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长寿的肥鹅肝(1)
人生命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预测的，尤其是在老年。任何人对自己老年的生命都不可能给出精确的预测，所以，对老年的期待再多，也不如一张盼望很久才姗姗来迟的支票更令人鼓舞。虽然这样，如果我选择在普罗旺斯等待我生命的结束，并非没有值得快慰的地方。这些有的是精神上的，有的则是物质上的，是那种可以让你真实存进银行的东西。
比如说，你已经退休了，你的主要财产是你的房子。这所房子很适合你，你已决心在这 里度过你生命的最后时光，一直到你在讣告栏里最后一次出场。但是老年人的开销——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支出的：孙子的法拉利跑车，专职厨师的服务，美酒佳肴昂贵的价格——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逐年增加，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必须发一笔横财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这时，你也许会考虑按照那特定的法国方式来卖掉你的房子了，这种方式叫做养老金。
这是一场赌博。你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了房子，但是你自身也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你有权将自己剩余的生命无所顾忌地安排在这里。对你来说，这就像自己做好了蛋糕，并住在里面。而对于买主，这则是一个获得打折财产的机会——只要你别在这个世界上停留太久，给别人带来太多的不便。也许会有人对这种缺乏人情味的方式表示反感，但大多数的法国人在钱财方面都非常现实，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有助于交易双方共同从自然资源方面获得收益，这真是一个双赢的机会。
然而，这种赌博的结果有时可能出人意料，比如不久前发生在阿勒斯镇的那件事。这个镇在公元前就已经存在，因美女辈出而闻名于世。其实这个来自古代的小镇本身就是一座古老的纪念碑。直到一九九七年，珍妮·卡尔蒙夫人还住在这里。她的故事证明了普罗旺斯的欣欣向荣，也为每一位地产投机商敲响了警钟。
卡尔蒙夫人生于一八七五年。她小时候甚至见过梵·高。九十岁时，她决定将她的房子以养老金的方式卖给当地的一名律师。这名律师当时还只有四十多岁，他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是得了天大的便宜。
可遗憾的是，卡尔蒙夫人一直活着，活着。她用橄榄油进行皮肤护理，每周吃一公斤巧克力，到她一百岁时还能骑自行车，一百一十七岁的时候，她戒了烟。她去世的时候已经一百二十二岁。官方统计宣称，她是世界上活得最长的人。可那倒霉的律师呢，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就死了，年仅七十七岁。
卡尔蒙夫人显然是个例外，她的寿命大大超出了人们的平均寿命。保险统计员们强调说，她严重破坏了他们的统计平衡，她能活这么久真是一个奇迹。
但是，如果有一天，她所创造的纪录要是被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哪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打破，我一点也不会奇怪。比如那些岁数比他们的收藏品还大的古董商，杂货店里那些比少女们更有活力、随便就能将你推到一边的老太太，还有那些在菜园里对着番茄窃窃私语，鼓励它们迅速成长的性情古怪却又大名鼎鼎的显贵。普罗旺斯有什么令他们如此依恋？他们又有什么长寿的秘密呢？
有那么几年，我们的邻居中有一位老人，大家都叫他爷爷。他身材不高，人很瘦，每天总爱穿着一件夹克衫，一条洗得褪了色的长裤，头上永远戴着一个平顶帽。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每每都能诱发我们的好奇。
