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玫瑰的岁月(2)
黄效愚很失望，小声嘀咕着，一脸不高兴。看得出他是真想参加这个书法小组，那时候，我们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的铁，黄效愚不是很有主见，却绝对讲义气。如果我不参加，他就不可能去参加。我的放弃，也意味着他不得不放弃。果然，我明确表态自己不阻拦，他可以一个人参加，黄效愚立刻摇头，斩钉截铁地说：“不，你要是不参加，我也不会参加。”
快分手的时候，我突然想明白他为什么要参加书法小组。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相信黄效愚一定是为了朱越。朱越是班上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很多男孩子都在偷偷地暗恋她。那年头中学生男女绝对不会说话，平时面对面，一个个都跟仇人差不多。私下里，黄效愚曾向我表达过对朱越的好感。这样的坦白很不容易，应该说非常出格，那时候，爱这个字眼就是罪恶，就是下流，就是无耻，就是想耍流氓。无论我们在心底里喜欢什么女生，也只能把秘密埋藏在心灵深处，绝对不会把它说出来。黄效愚却傻乎乎地对我说了，说他很喜欢朱越，说朱越长得真是漂亮。
“朱越有什么漂亮，我一点都不觉得她漂亮。”其实我也很喜欢朱越，故意做出一点都不在乎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觉得她漂亮？”
“不为什么。”
黄效愚有些放心了，我跟他喜欢的不是同一个女生，两个好朋友不会因此争风吃醋，不会因此破坏友谊。按照规则，既然他把秘密告诉我了，我必须有所回报，也说出自己心仪的女孩。我支支吾吾不肯说，他紧追不放，一定要问出所以然。最后，我让他逼急了，胡乱地报了一个女孩的名字。
显然，我跟黄效愚最后参加书法小组，完全是因为朱越。朱越是书法小组的骨干，相比之下，她的字在当时也是写得最好。我们很容易地就参加了这个小组，班主任很高兴我们的这个决定，她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拖到现在才想到参加。我们无话可说，站在办公室里傻笑。接下来，让我们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班主任突然拉开了抽屉，从里面拿出两支毛笔，十分大方地送给了我和黄效愚。
那时候，新华书店很萧条，连一本最普通的字帖都没有，我们在里面转了一大圈，什么也看不到，只能怏怏往回走。好在黄效愚家有一本很破的旧字帖，还是他爹转业前借的，上面还盖着某某部队阅览室的大红公章。是一本颜真卿的《勤礼碑》，我们也不明白那字是好是坏，就在那天下午，就在黄效愚家，就在他们家吃饭桌上，我们照着帖上的字迹，开始了一笔一画，写了平生的第一张毛笔字。
一个星期后，让班主任看作业。班主任很认真，一张接一张地看，一边笑，一边表扬鼓励。她随手挑了几个字为我们讲解，说哪一笔可以，哪一笔不太对。正好那天书法小组有活动，要请一位老先生来给大家讲课。也许想到朱越的缘故，我和黄效愚不约而同有些兴奋，让我们感到更意外的，是那天来讲课的老先生不是别人，竟然是位见过的熟人，就是那天在理发店遇到的“老师傅”，就是邵老先生。
邵老先生和藏丽花
邵老先生在班主任的办公室给我们讲课，书法小组加上新参加的我和黄效愚，也就八九个人。因为此前已见过这位老先生，我和黄效愚兴致勃勃，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也对着我们望，有些不太明白的样子，大约是已想不起我们是谁。朱越找了个脏兮兮的杯子，替邵老先生倒了杯白开水，班主任一边让他喝水，一边为我们解释，为什么要请这位老先生过来，让老先生给大家讲讲课，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时隔多年，已记不清楚邵老先生说了些什么，都是些简单浅显的道理，因为简单浅显，反而弄得我们头昏脑涨。笔应该怎么拿，不应该怎么拿，他的口齿不是很清楚，很重的湖南口音，一次次做示范。从一开始，我就被相互矛盾的说法搞糊涂了。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一会儿说笔要抓紧，一会儿又说绝不能死死地捏住。反正怎么说都有道理，怎么说都对。邵老先生说有人把笔抓得很死，像根棍子绑在手上，按道理这样写不好字，可是最后还是成了大书法家。有人一边写，一边捻手指，笔杆不停地在转，也一样写出了非常好的字。
邵老先生的字究竟有多好，我是外行，说不清楚。南京这地方藏龙卧虎，能写一手好字的人向来有很多，公认的大家也有好几位。多少年以后，因为常在文化界混，我有机会遇到一些著名的书法家，问起邵老先生的字，通常的回答都是还可以。还可以往往是一种十分暧昧的说法，有时候，说了等于没说。很显然，书法界的很多人对邵老先生根本不了解，按照流行的评判标准，他既不是中国书协会员，也不是江苏书协会员，更没出过作品集，因此能不能算书法家，还得打上一个问号。据说他生前曾参加过南京书协的活动，也曾有意想加入协会成为会员，好像还填了表，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不了了之。
