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谁绑架了我们 (3)

     
     
     
     　　少年的记忆中没有文学，在一些回忆文章中，我曾吹嘘过自己小时候很喜欢看书。其实这不确切，与各种人物的回忆录一样，根本就不靠谱，我看书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孤独。无聊于是读书，孤独然后看小说，搁篮子里便是菜，抓手上就是名著。什么样的文字我都愿意看，“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毛主席语录》不敢说倒背如流，要哪段翻哪段绝没问题。
     
     　　如果那年头有NBA，有世界杯，有奥运会，有四大天王，有超女，有韩剧，有网络，或者有高考，有重点中学，男生女生可以早恋，我肯定不再乱看书消磨时间。我的少年根本就没有文学，那是一片文化沙漠，就像是月球的表面，看上去光滑，却毫无生命迹象。
     
     　　我的少年时代，既不喜欢唐诗，也不喜欢宋词，能背几首古诗词蒙蒙人，完全是拜无聊所赐。没人逼着我看这些破烂玩意，爱看不看，反正不知从哪随手偷到了一两本，闲着也是闲着，结果不光看了，而且背了。记什么都是记，花拳绣腿有口无心，生吞活剥地先背诵下来拉倒。
     
     　　直到上大学，都没有弄明白什么叫文学。没人在这方面专门培养过我，自己也从来没往写作的路上仔细想，甚至都懒得看上一眼。成了作家以后，很多人追问文学因缘，考究渊源，我也十分认真地检点过去，盘算再三，仍然说不出一个为什么。少年记忆中与文学有关的玩意，实在少之又少，想胡编都找不到北。我们这一代人被恶谥为狼崽，非要追问出一个所以然，只能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培养和滋润了我们。
     
     　　父亲生前常说作家没办法培养，以我这个儿子为例，语重心长诲人不倦，结果人家根本不相信。我女儿发表了一些文章，出了几本小书，有人就带着孩子登门，诚心诚意请问，讨教独门暗器和秘诀，面对同样问题，我显得非常无奈，真话假话都不行，说真人家不相信，说假自己又不乐意。
     
     　　当文化变成元素
     
     　　当文化成了元素，世界变得简单了。以后多少天未来若干年，人们谈天说地，都会煮酒论英雄说张艺谋，说他的开幕式。没人比张艺谋更合适干这个活。天下英雄，使君与操，那是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如今可笑的却是，曹操没了，刘备也没了，很多人明明阿斗，偏偏自以为是诸葛亮和周瑜，羽扇纶巾纸上谈兵，玩不了赤壁大战，只能自说自话，想什么就意淫什么。
     
     　　我曾经猜想过奥运会的开幕式，说老实话，从一开始就觉得会很糟糕。仿佛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它的让人绝望几乎先天注定。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今年糟糕，明年更糟糕。那些著名的导演们，那些动不动热泪盈眶主持人，那些始终都幸福的男女演员，他们在联欢享受，全国人民在干什么呢，这喜庆的日子，过于损人的话不赘了。
     
     　　也曾经想过喜剧风格，把开幕式变成小品，主持人是赵本山和郭德纲，外加一个韩乔生。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人民不会答应，领导更不会答应。其实这想法并不坏，首先少花钱，省国库的银子多办事，何乐不为。其次是大喜日子，让人乐，总比哭鼻子好。感动得热泪盈眶非常冒险，这年头，没什么比煽情更容易让人愤怒。
     
     　　所以就要隆重感谢张艺谋，张导一出，谁与争锋。我老婆开幕式刚看了一个头，深有感慨来了一句经典：要是有套好房子，想交给别人装修，交给谁呢，当然交给张艺谋这样的人最放心。王朔曾说过张导是装修大师，大师就是大师，不服不行。
     
     　　这里绝没有贬低张艺谋，像他这样的狠角色，任何一个人生舞台，都可能演好出乎意外的辉煌大戏。换句话说，是金子就会闪光，是石头永远孵不出小鸡。即使放在一个厂的小工会，仍然还会是最出色。三十年前，凭着手上一个破照相机，他一跃龙门，由一名普通的工人，变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
     
     　　开幕式中最险的一笔，是那个太有来头的“缶”，也许为了有点文化，结果好像排开了一张张麻将桌。奥运会是一场盛大的成人游戏，复杂应该变得简单，简单更不能转为复杂。宁愿不足，不可过头，这是必须遵循的艺术原则。张艺谋的成功，是没有过多强调中国文化，是做减法，而不是加法。他唠唠叨叨的只是元素，最简单的一些元素，点到为止，有点意思就行。
     
     　　时至今日，文化成了文化的耻辱。到处泛文化，吃喝拉撒睡文化当头，是附庸风雅的口头禅。文化已神神鬼鬼让人生厌，这一次，张艺谋把文化请下神坛，可喜可贺。
     
     　　三十年的书生活
     
     　　“三十年书生活”是文汇报《书缘》的专栏题目，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断句。恕我冒昧，书生活三个字，让人联想到的竟然会是猪坚强。我的古文底子太差，好事者不妨用它们来凑个对子玩玩。
     