如果要带我们去他的葡萄园，去之前他总要先开车带我们转转。他最喜欢看的就是人们在狭长的绿色小径中工作——除草、剪枝、施硫酸盐化肥。这种时候，他就可以拄着拐杖行使他的监督权。
他从不吝啬自己的建议，正像他不断提醒他忠实的听众时所说的，这是集他八十多年生命的经验之谈。假如有哪个杠头要与他争论葡萄或天气的话，他就会抖落一堆陈年旧事来证明他的正确。
“当然啦，”有一次他就这么说，“你们不会记得一九四七年夏天的事。八月里下了冰雹，都有鸡蛋那么大，葡萄全给砸坏了。”
只要这样的话一出口，别管是谁，都会将已溜到嘴边的“瑞雪兆丰年”之类的话咽回去。他最喜欢说的话就是，“别那么盲目乐观，老天爷可没长眼睛。”
一般情况下，经过一个多小时，看到整个葡萄园一切都井然有序了，他才会满意地走回我们车上，让我们顺道搭他一程，随后再顺着大路溜溜达达地回到儿媳妇的厨房里。不用说你也猜得到，他是去监督午饭的准备情况了。
我相信他是个乐天知命的人，一脸的皱纹都向上翘着，刻画出一张笑脸（他笑的时候，嘴会大大地张开，露出的牙床的面积多过牙齿，可这丝毫不会减少他一脸的开心）。
我好像从没见他生气或伤心。他对于一些现代的新东西不太喜欢，甚至有点厌恶，比如说吵得人心烦的摩托车。但是对另一些却非常喜爱，比如他的那台大电视。有了它，他就可以在看那些过时的美国肥皂剧时，尽情地放纵一下自己的弱点。他九十多岁去世时，完全没有遗憾，事先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村里人给他送葬时都非常悲伤。
在普罗旺斯，像他这样的人有很多。你经常能看到他们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咖啡馆里，找个座位坐下，悠闲地喝上几口鹅鸭葡萄酒或茴香开胃酒什么的。他们也经常像一群心态平和的鹞子，在村里战争纪念碑旁的木凳子上麇集，指节粗大的双手紧紧握着拐杖。或许也会搬上几把椅子，坐到大门外的阴凉里，监视着车水马龙的街道，任何事情都别想逃过他们的眼睛。
按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老人们没过过什么好日子，早年辛辛苦苦，终年劳作，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收获的粮食刚刚够维持生计，赶上灾年，甚至颗粒无收。许多对我们来说唾手可得的东西，对他们却非常遥远而陌生。他们没滑过雪，没去过加勒比海过冬，没打过高尔夫球、网球，没有第二处房产，也不是每三年就换一部新车，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好日子，他们从不曾拥有过。但是你看他们，健康快乐，自由自在，心满意足，而且显然没有什么能将他们打倒。
像他们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成行结队的，随处可见。每次看到他们，我都忍不住会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长寿的秘诀。但是十有八九，他们只会选择耸耸肩来回答，所以我只能自己给出一个不太确定的结论了。
他们这代人似乎没有经受到现代焦虑的折磨，也许这正是由于他们一生都只与大自然交往，而不是跟某个性情暴戾、反复无常的老板打交道的缘故。虽然大自然某种程度上也像个雇主似的，时不常来点风暴、森林大火，或者病虫害什么的，既不可靠，也不宽容。但至少它没有人性的险恶、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更无不良嗜好。
遇到不好的年景，大家一起来分担大自然的责难，同风雨，共患难，互相嘘寒问暖、相濡以沫，因为除了冀望来年以外，实在也没有什么办法。
与大自然相处（或者说斗争）使人学会了乐观豁达、宠辱不惊，即使身处绝境，也要尽情欢乐。与农民共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他们在谈论不幸时的那种乐观，即使那是他们自己的不幸。他们简直就跟看到悲剧而暗自欣喜的保险代理商一样坏。
