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干活吃饭（1934—1979）(23)
我曾与王嵘一起到南疆组稿，在和田，临别时受到作者夏冠洲的早餐手擀面招待。
谁知招待完了，临上车时宣布因故此班长途客车延期至次日开行。车开行时间极早，招待所是没有饭供应的，我们又不好再去找夏老弟要饭吃，第二天只好饿着肚皮上车。恰恰这一天，走到哪里都没有饭。最后晚上十一点了才到达喀什，当然，喀什也是家家上板，户户打烊，我们硬是弹尽粮绝。幸亏王嵘找到一位喀什的作者的姓名与地址，人家已经入睡，我们硬把人家敲起来，给我们做饭，有白菜炒肉片，还给了我们一些白酒。而此位作者的稿件并未被刊物采用过。
31.啊，毛主席
根据自治区的新规定，我们有权在时隔若干年后享受回北京探望双亲的路费。一九七五年暑假，我们一起回到了北京。
北京到处流传着江青“红都女皇”的故事。一个美国人采访了江青，写出了《红都女皇》一书，说是为此江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人们也讲到了“文革小组”的人反周总理的事。大家有一种感觉，已经走入死胡同的“文革”，快走不下去了，中国处在大变化的前夜。
这一年在北京我见到了不少原来团市委团区委的老同志。前面我已经说过，团的系统是非常讲政治讲思想的，前几年，我很难与他们见面与说明究竟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不一样了，左到了极端的“文化大革命”，反而使人们明白了许多无法讲明白的事情，人们开始用平常心看待政治上的浮沉顺逆。
从北京回到乌鲁木齐，不久就开始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人们刚刚燃起的一点点信心，一点点暖意，又被结结实实地冻结了。
一九七六年，人们的心情益发沉重。一月，周总理去世。反击右倾翻案的宣传越来越高调。邓小平、万里等忽然销声匿迹，而稀奇古怪与居心叵测的文字不断出现在报刊上。什么梁效，什么石一歌，什么初澜……暗号或密电码式的“笔名”显示着诡秘的权威与危险。我对芳说，今年春节过后，恐怕要出事。
我知道，春节期间，人们仍然会互相走动，拜年嘛，客观上有团结人民群众，沟通人民群众的作用。果然，春节期间，几乎所有的互相拜访者谈周总理，谈邓小平，谈江青，而态度都一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自发的政治关切与政治一心。四月，阴天，大风，很冷。芳（似乎还带着欢）在学校操场的自来水龙头处洗羊肚子，从哪儿淘换来的羊杂碎稀罕物，已不可考。忽然，她们俩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说是北京天安门广场出了事。
我们四目相觑，沉痛无言。
这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人们在天安门借悼念周总理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遭到了武力取缔。
……然后是学习，学习，转弯子。我记得已经调入创作研究室的郝关中老夫子在学习时点了一支烟，叼在口里，睡着了，发出了鼾声，而且顺着口角流出了亮晶晶的口水，口水长得如同瀑布。我捅了他一下，他正色道：“打得好！
打得好！”
我眨了眨眼睛，他再次强调说，“当然打得好，就是要打，一定打！”
他是一绝，能说反话，被知友所了解，被非知友所不了解，就是说，他说话谁该明白，自然能听明白，不该明白的，也自然听不明白。
而另一位画家，北京人，年轻的，则大谈公车私用与以车谋私的问题，他绘声绘形地讲在公路上少数民族同胞怎样高举着羊腿要求搭便车。说的大伙哈哈大笑。然后联系到右倾翻案风，说明这些都是右倾翻案的恶果。
乌市举行了一次游行，声援“四五”事件的大头棒处理。我们都说笑着、闹哄着、稀稀落落地喊着口号走了一趟。最精彩之处是走到南门后发现了春季卖头一茬韭菜的，游行队伍大乱，人们抢着去买韭菜了。
究竟是谁更聪明？谁欺骗了谁了呢？你剥夺了百姓的权益，百姓还对你有实话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过敏，此事之后最突出的变化是人们更厚颜地盗窃和化公为私了。文联的沙发连夜被盗走了，几块五合板也公然被拿走了。十四中学校盖房，各种建筑材料大家随便拿，一面拿一面公开喊叫：
“什么？公家的？我还是公家的呢！”
这样的时刻，人们不能不关切与注视毛主席。
我常想，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好也罢赖也罢，爱也罢不爱也罢，亲也罢疏也罢，毛主席的一切，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的一声咳嗽或者一个笑容……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命运的一部分，生的一部分与死的一部分了。
毛主席越来越老了，身体越来越不如从前，这无法否认。电视新闻中看到老人家举步维艰，目光无神，半张着口，而各种最新（最高）指示的传达，也越来越不完整和不清晰了。我很难受。而我自己，也是活了太多的年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啦。真想不到啊，一个天知道的右派称谓，已经伴随着我走了近二十年。
毛主席的一些谈话，毕竟对我的一生起了的是正面的作用。我永远感激老人家。
同时，我必须承认，不论这样的承认产生什么后果，到了一九七六年，甚至更早，我明白，毛主席的离去是巨大的危险，巨大的不可测，但同时也是转机，是解开各种死结的一个可能的契机。
当然我也十分清晰毛主席的离去带来的危险，边疆，外部环境，敌对势力，明争暗斗，早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孕育着四分五裂的危局。毛主席如果走了会不会天下大乱呢？
