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寻找

     
     
     
     　　乐队成立于一九八八年的伦敦，两个匈牙利与日本的混血女孩Miki Berenyi和Emma Anderson遇到了鼓手Chris Acland、贝司手Steve Rippon，组建乐队，起名为“Lush”。出道时很红，可运气似乎不那么好，并没有大厂牌抢着要签他们的场面出现。之后签在独立唱片公司4AD旗下，一九九一年换了贝司手，由Philip King担当。
     
     　　现在归纳他们的风格，不外乎缥缈美声，以及Shoegazing，意为“自赏”。Shoegazing的音乐内涵暂且不提，有一个特征是在现场表现出极度的低调，眼睛看着脚下，如低垂的花朵，除了唱歌与演奏之外仿佛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Shoegazing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英国颇为流行，等到Lush乐队引领这股风潮时，它却迅速过气了。
     
     　　据说这两对俊男靓女是情侣，Miki Berenyi和Chris Acland，Emma Anderson和Philip King，颇有偶像组合的潜质。乐队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八年出了若干唱片和EP，卖得不怎么样，评论界也未给予好评。《Lovelife》是其中最棒的一张大碟，也没能让人对他们高看一眼。一九九六年Emma Anderson宣布离队，同年十月，鼓手Chris Acland由于抑郁症在家中悬梁自尽。
     
     　　乐队解散，再也没有听到过其他三个人的名字。
     
     　　时至二〇〇一年，Chris Acland死后五年，我在地球另一端的T市寻找他们的唱片。Dream Pop也好，迷幻噪音也好，在网上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我独自跑了T市的各个碟片市场，正版的、盗版的、打口的，都翻了过来，踪影杳然。他们在哪里呢？在网上我搜到了很多他们的介绍、乐队概况、评论，以及四个人在一起的照片。我找人刻录了他们早期的两张唱片，唯独《Lovelife》像尘埃落入荒漠一样消失了。
     
     　　找唱片的心情，平常人很难体会。是一种渴。你需要它就像在吃了毒蘑菇以后需要一杯水，仅有的水，无可替代的水。那阵子只要路过唱片店就会从脑子里跳出“Lovelife”的名字，无可救药地钻进去翻弄唱片，十足的变态猎杀者，只纠结在那一个点上。我要她我要她，非她莫属，死而无憾。
     
     　　最后是在一个摇滚论坛上，有个南京师范大学的女孩告诉我，她们学校附近的唱片店就有《Lovelife》。一月里我跟着春运大军坐火车到南京，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读大学的女孩，从摇滚一直聊到诗歌，她熟知Radiohead、碎瓜、绿洲、山羊皮等等。我问她知道Lush吗，她摇头。我把乐队的故事告诉了她。
     
     　　下车后我们一起去了南师大，终于找到了《Lovelife》，一次买了两张。女孩买的唱片几乎塞满了背包。
     
     　　那天的天气真是好，干任何坏事都很惬意，绝无负罪感也绝无犹豫。后来她把我带到一个咖啡馆，很宽敞，半透明的天棚将日光均匀地洒下，周围都是一人多高的盆栽植物，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招呼那女孩，我跟着一起坐了过去。他们开始谈论地下摇滚、诗歌，南京的某个牛逼作家最近在干什么，以及某某谁是个呆逼。这些显然与我无关，我对南京不熟，只是凑在一边听着。既然插不上话，我就从包里掏出Discman，撕开唱片塑封，塞上耳塞，在沙发上听我的《Lovelife》。第一首歌，《Ladykillers》，电吉他和女声轰然而起，我便被它们包围住了。
     
     　　不久我闻到异样的味道，知道他们在抽叶子。女孩拍拍我，我摘下耳塞，只听她说，也来一口。我并不抽叶子，知道它很贵，不好搞，如果拒绝就像别人请吃大餐我还偏要拿谱，很不识抬举，就凑上去吸了一点。第一茬下去根本没有反应，男孩们一点不吝啬，说：“你可能反应有点迟钝，再来一口。”第二茬下去之后我立刻晕了，继续塞上耳塞听歌，随后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鲍勃·迪伦金斯堡凯鲁亚克大卫·鲍伊吉姆·莫里森科特·柯本……
     
     　　醒来发现天黑了，耳塞里静静的，音乐早已停止，男孩女孩们都不知去向。侍者说他们结过账了，然后冲着我诡异地笑笑，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我发了很久的呆。吃了点东西后，就近找一个小旅馆躺下。没有空调，洗澡有如冬泳，二十秒钟之内冻得我大脑充血，只得跳回床上，把自己塞进被窝，身体像停转的马达重新启动，努力制造热能把被窝焐暖。随后，在墙脚找了一个插座，插上变压器，在黑暗中继续听我的《Lovelife》。
     
     　　我终于找到了你，人海茫茫，道路纷乱，神经迷幻，哪儿都不去，听你一遍遍地歌唱。你这失败的隐秘天使，总会带我去想去的地方。
     
     　　二〇〇一年春天，我回到学校。看台后面的四棵水杉树在一夜之间被人锯倒，无条件地宣告死亡。对我而言，寻找记忆的漫游结束，用一种很矫情的说法，意味着一个时代彻底收场。
     
     　　事情是我们寝室的锅仔干的。他不想活了，早晨五点拿了一把锯子，独自穿过操场，来到看台后面的夹弄里。他的套子也在树上，但他已然不记得是哪棵树。对一个妄想症患者而言，把所有的树都锯掉，也许不是一件特别费劲的事。他干成了，四棵水杉树咔嚓咔嚓倒下，鱼鳔似的套子撒了一地。天亮后，他又做了根上吊绳，一头扎在看台的栏杆上，另一头垂挂在迷你窑洞之上。他踩在倒下的水杉上，将脖子伸进圈套里，往下一蹦。
     
     　　那天早上有个清洁工阿姨听见了动静，扛着扫帚过来看究竟。很幸运，锅仔遇到了全世界最冷静也最有行动力的清洁工阿姨。她扑过去抱住他的腿，使劲把他往上抬，并且大声喊救命。保卫科的人赶来，叫了救护车把他拖走。
     
     　　当天清晨我们都还在睡觉，只听有人大喊：“快去看，有人上吊死了。”各个寝室的人披挂而出，踩着清晨的阳光向操场跑去。那里早已拦起警戒线，什么都看不到，几个警察向里面走去。老星叹息说：“我们全校男生的DNA都在那儿啊。”
     
     　　齐娜问：“谁死了？”
     
     　　旁边有人说：“锅仔，不过他没死成。”这句话说完，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齐娜。
     
     　　齐娜说：“人没死就好。”
     
     　　“但他把所有的水杉都锯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