个班得逞。
或许是那次没有吃上红薯的缘故，从此我就有了红薯瘾。
后巷小挑担
我们的后巷有些恐怖：正对着院门是高墙，越过高墙是城市监狱，当然从来没人从里面越过来。小巷顺着墙根延伸盘绕，最后一头接到人民广场，一头接到市府。砖墙挡住了喧闹，街市后面是层层庭院，隔断背后是更大的挥洒空间。灰墙之下，还有各色的小挑担，左敲一记，右喝一声，断断续续成曲成戏，犹如南方的甜米酒，挖一勺，隔多时再挖一勺，樽中米花难下，嘴中酒香不散，总有得吃的。小挑担子是外间人带来的戏台子，我们父母们花钱请他们留下，摆开阵子，我们可以看上半天一天的。过半月数周，他们会走马灯似的转回来，我们口寡了，就会又挖上一勺子。
冬日过午的时光，阴湿湿，凉丝丝，孩子们无精打采，在课本上磨磨蹭蹭。家务还没有开始，父母还在备课改作业。爸爸坐在藤椅上，靠着软垫。那是我们家最好的椅子。爸爸的手下，一束藤打着螺圈圈，靠背上也有个越变越大的破洞。“藤——绷藤——椅有修——伐？！”这一声唱我们等了许久了，爸爸只好暂时去坐硬木凳了。还有，我和姐姐在棕梆床上睡着睡着就滚中间去了。为了第二天起来不再听到我们的互相指责，妈妈也让挑担的把棕床一起抬到院子里去。小院还有许多家抬出相同的破床破椅来。
修藤的人把担子圈挑得大大的，几月才绕回来一次，一次就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天二天。我时不时地溜出去看一看，以不让人“插班”和监工为名。担子摆开了，一头是粗细、薄厚各异的棕绳藤条竹篦，长长短短支棱开来，像是走动的柳条，光滑柔顺。另一头是工具箱，叮叮当当。竹篦在水里泡好，已经够薄了，却还是在他手里片成均匀的二三片，飞花穿针般地“柔指”绕。匠是巧匠，却从无柔指，他们年年季季露着一双手，和粗具破物打交道。我蹲着，可以一看看半天。最喜欢被舞动的绳条们看得眼花缭乱，最后在眼花缭乱中，一刀割断，物归整物。另一头的藤子们好像在朝我眨眨眼：“还来吗？”我开心地回到功课上去。好啊，下次叫我。
过几天，又像在梦中般地被叫醒。这次，叫醒我的是有节奏的铁板子歌：铃——铃——铃！铃——铃——铃！我听出那是香蕉糖。香蕉糖也是个两头担：一头收旧货，一头卖糖果。有专门收破烂的，推着车子用麻袋收。旧书旧报旧衣破铜烂铁胶皮牙膏皮橘子皮都秤斤两买，给的是现金，妈妈拿了买菜的，没我们的事。香蕉糖担专收牙膏皮，给了牙膏皮，敲一小块香蕉糖。香蕉糖并非香蕉做的，黄黄的，香香的，我们馋馋的，就这么叫了。竹篓子上一张盘，盘着一圈圈黄黄的糖，掀开塑料布，很硬，要用铁板铁锤片出条条来。“这么少啊？”我觉得自己给了好多的牙膏皮。老头子笑呵呵的，又敲了一小块下来。我每次都要嫌——嫌糖少，嫌牙膏用得不够快，嫌糖在嘴里化得太快。
另一种糖，不解嘴馋，却养得眼福。那是南北皆有的糖人。在我们后巷，一个瘸腿的男子，嘴也是略歪的，背着木箱，也不吆喝，也不进来，在我们大门口，撩箱子一坐就是半天，只顾捏糖人。一个、两个，小孩子聚过来，悄悄地看。木箱子地下好像烧着炭，上层的格子里烘着各色的糖胶。用棍子拉出一条，迅速绕到竹签子上，然后用手捏出孙猴样，用剪子分出腿和胳膊，用小刀刻出五官，插上棍子和头箍，一个糖猴脱形而出。不光是猴，你让他做什么可以成什么。我最惊异他的葫芦泡。在拉出的细糖丝一头，对嘴轻轻一吹，就吹出透明的泡泡。要是吹的时候，在中段用另一只手轻轻捏着，就成葫芦啦。所有的糖块，在离开炭火一分钟左右之内，就要变冷变硬。它们在艺人的手下飞快地由糖变成一具具小人，最后再被大得多的小人们举回了家。我从没尝过糖人，但我看过无数回有形无生的糖人。现在回想起来，艺人不吆喝，孩子们也不用传唤，我们自己会找过去，因为糖人担子总散发出甜丝丝的气味。
这三种担子如今已经在后巷中走失了，城市的街区里，取代的是引擎的声响，这些挑担艺人们的后代呢？胡琴小曲在轮子底下戛然而止了么？我已经不爱吃糖，也不再嘴馋，可我依然怀念空气中甜丝丝的味道，以及化腐朽为神奇的从容和震慑，还有，那种人情的味道。就像那曾响在我们后巷的馄饨担，梆——梆——梆，在灰墙根下亮起一炉炭火，云吞雾绕下一碗碗夜宵出锅，寂静之中，那暖暖的感觉在后巷里悠长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