遵循稳定的、可以预知的季节规律来生活，也会令人有一种安全感，比如，知道春天和初夏是旺盛而繁忙的季节，冬天则是悠长而宁静的日子。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可能将那些急躁而野心勃勃的公司经理们尽早地赶入坟墓。可对这里的老人们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有位朋友，和我一样，也是从繁重的广告行业逃亡出来的。几年前，他搬到了吕贝隆，以酿酒为生。他现在是每天开着隆隆作响的拖拉机去上班，而不是像以前有着光可鉴人的小汽车，还配着专职的司机。现在，他面对的问题不再是那些苛刻、易怒的顾客，而是天气的喜怒和在收获季节四处游荡偷摘葡萄的人们。
长寿的肥鹅肝(2)
他已经适应了在没有被法国人称为“众多的秘书和私人助手组成的一字长蛇阵”的环境下工作，并且已经很难记起上一次打领带是什么时候了。他工作的时间很长，比他在巴黎的时候长很多，收入却不比当时，但他感觉良好，吃得好，睡得香，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他在本质上就跟那些乐天知命的老人们一样，懂得去欣赏平凡的快乐。
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加入到曾被他称为“在咖啡馆里混日子的活古董”的人们中去。但 最为重要的是，他的生活开始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开始具有一种百折不挠的活力，而这也正是健康的老年所必备的一个品质。
科学家（虽然多数时间他们是在坐着）告诉我们，生命在于运动。当运动停止的时候，肌肉就会萎缩，某个器官就会比经常进行运动的人提前衰老。在城市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体育馆。而在朴实的乡村生活中，下地干活就是为了生存所必须从事的农村体操。
弯下腰去修剪枝条，直起身子去垛好成袋的化肥，下地砍柴，清理沟渠，归置木材，所有这些都只是枯燥乏味的杂活，但却是很有效的锻炼。你要是干一天这些活计，准会累得要死，全身肌肉僵硬，还会生出很多的水泡。如果干上一个月，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你会觉得身手变得矫健敏捷，腰带也明显地松了。这样干上一辈子，奇迹就会出现了，这是生命的奇迹。
即使在毫无生机的冬季，冬眠的快乐也经常会被打猎之类的锻炼所打断。遗憾的是，吕贝隆现在的猎人已经不多了，即使偶尔见到，也都零零散散，常常是一个人挎着枪去溜达一圈。但这是怎样的溜达呀——坚硬而陡峭的山坡，是对双腿耐力的挑战；寒冷的空气洪水般直冲肺腑，心脏因而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这群武装起来的乐观分子无年事高低之分。有一次，我在森林里遇到过一位猎人，他的生日甚至要早过火药的发明。在大城市里，你可能会想到要扶持他们过马路。而在吕贝隆，他们会一边跟你聊着，一边带着你穿过田野，你为了能跟上他们的步伐，经常会弄得气喘吁吁。
印象中骑自行车的人，一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而现在骑士们的年龄似乎进行了飞跃。他们的装备比起年轻人来毫不逊色，身上五彩斑斓，不是祖母绿就是孔雀紫。他们从路边飞驰而过，就像一大群巨大的昆虫在贴地面飞翔。也许要等到他们在咖啡馆前停下来喘口气、喝杯啤酒的时候，你才能发现他们斑白的头发和青筋暴露的双手。多年以前他们就已经该领退休金了。是什么给了他们这么多的活力？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本该是病魔缠身、步履艰难地待在医院，而不是午饭前还要风风火火地骑上一百公里？他们莫非吃了什么妙药仙丹？
除了好的食品和一两杯葡萄酒外，还能有什么呢？古希腊著名医师希波克拉底曾写过一篇郁闷的药方：“死神就在你的肠胃里；消化不良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如果他说的不错，我想，普罗旺斯人的肠胃是他们长寿的必要装备。由此推断，这副好肠胃与它每天都必须应付的那些东西有莫大关系。
普罗旺斯人的肠胃为什么能发挥如此健康的作用呢？对此，已有多种理论进行了回答。这些理论既很科学，也有助于调节人的口味。经常食用橄榄油就是其一，或者经常吃大蒜，辅之以红葡萄酒——每天一到五杯，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这就在你相信哪种科学理论了（每天五杯好像是一个更圆满的数字）。
