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干活吃饭（1934—1979）(3)

     
     
     
     　　紧接着李新叔叔知道我正在准备参加全市的中学生讲演比赛。比赛是第十一战区政治部举办的，要求讲时事政治的内容。父亲先表示对此不感兴趣。
     
     　　李新叔叔却说一定要讲，就讲三民主义与（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主旨是现在根本没有做到三民主义，也没有四大自由。我至今记得我的讲演中的一句话：
     
     　　“看看那些在垃圾堆上捡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的民生主义做到了吗？”
     
     　　无须客气，这次比赛的初中组，我讲得最好，连主持者在总结发言时都提到王蒙的讲话声如铜钟。但我只得到了第三名，原因当然是主办者的政治倾向。
     
     　　他们闻出了我的讲话的味道。我也学到了在白区进行合法斗争的第一课。
     
     　　李新同志后来主要从事党史研究与著述，是著名的党史专家。作为我此生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他的雄辩，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与表达方法，他的一切思路的创造性、坚定性、完整性、系统性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力，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顶，拨云见日，大放光明。
     
     　　理论的力量在于与现实的联系。我满怀热情地迎接“国军”、“美军”的到来，兴奋完了发现人们仍然是一贫如洗。
     
     　　与李新成为对比的是国民党的官员，有一次我接到学校命令，必须收听市社会局长温某某的讲话。我完全不记得温局长讲了什么内容、为什么中学生必须听他的讲话，但是我记得他的怪声怪气，官声官气，公鸭嗓，瞎拽文却是文理不通。他与李新同志的对比太如天上地下了。我当时已经坚信：李新同志、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润物启智、真理在手、颠扑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作为新生力量的共产党，她是多么光明，多么科学，多么有作为，多么激动人心啊！
     
     　　我有一个说法，一股政治势力的兴衰，看一看他们的文风与话风就知道了。
     
     　　兴者富创意与活力、明白而又实在；衰者只剩下了套话与八股，空洞而且不知所云。
     
     　　平民中学有一个打垒球的传统，我现在还不明晰当时我们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垒球是不是现名棒球。垒球队有一个矮个子：性情活泼，机灵幽默，（运动）场风极佳的后垒手何平。即使他输了球漏了球，他的甜甜的潇洒的微笑也会为他赢得满场喝彩。一天我在操场上闲站，等待下午上课。他走过来与我交谈。
     
     　　我由于参加讲演比赛有成也已被许多同学知晓。他问我在读些什么书。我回答道：
     
     　　“……我的思想，”我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宣称：“——左倾！”
     
     　　赶得别提多么巧，何平是老地下党员，我的宣示使他两眼放光，他从此成了我的革命的领路人。
     
     　　一九八六年冬，我在文化部长任上与一大批外国在华专家座谈。同座的还有一位比我小两岁、有过同样的曲折坎坷的经历的著名作家张贤亮。我提到中国作家的左倾，提到左翼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我的这位同行兼好朋友就分辩说，他和他那一代人从来没有喜欢过左，从来是欲左也不可能。呜呼！
     
     　　我很惊讶，也很悲伤，到了一个仅仅比我小两岁的作家那里，左派竟然成了一个不太好的名词了。夫复何言？谁可与言？
     
     　　此后，父亲随李新同志去了解放区，到父亲的老师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去了。而我，也立即跟随何平走上了一心要革命的道路。
     
     　　4.失落了的童年
     
     　　由于匮乏和苦难，由于兵荒马乱，由于太早地对于政治的关切和参与，我说过，我没有童年。
     
     　　我没有童年，但是我有五岁、六岁、七岁直到十几岁的经历，一年也不少，一天也不缺。回想旧事，仍然有许多快乐和依恋。
     
     　　我喜欢和同学一起出平则门（阜成门）去玩，城门洞有刺刀出鞘的站岗的日本兵。过往的中国百姓要给他们鞠躬，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记忆。一出城门就是树林，草花，庄稼，河沟，充满植物的香气。
     
