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3)
但现在回头来说说我这本书。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看到我这本书后的反应将会很简单：“它不应该被出版。”自然，那些深谙贬损之道的评论者将不会拿政治立场来攻击它，而是会另外找文学的理由。他们会说这是一本无趣而愚蠢的书，出版它纯粹是浪费纸张。他们说的也许没错，但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会因为一本书写得很糟糕就说它“不应该被出版”。毕竟每天有大量的垃圾被印出来，而且谁也没有在意过。英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大部分知识分子，会反对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背叛了他们的领袖，在他们看来是有害发展大业的。如果这是一本歌颂斯大林的书，他们是不会说它坏话的，哪怕它在文学上的缺陷比现在多上十倍。举例说吧，左派图书俱乐部31曾有四五年经营得很成功，这充分证明他们非常愿意容忍刻薄的言论和邋遢的文风，只要作者说的是他们想听的话。
这里涉及的问题十分简单：是不是每一种观点，无论它是多么不受欢迎，甚至是多么愚蠢，都有资格被听到？如果你这样问，那么几乎每个英国知识分子都会觉得他应该说“是的”。但如果你举个具体的例子，问他们“攻击斯大林的言论呢？它有资格被听到吗”，答案往往是“没有”。凡是触犯到主流的正统思想，言论自由的原则就会崩溃。喏，当一个人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时候，他要求的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只要组织化的社会继续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审查就将永远存在。但是自由，正如罗莎?卢森堡说过的，就是“给别人自由”。相同的原则也可见于伏尔泰那句名言：“我反对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知识的自由是西方文明的独特标志，如果说它有什么含义的话，那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言说和出版他对真相的看法，只要这么做不会明确地给社会上其他人或者机构造成伤害。直到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信奉这个原则。我们的政府，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依然尊重这个原则。街头巷尾的普通人——部分原因或许在于他们对那些让他们无法忍受的观点没有足够的兴趣——也依然隐约认为“我支持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只有文学界和科学界，反正主要是这些理应捍卫自由的知识分子，开始鄙弃这种原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对自由主义的背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现象。马克思早就说过“布尔乔亚的自由”无非是幻觉，但姑且不提这句著名的论断，当前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人们只有通过极权主义的手段才能保卫民主。如果你热爱民主，这种观点认为，你必须不择手段去摧毁它的敌人。谁是民主的敌人呢？那不仅包括那些公开地、刻意地抨击民主的人，也包括那些通过传播错误的信条而“客观地”威胁到民主的人。换句话说，保卫民主就是彻底摧毁思想的独立性。例如有人已经用这种观点来为俄罗斯的大清洗辩护。就连最狂热的亲俄者也不会相信那些受害者全都犯了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他们持有异端的看法，这就“客观地”伤害了苏维埃政权，所以不但屠杀他们是可以的，就连冤枉他们也是可以的。这种观点也被用于为当年左派媒体抹黑托洛茨基主义者和西班牙内战中几个支持共和国的少数派的做法辩护。莫斯利32在1943年获释时，媒体反对法庭向他颁布了人身保护令，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这些人并不明白，如果你鼓励极权主义的手段，那么终有一天这些手段将会被用于反对你，而不是拥护你。如果你坐视不经审判就将法西斯主义者投入监狱，那么将来被这样投入监狱的也许就不仅仅是法西斯主义者。在被查禁的《工人日报》复办后不久，我到伦敦南区某个工人学院开讲座。听众都是工人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前经常在左派图书俱乐部各个分支机构聚会的也是这批听众。我在讲座中谈到了出版自由，讲完之后，让我震惊的是，有几个人站起来问我，我是否觉得解除对《工人日报》的禁令是个大错误？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问，他们说该报对祖国的忠诚是很可疑的，而这在战争期间是不应被容忍的。