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干活吃饭（1934—1979）(2)
我有时感到饥饿，母亲就用白面做成糊糊加上红糖给我吃，我也被理解成爱吃糨糊。还有一种最简单的食品，把馒头或玉米面窝头切成小块，放一点葱花、酱油、香油，拌着吃。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说过什么话了，母亲认为我说得太狂妄太“不孝”了，便忽然滔滔不绝地向我进行起教育来，天色已晚，我都快睡着了，还在教育着，我感到极其疲劳。
姥姥带我去白塔寺庙会，买药给我点（杀）痦子，用一点类似稀释的硫酸之类的东西，抹到痦子上，如火烧般疼痛。几天后，这粒痦子消失了，脸上多了一个小坑，别处又长出了几粒痦子。
我第一次书法作业写“红模子”，小学生先要研墨，对于生手来说，研墨已经搞得到处是黑迹了，再用毛笔将红字涂黑，偏偏笔头不听使唤，我急哭了。
姥姥便佘太君亲征，捉刀代笔，没想到她老人家的描红模子的水平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更加焦躁起来，怎么样收的场，我已经不记得了。
二姨念的唐诗则是：“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想到二姨从十九岁守寡的特殊经历，此诗令人欲哭无泪。
二姨似乎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最有“才华”，她的毛笔字写得不错，最喜读书，有一点小钱就去租书摊租书，张恨水、耿小的（即耿郁溪）、刘云若的言情小说与郑证因、宫白羽、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都看。
二姨常常辅导我的作文，有一次作文题是《风》，描写了一段飞沙走石的大风以后，结语处二姨增添了这样一句话：“啊，风啊，把这世界上的一切黑暗吹散吧！”
母亲与二姨也受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影响，提起冰心、庐隐、巴金、鲁迅，她们都极表尊敬。在辅导我的作文时二姨也很喜欢用一些新文学的词，如“潺潺的流水”，“皎洁的明月”，“满天的繁星”，“肃杀的秋风”，“倾盆的大雨”等。
但她们对我的教育，则主要是传统文化，她们多次引用的格言是：满招损，谦受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深处意气平。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父亲的教诲则显然属于新学、西学范畴：关于健康、关于礼貌、关于社交、关于公共场合的行事规则等。
二姨吸烟，喝酒。吸的是几分钱一包的“珍珠鱼”，喝的是散白酒。她爱说的是：
“我无夫无儿无女无房无地无钱，我只有这一口烟和酒啦。”
二姨常常自言自语，眉飞色舞。尤其是她早晨洗脸梳妆的时候，她像一个仪式一样地自言自语乃至痛骂啐唾沫好半天，令人惊心动魄。二姨过去经常梳卷头，用刨花水定型。她直到五十九岁在新疆辞世，她的头发仍然是黑色的。
我常常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里而感到幸福，就像有时感到不幸一样。
最大的幸福是我们家的孩子不挨打，最多是挨骂和听受训诫。我们住在受壁胡同十八号的时候，里院落正房住着一家白姓人家，他们有姐弟许多孩子，他们家的对于儿童的体罚我也为之丧魂失魄。
我常常问我自己，说还是不说？作为一个写作人，稍稍美化一下自己的长辈，避开那些太沉重、太屈辱、太丢人的事情，是不是伦理的义务、起码的准则？
有多少写作人，写起来义愤填膺，横扫千军，时日曷丧，与汝偕亡！多少写作人是冤情如海，怒火如炼狱呀。在所有的灾难过去以后，人人成了冤屈者，人人在那里吐苦水和揭发旁人。有几个写作人能够做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能说出关于自己的实话来呢？而不管你写得多么伟大勇敢挑战点火，如果你对自己的事讳莫如深，你的话还是可信的吗？
