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在异国邂逅的真爱（1994年－1996年，留学）(4)

　　可以想像一下，二十分钟的节目就想一个小篮子一样，你可劲儿装又能装多少东西呢？要是一个大卡车的话，不是更轻松吗？

　　在40集的《杨澜视线》中，杨澜以独到的视觉，新颖的手法，全新的理念揭开了美国的各个层面。该片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始发行以后，迅速的普及覆盖了国内52个省市电视台。杨澜说：“现在看来，《杨澜视线》的制作确实带着一种粗糙。与今天的节目确实不能相比。”但我们应该看到，杨澜在《杨澜视线》里的改变，那是一种从娱乐节目主持人向复合型传媒人才过渡一种证明。

　　而在《杨澜视线》里，杨澜造就了很多第一。比如，杨澜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凤凰屋戒毒所深入采访的内地记者，杨澜是第一个亲身采访资深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内地记者等等。

　　2．第一次做制片人

　　人生总会有很多第一次，杨澜在电视行业里第一次做制片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

　　那一次是在纽约拍摄制作《杨澜视线》。杨澜第一次全面负责选题、撰稿、采景、联络采访对象、交通乃至工作用餐等细节的安排。而纽约市各景点都有严格的拍摄限制。比如林肯中心、世界贸易广场等“名胜”都要求摄制组提前一至两个星期提出书面申请，这就要求制片人事先要有周密的计划。但百密也有一疏，在拍摄百老汇上演时间最长的歌舞剧“猫”时，杨澜就遇上了麻烦。

　　当时，杨澜与费翔需要在“猫”剧的巨型广告前拍一段串联词，最佳的角度是在对街的一幢大办公楼前。时值隆冬，又逢大风降温，人站在室外，五分钟后脸就冻僵了。说来也怪了，越是这种时候，越无法一气呵成。不是摄像机出毛病，就是我们吃“螺蛳”（指说错台词）。好不容易快完成了，突然横里窜出一个大楼警卫，挡在摄像机前，声称我们立足之处乃是私人用地，没有主人准许，不可以进行拍摄。如果是当时申请，已不可能了，于是摄制组不得不移到楼侧的一个街口上。这里的取景还可以，但却是个大风口，冷风迎面刮来，让人眼睛都睁不开。杨澜一边诅咒着多事儿的纽约，一边还要“热情洋溢”地与镜头交谈，滋味实在够受的。而且脸和嘴部的肌肉都被冻得不听使唤，有一些词儿的音已很难咬准。万不得已，只有躲进附近的商店暖和一下，然后冲出来再录，可是这时候，摄像师的手指又冻僵了。

　　吃些皮肉之苦还是小事。干电视这一行的人就是要吃苦，谁叫你喜欢呢？好在整个拍摄计划得以准时完成，所以，杨澜心中还是颇有成就感的，这毕竟是杨澜第一次做制片人啊。

　　在美国，杨澜知道了，编辑机房跟资金是有关系的，所以不能跟以前在国内一样随意使用了，纽约的普通编辑机房（非数字式的）每小时开价二百美元，按时收费那可是一点儿也不含糊的。要做到最好，就要精打细算。

　　杨澜在美国编辑片子的时候，第一天编了十个小时，节目完成了约十五分钟，机房费却花了两千美元。杨澜一算，吓了一跳，这样下去，一定会严重超出预算的。于是赶紧请教有关人士，才知道美国的工作方法是把所有的素材带都翻到家庭录像带上，由编导带回家反复研究之后，在纸上写出编辑顺序，其中所标的时码要精确到秒，随后拿着这份书面编辑稿进机房，以节省机房用时。知道了这点以后，杨澜做起片子来就快了很多。

　　虽然杨澜知道了应该这样或者那样的来节约资金，但这毕竟是杨澜的第一次，有不少问题在事先还是没有考虑周全，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两地制作上。

　　在分工上，杨澜负责前期串联词的拍摄、粗编，后期的制作由滕导在上海负责合成。由于中、美两国采用不同的电视制式（中国为PAL制，美国为NTSC制），所有在美国拍摄的素材一经转制，色彩、清晰度都会受到不少影响（虽然杨澜选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数字式转制机，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我们完全依靠国际特快专递来运送录像带，一去一回总要二至三周的时间。这样一来，后期编辑时间就显得十分紧张，特别是全国五十多家省市电视台也在播《杨澜视线》，为保证播出，还要把国内邮寄录像带的时间考虑在内。结果，杨澜失去了录旁白的可能，亏得膝导经验丰富，才勉强用各种特技和字幕把各段串联词和电影素材编在一起。但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从专业角度来看，节目的完整性与深度都受到很大影响。这点在杨澜以后的节目制作里，都被提前考虑了进去，对于杨澜的电视生涯来说，可以用：“吃一堑，长一智”来概括了。