     　　我更喜欢从西城家中走太平仓经厂桥、东官房到北海后门。一进北海后门，先听到的是水经过水闸下落的声音，立即感到了凉爽，进入了清凉世界。再向南走两步，响杨的树叶的巨大的哗哗声攫住了你，一时节世界只剩下了两排排列整齐、盖有年矣的杨树林，树干的疙里疙瘩与似曲实直，亭亭玉立与随风倾斜显示了既古旧久远又年轻潇洒的风格。
     
     　　我也喜欢短时间的北京城向大自然的回归：夏夜，在院落中乃至到胡同口乘凉，听姐姐背诵杜牧的诗句。确实那时的北京夏夜到处都能看到款款飞着的萤火虫。
     
     　　大雨之后胡同里积着齐膝的水，蜻蜓擦着水面飞。杨树上时有知了高唱。
     
     　　北京的国槐最多，春天则是小小的青虫，吊在从树干上垂下的丝上。秋天即使在庭院里也听得到蟋蟀的啼鸣。
     
     　　我喜欢所有的吆喝，卖小金鱼和大田螺，卖卤鸡和卖糖葫芦，这二者都有抽签奖励的促销手段。卖硬面饽饽的，是山东乐陵人。卖爬糕和凉粉，像男高音。
     
     　　冬夜则是卖羊头肉，切的比纸还薄，切出来的肉片变得透明。仅仅是卖一筐水萝卜也是叫得曲折婉转十分出彩。寒冷的深夜，有时会听到盲人算命者的笛子声，我觉得极其凄凉。
     
     　　我毕竟是男孩子，当然也有野一点的玩法，在墙头上玩打仗，每天没完没了地做手枪，有时幻想着自己拿一只活像真枪的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
     
     　　嘎——咕，一枪毙“敌”于脚下。
     
     　　但是我的蹦蹦跳跳的游戏并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我上初中的第二学期，到西什库第四中学看我们学校与四中的棒球比赛。男生们一个个都抄近道从一个墙头跳下去，我犹犹豫豫，上了墙头，欲跳又止，下去了，右脚脖子崴了一下，疼痛难忍。结果，造成了脚腕处骨裂，养了一个多月，影响了上课，唯一的一学期，我的考试没有进名次。
     
     　　说下大天来，我的童年过得还是太怯弱了啊。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经送给我一个鹰状风筝，我试了几次始终没有放起来，读鲁迅的《风筝》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比文章里的弟弟与哥哥更可怜。
     
     　　在新疆，我的二儿子王石经常自己做风筝，一放就放到半天空，我仰首观看，心旷神怡。有些心愿，自己这一代没有完成，下一代完成了，也是快乐。
     
     　　我六十八岁生日时，文化部给我开车的司机郝俊卿师傅送给了我一个大蜈蚣风筝，说是他看了我的有关放风筝的文字，他想，这还不容易吗？后来，我们一道有几次将风筝放到高空的经验。毕竟，一切希望都在人间，一切人间的希望都很可能实现，虽然可能是六十年后的实现。
     
     　　自己的读书主要是童年与青少年时代。我三年级以来就常到离我们住的受壁胡同不到一站地的太安侯（？）胡同的民众教育馆借书读。有时候近冬天黑得早，有时候气候严寒，阅览室里的铁炉里煤净火熄，整个阅览室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工作人员既无可奈何地只好陪我不能下班，又笑嘻嘻地不无夸奖地欣赏我的喜爱读书。
     
     　　我什么都读，有关于健身和练功的，其中最得益的是《绘图八段锦详解》，什么“左右开弓要射雕”，什么“摇头摆尾去心火”，我至今会练。我也读过一些太极拳方面的书，不懂，也很难学着练。从此我深知世界上有些事情示范、比画、身体力行的意义远远胜于课本。
     