我情不自禁地为《工人日报》辩护，而这份报纸以前曾多次诽谤过我。但这些人是从哪里学到这种纯正的极权主义观点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从他们当中的共产主义者那里学来的！英国人历来有宽宏和大度的优良传统，但这种传统并非不能遭到破坏，我们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维护它。传授极权主义教条的结果是削弱了自由的人民对什么东西危险、什么东西不危险的本能认识。莫斯利的案子就是例证。在1940年羁押莫斯利是完全正确的，不管他到底有没有犯过罪。当时我们正在为祖国的存亡而战斗，绝不能让一个卖国贼逍遥法外。但在1943年不经审判就把他关起来是一种暴行。社会上大多数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一种糟糕的迹象，不过释放莫斯利引起的哗然确实有部分是假装出来的，还有部分是其他异议者的诡辩。但目前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过去十年的“反法西斯主义”及其采取的那种不择手段的做法呢？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这种俄罗斯狂热只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普遍衰落的一个象征。假如信息部横插一手，下令禁止出版这本书，绝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将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现行的正统思想要求人们要忠于苏联，不能对其提出批评；在涉及苏联利益的时候，英国的知识分子不但能够容忍审查，还可以容忍对历史的故意篡改。举例来说吧，在《震撼世界的十天》——记录俄国革命早期的第一手资料——作者约翰?里德33去世之后，这本书的版权落到了英国共产党手里，我相信这是里德的遗赠。几年后，在竭尽所能销毁这本书的原版之后，英国共产党发行了经过篡改的版本，彻底删除了提及托洛茨基的段落，还拿掉了列宁撰写的序言。假如英国仍然存在激进的知识界，那么全国所有报纸都会揭露并抨击这种造假的行径。可惜实际上没有任何抗议的声音。对许多英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这种明目张胆的造假的容忍不仅仅意味着崇拜俄罗斯正好是当今的潮流。这种特殊的潮流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在我看来，等到我这本书出版之后，我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很可能会被广为接受。但这有什么用呢？用一种正统思想取代另一种正统思想并不是进步。我想要反对的是那种留声机的心态，那种正在播什么唱片就只听什么唱片的做法。
我熟知各种反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观点——有些观点认为这种自由不可能存在，有些观点宣称这种自由不应该存在。我的回应很简单：这些观点并没有令我信服，我们四百多年来的文明是建立在与此相反的信念之上的。从差不多十年前到现在，我一直认为当今的俄罗斯政权是十分邪恶的，我认为我有权利这么说，尽管苏联现在是我们的盟国，尽管我也希望英国和苏联能打胜仗。如果不得不选一句话来为自己辩护，我会选择弥尔顿34的这句诗：
根据已知的古老的自由原则
古老这个词强调知识的自由是源远流长的传统，假如缺乏这种传统，我们独特的西方文化是否能够存在是很值得怀疑的。当今的知识分子正在远离这种传统。他们接受的原则是，要判断一本书应该被出版或者被查禁，应该被称赞或者被诅咒，标准不是它的优缺点，而是政治大气候。有些人其实不持这种看法，但却因为特别懦弱而对其表示赞同。这种情况的典型例证是，英国有无数和平主义者从来不反对当今社会上盛行的对俄罗斯军国主义的崇拜。在那些和平主义者看来，所有武力都是邪恶的，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不停地敦促我们投降，或者至少要忍辱求和。但他们有多少个人曾经提出由红军发起的战争也是邪恶的？显然俄罗斯人有权利保卫他们自己，而我们这么做就是犯下了滔天大罪。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很懦弱地想要和大部分知识分子维持友好的关系，因为那些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指向的是苏联，而不是英国。我知道英国知识分子的懦弱和虚伪是有很多理由的，实际上我能把他们为自己辩护的借口背出来。但至少让我们别再胡扯什么反抗法西斯主义是为了保护自由。如果说自由真的有什么含义，那就是向人们说出他们不想听的话的权利。普通人依然模糊地记得这个原则，并且也实践这个原则。在我们国家——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共和国时期的法国35不是这样的，当今【比如说1945年（！）】的美国也不是这样的——害怕自由的正是自由主义者，想要玷污知识的正是知识分子——而我写下这篇序言，正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