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论文化在政治之上——在今年全国政协民盟分组会上的发言
中国之改革开放，终将验证这样一种规律——成也文化，败也文化；若功亏一篑而不可持续，教训也肯定归于文化。
说到底，何谓“科学发展观”？有文化的发展观而已。
文化当然也体现于政治之中，但绝不仅仅是附着在政治这张皮上的毛。
文化在政治之上，匪今斯今，振古如兹。没有文化的人类，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一切关于政治的思想。没有进步的文化，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进步的政治。
政治是文化这棵树上的果子。
如果良好的文化思想、文化气息能够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影响，并充分体现，那么这样的社会无疑会是良好的社会；文化学者将这样的社会定义为“良知社会”。如果反过来，政治意识形态无限膨胀，企图占领和统治社会的各个层面，每一处空间，而文化被逼退到了边缘，那么这种社会自然叫“政治社会”。
文化的社会是自然的。
政治的社会是不自然的。
文化倘若被变成由政治所长期左右的某种“东西”，是文化的悲哀。悲哀的文化不能提升民族精神和灵魂，不能使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
有多么自信的文化，才有多么自信的政治。文化禁锢是政治极其不自信的表现。
只有与政治平等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前提下受政治尊重的文化，才能培植优秀的文化知识分子族群，才能形成有思想力的文化。
当然，这里所言之文化，不仅是供人欣赏的所谓优雅文艺，或满足人娱乐的所谓通俗文艺。文化从来就和思想连在一起。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根本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文化力量。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
文化有其本能性、商业性和自觉性。
其本能性即满足人们娱乐快感的属性。谢天谢地，这一种属性，我们的当下文化不但有，而且还日渐的蔚然成风，发扬光大。但文化的本能性，只不过是文化的原始属性。是原始人都喜闻乐见的文化属性。
文化的商业性即逐利性，或曰为金钱而冲动的文化。诸位都已看到，这样的文化现象，几乎满目皆是。其大多数，或者无价值观可言，或者其价值观大成问题。比如欣赏阴谋手段，讴歌皇权的文化，价值观便大成问题。
文化的自觉性，即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提升和灵魂塑造的责任感、使命感。此种文化，将客观地梳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尽量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尽量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尽量深刻地剖析自己国家的历史错误以警后人。也将正视社会现实，具有忧患意识地呈现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矛盾，义无反顾地批判种种假、丑、恶之社会病态。当然，同时会用温暖来慰藉众多沮丧的、疲惫的、冷感的、迷惘的人心。
自觉的文化，是将以上功能全面发挥的文化，而不是明智地，甚至犬儒主义地逃避现实的文化。
不能说我们完全没有自觉的文化。
但是诸位，是不是太少太少太少了呢？
几乎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分明，我们的当代史近代史，被一段一段遮蔽甚或干脆抹去了，变得七零八碎面目模糊；我们的现实被不惜成本地粉饰了；我们这个焦虑不安的时代被几乎已经令人讨厌的歌舞升平所包装了；我们的下一代变得有点儿傻兮兮的了——怎么全民族仿佛对这么一种几乎没有自觉性可言的文化，竟没了半点儿不适感呢？
仅仅抱怨文化知识分子是不公平的。
如果将蚂蚁放在烟灰缸里，当它们向外爬时便用烟头烫它们的话，几次之后，便都不往外爬了，甘于只在烟灰缸里活动了。并且，会通过化学分泌物互相传播信息，达成不往外爬的潜规则——烟灰缸规则。
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正受着这么一种不良的规则所限制。如此一种文化，几乎只能提供娱乐；几乎只能以商业目的为目的。自身品质萎缩，又怎么能够化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呢？
看我们现在说假话的现象多么普遍！人们多么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经常感到，能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以至于人们听到哪一位官员说了一句比较性情的，比较发乎真心的话，我们常会对其好感倍增。
我们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呢？
内战首先是一个民族的伤痛。
中国历史上那一场国共内战，双方都牺牲了许许多多杰出儿女，代价是几千万农民的儿子的生命；这是需要后人反思的。可是，在今天，还要一点儿反思都没有的，津津乐道地看双方的狡诈谍战，并以为是“红色”的，这是多么的令人喟叹啊！一想到那时代背景正是抗日战争前后，于是不由人不思考——难怪中国军队当年每每败得那么惨。中国人看这类东西而开心，是总体变傻了的证明。
现在的世界看中国人，有一种印象是——主张和为贵的只不过是中国的古人。中国的当下文化中仍充满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内容，似乎中国人不窝里斗就不是中国人了。
现在的世界看中国人，还有一种印象是——中国“不差钱”，仿佛许多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都是山西煤老板了。
许多原因给他们那种印象。
文化原因是原因之一。