比如当年写信求见，见完了又给受自己托付帮助联系求见者的友人写下了感激涕零的感受的一位人物章女士，等到迎合潮流揭出了点玩意儿，从而颇有响动以后，立即用另一种傲然青松的口气讲自己求见的故事了，而且换一个腔调嘲讽自己当年巴不得一见的人，这样的人是硬骨头还是信口雌黄的小贩呢？
我的回忆面对祖宗，面对父母师友，面对时代的、各方的恩惠，也面对着历史，面对未来，面对天地日月沧海江河山岳，面对十万百万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我说出了最真实最深入的东西了，仍然是不够真实，不够深刻的，我仍然感到对不起读者和历史。我怎么能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那一点呢？我怎么能有意隐瞒，有意歪曲呢？我必须说出来，我必须告诉你们。
可怕的不仅在于父母的纠纷，而且，在父亲不在的时候，被称为“三位一体”
的相濡以沫的三个长辈也常常陷于混战。为什么战我已经说不清了，当然很重要一点是钱，愈是困难就愈怕旁人占了自己的利益。
当然也常常反省，有一次三个人到老家去了，下火车时失散了姥姥，两个人回到北京家中，却没了她们的母亲。两个人极其不安，挂念，寻找“咱娘”，最后回来了，三个人抱头痛哭，一面哭一面发誓，以后再不吵架了。当然，以后，仍然会为一个莫须有的小事大吵大闹，如同死敌。
不但三人间吵，甚至骂到邻居。邻居的女儿是我的同学，也在解放前夕参加了革命，很小的年龄，嫁给一位著名的革命领导干部与学者。后被划为右派，后在“文革”初期自杀。她的故事，我写在中篇小说《蝴蝶》的海云这个人物上。
我还要说，骂仗甚至发展到我的姐姐和妹妹身上，给了儿童以毁灭性的毒害。
读者还记得《活动变人形》里的女孩倪萍的故事吗？
她们多次为家事见官。在沧州，姥姥曾经过继过一个儿子，名董福元。后来认为此子不好，上了法庭与之断绝关系。我听她们不无骄傲地回味姥姥穿着绸子袄裤“过堂”的场面。解放后，为赡养费用事母亲与父亲过过堂，为经济纠纷，母亲与二姨及姥姥也上过派出所或过过堂。她们都能直捣要害，在一次冲突中，母亲指出姥姥是地主，而二姨指出母亲的儿子即王蒙是右派分子。
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家庭，一组人物的故事。
父亲喜欢说一句话：“藏污纳垢。”他确认旧中国的每个角落每个家庭每条街区或者乡镇，都藏着太多的污泥浊水。他的悲哀不仅在于他受到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折磨，而且尤其是，解放后在我的一手帮助下，相当文明地办好了离婚，他的自由恋爱的婚姻的荒谬性痛苦性一点也不次于原先。这回对方不是沧州人而是北京的真正市民了。同样的全武行，同样的咒骂，同样的一次次离婚手续的进行与无法进行。已经因病偏瘫的后一位伴侣，在父亲晚年又跛又瞎的时候，坐着轮椅到住家附近的所有小铺，嘱咐他们切不可允许父亲赊账，切不可卖给父亲好烟，哪怕父亲带着现金。
母亲晚年常常叹息：“你们看人家冰心、宋庆龄这一辈子！你们看我这一辈子。干脆嘛也不知道就好了，我知道了一点了，但是我什么也做不到！我这一辈子没有一点高兴，没有一点安慰，没有一点幸福！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过一辈子啊！”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与冰心、宋庆龄比。我更不明白，为什么我断定她不应该不可以与冰心、宋庆龄比。
我明白无误的是：我的父母辈这一代中国人，他们生活得实在太痛苦。我还发现，对于多数俗人来说，没有比家更甜蜜更温馨更可爱的了，不论遇到什么凶险，你一回家，就舒服起来，放松起来了。同时，也没有比家更肮脏的了。
关于后者，我不必再给读者多解释什么了。
3.我要革命
儿时，在香山慈幼院幼稚园学过二年。我的小学在北师附小。北师是北京师范学校（中专）的简称，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好学校。
