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小巷深深的年代(2)
辉辉在不幸中还是幸运的，因为有一个老太太一直早抚养照顾着辉辉。这是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清癯矮小的老太太，因为一生未婚，所以大家都用男性的“公公”来称呼她。她出身于上海一个富族，是家里的三小姐，读过教会办的女子学校，熟谙英语。因为是教会学校毕业，所以她文雅的举止与弄堂里的其他妇人完全不同，她就这样有一份特有的安详亲善与这个环境和谐相处。
当辉辉的悲剧降临的时候，已经退休的她，主动承担起了抚养辉辉的重任。没有承诺，有的只是一种慈善的亲情，就把她和一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联系在了一起。她一勺一勺喂养着辉辉，一年一年安慰着辉辉的忧伤，一个字一个字地启蒙着辉辉的心智。她无疑有着一颗博爱仁厚的心。虽然她没有能力去操办什么瞩目的慈善事业，但这样的一种慈善在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里，无疑已经可以让所有的人感到震撼与愧疚。
在杨澜关于侯家路的记忆里，永远有这样一幅温馨的图画：阳光射进窗门，一位戴着金边眼镜的整洁的老妇人，抚慰着一个有一双大眼睛的女孩子，教她学会自己拿勺吃饭，给她讲最幸福的童话，让她知道世间的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
4．初见爸爸时的尴尬和幸福
杨澜作为外婆家的第一个孙辈，我们可以想像一下，杨澜在上海所受到的呵护和关注，那是一种一家宠爱在一身的幸福。几位阿姨和舅舅都把杨澜当成了宝贝。特别是杨澜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舅舅。
杨澜的这个舅舅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见到这个可爱的小外甥女，我们可以想像那种惊喜。这个舅舅对杨澜可以说是溺爱有加，每个月都把工资和时间花在这个外甥女身上。
在那个年代，杨澜这个舅舅也算得上是颇为“洋派”的青年，书架上满满的红色书籍，还有两根很精致的用不锈钢制作而成的乐队指挥棒。在那几年里，每个月总有固定的一个日子，是杨澜的“节日”。那天，他会给杨澜穿上漂亮的小皮鞋，带杨澜去理发，然后去上海著名的西餐馆“红房子”吃顿“罗宋汤＋牛排”。在那里，舅舅教会了杨澜如何使用刀、叉的技巧，而且对杨澜在餐桌上的举止进行了严格的“淑女”式的培训：什么背要直呀，喝汤不能出声呀，刀叉要轻拿轻放呀等等，规矩可多了。这应该是杨澜最早接受的礼仪学习吧。舅舅给杨澜的名言是：“女孩子一定要见世面，不然以后见到花花绿绿的世界，容易学环。”杨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与呵护下长大的。
吃完饭以后，“节日”还不算结束，还有一段餐后的散步，这是杨澜跟舅舅的“必修课”。舅舅会就拉着杨澜的小手，一起到黄浦江边去散步看风景，并且带着一架老式的“海鸥照相机”，这是给杨澜拍照片的。因为杨澜的爸爸交给舅舅了一个任务，让杨澜的舅舅每个月把杨澜的照片寄给杨澜爸爸，这样爸爸就可以知道杨澜的情况了。
爸爸。对于杨澜来说，这是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称呼，因为杨澜从出生到那时，还没有见过爸爸的面，当然就没有机会来体会这个名词背后的含义了。这个称呼对于杨澜来说显得非常抽象。都说父女情深，血缘在此时体现着一种魔力，虽然杨澜没有叫过爸爸，也没有见过爸爸，但还是很盼望着能见到梦中见过的爸爸，因为杨澜觉得，既然爸爸去了那么遥远的地方，那回来的时候，就一定会讲很多故事的，听故事可是杨澜最喜欢的事情了。
这个时间终于悄悄的来临。有天早晨，外公外婆有事出门，把杨澜一个人留在家里，并嘱咐杨澜说：“澜澜乖，谁来了都不要开门。知道吗？”
杨澜很懂事地点点头，重复着相同的话：“知道了，谁来了也不开门。”
外公和外婆走后没有多长时间，杨澜就听到有人在敲门。杨澜悄悄地从门缝望出去，看见了一位高高瘦瘦的叔叔，站在门外，正敲门呢。
“这是谁啊？怎么从未没有见过？”杨澜想着想，突然就想起了狼外婆的故事，杨澜心中害怕起来，就蹑手蹑脚的搬来凳子抵住门背，然后杨澜又坐在上面，大气也不敢出。心里很着急的等着，等外公和外婆回来。
杨澜后来发现，门口的叔叔敲门后见没有人回答，并没有走，而是坐在了门槛上。与杨澜隔着一扇木门，杨澜觉得太慢了，虽然杨澜还不懂怎么看表，但却觉得，这种等待漫长的好像有一百年一样。
终于听见外公外婆熟悉的脚步声了，然后是他们惊喜的叫声。杨澜松了一口气，原来这个叔叔，外公和外婆都认识啊。但杨澜马上就又紧张了起来，因为杨澜清清楚楚的听到门口的那个叔叔竟亲亲热热地叫外公和外婆“爸爸、妈妈”。
杨澜听到外婆在门外大声问：“怎么不进门哪？澜澜在家呢。”听到这里，杨澜拉开门闩，一头扑进外婆的怀里，然后回头看着身边这个陌生的叔叔，一脸的疑问。
外婆抱起杨澜，指着那个陌生的叔叔，笑着对杨澜说：“澜澜，你不是总想爸爸吗，这就是你爸爸。叫爸爸。”
杨澜哇地哭了，怎么也不承认这个吓坏了她的叔叔是爸爸。