但是，我还是应该看看营养学家们的有关统计数字。他们说，法国西南部的居民中患心脏病的比率比其他地方的要低，而这个比率早已经比除日本外的任何发达国家都低了。
然而，这些普罗旺斯西南部幸运的居民以什么为生呢？低钠的粥？长寿豆腐？栗子肉片，偶尔地再加上杯无酒精、无糖、闪闪发光的葡萄酒替代品？都不是。他们饮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脂肪，尤其是鹅和鸭的脂肪。
听到这些，传统的饮食思想和人们普遍接受的烹调方法只能大惑不解。
普罗旺斯人离不开脂肪，土豆要用脂肪来烤，什锦砂锅中的豆子要用脂肪来闷，蜜饯要用脂肪来保存。肥鹅肝更是只有天上才有的美味了（肥鹅肝实际上是罗马人发明的。由于法国人见到什么好吃的东西，马上会冠以法国名字纳入国粹，再加上他们传统的谦虚的品格，所以理所当然地就相信那是他们自古相传的国宝了）。
这个又肥又腻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健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呢？然而如果有一天，根据营养学精心调配的菜单上只剩下了豆腐、豆子之类单调乏味的食物，而删去了肥鹅肝，我们的生活还能有味道吗？
脂肪对人体真是毫无益处吗？
这恐怕首先要看脂肪究竟是来自哪里，虽然食物警察们并没有那份闲心为你区分这些。多年来，他们一直郑重告诫我们，要警惕脂肪的危害，不论哪一种脂肪都是有害的。
在加利福尼亚，你可能会对那些浑身上下除了皮、骨头、肌肉和仅够维持健康的硅酮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大感惊奇。我也听说过，那里的营养学权威曾严肃地考虑过要宣布脂肪为禁食物质。即使在法国，食品也要在商标上犯了罪似的承认里面包含了百分之一的脂肪。看来，脂肪真是恶名卓著了。
所以，当在法国这个角落里，看到人们对那些高脂肪、高胆固醇、对动脉构成巨大威胁、真可谓罪大恶极的东西如此热爱，真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为了探询肥鹅肝和健康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我翻阅了好几本有关饮食和营养的书，但却发现里面的理论都是一个口径，只是进行了不同的包装。不过，有一点他们倒是众口一词，即都认为脂肪是杀手，如果经常食用，会使你因血管阻塞而英年猝死。
为了寻找一个不同的、未必是科学的意见，我决定追溯法国营养学的起源。首先，我想到的是向一个厨师去咨询。但我所认识并且尊敬的厨师更关心的是菜的味道，而不是你心脏的状况。他们认为前者才是他们的主要职责，而后者则是你自己的事。他们能告诉我的只能是哪里的肥鹅肝最好吃，而我需要的则是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观点。
法瑞苟勒先生虽然很少能提供什么不偏激的观点，但我还是决定去拜访他，只是希望能借用一下他在学校当老师时积累的那些有关营养学的知识。可是，最终我发现他依然坐在酒吧里他的老地方捍卫着法国的传统，脾气也还那么大。
我的研究从雷格斯那里也没有得到什么助益。一般情况下，他是法国生活方式的狂热拥护者。肥鹅肝对你当然是有好处的，他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你尝过加斯克尼的利沃丽姐妹做的肥鹅肝吗？那真是棒极了。可一旦提及确切的医学证据，雷格斯便一脸茫然。
最后，我不得不去找葬礼鉴赏家马利斯。有一天早上，他把我叫到咖啡馆里，显然是有什么情况，但不等他开口，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你可以吃你喜欢的任何东西，”他说，“这没有太大的区别。年纪大了，身体自然就不好，这跟你吃什么没有关系。这毫无疑问。”
说到这里，他的眼睛开始放光，身子往前探过来，告诉了我一件才发生的有趣的死亡事件。就像往常一样，当他谈起另一个人的死亡时，总是压低了嗓门，一脸严肃。但很明显，这一次马金的事情让他感到开心。