我是在差一个多月不满六岁时上的小学，我瘦弱，胆小，一下子不甚明白学生的角色要求。一年级的两个学期，我的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三名。家长怕我在学校受欺侮，告诉我有事就告诉老师。不知道这样的导向是不是孕育着恭顺长上的种子，我变成了一个喜欢“告老师”的不受欢迎的孩子。有一次告老师的结果是老师不去过问被我告状的孩子，而是先让我罚站，站在自己的位子上。
我不耐烦了，便问老师我何时才能坐下，受到教师的呵斥，最后总还是坐下了吧，我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教育——恭顺的后果也可能是引起厌烦。
二年级时我渐渐显出了“好学生”的特点，我的造句，我的作文，都受到华霞菱老师的激赏。我又极守规矩。有一次全班男生与女生骂起架来，无非也是因为女生爱告男生的状。只有我一个男生不参加战斗，于是几个大个子女生把我搂到怀里，引为同道。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耻辱。想起来倒也还有几分甜蜜。
我两次受到华老师的保护性教育，一次我与另一女生在写字课上没有带有关文具。按老师宣布的纪律，我俩应到教室外罚站。女生说王蒙是好学生，我一个人罚站就行了。我大喊同意。结果受到了深刻教育，我永远为之惭愧不已。
一次是考试时偷看书本。华老师早已洞察，当时保留了我的面子，事后才进行了深刻教育。华老师对我的恩情我永志不忘。
一次是在先农坛举行全市运动会的开幕式，华老师给我以殊宠，带我去参加，并在路上请我到一家糕点店里喝油茶吃酥皮点心。这样的经验我写在了《青春万岁》里，苏君请杨蔷云吃糕点。但是在运动会开幕式结束后挤成了一团，我与老师走散，我挤错了有轨电车。下车到终点，已是北新桥，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我知道走错了，已是初冬，冷风刺骨，肚内没食，我很紧张。于是我当机立断，唤了一辆洋车（骆驼祥子拉的那种双轮人力车），报出了家的详细地址，车夫为我放下了棉帘保暖，四十分钟后拉到了家门口，母亲正心急如焚，见我回来自然大喜，付了车费，并表扬了我的处理意外事件的应急能力。
从二年级，我次次考试皆是全班第一。小学三年级有一次作文，题目是《假使》。我乃作新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假使我是一只老虎，
我要把富人吃掉……
三年级我首次参加讲演比赛，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好学生”，讲稿是二姨为主帮助起草的。内容是要身体好、品行好与功课好，大致与新中国的三好学生标准思路一致。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上了讲台，我的妈，底下那么多脑袋，那么多黑头发和黑眼珠。我想成败在此一举，我必须控制自己，大声宣读讲稿，我做到了这一点，至少在发声方面取得了胜利。这是我在公众场合讲话从不憷头的开端。
三年级，原级任（现称班主任）沈老师走了，全班女生痛哭，我没有哭，我不知道一个级任教师的变动有什么必要动感情。不知道这是不是反映了我的理智、冷静乃至无情的另一面。
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佟老师接任。她把我叫到她家去看她的戴着学士帽的毕业照，并布置我把头一学期的全部作业重新抄写一遍，说是教育局要给全市若干优秀生发奖学金，本校准备上报我。为此我十分辛苦，完成了任务。
家长对于我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也十分欣喜。最后，没有评上，这也是很好的教育，即使是“好学生”也不可能事事心想事成。其实这时我已经充分享受了好孩子、好学生能够带来的一切精神与物质上的好处。年年免学费，老师另眼相待，家长笑口常开。
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一次下午上课以前，班上一位同学抓到一只小鸟，不知怎么办好，我兴冲冲地拿过来放入课桌。等到上课后，需要拿出课本与作业时，我一掀桌盖，“嗖”的一声飞出一只鸟，全班哄堂，老师大怒，命我站立，斥道：“太放肆了！”我的这个“犯错误”的故事，是我的保留节目，给儿孙们讲，他们是百听不厌。