     　　三十年前，刚踏进大学门槛，那时候百废俱兴，没什么人知道沈从文，教材上绝对见不到这名字。坐火车去看望女朋友，我津津有味读着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集，两位教师模样的人很吃惊，他们显然是读过许多书的知识分子，问我这人是谁呀，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这一直让我引以为豪，沈从文还没有热起来，我已经在悄悄地注意他的小说。但是得意的时间并不长，和祖父聊天，我抱怨文坛埋没了沈从文，说文章这么好，竟然没人知道。祖父说，什么叫没人知道，只不过是你们不知道。沈从文当年红得狠，用今天的时髦词，早就是一线作家了。
     
     　　我因此得到一个教训，做人还是得低调，别以为就自己知道，别人都不晓得。感觉良好必出洋相，五十步笑一百步是不对的。八十年代中期，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出版，印了四千册，到九十年代初期，《负暄续话》初版，只印了二千册。畅销那是后来，书商赚了钱，作者赢了名，我们于是都可以去做张先生的粉丝，当追星族，可是不能忘了他的书曾是如何的不堪。我也向人力荐过张的作品，当然是在他火起来之前，很多朋友都可以作证。张中行当时还出过一本《作文杂谈》，因为和语文教育有关，初版便印了十六万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它的影响力显然不是太大。
     
     　　最让读者耿耿于怀的是王小波，他活着的时候，我只看过几篇小说。他死了，终于被人炒热了，我差不多读完了他的所有作品。他的文字是那样地让人入迷，他的思想是那样地闪光，对于王小波，我充满内疚，作为一个读书人，为什么不能在他生前就看出他的好呢，为什么是在死后才为他的作品鼓吹。王小波现象是“三十年书生活”中的一个最好范例，它说明了一种极其正常的文学现象，一方面，好作品完全有可能被埋没，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另一方面，真正的艺术品最后谁也拦不住，终有拨开乌云见太阳的一天。
     
     　　三十年，一个人有意无意可以读很多书。个人印象中，阅读的功利性已越来越小。这是一个很大进步，三十年前，我们都是帮饥饿的孩子，眼睛里只有世界名著，眼光是那样单纯无辜。三十年后，好书坏书琳琅满目，满汉全席一样地放在面前，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舍得时间。
     
     　　文明程度的城市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南京在十五个省级城市中，文明程度倒数第二。当地媒体不打算炒作这事，有记者不甘心，打电话过来质问，对此有何看法，想不想发表一点意见。我无言以对，记者感慨说，南京号称最有文化，文明的那个程度如此不堪，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我不知道南京算不算最有文化的城市。什么叫最有文化，这提法本身就很没文化。对于文明程度，也同样抱很大疑问，无法具体的东西一旦具体，无形变得有形，肯定十分搞笑。青菜一块五一斤，肉十几块500克，三星级酒店多少银子住一晚，这些数目可以明码标价精确比较，而文明的那个程度，究竟怎么才能计算出来，真是天知道。
     
     　　有人很迷信这样那样的数据，因为背后是专家，是博导和某某团队。幸好我还认识好几位大博导，也知道太多专家，各个领域的都有，都有不小来头。恕我不够恭敬，甚至有点小人之心，这年头，许多排名难免潜规则，科学的老虎皮下，不科学的事情比比皆是。不是不肯相信调查数据，经验告诉我，对于这些那些数据，我们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譬如某个数据是在公共汽车上得到的，看年轻人给不给老同志让座。同一个城市，不同时间，不同车次，数据肯定不一样。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各色人等，抽样跑几户人家，随便打一两次出租，在街头用小本子记上一会，这样的客观公正只能骗领导。习惯了笼统和模糊，就成了摸象的盲人，成了井底的青蛙。坚决相信自己知道的那点局部就是全部真相，这可不叫学问。
     
     　　说到文明程度，也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都是中国人，爹妈都差不多，排名第一和最后，差距远不是大家想得那么巨大。说白了，还得靠法律和法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强调某地的文明程度，排名靠前便放爆竹庆贺，引以为豪，排名落后便痛哭抢地，自哀自怨，实在没那个必要。
     
     　　中国人到国外仍然喜欢大声说话，洋人来中国也随地吐痰和插队，既是习惯，更是活生生的现实。改变陋习有很多种手段，用调查数据来警示只是其中之一。不管怎么说，我并不一味反对排名，尽管不是很相信它。文明必须配套，必须要有环境，精神文明首先得有物质基础，别老是跟天天挤不上公交的上班族念叨让座，跟拿着低保的弱势群体大谈美化环境。
     
     　　事实上，我最想说的只是，我们的眼睛不要像手电筒似的，总是盯着别人。文明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强调克己复礼，换成今天的大白话，就是别去管人家的闲事，先从自己做起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