邵老先生有时还会有人提起，甚至被抬到非常高的地位，不外乎两个原因。首先是藏丽花的外公，水涨船高，外孙女成了全国有影响的书法家，启蒙老师自然不该是等闲之辈。在藏丽花的履历上，很清晰地写着幼承家传，这个家传不会是空穴来风，研究者总得找点说法，既然她的字获得了很大声誉，邵老先生自然而然就应该是书坛名宿。
其次邵老先生有着很不一般的过去，他出生在官宦人家，旧学的功底十分了得。年轻时曾经从过政，虽然没当过什么特别大的官，却在各种政治集团里厮混，见多识广。邵老先生最被后人诟病的，是曾在汪伪政府里任过职，所谓当过汉奸。在老派的人看来，字如其人，有了这种不光彩经历，他的字当然不可能得到推崇。据熟悉藏丽花的人介绍，所谓幼承家传，也是后来的说法，事实上，在相当长时间里，藏丽花并不承认自己的师承与邵老先生有太大关系。在介绍自己时，她常常说跟谁学过字，是谁的关门弟子，总是羞于提到自己外公。
直到有一天，研究者发现邵老先生生前曾与南京几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有过来往，譬如林散之先生，譬如高二适先生，这两位是南京书坛公认的前辈大家，后人在研究时发现，他们对邵老先生十分推崇。还有一位女书法家萧娴老太太，她与邵老先生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很长一段时间，藏丽花完全走了萧娴的路子，非北碑不碰，非《石门铭》、《石门颂》、《石鼓文》不写。早在民国时期，邵老先生就与萧娴的丈夫江达共过事，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有一段时候，他们还做过邻居，都住在玄武湖边上。
隔些日子，邵老先生就会来我们学校，看看书法小组的作业。因为朱越的缘故，虽然对书法毫无兴趣，我一直硬头皮跟着混，有一张无一张地乱写。书法小组的人数逐渐增多，在班主任的鼓吹下，其他班级的同学也纷纷加入。很快办公室已经嫌小，讲座干脆移到了教室。刚开始，同学们的字都惨不忍睹，好坏也没什么区别，渐渐就看出了不同。写得最好的是黄效愚，记得刚开始为交作业，我常让他帮我代写，他的字越写越好，很快没办法代劳，我们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终于有一天，邵老先生把藏丽花带来了。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她，高高的个子，穿一条黄军裤，黄的军用球鞋。可能我们当时太矮小了，藏丽花给我的第一印象，要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大得多，完全是一个成熟女人，丰满，结实，胸脯挺得很高，脸上涨得通红。在大家的心目中，这个人与其说是个大姐姐，还不如说更像一个小阿姨，说她结过婚了，肯定不会有人不相信。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十年以后，我的好朋友和铁哥们儿黄效愚，会义无反顾地和她走到一起，会和她结为夫妻，还一起生了一个儿子。
那时候藏丽花还在农村插队，作为“文革”前的最后一届高中生，她的成绩十分出色，可惜没机会上大学。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会到我们学校来代课。也许是班主任怀孕了，需要有个帮手，也许邵老先生认识学校的什么人，反正稀里糊涂地就来了。我们只知道她当时不领薪水，完全是出于义务，鞍前马后地在学校乱跑，什么事都做，化学也教过，物理也教过。目的可能是想能留下来当老师，然而这显然一相情愿，不管她有多大能耐，都只是一个临时代课的知青。
藏丽花在学校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辞退了，不过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印象。大家印象最深的，是表演如何写毛笔字。那是第一次来的时候，邵老先生让她做示范。藏丽花很傲慢地看着我们，我们傻乎乎地看着她。她突然拿出一支很大的毛笔，蘸点清水，就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字很大，写完了，坐在一旁的邵老先生用不容置疑的声音对我们说：
“看见没有，要写，就得是这么大的字才好！”
这以后，只要一提到藏丽花，我就会想到她当年的神气活现，想到她突然拿出一支笔，蘸了水，在黑板上十分潇洒地写字。我至今都不能想明白，这支笔事先藏在哪儿了，怎么就突然出现在她的手中。
一时间，我们傻了眼，以至于她回过身来，眼睛还都盯在黑板上。接下来，大家开始写字，模仿黑板上的那几个字。我们开始磨墨，打开大字练习本，依葫芦画瓢，按照那几个字的样子写。后来才知道写的是魏碑，当时只是觉得这几个字很新鲜，很好看，与我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在我们写字的时候，邵老先生坐那岿然不动，藏丽花走来走去，东张西望像个监考老师，不时地摇头。终于她很傲慢地转过身，向着我和黄效愚径直走过来，我连忙将刚写的字翻过去，用手压住，不让她看。