后来的记忆已经随着岁月地流失渐去渐远，留的是一种亲情的弥补后的印记。杨澜虽然记不清楚爸爸是用了什么魔法让杨澜不久就消除了对他的坏印象了，但还是能很清楚的记得，当天下午，杨澜就骑在爸爸他的肩头在侯家路上“示威”了一遭，并且扯着嗓子大喊：“澜澜是爸爸的丫头，澜澜是爸爸的丫头。”
爸爸告诉杨澜，在国外的任期已经结束了，妈妈也已经从干校回到了北京，他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以后再也不分开了。那时候杨澜还小，但有一点很清醒的记住了，那就是，爸爸再也不走了。
侯家路，杨澜生命记忆中的人生第一站，就这样被飞转的火车车轮甩在了身后。等待杨澜的会是什么呢？
第二节北京的快乐童年
来自南方的这个家庭，在北京没有多少亲戚，所以平时有大量的时间在自己的天地里享受天伦之乐，父母对杨澜的教育更多的放在了一些生活教育里，比如，一个人要有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这些教育影响着杨澜成人后的行为习惯。还有，克服困难，坚持努力，做人的礼貌，修养之类的等等。这样的家庭环境充满了亲密、关怀、亲情和宽容，让杨澜一直相信，家庭里的爱决定着一个人一生中对爱的理解、对爱的把握、对爱的感受和对爱的运用。
1．我爱你，塞北的雪
杨澜在上海接受了最初的气质教育以后，被接回北京，回到她日夜思念的爸爸妈妈身边。
杨澜的家庭比较单纯，杨澜爸爸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里的英语教师，父母感情很好，只有杨澜一个孩子，杨澜从上海回到父母身边以后是在大学的院子里长大的。这样的三人家庭当然是以杨澜为中心的，再加上做父母的都有一种补偿心理，所以，杨澜上海的几年生活换来了今天的中心地位。当然，这种中心是以爱的角度为圆心的，家教在温馨中依然是严父慈母的角色转换。
这样的一种教育让杨澜在成长的岁月里几乎是一帆风顺的，这种教育让杨澜从小就对人生有一种很积极的态度。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也不管是什么样的挫折，杨澜都能坚持着，静下心来有条不紊的处理。天长日久，杨澜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性比较强，有责任感。当然杨澜背后的付出也是常人无法看到的。
回来的那天，北京正在下雪，这让杨澜到今天都不能忘记。上海是没有雪的，最少在那个年月里是没有雪的。所以，杨澜从记事开始就不知道雪是什么样子的。那天的雪很大，天空散漫的飘着雪片。见到雪，杨澜高兴极了，在以后的作文和记忆里，那天看到的白茫茫的一地雪花，就有了被子的意象，储存在杨澜的记忆里，以至于杨澜到现在看到雪的时候，都会想起来，刚回北京时看的雪，像被子一样的雪。
如果北京可以用“内向”来定位的话，上海就应该是“外向”的性格。从上海回来的杨澜性情外向，招人喜欢，很快，她就有了新伙伴。杨澜跟他们在一起玩儿是开心的，这些开心以打雪仗、堆雪人、捉鸟、爬树，自由自在地玩耍为主调。北京的生活同样让杨澜感到非常快乐。
人的适应性是最强的。老话说，树挪死，人挪活。
从上海到北京，从一种文化背景进入另一种文化背景。杨澜进入的没有一点痕迹，杨澜进入的是那么自然。好像杨澜天生就是从一个地方进入另一个地方，让角色不断定位不断创新的这样一种人。其实杨澜这样的性格在从上海到北京的迁徙中，就已经给了我们暗示，只是，那时候还不会有人注意到杨澜。除了杨澜的爸爸和妈妈。
那时候的杨澜是谁的玫瑰花？首先应该是杨澜外婆的玫瑰花，其次应该是宠爱杨澜的舅舅的玫瑰花，再下来就该是左邻右舍的玫瑰花，最后才是爸爸妈妈的玫瑰花。这样的逻辑推理好像有种潜意识的心理暗示，今天的杨澜，首先是观众的玫瑰花，然后才是亲朋好友的玫瑰花吧。
回到北京的杨澜跟爸爸妈妈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园里，这里也是校园，这里也有很多小朋友，也有很多的新鲜事物，但这里毕竟是大学，这里除了小朋友跟杨澜有关系外，其他的一切好像都是大人的事情，杨澜太小了。知道走进学校，杨澜才找到自己的朋友。
杨澜上学了，学校的生活给杨澜打开了另一扇生活的门窗，走进校园，杨澜才发现这里竟然是另外一种天地。这里的朋友可以更多，这里可以玩的东西也更多，这里接触的新鲜事物也更多。所以，杨澜几乎是从第一次走进学校的大门就开始喜欢上这里的一切了。
上学以后，杨澜发现，学校与学校是不一样的。杨澜在走进学校后才发现，这里才是自己的开心乐园，这里才是自己可以随意性情的地方。虽然也有老师的约束，虽然也有作业的压力，虽然也有教室内外的差别，但孩子的天性很容易满足，杨澜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杨澜的爸爸和妈妈都是知识分子，在教育杨澜的过程中总是以身作则，注重言传身教。从小杨澜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一个人要坚强、要有信心，要有毅力，只有这样，这个人才不会怨天尤人，这个人才不会心有不满。这样的教育让杨澜的一生都受益无穷。同时也培养了杨澜做事认真、固执的性格。
2．英语版《我爱北京天安门》
小学三年级时，杨澜开始与同学们一起学习英语。这是学校开设的常规课程，也许遗传基因起了作用，也许是家在北外的外部环境影响，杨澜很喜欢学英语。
