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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散文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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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三年前,这本书连影子还没有的时候,我就已经确定了书名《穆斯林的葬礼》。这好像是我的创作习惯,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早早地想好了题目再谋篇,再写,极少有写完了再命名或改名的时候。正如我的子女,我总是在孕育着他们的时候就已经起好了名字,一个好名字会激起母亲的种种美好情愫、联翩遐想,这是母亲塑造儿女的蓝图,他们一落生,我就用那早已十分熟悉的亲切称呼呼唤着他们,怀着深深的爱、殷殷的期望,哺育他们,愿他们能长大成为和这个名字相符的人。
     
       有了《穆斯林的葬礼》这个书名之后,我曾经激动地告诉了几位同道,她们——都是女的——几乎和我一样激动,说仅凭这个名字,就已经使她们仿佛看到了这未来的作品的模样儿:风度、气质、格调。我当然不知道她们是怎么设想的,但很高兴。于是我向她们讲述了还没有写出的故事,一半是人物原型的真实经历,一半是我的即兴发挥和虚构。我讲得很慢,声音很轻,那根本不是“讲故事”,而是让自己的心潜入书(未来的书)中的时空,并且带着我的朋友们到那时空中,去游历一番。这也算是我的一个创作习惯,我在打好“腹稿”之后不急于落笔,愿意口头讲述一遍或数遍,讲给家人听,或是讲给朋友听,有时对着录音机讲给自己听。这是对“腹稿”的一个考验,如果不能打动别人也不能打动自己,写出来还有什么意思呢?
     
       感谢我的朋友们,她们一边听我的讲述一边热泪盈眶,我的讲述经常被哭声打断。我并不想“赚”别人的眼泪,眼泪也不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惟一标准,但它至少说明,我的讲述引起了别人的共鸣。尚在孕育中的作品已经得到了朋友们的首肯,这对于作者。等于是“厉兵秣马”!
     
       但我仍然没有动笔。
     
       我在等待落笔的最佳时机,不到激情在笔尖无法遏止地涌流的时候,不“硬写”,我怕糟蹋了这个自己非常喜欢的题目。
     
       我当然不能坐等。我踏着故事当中男女主人公的足迹奔走,我要回到那个时空去,再生活一次。“余生也晚”,没有经历过书中的全过程,但我曾和男女主人公的原型有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痛哭和饮泣,闭目如在眼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曾经不自觉地使我了解到早于我的那个时代的往事。何况在地面上还留存着并不因为他们的先后辞世而消失的东西,当我踏着他们当年走过的路,看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历史就在我的面前复活了。何况在人间还生活着曾经和他们一起生活过的人。以及和他们同时代的人,这些人向我谈起过去,就好像岁月倒流了似的。何况我对于已经亡故了的男女主人公的原型有着那样深切的怀念之情,一想起他们,我就无法抑制自己。我常在梦中见到他们,以为他们还在,醒来之后,一阵怅然、茫然!如果不让他们在我的笔下复活,我简直无法安生!
     
       在经过相当长的一段“孕育”之后,我觉得我所等待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就铺开了稿纸,拿起了笔。我把所有创作计划都搁置起来,把所有的“文债”都往后推,把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都抛开,连一些好朋友和许多读者的信件都无暇回复,全力以赴《穆斯林的葬礼》,我希望大家都能原谅我,如果知道我此时的心情的话。
     
       年轻的时候胆子大,写东西也不觉得艰辛,有时甚至是写着“玩玩儿”。随着年岁的增长,写作似乎越来越难,那是因为:文学,在我心中越来越神圣。面对文学,我有着宗教般的虔诚。我在写作中净化自己的心灵,并且希望我的读者也能得到这样的享受。文学,来不得虚伪、欺诈和装腔作势,也容不得污秽、肮脏和居心不良。“文如其人”,作家的赤诚与否是瞒不过任何人眼睛的,我历来不相信怀着一颗卑劣的心的人能写出真善美的好文字。
     
       我陶醉在自己创造的意境中。人是需要理想、需要幻想的,需要美,以美的意境、美的情操来陶冶自己。我想如果把世界上的一切丑恶集中起来强迫人去看,那一定是一种很惨的刑罚。
     
       追求美是人的本性,我相信人们本能地而并非理智地向往纯美纯情的意境,美不必强迫人接受。不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样的前人名句就不会这样传之久远,深入人心。当然不是人间到处都有这样的意境,所以人们才更需要这样的意境。我笔下的主要人物,既是人间曾经有过的,也是我所憧憬的。我觉得人生在世应该做那样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剧,悲剧,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完成了并非人人都能完成的对自己的心灵的冶炼过程,他毕竟经历了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高洁、纯净的意境。人应该是这样的大写的“人”。人的心绝不单单是解剖图上画的那颗有着什么左心房、右心房……的心脏。为人的心作传,为人的心谱曲,这是一项十分艰辛而又十分幸福的事业。
     