有一两个女生包括海云的原型，小性，有时与老师冲突，翻着白眼瞪老师，而另外的调皮鬼就会趁机生事，“老师，×××瞪您！”偏偏老师还绝对不准瞪，于是会罚女生的站，会搞得不可开交。
也是三四年级的时候，一些男生突然对某个爱告状的女生捣蛋，成群结队地跑到此女生的家门口怪声怪叫。我参加过一次，尝到了某种捣蛋的类似吃禁果的快感。
班上有一个油头粉面的男生，每次见到我都要亲我的脸庞，我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如果身高力大一些，早给他一顿饱打了。
二年级后半学期，为了作文课的需要，我买了一本《模范作文读本》。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范文中对于月亮的描写，可以说，我从此对月亮有了感觉，有了情绪，有了神往。“皎洁”、“团”、“清辉”、“玉兔”、“一轮”、“一弯”、“如盘”、“如眉”、“浮云掩月”、“月明如水”……都使我沉醉入迷。
模范作文中有几篇写母爱的文字，令我十分感动。
我确实也多次看到入冬前母亲准备被褥、衣服、缝缝连连的情景，与到了吃饭时候为做饭而操劳的情景。
我立刻想到了养蚕的经验。姐姐比我大一岁半，小时候各种事多半是我跟随她，所以女孩子喜欢做的事我也常常参加，例如抓子儿、跳房子、踢毽……其中就有养蚕。每次遇到蚕吐丝的时候我就相当哀伤，因为从此蚕儿蛹儿蛾儿就在清楚地走向死亡，它们再不吃桑叶了。
雨后的蜻蜓，夜间起飞的萤火虫，夏天的蝈蝈与秋天的蟋蟀，我也常常哀其生命之须臾。那时候大雨常常带来胡同里的没膝积水。我叠一只纸船扔到水上，目送它被水流和风带走，我想它也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我问姐姐，你说死是怎么回事？姐姐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死观——死就和睡着了一样嘛。
姐姐的话并没有减少我对于死亡的恐惧，却使我愈想愈觉得睡觉是一件可怕的事，果然，睡着了无知无觉，与死是一样的。
我在《青春万岁》中写到过一个人物的童年失眠，尊敬的恩师萧殷批道：“儿童贪玩不愿睡觉是有的，不敢睡觉是不可能的。”大概我的这些经验只能说明自己的心理健康方面有问题罢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热衷于背诵《唐诗三百首》，至今我认为此书是真正对我有益的少数几本书之一。
大概与读古书有关，我相信画画也是极风雅极有味道的事情，于是我画马，画竹子。竹子画得怎样，记不清了，马则画得与老鼠无异。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的民族情爱国心突然被点燃。同学们个个兴奋得要死，天天上五年级的级任郑谊老师那里去谈论国家大事。郑老师说道，抗日战争前，蒋提倡“新生活运动”，国家本来有望，但是日军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复兴的进程，等等，我们义愤填膺。我愈想愈爱我们的国家，我自己多少次含泪下决心，为了中国，我宁愿意献出生命。顺便说一下，郑老师解放后曾经是全市著名的模范教师，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她也未能幸免。
也是这个夏季，我做出了跳班考中学的决定。我看了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画着三四个孩子腿绑在一起走路，走得快的孩子被拖得无法前行，走得慢的孩子也被拖得狼狈不堪。我竟从此画中得到了灵感，我认为我就是那个走得快的孩子。
我本来想报考离家很近的男三中，排到了报名窗口，人家要小学的毕业证，并明言不收“同等学力”者，我只好去考私立的平民中学，一考就中，而且上学后仍是差不多年年考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