     　　我也在那里读了《崆峒剑侠传》、《峨嵋剑侠传》、《大宋八义》、《小武义》
     
     　　等章回小说。我喜欢郑证因的技击小说《鹰爪王》，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后者的人情世故的描写与冤冤相报的悲剧性的表现，使它的文学价值超过了当时的一般武侠小说。
     
     　　最主要的是我在民众教育馆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一上来，先声夺人，雨果的书令我紧张感动得喘不过气来。看不懂也要看，对于社会的关注与忧思，“左倾”（虽然雨果时期还没有当今的“左”与“右”的分野）意识，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我也在那里读了鲁迅、冰心、巴金、老舍。我家里有一本曹禺的剧作《北京人》，我印象最深的是说到北京的叫卖果子干的两个小铜碗的敲击声。我喜欢鲁迅的《祝福》和《故乡》，我更喜欢他的《风筝》与《好的故事》。
     
     　　在家，我还读了《木偶奇遇记》与《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集》与《格林童话集》等书。它们大大地启迪了读者的爱心，读到木偶比诺乔的腿被烧掉的情节，我流下了眼泪。
     
     　　我读了一本印刷精美的插图本《世界名人小传》，里边介绍了牛顿、居里夫人、狄更斯等人的事迹，这样的书对于我的立志有所成就，是起了作用的。
     
     　　我也多次被带去看电影。我记得梅熹、吕玉堃、白云、舒适、刘琼，特别是李丽华、陈燕燕、陈云裳、周璇、周曼华、顾兰君的名字与形象，却不大记得起他们演的影片的故事。有一部片子叫《万紫千红》，是各种电影插曲的荟萃，并为此片专写了一首主题曲《真善美》。
     
     　　有一个影片是周璇演的《渔家女》，她的几首歌我后来都学会了。我记得的是一个渔家少女上了阔少爷的当。少女千万要小心，我明白了。
     
     　　我看过根据张恨水原著改编的《金粉世家》，我的一个印象是一男一女亲吻，后来女子就怀了孕。我不理解为什么一拥抱就会怀孕。但是我很明白，电影里的故事多是女性倒霉。我从电影中特别感受到女性的美丽，尤其是周曼华的《不求人》，她演的那些家务劳动，蒸饭炒菜，哭哭笑笑，都那么甜甘，那么平顺，那么实在，让人看着踏实，喜悦，爽利而又舒服。我甚至想到，我长大了有一个周曼华式的媳妇该有多好！
     
     　　当然更早的观影片的记忆应该提到朱迪·加兰主演的《绿野仙踪》与万籁鸣等四兄弟制作的大动画片《铁扇公主》。
     
     　　我也与家人一起听戏，一次是尚小云主演的《青城十九侠》，未有印象存留。
     
     　　有几次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看朱丽霞、花砚如演的评剧。我的印象是朱丽霞很美，声音富有磁性，而花砚如演得活泼生动。
     
     　　到了临近解放的时候，又有几支歌流行起来。一个是“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却原来这是吴祖光的歌词，是隐含着对于解放区的向往的。一首是“春天的花是多么的香，秋天的月是多么的亮……”，虽然浅，但是我无法抵抗它的动人。有趣的是一九九零年北京亚运会上香港体育代表队入场的时候，铜管乐奏的就是这一首歌。最后一首是《夫妻相骂》：“没有金条也没有金刚钻”，“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这样的家庭简直是疯人院”，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的歌曲流行起来，旧社会灭亡的预兆也就无可怀疑了。
     
     　　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以为这些光怪陆离与乌七八糟都是一去不复返了。有一次我无意中哼哼起《蔷薇蔷薇处处开》的调子，我的领导立刻指出，怎么从“重庆的防空洞中（语出毛主席）”刮出一道阴风……我更加明确，这过去的一切只能是决绝地无情地与之告别，与之永别了。去你妈的！
     