这么一种文化，怎么与世界接轨？怎么向世界展现魅力和亲和力？
我们不能总指望杂技、京剧和所谓原生态少数民族歌舞充当文化使者。加上“孔子学院”也不行。
世界了解一个国家，主要还是看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是怎么反映当下现实的？是诚实的反映还是不诚实的反映？总体上不能自由地同时诚实地表现思想力的文化知识分子，是很难被外国同行瞧得起的。如果外国人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国家的知识分子，那么也就绝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国家的当代文化。那么，即使这个国家财大气粗，也还是难以真的获得尊重。这是某一国家的文化悲哀。而同样悲哀的，也是某一国家的政治。
我们不应该让那种包袱一代一代地压在我们身上。
我们如果爱护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就应使他们明白——禁锢手段是消极的文化理念。
在漫长的六十余年中，文化与政治的真正关系一直没处理好；政治一直被理所当然地供奉于文化之上，文化一直只不过被视为政治的“附属品”，更有时仅仅被当成足可为政治“服务”一下的工具。并且，可悲的是，为数不少的文化知识分子自己，也早已渐渐习惯了“文化在政治之下”的文化观。
“文化”概念，从来大也。
“人文伊始，文化天下”。“化天下”之“文”，既可理解为文明，亦可理解为文化。文化的终极概念，其实便是文明。文明的核心概念，其实便是文化。
统治当然也是政治。
但再高级的统治，本质上也还是初级的或曰低级的政治。封建统治漫长的国家之所以会背上历史的包袱，乃因他在初级的或曰低级的国家形态中被浸淫得太久太久，结果国民的心智被一代一代地弱化了进而愚化了。
政治是一个近代的概念。
封建统治是不配被言作政治的。高级的也不配。
从统治到政治，是一个经文化所化的过程。革命是文化化不了之时的暴烈的社会现象。说到底，革命亦是文化影响下的行动。革命理论是特殊而极端的文化。
统治一向只利用文化。即使好的文化，久被利用，也便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己的反面。
政治也分好坏的。好的政治并不一味利用文化，而是能够与好的文化相结合，变自身为文化了的政治。
文化了的政治，是自觉并善于将人类之好的文化主张落实为社会原则的一种政治。故这一种政治的宗旨，是不需要靠一大套一大套的所谓理论来诠释的。
迄今为止，世界上的政治之所以显出仍极复杂的现状，盖因这些人与那些人，这些民族与那些民族，这些国家与那些国家的利益之争。在这些问题上，文化化一个国家已经很难，化整个世界自然力不从心，最终还是要靠政治来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只不过是空谈，而唯有政治才是实际的。因为一个事实乃是，化利益之争化得好的政治，所遵循的恰恰是文化早在人类的古代就指出过的方向。而凡化得不好的政治，皆是违背那一方向的。或虽然也作出遵循的样子，但实际上却以利益集团之利益为最重要，不愿真的使社会朝那一方向进步。这种时候，政治对文化采取的往往是“叶公好龙”的态度，它会使文化尽其所能地工具化和娱乐化，却想方设法对文化之思想力实行遮蔽、剔除的策略。但这分明是不可持续之事。因为丧失了思想元素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而文化有一种自觉性，那就是绝不会长久甘于在次品质的层面存在……
古人云：“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
苏轼由是进一步说：“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
还说：“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耳。”
朱熹说：“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欧阳修说：“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杜甫说：“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
《三国志·魏书》有言：“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
以上皆“政”、“治”语也，但首先是人文思想。
“社会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具有光芒。”——温总理语。
“要使我们的人民过上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我们的同志，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若从政治的思想中抽去人文思想，政治就只剩下了权谋和治术；这样的政治是肮脏的。而从文化的思想中抽去政治的内容，它还是那么丰富，那么足以使人类温暖，那么源远流长。
从《乌尔纳姆法典》到《汉谟拉比法典》到《人权宣言》《独立宣言》，文化思想力的火炬始终照耀着人类的发展进程。而好的政治思想，同时丰富了文化思想。
在从前，在中国，在许多政治人士那儿，许多事都被强调为“政治仗”。政治泛化再泛化，膨化再膨化，企图占领每一个人的每一寸生存空间包括脑空间。
政治一经泛化，必庸俗化。
庸俗化的政治无异于伪宗教。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本应与人类具有的亲近关系遂被离间。而在这样的国里，是既不可能有什么先进文化，也不可能有什么先进的国民的。从梁启超到鲁迅，都曾对于被愚化的国民表达过悲愤的忧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切成果皆归功于三十年前的一次思想解放；一切教训也归咎于那思想解放的不能深入戛然而止。
一个事实越来越分明——三十年前那一次被解放的思想力成果，显然接近耗尽。并且某些在当时看来不无可取之处的思想，由于被奉成万应灵丹，现在却已结出了劣果……
文化尚未成功，政治仍需努力。
2010年4月30日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