　　在交过了这样的“学费”以后，《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和制作就变得顺利起来。一九九六年五月底，滕导率东方电视台摄制组赴美，直接用PAL制录像，省去转制的图像损耗；那时候杨澜已经毕业走出了校门，可以全副精力地投入工作；滕导亲自担任摄像（他本人是摄像师出身），对镜头的捕捉和把握更到位，而后期编辑薄古参加了前期拍摄的全过程，对素材的内容及顺序更加心中有数。

　　而对于杨澜来说，第二阶段的工作更有挑战性。这时的节目内容由影视评论转向社会现实题材，如治安、戒毒、减肥等等，这就要求杨澜更多的时候是以记者的身份出现的，查阅资料，拟定节目的结构，直接用英语采访，并亲自撰稿，工作量比前一阶段增加了好几倍。不过，两年多来杨澜在纽约学的就是这些，现在有了用武之地，让杨澜感觉心里很痛快。杨澜在电视制作里体会到了乐趣。

　　随后《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分别刊登了对杨澜的采访。由于这两份报纸和杂志在美国颇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所以《杨澜视线》在以后的拍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特权”。比如，闻名于世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历来只允许美国电视台进入，而且只许拍新闻，不许逗留。而经过事先协商，他们破例允许给《杨澜视线》剧组两个小时的拍摄时间。

　　这里的两个小时，对于节目的制作来说，却是只少不多的两个小时，所以时间仍显紧迫——仅仅是在博物馆楼上楼下走上一圈，两个小时也不够啊。于是剧组决定事先作为一般参观者，先进去“踩点”。这一“踩点”就是一天。酷爱艺术的滕导和灯光师朱文琪在一幅幅世界名画前流连忘返，大呼进行了一次艺术上的“暴饮暴食”。这样“饱餐”一顿后，大家再坐下来细细“消化”，结果一致认为：两个小时的时间太紧张，只有舍“面”保“点”，重点放在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最丰富的欧洲绘画馆及埃及馆，并确定了主要作品及艺术家。当夜，杨澜翻出所有手头的中英文资料，写下了近二十段串联词。

　　第二天的拍摄简直就是拼抢。不等陪同剧组的馆内公关部小姐多说什么，大家就一马当先，按预定计划开始录像。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代，从伦勃朗到米勒、梵高，每个镜头都非常明确，介绍的内容也相当准确，使馆内特别派来的中文解说员大感无用武之地，连说：“你们都知道了？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全组人马的高效配合也使公关经理大为感叹：“你们的每个镜头基本上拍第一遍就成功。我曾接待过美国国内的电视摄制组，他们的名牌主持人每段串联词都要录十遍左右才能说对，我在一旁都能把他们的词背下来了。”

　　但即使如此，两个小时也是转眼就用完了。埃及馆还没有拍呢。这时，大家只有露出最灿烂、最真诚的微笑，恳求公关经理让剧组再多拍一会儿。也许是见大家态度恳切，也许是欣赏剧组成员的工作作风，经理小姐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再给你们半个小时吧。”而且她还主动打开了当天关闭的“狮身人面像展室”，让大家在里面安安静静地拍了个够。

　　后来，她又领剧组去了亚洲馆，博物馆的露天展台，就这样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

　　这一番紧张激烈带来的是工作的快感和全组人由衷的相互敬佩。电视是项集体创作，越是成熟的电视制作，分工就越细。现在有些人一提起“主持人要采、编、播合一”就以为是主持人一个人什么都说了算，什么都干，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杨澜认为：“主持人只要在节目内容上积极参与，对其他工种粗通一下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要求每个主持人都做“万能胶”。即使是在西方以主持人为主导的制作集体里，他的任务也只是调动各方能人的积极性，把握总的节目水准和艺术风格，而不是面面俱到，事必躬亲。”

　　在短短的二十五天时间里，杨澜和大家一起拍摄了二十集节目的内容。摄制组的未文琪，薄古，吴彬都在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白天扛着器材抢时间，晚上还要把当天几个小时的素材带检查一遍，并做场记。在这近一个月的拍摄中，没出过任何技术上的差错。拍摄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前期周密的联系工作，

　　杨澜带居组采访了美国最大的戒毒所之一——凤凰屋戒毒所，那里有规定，每个被摄入镜头的戒毒者都需要在事先签署一份同意上电视的声明，一个戒毒所几百号人，每人签一张，的确也够管理人员麻烦的，所以有关方面迟迟没有明确回复具体的采访日期，而吴征就有本事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发传真去联系，终于使这次采访获得成功。

　　杨澜说：“如果没有全组人员的齐心协力，光凭我一个人，那一定是什么也做不成。这不是什么表面上的谦虚话，而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