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遗迹

     
     
     
     　　某一天，巨大的恐怖像吊扇坨子一样砸下来，奇遇正如显示器，奇遇中的世界一下子灰飞烟灭。我们只是在梦中颤抖。
     
     　　某一天，我梦到自己拎着一把锤子，徒步穿过学校操场，向看台后面的小夹弄走去。那应该是秋天，T市的秋季多雨，操场上日复一日积着水。别的学校都是塑胶跑道，围着一个绿色的球场，工学院的操场依旧是铺着煤渣，黑得发亮，且凹凸不平，小小的水潭遍布其中，站近些能看到倒映着的云。一簇簇被踩得扁平的野草像海星一样贴在地面，暑假里它们疯长，开学了就成为煤渣操场上聊以自嘲的草皮，到了秋天的某个时候它们会自动消失。
     
     　　我们管它叫中世纪的操场。
     
     　　空无一人，白天近似于夜晚，远处的房子只是一些明信片搭成的幕墙，雨也只是人工的景观。我走向操场，穿过它，手里的锤子沾着黑色的血迹和一缕长发。
     
     　　这只是梦。
     
     　　那座看台近似于废弃，水泥剥落，栏杆生锈，即使天气晴朗的日子也很少有人走上去。看台后面是一条小夹弄，种着些水杉，再往外就是学校围墙了。
     
     　　五米高的看台，背面是个峭壁，有一个拱形门洞，深度大约一米。门洞尽头是一扇铁门，用生锈的大铁锁锁住，从来没有人知道里面是什么。
     
     　　门洞形成天然的遮雨场所，又是视觉死角，钻进去就像是个迷你窑洞。那并不是个有趣的场所，为什么要钻进去，答案在那排水杉树上。就在那里，高高的树枝上挂满透明橡胶的小套子，乍一看以为是琳琅满目的圣诞树。那是全校男生的小蝌蚪。在门洞里做完事，把套子摘下来打个结，抛向夜空，坠落于树枝。水杉带着它们年复一年向天空生长，无数男生的蝌蚪寂寞地死在半空中。
     
     　　某一年某一天，有个女孩带我来到这里，那时我才刚考进工学院。她打着手电筒，穿着当时最浪漫的黑裙子白球鞋。我穿着高中时代的校服，活像某种史前动物。她用手电筒指着树上的套子，我看得目瞪口呆。女孩说这就是我们学校著名的淫乱场所，每个大学都有这么个淫乱场所，供新生做启蒙教育。
     
     　　“老师不管吗？”我问。
     
     　　她说：“我们学校没老师。”
     
     　　那显然是夏末秋初沉闷而躁动的夜晚，那晚上附近工厂的车间里有摇滚演出，几支拼凑而成的末流乐队，有个粗口乐队的长发歌手在台上一个劲地骂脏话，动用了无数关于性交的同义词。很多人在台下喝啤酒，跟着骂。我也在现场，听得头昏脑涨。女孩就是我从场子里认识来的，她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说了什么话，我已经记不太清，只记得喝了很多啤酒，一部分水分沉积在下半身，一部分酒精在血管里左冲右突，大脑像吱呀呀即将关上的城门。我和她一起走出工厂，随后就来到了这里。
     
     　　她柔软而温暖，头发像丝一样。她走进门洞里，对我说，来不来？我说怎么来。她说得这样。她背过身去，自己将黑裙子撩起来，发出窸窣的声音。我在她的大腿位置摸到温热的内裤，被她的双腿绷成了一条直线。
     
     　　很多很多头发，很多很多。当我贴着她的后背以及脖颈时，那些占据了全世界的头发将我埋葬在她身上。她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这样很好，我们爱爱吧，我爱你。
     
     　　套子是她带的，我肯定不会随身带一个套子，其实我也很难想象一个女孩随身带着套子。事情结束之后，她让我把套子打结，扔上去。我照做了。她说，欧洲的新娘在婚礼时都会扔一束鲜花，你这个野合新郎得在事毕之后扔套子，多好玩，扔得越高越好，像一个仪式。
     
     　　她问我：“以前没做过吗？”我说没做过，第一次。她很高兴，说：“姐姐给你个小红包。”
     
     　　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名字不能告诉你，你以后出去乱说可不好，记住我是校花就可以了，是美女，不是恐龙。”
     
     　　我就揣着一张十元面值的人民币独自走回了宿舍。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她。在同样沉闷而躁动的周末，我还是会去工厂里听摇滚乐，一个人靠在墙上喝十块钱一瓶的啤酒，看那些黑暗中起起落落的人头，耳朵里塞满了声音，近似失聪。哪一个是她呢？我甚至想不起她的样子，只记得很多很多的头发，而我身上的某一部分就留在了她的头发之中。事实上，我失去了那天晚上的好运，不管我喝得多醉，再也没有带过任何一个女孩去操场后面扔套子。
     
     　　我非常想念她。
     
     　　秋天时，工厂被封了，说是要改造成创意园区。摇滚乐演出搬到了学校西边的铁道边，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去那里得走上半个小时。有个女生夜里从现场回来，遇到了敲头杀手，凶手用锤子敲了她的后脑勺，后面散场出来的人看见她横卧在街头，凶手早就跑到不知哪里去了。她也是工学院的校花，比我高两届，长得很美，听说一头长发像黑色的孔雀开屏，铺散在地上，血顺着路面上破碎的缝隙，慢慢地流进阴沟里。
     
     　　长而又长的头发，人们描述着校花。我想到那个在看台后面的女孩。但愿不是，但愿她只是消失在漫长而又清醒的午后，像血管里的酒精一样释放掉，而不是死去。
     
     　　两个月后，凶手被捕，继而伏法。一个无目的的连环杀手，七起敲头案的唯一罪犯。没有人来向我解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偶尔我会走到看台后面，在众多树杈之间寻找我的蝌蚪，那个被我抛向夜空的套子和无数个套子在一起。冰冷的天空将所有蝌蚪和所有时间冷藏起来，二十世纪的精子库，属于下个世纪的我在此为之默哀。
     
     　　时至二〇〇一年，我在工学院读到三年级，计算机专科，还有六个月就可以毕业。这一年万事太平，敲头党消失了，女孩也消失了，所思所想就是在浪潮般的新时代找一份工作。满世界都是为工作发狂的孩子，GDP的尾巴翘得那么高，如不能攀上那根阳线，则必然跌入万丈深渊。僵尸电影里也是这个套路。
     
     　　我也在找工作，计算机当然是热门专业，计算机是我们时代唯一的荣光，但我找到的实习工作却是在电脑城里给菜鸟用户装机杀毒，永无休止地干这个，像不像鞋匠？
     
     　　不想做鞋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