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会暂时看不到细节，我们却能够清楚地观察到患者为了应付外界环境而采用的主要步骤。起初呈现的情况可能是一片混乱，但到一定时候三个主要发展方向便逐渐变得清晰：小孩可能亲近人，或对抗人，或回避人。
小孩亲近人时，愿意正视自己的无助状态；虽然他也自我疏远，心有疑惧，但还是想争取他人的温情或依附他人。只有这样他才感到与他人一起是安全的。如果他家里的人发生争执，他就站在最强有力的一边，通过与强的一方保持一致，获得一种归属感、支撑感，这就使他感到不再象过去那样软弱无力，那么孤立无助。
当他对抗人时，他正视的是周围的敌意，并认为这种敌意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便有意识地决定反抗。他盲目地怀疑他人的感情和意图。他以自己所能想到的方式进行反抗。他要成为强者，击败别人，不但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报复。
当他回避人时，他既不想归属，也不想反抗，而是保持距离。他觉得他与别人的共同点太少，别人不理解他。他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以大自然、玩具、书和梦组成的世界。
这三种心态的每一种中，基本焦虑所包含的诸因素中有一种是被过分夸大了；首先是无助状态，其次是敌对情绪，再次是孤立脱群。但事实上，这三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占据小孩的整个心灵，因为在这些心态得以发展的条件下，三种倾向都必定会出现。我们从统观中得到的，只是占优势的那种倾向。
如果我们研究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这个事实还会变得更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人，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了前面，所述的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倾向并没有停止作用。
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正是主宰实际行为的那种。他代表特定的患者能得心应手用来对付他人的手段。同时，居主导地位的态度常常是为病人的意识最欣然接受的心态。
这并不是说，另外的不显著的态度就是较弱的。被掩盖的次要倾向可能具有巨大的能量，这已经被许多事实所证明。在不少例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态度与次要态度交换的了位子。这在儿童中能看到，成人中也不乏其例。
当神经症患者改弦更张，表现出态度的变化时，似乎那是由于他进入了青春期或成人期后所获得的经验造成了人格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其实不大。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内部的和外部的压力结合起来，迫使他放弃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过，要不是首先有冲突存在，这种改变是不会发生的。
从正常的观点看，三种态度不应该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和谐统一。但在神经症中，有好几个理由说明何以这些态度不能协调。患者不能灵活应对外界。他别无他法，只有要么屈从，要么对抗，要么逃避，而不管这一行为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否适当。假如他以别的方式行动，反而会感到惊慌失措。这样，当三种态度都在他身上强烈表现出来时，他便陷入厉害的冲突里面。
还有一个因素严重地扩大了冲突的范围，这就是：上述各种态度并不一直局限在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中，而是逐渐蔓延到整个人格，就象恶性肿瘤蔓延到整个肌体组织。这些态度不仅完全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也控制着他与他自己、与生活本身的关系。
冲突开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最终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格，这并非鲜见。人际关系有巨大的决定性，注定会规定我们的品质、为自己所设的目标以及我们崇高的价值。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作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而它们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我的观点是，产生于相互矛盾的态度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而应被称为基本的冲突。这一观点是神经症新理论的内核。本理论可看作是对我先前观点的扩充，该观点是：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
亲 近 人
因为基本冲突具有分裂的力量，神经症患者就在它的周围设了一道防线。这样不仅把它挡在了视线之外，也把它深深埋藏在了那里，因而反而无法将它以单纯的形式提取出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冒出表面的主要是各种解决冲突的试图，而不是冲突本身。所以，只注意病史的细节，便表现不出掩藏的一切东西，我们所作的描述就必然过于就事论事，不能使问题一目了然。
要理解基本矛盾的全部内涵，我们先得分别一个个地研究对立的因素。
要取得一定的成功，我们就必须将个体分为几种类型来观察，每个类型的人都有某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而该因素也代表患者更愿意接受的那个自己。为了简明扼要，我们把这些类型划分为屈从型人格、攻击型人格、孤立型人格三种。
在每一种类型里，我们着重注意患者更愿意受其支配的态度，尽可能不去考虑它所掩藏的冲突。
在每一种这样的类型中，我们全都会发现，对他人的基本心态才引出了或至少有助于引出某些需要、品质、敏感、压抑、焦虑，以及一种特定的价值。
这种探讨方式也许有弊端，但它肯定有优点。首先调查的类型应该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态度、反应、信念等的功能与结构，这样，当这些因素含糊不清地出现在类似的病例中时，我们更容易认识出它们。不仅如此，观察典型的、没有夹杂其它表现的病状，有助于找出三种态度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