       写作也是三百六十行当中的一行。但是它恐怕不能像某些行当一样当“活儿”干。这个“活儿”太神圣,太复杂。有各种各样的技巧,但技巧却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这技巧只能含在作品之中,而不能让人可触可摸,一道道工序地去品评:“这活儿做得地道。”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仅仅炫耀技巧就失去了灵魂。让人看见的技巧是拙劣的技巧。
     
       我在落笔之前设想过各种技巧,写起来却又都忘了。好像我的作品早已经离开我而存在,我的任务只是把它“发掘”出来,而无须再补上一块或是敲掉一块。它既然是“孕育”而成的,就不能像人工制造的那样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变。我尊重这个完整的肌体,我小心翼翼地、全神贯注地捧着它,奉献出来,让它呈现它本来的面目于读者面前。
     
       我至今弄不清楚我运用了什么技巧,也弄不清楚这本书按时下很流行的说法归属什么流派。
     
       我无意在作品中渲染民族色彩,只是因为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民族之中,它就必然带有自己的色彩。我无意在作品中铺陈某一职业的特点,只是因为主人公从事那样的职业,它就必然顽强地展示那些特点。我无意借宗教来搞一点儿“魔幻”或“神秘”气氛,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宗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它时时笼罩在某种气氛之中。我无意在作品中阐发什么主题,只是把心中要说的话说出来,别人怎么理解都可以。我无意在作品中刻意雕琢、精心编织“悬念”之类,只是因为这些人物一旦活起来,我就身不由己,我不能干涉他们,只能按照他们运行的轨道前进。是他们主宰了我,而不是相反。必须真正理解“历史无情”这四个字。谁也不能改变历史、伪造历史。
     
       “分娩”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四五十万字,谁也不可能开几个夜车就写出来。
     
       我在稿纸前和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久远的跋涉。我常常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心都在小说中。我忘记了人间的寒暑,以小说中的季节为自己的季节。窗外正是三伏盛夏,书中却是数九严冬,我不寒而栗。
     
       我和主人公一起生活。每天从早到晚,又夜以继日。我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痛苦而痛苦。我的稿纸常常被眼泪打湿,有时甚至不得不停下来痛哭一场。
     
       我已经舍不得和我的人物分开。当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离人间的时候,我被生离死别折磨得痛彻肺腑。心绞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吞药。我甚至担心自己的葬礼先于书中的葬礼而举行,那么,我就太遗憾了,什么人都对不起了!
     
       我的命运毕竟没有这么惨。当我写完了最后一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死都不怕了!我相信读者决不会认为我在危言耸听,我相信书中的亡人完全理解我的心。
     
       谨将此书奉献给亡故的人们,向他们表达我的怀念之情。
     
       谨将此书奉献给我的朋友和广大读者,这是我的心在和你们交流。我等待你们的批评。
     
       我由衷地感谢回、汉族的许多前辈和朋友,在我的写作之中给予了热情的关切和帮助。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和鞭策。他们催稿简直像“索命”,而我甘愿把“命”交给他们。
     
       书稿终于完成了,摞起来将近一尺厚。我把她郑重地交给鞭策我、信任我的编辑,请接住她,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
     
       1987年9月1日晨记于抚剑堂书屋
     
       二十年后致读者——《穆斯林的葬礼》后记之二
     
       1987年8月29日深夜,我为《穆斯林的葬礼》点上最后一个标点。当时,我已经心力交瘁,但仍然不忍释卷,怀着深深的爱怜和依恋,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浸透心血和汗水的书稿通读一遍,又动手作《后记》,写毕已是9月1日凌晨。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后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请接住她,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
     
