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沟通-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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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伯的观点是,个人的成长是通过与他人的坦诚交流来实现的——在交流中,彼此能够自由地表达内心的软弱。他不相信,这能够存在 于心理医生与其顾客之间。罗杰斯同意,坦诚是个人成长的先决条件。但是,他相信,出色的心理医生能够超越他的身份,来坦诚地与顾客交流。
      布伯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只要顾客把自己看作是顾客、把医生 看作是医生,即使医生愿意与顾客真诚地交流,这样的交流实际上还是不可能的。他评论说,顾客预约看病的过程,以及花钱来解决问题,使医生和顾客之间的交流很难不受其身份束缚。
      他们的圣诞回答了我长期以来对分离疗法的困惑。在我所接受的教育中,分离补认为是心理分析疗法的金科玉律。根据分离疗法的理论,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医生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是十分不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则会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在治疗过程中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并避免因个人内心的冲突造成对顾客的伤害——他们就象一面镜子,让顾客充分投射他们的情感,然后,他们会作出诊断。我理解分离疗法的理论。然而,对于保持与来访者情感的距离,我总是觉得不太舒服;此来,我相信,在治疗的过程中,表达个人的感受和需要是有益的。
      于是,我开始试着用非暴力沟通的语言来代替医疗术语。我不再根据我所学习的心理学理论来分析来访者的心理特点,而是用心去体会他们的话,并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在开始时,我很担心。我不知道,对我的做法,同行们会有怎样的看法。然而,效果却是非常好,不论是来方者还是我自己,都十分满意 。很快,我就不再有任何顾虑了。在35年后的今天,心理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投入自己的情感,已不再被被看作另类了。可是,在那时,我却经常被心理医生的团体邀请去发表演讲和做现场示范。
      有一次,我被邀请去演示如何运用非暴力沟通来帮助 处于极度痛苦中的人。地点是在一所精神病院,参加的人很多,都是精神病学领域的专业人员。讲解了一个小时后,他们请我当场会见一个病人,分析她的病情,并提供治疗建议。那是一位29岁的女士,她有3个孩子,我们谈了约半小。在她离开房间之后,负责治疗的几位医生提出 一个问题:“卢森堡博士,请作一下判断。根据你的意见,这位女士是患精神分裂症还是药物性精神障碍?”
      我回答说,对于这类问题,我感到不太舒服。我曾在精神病院工作,但从一开始,我就无法将病人归到某种特定的精神病类别中。一些研究报告显示,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对那些医学术语也没有一致的意见。这些研究报告还指出,精神医生所就读的学校比病人个人的特点对诊断的结果更具影响力。
      我进一步说,即使精神病医生对这些术语的运用具有共识,我也不想用它们,因为我看不出这么做对病人有什么好处。在物理医学领域,病理分析常常可以为治疗指明方向;但我不认为,这种方法适用于所谓的精神病学领域。根据我的经历,在医院的病例讨论会上,医生们要花大部分时间也讨论病人是属于哪种精神病类型。当预定的讨论时间快要结束时,主治医生也许会请求其他人帮助制订医疗计划。然而,这类请求通过会被忽视,因为大多数的人倾向于继续争论。
      接着,我向他们解释我的做法。我告诉他们,我不会去分析病人有什么毛病,而是问自己以下的问题:“她现在是什么心情?她有什么需要?和她在一起,我是什么样的心情?我的心情反映了我怎样的需要?我想请她作出什么决定或采取什么行动,以使她能快乐些?”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将会提示自己的内心活动以及个人需要。同作诊断相比,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深深体会到我们作为人的弱点。
      另有一次,我被邀请去讲解如何向精神病人介绍非暴力沟通。参加现场演示的是15位被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大概有80位旁观者,其中有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修女。在我介绍自己和讲解非暴力沟通的时候,一位病人说了一句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话。考虑到他被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症,我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在胡言乱语。于是,我对他说:“你好像没有听懂我刚才的意思。”
      这时候,另一个病人插话说:“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接着,他向我解释那位病 人的话和我刚才对非暴力沟通的介绍有什么关系。听了他的解释,我意识到那位病人的话确实与主题有关。想到自己刚才轻易地将交流中的困难归咎于对方,我感到很难过。我希望,在听不明白的时候,我可以请对方作出解释,例如:“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想知道你的问题和我对非暴力沟通的介绍有什么联系。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除了这个短暂的插曲外,整个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旁观者对病人的反应感到意外。他们问题我,我是否认为这组病人碰巧是特别合作的病人。我回答说,一旦我不把人当作诊断的,而专注于彼此作为人的感受和需要,人们通常都会有积极的反应。
      接着,有参加者说,为了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他想请几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来参加现场演示。于是,之前参加演示的病人和旁听者中的志愿者交换了位置。在接下来的讲解中,我发现我很难向一位精神病医生解释不清楚分析与倾听的区别。只要小组中有人表达自己的感受,他就开始运用精神病学的理论进行分析,而没有用心体会。当他第二次这么做的时候,在旁听席的一位病从大声喊道:“难道你看不出来你又在做同样的事情?你是在分析他讲的话,而没有用心体会她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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