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论这种理想化意象有多少异想天开的成分，神经症患者本人却觉得它是真实的。他越是执着地构思着这一形象，他就越觉得自己就是那形象，而同时他的真正的自我却相应被涂抹掉了。这种黑白颠倒的产生，正是因为理想化意象的作用。这些作用全部旨在抹杀真实的人格而突出理想化的自我。只要回顾一下许多病人的历史，我们就会相信，这种对个人的理想化，实在是相当于救了病人的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理想化意象受到攻击时，病人的反抗是完全有理的或至少合乎逻辑的。只要他感觉那是真的，完好无损的，他就感到自己非同一般、高人一等、和谐统一；尽管这些感觉完全是幻觉。由于他自以为高明，他便认为自己有权强求和索取。但假如他允许别人打破他的理想化意象，他便立刻面临危险，那就是：他将面对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有何要求，自己结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在自己看来也是不足挂齿的。更可怕的是，他面对自己的冲突产生了一种对被分裂的巨大的恐惧。他听人们说，他的这种处境便是他变成优秀人物的良机，这些矛盾感受比他的理想化意象更宝贵的多；但在很长时间内这对他也毫无意义。这是一种令他害怕的黑暗中的跳跃。
理想化意象既然有如此巨大的主观意义值得我们赞美，要不是它总是有弊端，它也许是不可摧毁的。首先，这形象之屋的根基就是岌岌可危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这座装满宝物的房子里藏有炸药，从而使患者实际上非常脆弱，不堪一击。只要外界对他稍做质疑或批评，只要他意识到他远不是那个理想的意象，只要他窥见到内心相互冲突的力量的作用，他的这个藏宝的屋子就会爆炸而坍塌。患者只有限制自己的生活才能避免遭此危险。他尽量回避得不到别人赞美和嘉奖的事情。他必须逃避没有绝对把握的任务。他甚至会形成一种对所有实际努力的反感。他认为，对他这样天资优厚的人来说，只要想到有可能完成一幅绘画，便算是已完成了一幅杰作。只有庸人才依*实际努力达到目标；要他象张三李四那样出死力，无异于承认自己是凡夫俗子，简直是一大耻辱。由于实际上任何成就都有赖于努力，他的这种态度正好使他非取得不可的目标更遥远不可及。从而，他的理想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之间的悬殊变得更大。
他不断地期待别人对他的肯定，包括要求别人的赞同、赞美、吹捧等；然而这些只能给他暂时的安慰。他可能无意识地憎恨任何一个较为突出的人物，或在某一方面强于他的人，比如更有主见、更善处世、更有知识等，因为这种人威胁着他对自己的评价。他越是执着于他的自我理想化意象，他的这种憎恨便愈强烈。或者，如果他本人的傲气被压抑了下去，他就可能盲目崇拜那些公然宣称自己的重要性并表现出盛气凌人的举动的人。他爱的是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但是他迟早必定发现自己崇敬的那些神原来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只关心他在他们脚下烧了多少支香。那时，他又不可避免地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
也许，把自我理想化而产生的最糟糕的问题，是由此出现的对自我的疏远。我们压抑或窒息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变得与自己疏远起来，这种变化是由神经症的发展过程逐渐产生的，而神经症虽然自有其基本特性，却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患者完全忘记了他真正感受、喜爱、拒斥、相信的是什么；一句话，忘记了他的真实的自我。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根据理想化意象生活。自然，病人这种行为不可能不使他被自己无意识的托辞和合理化作用作成的“蜘蛛网”缠绕而一筹莫展。患者失去对生活的兴趣，因为生活者并非他自己；他做不出任何决定，因为不知道他真正想要什么；如果出现了困难和麻烦，他才会一下如梦初醒，这也正是他的自我一直处于异化状态的鲜明表现。要理解这种状态，我们必须认识到遮蔽内心的那一层虚幻必然会扩展到外部世界。一个病人的话概括的整个情形：要不是这真实世界的干扰，我本来好过多了。
最后，虽然理想化意象的创造是为了除掉基本冲突，而且在有限的范围内可说是达到了这一目的，但同时它又在人格中造成新的裂隙，其危险性更胜过以前。粗略地说，一个人把自己构思成理想的那种形象，是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真实形象。理想化意象显然是用来抵消他可憎的真实形象的；但是，把自己抬得那么高以后，他便不能容忍真实的自我，甚而这还会引起他的恼怒和自我鄙视，并且因为自己达不到那种要求而烦躁不安。于是他动摇于自我欣赏和自我歧视之间，理想化自我与真实自我使他左右为难，找不到一个坚实可*的中间地带。
由此，便发生了新的冲突，冲突的一方是他的强迫性的、相互矛盾的试图，另一方是内心失调所具有的内在专断性质。他对这种内在专断性所作出的反应，恰似一个人对政治上的独裁所作的反应。他可能将自己认同于这种内心的决策者，即是说，感到自己真象是内心告诉他的那么了不起；或者，他会小心翼翼以便达到那个标准；或者，他会对抗这种内心的逼迫，拒绝承担内心强加于他的义务。假如他以第一种方式作出反应，我们便得到一个表白为“自恋者”，一个绝部接受批评的人；他的实际存在的裂隙并不为自己的意识所察觉。假如他是第二种方式，我们便看到一个表现为完人的类型，即佛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型。在第三种方式中，患者表现为拒绝对人对事担负任何责任；他容易显得古怪反常，对人对事一概否定。我故意用“表现为”这个词，因为无论他的反应是哪一种，从根本上说来他一直是在勉强地挣扎。甚至就是那种平时总认为“自由”的反抗型患者，也试图推翻强加于己的这种标准；他也用这种标准去衡量他人，这只证明他还受制于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有时，患者一会儿变成这个极端，一会儿又走向那个极端。比如，他可能在某个时期内想当大好人，但从中没有得到什么安慰，便又一个大转弯走向其反面，坚决反对这种“好”的标准。或者，他会从极度的自我崇拜一下转到追求完美。我们更经常看到这些态度的结合。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事实——用我们的理论不难理解这种事实——那就是：这些试图中没有哪一种是令患者满意的，它们最终只能带来失败；它们应该被看作是患者为摆脱难以忍受的处境而采用的手段。在任何困境中我们都会见到极为不同的应付手段，这一种不行，便用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