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干活吃饭（1934—1979）(22)
由于常停电，我们也准备了相当正规的煤油灯，并常常擦拭玻璃灯罩。
生活，你永远那么具体，那么琐屑，那么普通，又那么难以须臾离开。
30.游泳与写作
从伊犁返回乌市以后，我们住在芳所在的第十四中学家属宿舍中。这里离野营地宾馆很近，而野营地再往东一点就是红雁池水库。自伊返乌以来，我与艺校祖颖之等结伴，或带领两个儿子，常常去游泳。
乌市夏季短促，水库的水来自天山雪融，冰凉彻骨，但水质清冽，如镜如空，四周山形峻峭，如骨如塑。在这样的水里游戏，别有一番清纯净洁，抖擞振奋。
我常常带上干粮，与孩子们在这里游水，晒太阳，嬉戏。有时带的是带伊拉克蜜枣的玉米面窝头。经太阳暴晒，窝头吃时已有酸味，但没有别的选择，仍然甘之若饴。由于这里夏季气候干燥，紫外线红外线少被水气吸收阻挡，晒一次皮肤红艳如桃，过两天开始脱皮。我们都不在乎。
离红雁池水库岸边约四百米有一小岛，我最得意的科目之一便是带两个儿子游去再游回。我的游泳姿势与技巧直到体力都不强，但是对游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痴迷——想来也是特殊年月无所事事所致——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游。每次气喘吁吁，心存恐惧，不无手忙脚乱地游回来，庆幸没有出事。
“文革”搞得时间越长，就百分之八十的百姓或者更多而言，越像是全民休假了，全民疗养了。
有一段时间无须天天上班，但每天下午组织学习“批林批孔”，我便早早去游泳，中午在红雁池吃因暴晒而馊的窝头，然后直接从红雁池骑自行车去创研室参加学习。到了学习会上，我嘴唇青紫，眼窝黄黑，头发蓬乱，身上的鸡皮疙瘩尚未全消，神情也比较奇特，语言也不甚完整。好友们便纷纷前来探问：你最近作息起居二便三餐……如何？有什么地方疼痛酸麻？是不是常感疲劳？还欲说还休地建议我去医院“查一查”，看来，他们以为我得了怪症，说穿了怕我紧张。我只能窃笑，有一种恶作剧成功的儿童式满足心理。
最最得意的还不在以“怪病”状骗人，而是我从悬崖上往水库跳水。悬崖离水面五米以上，周围都是怪石，无路，可从后面攀登上去。看到常有一些顽皮的满嘴脏话的小孩子上去跳水，观察良久后，我判断这里跳水无生命危险，决定跟随众顽童一试。岩路肮脏陡峭，有屎尿痕迹与气味，我这个年届不惑的人还是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睁大眼睛看着下面的水，奋力跳起，转身头朝下面，看到了一个自身头朝下自由降落，离水面越来越近的过程，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演进十分清晰。我看到了山体，我感到了运动，靠近水面了，心中大喜，砰，有此一响便知大功告成，没事了，安然无恙，乃可转身，浮上来了。
我有一张自五米高的岩石上起跳的照片，可惜姿势不佳，胳臂、腿都没有伸直，像一个空中飞翔的蛤蟆。而我的二儿子石头，能双手张开，跳出一个“燕式”来。
然而我的自由自在地游泳的日子碰到了新的问题。一九七四年，我们的创作研究室自文化局独立出来，由阿卜拉尤夫同志任主任，刘萧芜（他刚刚“解放”
出来了）与一位工厂知青毛同志任副主任。阿主任上任后抓出勤考勤很紧，每次开会都谈迟到早退出勤考勤问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我想到了诗人铁依甫江。
这个时期自治区的第一把手是赛福鼎同志，而铁诗人的麻烦已经全部成为过去，铁现在是赛书记的座上客，也许可以算是炙手可热了。我们虽然并无太深交往，毕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些猩猩惜猩猩的情谊。我请铁诗人吃了一顿饭，表示毕竟自己是搞创作的，目前有各种情况，我也不急，今后呢？未来呢？我计划积累点东西，写点东西，练练笔，有什么任务我自会努力去做，一般的上班下班，我就免了吧。
铁诗人十分仗义，虽然他批评我招待他的桂林三花酒是无法入口的怪味酒，但对我的要求一口答应。果然，他一说就灵，阿卜拉尤夫同志一直对我极客气，极尊重，极照顾。
我也真的考虑起写一部反映伊犁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来。我必须找到一个契合点，能够描绘伊犁农村的风土人情，阴晴寒暑，日常生活，爱恨情仇，美丽山川，特别是维吾尔人的文化性格。同时，又要能符合政策，“政治正确”。
我想来想去可以考虑写农村的“四清”，四清云云关键是与农村干部的贪污腐化、多吃多占、阶级阵线不清做斗争，至少前二者还是有生活依据的，什么时候都有腐化干部，什么时候也都有奉公守法艰苦奋斗的好干部。不管形势怎么样发展，也不管各种说法怎么样复杂悖谬，共产党提倡清廉、道德纯洁是好事情。阶级斗争嘛，总可以编故事，投毒放火盗窃做假账……有坏人就有阶级，有坏事就有斗争嘛，也不难办。就这样，以不必坐班考勤始，我果真在“文革”的最后几年悄悄地写作起来了。
