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既能满足被人喜爱这一需要，也能达到支配他人这一要求；它既居于次要地位，又能够突出自我。这种方式既能使他发泄全部的攻击性倾向，又显得正当无邪甚至高尚，还给它机会去表现出友善与仁爱。不仅如此，由于他意识不到他的挫折和苦恼发端于内心的冲突，爱情便成为治疗这些毛病的灵丹妙药，他相信，只要能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一切都会好了。
我们只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愿望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理解他的无意识的思维逻辑：“我软弱无助，要是我孤身一人活在这充满敌意的人世上，我的无助状态对我便是一种危险和威胁。但假如我找到一位爱我甚过爱一切的人，我就不再有危险了，因为他（她）将保护我。有了他，我就不需要自我肯定了，因为他能理解我，把我想要的给予我，而且用不着我提出请求或作出解释。这样，我的弱者地位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会爱怜我的无助而让我依附在他的力量上，我为自己是主动不起来的，但如果为了他，或甚至只是为了他要我为我自己做的事，那我也会迫不及待。”
他就这样重新构建着自己的思维和推理，将它系统化；“这当中有些是思悟所得，有些仅仅是感觉，还有很多是无意识，他继续推想下去：孤身一人对我是折磨。这并不仅仅因为我对无人分享的东西感受不到乐趣，还因为我感到绝望、焦虑。诚然，我可以一个人在星期六晚上一人独处，或任何时候孤身一人。但如果我得到一个对我一片痴心的情人，他就会替我解脱这种折磨，我也不再孤独了。现在显得毫无意义的一切，比如准备早餐、工作或观看落日等，都将变成欢乐。”
他还这样想：“我是没有自信的。我总觉得别人比我更有才干，更有天资，更有吸引力。甚至我尽力完成的工作也一无是处，引不起荣耀感。我完成的东西也许不足挂齿，或者只是碰上了运气。我不敢担保还能这样再进行一次。假如别人真正认识了我，便会不再理睬我这个无用之徒。但如果我找到一个爱我之所是，很看重我的人别人对我也就刮目相看了。”
所以，难怪这种爱象海市蜃楼那样诱人，也难怪病人将它死死抓住不放，却舍弃了更为艰苦的努力——从内部来一番改变。
在这种情形下，性交除了具有生物性的功能外，还有一种价值：证明自己的被需要。屈从型患者越是自我孤立（即害怕感情的卷入），或者说越是放弃被爱的希望，他的性行为就越可能取代爱情本身。他会以为那是亲近人的唯一途径，他还会过高估价它解决矛盾的力量，正如他过高估计爱情一样。
我们常常发现，病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推论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但这种推论的出发点却是谬误的。其谬误在于：患者把自己的需要误当作温情，把与之相关的东西误认为是真有能力去爱，而且将自己的攻击性或破坏性倾向排除在外。换言之，他忽视的是整个神经症冲突。
如果屈从型患者真的幸运地找到一个伙伴，有力量也有温情，或正好与他的神经症相互弥补，他的苦恼有可能减轻，甚至会感到一定的快乐。多数情况不是如此，他将在尘世寻找天堂，这种关系只能将他推入更深的不幸。他极有可能将自己的冲突带进这种关系中从而毁掉它。这种关系的最好可能性也只是缓解实际的忧烦，而只要他的冲突得不到解决，他的健康发展之路就是被堵死的。
<3h3>对 抗 人
屈从型固执地以为人皆“善”，但又不断受到相反事实的沉重打击；类似的，攻击型的一个特征：他认为人皆“恶”是理所当然的，拒不承认人不是如他所想的那样。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一场大搏斗，任何人无不争先恐后。他只是很不愿意地、很有保留地承认有少数例外。
他的态度有时一望便知，但更多时候这种态度外表有一层掩饰，那便是礼貌周全、公正不阿、待人友好。这种外表可以比喻为阴谋家为了权宜之计而作的让步。事实上，这是虚饰、真实感觉和神经症需要的大杂烩。这种神经症患者的一个欲望是使别人相信他是好人；而在这种欲望中，有可能掺和着一种真心实意，尤其是患者明知他的支配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时候。这当中有些因素可能正表明了对温情和赞赏的神经症渴求，而这种渴求却服务于攻击性目的。
攻击型患者的需要带有同样具有强迫性，这些需要是由他的焦虑引起的，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在屈从型中占显著地位的恐惧，在他这里是从未听说也从未见到的。对他而言，任何事物都是、或终究会变得、或至少显得是凶多吉少的。
他的需要发自他的一种感受。他感到人生是一个搏斗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象达尔文指出过的，是弱肉强食。无论怎样，为了个人利益而顽强奋争是第一条定律。由此产生控制别人的首要需求，至于行使控制的手段则数不胜数。有直接大权在握，也有以对人关心备致或使人感恩戴德的方式而达到间接支配的目的。他更愿意幕后使权，采用的手段深思熟虑，这表明他确信只要老谋深算或富于预见，没有办不成的事。他的控制所采用的形式，一方面依*先天禀赋，另一方面则是相互冲突的各种倾向。如果他暗暗渴望别人的友爱，他也会选择间接的控制手段。如果他想幕后使权，则表现出虐待狂趋势，因为这样才能利用他人而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