       这句话,是对编辑说的,也是对读者说的。从那一刻,婴儿脱离飞母体,剪断了脐带,来到了人间。
     
       二十年过去了。昔日的婴儿,如今已经整整二十岁了。当母亲回头注视着在人间闯荡了二十年的孩子,不禁百感交集。感谢真主的慈爱,这孩子成长得很健康,而且人缘儿极好。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她出世不久就戴上了茅盾文学奖的桂冠,更重要的是,她拥有了那么多真诚的读者。据北京出版社的不完全统计,仅他们一家二十年来的累计印数已经超过140万册,这还不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中国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各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文多种版本,更不要说那些根本无法统计的盗版书。每一本书又在读者中辗转传阅,持续蔓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数次全文广播,又把读者面扩大到无数的听众。读者、听众的信件像雪片般飞来,他们当中,有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有与我血脉相连的穆斯林同胞,有饱经沧桑的耄耋老者,有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绝大多数都和我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一本书,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心灵沟通了。许多人是偶然从朋友或同学那里看到这本书,顺手翻一翻,便放不下了。许多人是在辛劳的工作或学习的间歇,一边捧着饭碗,一边收听广播,一节听完,意犹未尽,期待着明天同一时刻继续收听。他们含着热泪向我倾诉,我含着热泪感受他们的心声。有的回族同胞说,他从这本书里了解了自己的民族,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有的读者说,她是读着我的书长大的,《穆斯林的葬礼》改变了她的命运;有的年轻朋友说,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使他懂得了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并将陪伴他一生。他们对这部作品的挚爱之情令我感动,但这些赞誉,我不敢当。《穆斯林的葬礼》不是史书,不是教科书,而是一部文学作品。我不是民族史专家,不是宗教职业者,而只是回族当中普通的一员,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一个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作家,我只是写了自己所了解、所经历、所感受的北京地区的一个穆斯林家族的生活轨迹,而不可能涵盖整个民族。我也不是哲人,没有先知先觉之功,怎么可能去改变他人命运、影响他人的人生?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具有如此的魅力,而更愿意相信,是因为读者在阅读中融入了自身的人生感悟,和作者共同创造了文学。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学作品,无一不是由广泛流传获得了生命,活在读者之中。读者的选择,历史的淘汰,最是无情也最有情。
     
       还有的读者以极大的兴趣和我探讨《穆斯林的葬礼》的艺术技巧,这使我想起一位前辈作家说过的话:“寻诗争似诗寻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并不是作品的主宰,文学创作是一个奇妙的“互动”过程:你在“寻”她,她也在“寻”你。你为了寻找最佳的表现形式,“众里寻她千百度”;而她好像是一件早已存在的、完整的、有生命的艺术品,等待着你的发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创作状态,对作品来说已不是苦行,而是艺术享受。《穆斯林的葬礼》不是依照作者的设计,而是遵循她自身的规律,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书稿分两期在《长篇小说》杂志上刊出,上半部发稿时,下半部还只有一个目录,但我并不担心,一个已经孕育成熟的生命,分娩自然是指日可待的。
     
       二十年后回忆当初,早已淡忘了“分娩”的阵痛,有的只是母爱的温馨和岁月的感慨:孩子大了,母亲老了。值得欣慰的是,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雨寒暑,我的孩子已经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既然我把她交给了读者,就让她继续生活在你们中间吧!在她的二十岁生日到来之际,我谨向尊敬的读者致以由衷的谢意,感谢你们二十年来对她的厚爱和呵护,并且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一如既往!
     
       2007年8月29日写于抚剑堂书
     
       为了那片苍天圣土——记创作《补天裂》的日子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激励我踏上南下香港之路
     
       一九八四年,中英两国政府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于同一时间将香港交还中国。百年国耻,将一朝雪洗,海内外中华儿女是何等的振奋,世界又是何等的震惊!一股“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油然而生,激起了我以小说形式再现香港历史的强烈愿望。但我也深知这一题材的艰巨,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占香港已经一百五十年,血泪斑斑的历史从何说起?这一个半世纪之间已经更迭了好几代人的生命,要想以某个人物贯穿始终是根本不可能的!
     
       经过数年的读书、研究和思考,我的思路渐渐清晰了,决定以十九世纪末的“香港拓界”为小说的中心事件。我们今天所说的“香港”,其实包括香港本岛、九龙和新界三个组成部分,其中香港本岛割让于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产物,九龙割让于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条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而新界本属广东新安县,一八九八年,英国政府出于扩张野心,向中国提出“展拓香港界址”的无理要求,软弱无能的清廷被迫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安县大部土地和海域租让与英国,租期九十九年,这是英国蚕食我国领土香港“三部曲”的一个总结。香港拓界自一八九八年四月李鸿章与英国公使窦纳乐谈判起,到一八九九年四月英军以武力接管新界止,前后正好一年的时间,事件紧凑,人物贯穿,比较适合一部长篇小说的基本框架,再以一九○○年一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时途经英国的香港作结,首尾呼应,浑然天成。我仿佛找到了一把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兴奋不已!
     
       一九九四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北京市委的支持下,我终于踏上了南下香港之路。
     
       面对无碑的义冢,抗英义士在我心中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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