藏丽花已走到我们面前，冷笑着说：“好吧，不想让看，我就不看了，反正你也写不好。”
接下来，她盯着黄效愚的字看，很认真地看着。黄效愚有些得意，他是公认写字最好的人，大家都想知道藏丽花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她看看那字，又看看黄效愚，半天不说话。最后，她拿起黄效愚的大字练习本，翻看前面写过的字，然后合起来，看了看封面的名字，问：“你就是那个黄效愚？”
黄效愚点了点头，睁大了眼睛，看着藏丽花。
藏丽花悠悠地说：“我外公说了，你的字写得还不错，不过，要我看，一点都不怎么样！”
藏丽花接着又说了一句：“你还得好好地练。”
藏丽花的故事
藏丽花接受记者采访，被问起什么时候开始写毛笔字，常常会用一个不知道来回答。按照她的说法，自从有了记忆，就开始运用毛笔。她没办法说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临帖，只记得小时候，闲着无聊，没别的孩子陪她玩，她就经常独自一人，用笔蘸着清水，在石板上写来写去。
藏丽花自小跟外公外婆一起长大，她父母都是革命军人，都是军人中的文化人，随解放大军去了西南。藏丽花出生在贵州，还是在月子里，父母便把她送到南京，在八岁的时候，才又一次与母亲见上一面。这时候，藏丽花父母已离婚，又结了婚，各自都有了新的小孩。藏丽花有三个舅舅，两个舅舅在外地，一个舅舅在美国，外公外婆最疼爱的是她母亲，然而这个女儿又最让他们操心和烦神。
母亲在藏丽花的心目中始终很陌生，外婆过世，母亲回来过一次，带着弟弟妹妹，几乎没有跟藏丽花说上话。外公过世，母亲又回来过一次，这一次是独自一个人，仍然是没有与女儿说什么。母女俩心里都有隔阂，不知道该跟女儿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跟母亲说什么，相对无言欲说还休。心里都有话，谁也不愿意多说。最后只能是丈母娘与女婿瞎聊，母亲叹着气跟黄效愚抱怨，说藏丽花这孩子很可怜，从小没有爹妈管，日后还要靠他多多照顾。黄效愚听着很不是滋味，偷偷地看了藏丽花一眼，她正在不远处看报纸，显然听见这话了，脸色更加阴沉。黄效愚心里想，丈母娘真不会说话，藏丽花听她这么说，肯定是不高兴，肯定又憋了一肚子的火。
丈母娘说：“她心里不喜欢我，她这人，谁也不会喜欢。”
丈母娘又说：“她心里根本就不会有我这个妈。不过我看得出，你喜欢她，你对她好，有你喜欢她我就放心了。”
藏丽花在书法上的领路人，应该是她外婆。用藏丽花的话说，外婆是个真正的大家闺秀，虽然一辈子没有工作，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却是非常了不起。在接受台湾地区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藏丽花侃侃而谈，大谈自己能有今天，能够成为一名女书法家，与外婆这样的家庭妇女分不开。藏丽花认为，中国大陆教育很大的失败，是因为家中没有一个称职的有文化的主妇。妇女们都出去工作了，裙子也不穿了，穿着男人一样的长裤，像男人一样干活，像男人一样地成为了机器，像男人一样只知道养家糊口。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结果因为一样，根本没人花工夫教育孩子。藏丽花说，中国大陆所说的家庭妇女，通常是指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只能依附丈夫苟活的女人，她们没出去工作，是因为没能力找到工作。
藏丽花的外婆上过大学，她那岁数的女人能上大学，绝对凤毛麟角。不过大学也没毕业，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嫁给了外公，藏丽花的外公当时已很能挣钱，神气十足地对外婆说，别上什么大学了，你不是学的家政吗，用不着再学了，就在家给我教育孩子吧。藏丽花常常要说，外公外婆年轻时，从来就没缺过钱，就算外公不能挣钱，光是外婆的陪嫁，也可以白吃白喝很多年。
谈到自己的书法风格，藏丽花喜欢强调家庭出身。她认为不同寻常的出身，可以造就不同寻常的书风。譬如她小时候就喜欢写大字，写那种隶书风格的擘窠大字，每个字都要比一个人的手掌还要大，外公一直反对她这么做，说一个女孩子家，写字要娟秀，写那么大的字干什么。根据外公的意思，藏丽花应该写《灵飞经》，或者学学褚遂良，然而她就是不肯听，就是不喜欢写小字，就是喜欢写大字。如果不是外婆有力地支持，藏丽花或许也会按照外公的路子走，因为外婆支持，她在一开始就学写隶书，隶书最适合写大字。
藏丽花的回忆中，在六岁之前，大约是家庭的经济状况比较好，还有些老底子，外公外婆也不心疼纸墨，随她去乱写。渐渐地不行了，一会儿运动，一会儿改造，没那么多的纸让她糟蹋。有一段时间，连酷爱书法的外公也不经常写字，而是改成不断地读帖。为了节省纸张，外公只能用手指在空中乱画。藏丽花最喜欢描述的，是自己如何在家藏的石板上苦练。这石板可是一块宝贝，是她外公在苏州伪省政府当官时，花了二十块大洋淘来的。当时也不仅仅是看中那石板，是看中放石板的红木架，做成了一个小桌子模样，专供人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