我写了伊犁的肥沃土地，我写到我在伊犁看到过的电线杆子发芽的奇景。
我写到维吾尔女人的嗜茶。我写到伊犁地区其实是受俄罗斯人的影响的勤于为房屋粉刷。我写到秋收，麦场，牛车，水磨，夜半歌声，婚礼，乃孜尔（祈祷）。
我虽然举步维艰，我虽然知道即使写好了也无处可以发表，但一经写到了生活，写到了人，写到了苜蓿地，写到了伊犁河，仍然是如醉如痴，津津有味。
我常常在家里待着了，自由散漫如了意。在家里待得多了，我自然管家务事特别多，我一面写作一面掌握着蒸锅的火候，写着写着忽然意识到馒头或者包子或者玉米面发糕熟了，一面写作一面不忘及时将开水竖入暖瓶，压上火或给火添煤，这使我骄傲于我的全天候抗干扰的写作能力却也不无委屈。
正因为多数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自关内，他们的亲属多不在新疆本地，反而使在疆的这些人特别相亲。
一次是遇到芳在太原工学院的好友黎昌若，前面说过了，不再赘述。一次是遇到一位孙姓同学，通过她得知芳的好友王菊芬在这里新疆医学院外科部任护士长。从此我们与王家多多来往起来。王的先生老高是地质工作者，能唱两口京剧，我们有幸在她们家用餐以后听老高唱戏。
此时罗远富与李惠坤夫妇也随着张世功书记到自治区来工作了。我相信学农的人比较实际也比较能干，巴彦岱的经历使他们事事自己动手。他们在前程似锦一切看好的情况下，同样养鸡取蛋，副业生产，改善生活，培养下一代，都很成功。此二位贤伉俪还时不时地下（象）棋取乐，令人有高雅感。
我们还有一个朋友，京剧团的编剧贡淑芬，北京人，热心肠。她最常发表的言论就是：“写剧本怎么这么难！”这话是从《杜泉山》中的雷刚叹息“干革命怎么这么难”套过来的。她认识铁路系统的列车员，从北京给我们带食物来。
一次王菊芬给了我们一只活鹅，相当壮观，几天后被我们的两个儿子宰杀，桌上有了鹅肉，除了口腹之福我感到的还有惊心动魄，儿子这一代比起我来就算强多了，我是连一只鸡也没杀过。在伊犁有一次决心杀鸡，拿起菜刀，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扭住一只公鸡的脖子，以刀割其喉咙，谁料刀太钝，我的手又太软了，我的刀口像拉锯般在此鸡脖子上蹭来蹭去，连点血星都看不到，而鸡开始大力挣扎起来。我只好自叹没有出息，长叹一声，将鸡放跑，想是此鸡命不该绝。
新疆文联的同事中我去得最多的是陈柏中与都幸福家。陈柏中，夫人楼友勤，都是浙江人。两位都带书生气和江南的秀气，他们正直，正人君子，要求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文艺大事。他们曾经想改善一下自己的住房，未成，他们相中的一处房被一领导干部得了先机，楼女士对此领导干部竟然讲起契诃夫小说中的小人物的悲哀来。这算什么？不能说是对牛弹琴，更不能说是与虎谋皮，但无论如何给我一种牛头马嘴，张冠李戴（以上两个成语用得也都不对）徒令鼻酸的感觉。他们二位都以一种左翼知识分子的思路来追求革命，也还一度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最后，当然凉了。
尤其在芳还滞留伊犁，没有到乌市来的时候，我常常得到他们的照拂，我从他们那里吃到了江南美味，自制的江米醪糟，糟蛋，炒年糕，腊味，和南方风味的鸡只。他们对我也充溢着最好的祝愿，和很少说出的同情。思之，至今犹感温暖。
有趣的是他们长期住在春风巷，一个有着这样好听的名称的街巷。但是这条巷子经常是臭水横流，臭气熏天。春风只是一种美好的理念。
而辽宁人都幸福家的炊艺更是数一数二，他不但有酸菜粉，酸菜饺子，而且有各种色香味俱佳的炒菜，其风味大致属于鲁菜菜系。同时他家的酒与各种难得的小吃也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奇迹，诸如花生米、豆腐干、粉条、芝麻酱、杂豆之属，都有。我常常与都幸福讨论——应该说是争论一个问题，他认为我的命运不会长久的如此沦落，不久就会有一天我将扬眉吐气，有所贡献，有所成就。而我的态度是这些都是痴心妄想，想也不敢想，想也白想，想之无益有害，不如不想，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别人能活的我也能活，别人高兴的我也能高兴，何必说那些没有用的话呢？
我也时有出没在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郝关中、王嵘、忠录（锡伯族作家与翻译家）家里。超级大诗人铁的家里挂着好看的挂毯。才十六岁，他的诗集已经在苏联一个中亚的共和国出版了。他的妻子赫里倩姆是七一纺织厂的医生。克里木一家有许多女儿和一个儿子。孩子们的母亲叫高华丽娅，意思是珍宝，她是一个塔塔尔族的金发美人。克里木是少数几个双语写作者之一，他也时时受着收入有限，孩子太多，夫人又爱用钱的折磨，有几次搞得他十分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