已故的马金先生毕生都致力于购买国家彩票。出于对发财的渴望，每周他都会买一张彩票。为了保险起见，这些彩票珍藏在他惟一的那件西服的上衣口袋里。这套西服被锁在一个大衣柜里，终生只有两次机会一见天日。一次是去参加一个暂短的婚礼；另一次，是法国总统路过这个村庄，带来了具有纪念意义的五分钟。
每周的同一时间，马金都要将柜子打开一次，将前一张不幸的老彩票换成一张新彩票。马金的这个习惯保持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他从来没有赢得过哪怕一分钱。
长寿的肥鹅肝(3)
在那个夏季最炎热的时候，马金先生突然地走完了他的最后一天，他带着他三十年苦心积攒下来的彩票离开了人世。人们按照他在社区里的地位以适当的方式安葬了他（他曾在当地的邮局工作多年）。
生命真是不公平——一周以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他最后一张彩票中奖了——虽没有数百万元之巨，但也相当可观，足有好几十万。
马利斯略一停顿，好像在对这种不公正进行深刻反思，我惊奇地发现他的杯子已经空了。在继续他的谈话之前，他扫视了一下周围，仿佛在确保他的话不被别人偷听，他说，有个小问题，那就是马金先生死的时候，穿的就是他那件惟一的西服，这当然无可非议。问题是，他的口袋里还装着那张中奖的彩票，被埋在了六英尺深的地下。而领奖的规则又非常严格——没有那张中了奖的彩票，任何人都拿不到钱。怎么办呢？将遗体挖出来吗，那会破坏坟墓。要是不去管它，又会损失一大笔钱。
“是不是很有趣，啊！”马利斯点着头笑了，只要命运影响的不是他自己，他总是有不尽的勇气对命运的无情报以微笑。
“可对那个家庭来说，一点都不好笑。”我说。
“啊，你别急，”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故事还没结束。知道这事的人太多了。”
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盗墓者在夜色中潜入村子墓地的情景——铁锹挖到棺材时刺耳的响声，找到彩票后满意的低吟声。我说，肯定能有什么办法让这个家庭不受影响就得到这笔奖金。
他冲着我点了点他那意味深长的食指，似乎是觉得我的建议太过天真，根本不会实现。规矩就是规矩，他说，如果开了先例，以后就会有形形色色的彩票丢失的故事蹦出来——让狗吃了，风刮走了，被抽水马桶冲了——那就没有个完了。马利斯摇了摇，然后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将手伸进他军用夹克的口袋里。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考虑合作。”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卷着的杂志，将封面的折皱抹平，“看看这个。”
这是一本叫做《哈罗》的杂志，内容多是一些二流名人的风流韵事。几乎每个理发店和牙医诊所都会常备这种杂志，其中刊登了大量的社会名流要人休闲娱乐的彩色图片，偶尔也有关于葬礼的图片，马利斯的想法正是基于这里。
“你干过广告，”马利斯说，“应该能看到其中的机会。”
他已经有了全盘设想。他的计划是创建一份友情杂志，专门登载那些刚刚过世的名人。在法国可以叫它Adieu，在英国就可以叫做Goodbye。杂志的内容可以是从报纸上摘录的各种讣告，再配上人物生前的照片。
“这叫快乐的往昔。”马利斯说，里面还应该设一个固定栏目，叫做“本月葬礼”。广告费用将由死者家属、花圈商、鲜花商、棺材商共同承担。而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能遗漏了餐饮业，任何重要的葬礼都离不开它们。
“怎么样？”马利斯说，“主意不错吧，嗯？这是个巨大的金矿。每周都会有重要人物辞世。”他将身子向后靠去，眉毛高高挑了起来，我们俩默默地坐了好一阵，考虑着死亡和金钱。
“你在开玩笑。”我说。
“没有，我是很严肃的。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比如说，你，”他说，“你一定也想过你希望怎么死。”
我所希望和接受的死亡方式只一个词就可以概括：猝不及防。但这个词对马利斯来说显然远远不够。这个贪婪的老家伙对所有细节关怀入微，在哪儿，怎么死。我无法回答，他就不满地摇摇头。