有时候喜欢是一回事，做好是另外一回事。但在杨澜身上喜欢的就一定是可以做好的。为了掌握英语的发音，杨澜每天早上都会早起半个小时，用还幼稚的声音，大声的去诵读那些音标、单词、英语断句，每篇英语课文都倒背如流。因为勤奋，因为天分，她的英语发音是班上最标准的。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杨澜在英语的学习上尝到了甜头，有了成就感，就感觉到学习对她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心态的转变，杨澜在其他课业上就开始显现出主动的精神状态。于是在完成所有功课，保证优秀的背后，杨澜开始涉足文艺活动。
每当学校组织演出，杨澜总是起着文艺骨干的作用，这样的活动极大的锻炼了杨澜的台前感觉，当杨澜后来走到电视前面的时候，杨澜说：“小时候的经历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好像昨天在学校里的演出就是今天的实习课一样。”
有一次，学校举办“六一”演出，这时候杨澜的英语第一次发挥了作用。她很大方地站到台上，先用中文演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然后在第二遍的时候，开始用英文来演唱。当“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歌词用英文唱出来的时候，台下爆发出了阵阵掌声。这应该是最早的中国歌曲英文版。
成功永远是前进的动力。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用英文唱中国歌曲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那时候的杨澜来说，其意义可想而知。因为这次的尝试，因为这次的成功，让杨澜知道，只要我努力了，我一定可以做到，也一定可以做到最好。从此英语成了杨澜的第二语言。后来杨澜走进《正大综艺》，到后来的走出国门留学美国，都应该与这次中国歌曲的英文演唱尝试有着微妙的关系吧。
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两面看的，杨澜的学校时代虽然充满了快乐，但有时候也难免会有不愉快的时候。比如，有同学借了杨澜的橡皮不还了，比如，上课的时候谁影响杨澜专心听讲了。这些琐碎的小事情在小孩子的心里可能是严重的事情，不及时疏导可能会引起孩子心理上的抵触情绪。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普及教育心理学的概念，但杨澜的爸爸妈妈都会及时的给杨澜正确的引导，让杨澜明白，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小事情还是不要放在心上的好。所以，每次杨澜回家告状诉苦的时候，杨澜爸爸对杨澜的教育都是一个短语“与人为善！”这种教育让杨澜养成了一种好说话的习惯。
成功离不开良好的心态。“与人为善”在杨澜的教育里，让杨澜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这种平常心让杨澜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以最大的努力，最认真的态度，最轻松的心态来认真对待，这也许就是杨澜做事情可以一帆风顺的原因吧。
其实，杨澜的父母对杨澜并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希望杨澜能成为一个平凡的好人。当然了，好人的前提就是善良，善良也是中华传统的美德。至于事业成功与否，杨澜的爸爸妈妈并没有过多的考虑，重要的是希望杨澜能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3．心爱的小水枪
那时候，杨澜父母的工资不是很高，双方都有老人需要赡养，这样在杨澜的玩具购买上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所以杨澜的玩具并不是很多。
每次进玩具店的时候，妈妈总会先对杨澜说：“澜澜是个好孩子，咱们只看不买，行吗？”别看杨澜当时只有六七岁，但已经很懂事了，而且也很看不起那些一旦爸爸妈妈不给买东西，就坐在商店里的地上哭鼻子的孩子，杨澜觉得那很丢人！为了显示与他们的不同，杨澜每次都很郑重地答应妈妈，只看不买。
玩具店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无疑都是一座充满了诱惑与渴望的座殿堂，那是一个孩子童心里最美丽的梦想和奇迹。杨澜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着每一件玩具，感叹它们的精致，猜测它们的功能，不知不觉鼻子都贴在了玻璃上。那时候杨澜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要做一位玩具厂的工人。每天都可以摸到玩具，还要设计更好看、更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