在新疆我也偶然地听到过来自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的维吾尔语广播与一个自称“救国广播电台”的汉语策反广播，后者的开始曲用的是人民解放军军歌。他们的背景都是苏联。其用语非常尖锐，暴力，可畏。
最后一次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看到”他老人家是“四五”后他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会见。老人家已经没有力量抬起头来了。
生老病死，比伟大更伟大，比力量更力量，比雄心更雄心，比悲哀更悲哀。
九月的一天，忽然通知下午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我知道，这一天到了，我们只求苟全性命于此时，一步也不敢走错，一声也不敢乱吭。
确实与周总理去世时不同，那时大家的反应是悲痛欲绝，而对于毛主席的逝世的反应，主要是严肃沉重惊惧静默。文联的人都低着头，只有一位人事干部说了一句：“就怕这一天啊。”此外，没有一个人出一点声。
反复听完广播，人们散去的时候，郝关中老夫子偷偷向我做了一个怪异的表情。不，这里边并没有轻佻或者“反动”，这里边并没有超出良民应有的动静。
也许他对那种过分凝重的气氛觉得压抑，也许他并不完全相信那种人人沉痛不已的表情，反正他做了一个表情，这个表情使他回到了他自身，一个散漫的名士派头的酸儒，腐儒，固穷的自命君子。我们互相开得最多的玩笑就是关于腐儒的。连这个词，也是他首先使用的。
我的反应是根本没有看见。
回到家里我与芳悄悄谈了半天，我们计算主席过世的时刻，恰恰是那天夜晚，我们俩破例谈了很多，那是一个月光如洗，令人难于入梦的夜晚。我们谈到主席的老态，谈到他一世的英名与晚年的力不从心，从前，不论是什么斗争，他是多么的游刃有余，玩弄对手于股掌之上啊，而“文革”以降，中国搞得怎么样的千疮百孔，四处着火，八方冒烟！我们也研究江青，江青其实在政治上相当幼稚。她听了临时工造反团的发言就跟着哭，就要撤劳动部与人事部的部长的职。而主席的理想主义的胃口太大，他要创造一个与世界与外国与过往与已有的一切社会都不同的社会。与他的理想国相比，他瞧不起美国，更瞧不起苏联。他瞧不起蒋介石更瞧不起历代的中国皇帝，甚至他也瞧不起已经成立十余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运作体制与方式，还有已经成立五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秩序与运作方法。他的思想超前而且浪漫，他的社会理想无限延伸扩张，由于弥漫而失去了边界与尺度。他要从头开始，把全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学校，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与阵地，他要人人学工学农学军，人人批判资产阶级。
那真是一个无差别无不平的极乐世界哟……但这也只是愿望，只是诗情，只是哲学，只是念头，却没有蓝图，没有步骤，没有可操作性，连轮廓也是极其模糊的。他认定，几千年的历史是颠倒了的，是大人物压了小人物，是奴隶主压迫奴隶，而他的使命是再颠倒这一切，天翻地覆慨而慷，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不是英雄而是奴隶创造了历史。去掉压迫者以后，历史将写出新篇章！
他要用最聪明的力量创造新世界。为此他要“犁庭扫院”，清除垃圾与障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又破又塞又堵又止，但是立出来的一切太令人沮丧。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空前绝后。以伟大的理想始，结果却落到重用难当重任的妻子来推行新政，再加上什么侄子外甥女和警卫长官，而与全国党组织、干部、领导层、军队、知识分子发生对立至少是疏离。这不是太悲惨了吗？这不是太孤独了吗？
我永远记住我说过的一句最尖锐的话：有过李大钊、方志敏、瞿秋白、恽代英、刘志丹、左权、吉鸿昌、赵一曼……这样的人物的党，有过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蔡特金、李卜克内西、台尔曼这样的国际资源的党，我就不相信这样一个党能三下五除二变成李莲英的党，围着老佛爷转的党！
此后发生的事比电闪还快。我不是没有估计到事变的发生，但是想不到的是这样快。我热泪盈眶，我作诗填词，我见人就喜，逢人便说，太好了太好了，真真是又一次解放。
听着阔别十年以后又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我悲从中来。听着“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我痛哭失声。看着电视屏幕上的京剧《蝶恋花》，听到李维康扮演的杨开慧唱到“爱晚亭”，唱到了“橘子洲头”，我热泪横流。听到了常香玉唱郭沫若的词：“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揪出‘四人帮’、啊吭啊吭啊……”我笑声咯咯响。我都奇怪，我怎么还是这样关心政治？做一个文人雅士，做一个遗老遗少，做一个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独善其身的高人，岂不更好？然而我已经不可救药，我已经入世极深，我仍然感情炽烈，我仍然爱憎分明。不论我怎么样地收缩再收缩，认命再认命，矮小再矮小，难得糊涂，装傻充怔，养猫养鸡，做饭烧鱼……我仍然心系中国，心系世界，心系社会，关切着祝祷着期待着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
新的一页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