对这生命中可以确定的有数几件事之一，我却没怎么认真考虑过，更多的只是想眼下这顿饭准备吃什么。而他却为此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临终的胜利，欢乐的结束，令每个有幸在场的人都难以忘怀。
他怀着满腔的热情，激动地描绘着他盼望已久的那种礼遇——如果一切如他所愿，将会是这样：
首先，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正午时分，蔚蓝的天空上飘着淡淡的白云，微风徐徐，树丛中的蝉鸣奏响了故事的背景音乐。如果死在雨中，马利斯这样说，也应该是个很迷人的时刻。其次，必须当时胃口正佳。因为马利斯已经决定，他的最后时刻应该在饭店的一张餐桌上度过。
饭店至少得三星级。店里的阁楼里储备着各种各样品质和价值都无以估量的葡萄酒：金黄的白兰地、一级的波尔多、十九世纪末的伊坤、最老的葡萄藤上酿下的香槟。这些酒不论其价格如何，都在用餐前的好几天就已经准备停当。这样，厨师才能有时间制作一席佳肴来配这些美酒。
马利斯端起盛着价值十法郎红酒的酒杯抿了一口，遗憾地耸耸肩，又投入到自己的描述中去了。
在人生末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有个投缘的朋友也非常重要。马利斯早已经为自己选好了一位合适的伙伴——伯纳德，他的一位多年老友。
伯纳德在本地还是个传奇人物。由于怕打扰口袋中的钱，他总不愿意把手伸进兜里去，也因此而声名显赫。他把节俭已发展成了一门艺术。在他们多年的交往中，马利斯只记得伯纳德在咖啡馆里付过两次钱。都是因为当时厕所已人满为患，付账时他再也找不出离开的借口。除此之外，他是个好伙伴，很有情趣，两人在一起时可以在酒桌上一聊就是几小时。
至于菜嘛——死亡菜单——马利斯斟酌着该点些什么菜。要有炒得烂熟的葫芦花来提味。当然得有肥鹅肝，或者茄子羊奶布丁，或者蜜鸽子，或者艾蒿慢炒猪肉（由厨师来作出决定，马利斯对此很是欣慰），然后是迷迭香烤山羊奶酪，接下来是牛奶蛋糊和樱桃馅饼或鲜桃马鞭草汤……
他顿了顿，目光朦胧，仿佛已看到了这顿未来的盛宴。我不得不怀疑如果桌上如此丰盛，他怎么会有时间或者有欲望去死亡呢。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又回到了那丰盛的宴席上。
“生命就这样过去了，”他说，“我们已经吃完了一生的饭。我们曾像国王那样喝酒，我们曾开怀大笑，还聊过天，吹嘘自己有过多少艳遇，为永恒的友谊发过誓，喝光了瓶中的最后一口酒。然而下午还是下午。我们还没准备好离开。再来一两杯吧，还有什么比我出生的一九三四年产的白兰地更好的东西吗？我举手招呼侍者，然后——啊！”
“啊？”
“致命的心脏病突然发作。”马利斯示范似的向前一倒趴在桌上，又转头看着我说，“我马上就要死了，但脸上却浮现出了微笑。”他眨了眨眼睛，“因为伯纳德要付账了。”
他又在椅子上正身坐好，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噢，就是这么个死法。”
那天，我牵着狗到勃艮第上面的克拉玻利得斯高原散步。已是傍晚时分，山的东面月亮已经升起了四分之三，明亮皎洁地挂在深蓝色的天空上，与日薄西山的太阳形成鲜明的对比。空气温暖、干燥，弥漫着浓郁的香气，这是滋长在岩石间土壤里的小花散发出的。荒野非常寂静，只有轻微的风号，惟一的人迹是几码外倒入灌木丛里的干石墙。这景致可能一如几百年以前，甚至几千年以前，仿佛在提醒人们，人生苦短。
我想起了卡利蒙夫人那长达一百二十二岁的生命，那是由巧克力和香烟支撑着的生命，当然还有普罗旺斯的专家们向我推荐的五花八门的长生不老药：几瓣生蒜，每天来一勺浸在水里的红辣椒，薰衣草淡香槟酒，给人安慰的橄榄油润滑剂。
今我失望的是，没有一个专家提起过肥鹅肝，也没有人提到一种更为重要的因素——通达乐观的精神，一种在平淡的生活中寻找乐趣的能力。
这种精神表现在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上：咖啡馆里兴致盎然的打牌娱乐，集市里喧嚣而不乏幽默的讨价还价，村子节日里爽朗的笑声，餐馆里周末聚餐前那殷切的期盼。
如果长寿有个公式的话，也许不外乎这些：吃、喝、愉快的心情。而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愉快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