     　　那时候看电影，离家最近的影院有两家，一是现在的胜利影院，一九四五年后曾名新中国成立西堂。更早叫什么，不记得了。另一家一直叫红楼影院。
     
     　　每次看完电影，我们都是从西四往北过马路进帅府胡同或报子胡同，再往西走到我们家。对于童年的我，这两条胡同都是太长了，走起来颇感疲劳。
     
     　　有一次，在这条长胡同里疲倦地行走，我忽然发现了一个皮夹子，皮夹子里还有少量的钱。这个巧遇使家人兴奋起来，每次走到那里都希望能捡到钱包。
     
     　　穷极更要供财神爷，每逢旧历腊月三十，到处都有高喊着“送财神爷喽”
     
     　　的小贩给各家“送财神爷”。有一次家里刚刚买了这幅带来希望的神像，又传出来敲门的声音，我刚要喊“不要了”，立即受到大人的警告，不能说不要，也不能说刚买过，只能说“请过了”！
     
     　　遇到大人与邻居玩麻将牌，我与姐姐就去给财神爷磕头。不论怎样磕头，我的印象是，母亲与二姨的玩牌成绩多是负数。
     
     　　日本投降以后，又时兴起了倒卖银元，我们家的胡同西口是北沟沿（后名赵登禹路）小市，许多穿着破长衫的人嘴里叫着“买两卖两”兜售并收购银元。
     
     　　穷得发疯的我们家也试过几次，我也学会了辨认“袁大头”、“站人的”还有什么的。
     
     　　说来也怪，我的印象是，只要我们家进了银元，银元一定落价，只要出手了银元，银元一定猛涨。
     
     　　所有的这些卑微，所有的这些耻辱，所有的渺小和下贱，在接触到革命以后是怎样的一扫而光了啊。
     
     　　何平与李新同志又不同了，他热情、坦率、充满理想与活力。他不遗余力地对我与我的一位好友，昌平一家农民的子弟秦学儒进行赤化教育。我曾说，何平的家对于我们俩人来说，是一所家庭党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令我豁然贯通，无往而不利。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令我参尽天机天条，五种生产方式，历史必然规律，谁能违反？谁能改变？一读此书立即觉得是正义在胸，真理在手。杜民等的新知书店社会科学小丛书，使我遍览天下大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认识到革命道理的明快简洁，胸有成竹。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使我内心充满希望与对革命的拥戴。苏联小说《孤村情劫》（卡达耶夫著，原名《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瓦西列夫斯卡娅著）、《妻》（卡达耶夫著）都使我心向往之。尤其是水夫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是青年人革命的圣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立即被我服膺，背诵，令我热血沸腾。
     
     　　何平还带我去位于北新华街的朝华书店，说那是一个进步书店。我在那里看到了以苏商名义经营的“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时代三日刊》，是对开报纸形式，上有延安广播一栏，令生活在国统区的我们耳目一新。
     
     　　在何平给我的“赤化”书籍中有一本画册《苏联儿童之保护》，应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发行的宣传品，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强调解放妇女，大规模开创了托儿所幼儿园的建设。在我少年时代，是把托儿所等视为苏联的发明与提倡的。
     
     　　另一本名为《苏联纪行》，是由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们写的。他们高度赞扬“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各项成就，但也对他们所说的苏联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提出了疑问，这使我看了相当困惑。
     
     　　一年多后何平中学毕业，就业了，他的地下工作从面向中学改为面向“职业青年”了，他不再与我们联系，而改由职业的革命者，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委中学委的黎光（刘枫）同志联系我们。
     
     　　……今年，二零一一年，我该七十七岁了，尚未洋溢出“是为贼”的惭愧。
     
     　　但想一想，短促的几十年，世界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改变，上述的一切回忆，已经随风飘散，上述的老北京的面貌，已经不复存在。呜呼北京，你的变化的节奏也太快了，呜呼世界，你怎么能少让人们感觉一点陌生与恐慌、失落与惆怅呢？
     
     　　5.冬天里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