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在T2(7)
菠萝蜜是我的第二个师傅。之所以这么称呼她，是因为我曾看见她抱着一大袋海南菠萝蜜干，吃得不亦乐乎。而她本人，也像菠萝蜜一样，貌不惊人，内心甜美。
起初，我对她没有半点好感。她是B组的值机员，我们很少见面。她给我的印象凌厉傲慢，走路时喜欢高仰着头，两手插在裤兜，鼓鼓的大眼睛四处扫射。有几个同事告诉我，她很会来事儿，是崔八的红人。我看她就更不顺眼了。
T3转场前一个月，我们改变了班制。全体组员划分成三个小组，一天有两个小组上班，上两天休息一天，俗称“三班两运转”。分组后第一天上班，菠萝蜜就给我个下马威。我在她身边坐下，她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冷冷地说：“十点上班，你九点五十八才到，放东西又用去五分钟。”我惊愕无语，从来没有同事这样不客气地对我讲话。她起身对我说：“来，你办人，我拴条。”旅客一多，我就慌神。她还不住地挑毛病：“查护照有效期了么？”“看护照后面签名了没有！”“怎么不在登机口上画记号？”旅客高峰时，我光拴行李条都忙不过来。而她动作如闪电，还时时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她手里捏个袖珍订书器，每拴一个行李条都要加固两针。这是业务规定，但我原来的小组没有人能做到。
那段时间真是辛苦。休息日突然从两天变为一天，加之菠萝蜜要求苛刻，我忙得天昏地暗，眼睛肿胀。才发现值机这活儿看似容易，强度却很大，连续干上几个小时，连票都看不清楚了。菠萝蜜冷冷地把我推起来，说你拴两天行李条再练值机吧。
我以为解脱了，可问题又来了。有几个瑞典老人办手续，托运行李共5件。我已把两件传送走了，菠萝蜜突然回头大叫：“他们是金卡旅客呀，怎么不挂优先标识？”我说：“我没注意……算了吧，就别拴了。”她啪地按住传送带的急停键：“快补上！”我只好地给剩下的三件行李贴上优先标识。这个动作被一个瑞典老太太看见了，追问我为什么不给前两件行李加标识。我就知道这样做会招麻烦，只好跟人家说我不小心忘记了，立即就去补上。老太太不放心，走的时候还冲我晃着两个指头。
菠萝蜜记下旅客姓名，带我东绕西拐，来到机场行李分拣区。四面寒风，噪音轰鸣。成千上万的行李在传送带上滑动，最后被穿着荧光背心的搬运工分类装车。我们找到飞往斯德哥尔摩航班的分拣口，行李车已经被装满了。菠萝蜜大声请求行李工帮忙找那两件行李。车上的行李被一件件卸下，我俩俯身查看每个行李条上的姓名。我记得那两个皮箱分别是红色和棕色的，红皮箱很快现身了，而另外一件死活找不到。菠萝蜜也不好再麻烦工人，失望而归。但她没往中转柜台走，而是径直上了二楼。我追问：“干吗去？”她说：“差一件行李没补上，得跟旅客道歉。”我嚷道：“至于嘛？我们已经尽力了。少个标记没什么影响，多少行李连条儿都丢了呢！”她瞪着我：“别忘了，是你亲口答应帮客人补上的。”
我们到公务舱休息室接待处，得知这几个瑞典人没有进来过。菠萝蜜让我在门口守着，自己跑到免税商店找了一圈。我们只记得那老太太个子矮小，穿花衬衫，一头蓬蓬的银发。一批批外国旅客从面前走过，我眼睛就花了，印象也模糊了，看谁都像。如果他们不去休息室，简直如同大海捞针。离登机只有二十分钟了，菠萝蜜又作出决定：“走，去登机口堵他们！”此时我已是饥肠辘辘，腰酸腿疼，后悔自己不够小心，为微小的错误承受了这么多折磨。
偏偏是最远的登机口，菠萝蜜健步如飞，我连跑带追。突然，她停下了，手指丝绸商店。我一看，是那一行瑞典人！老太太正眉开眼笑地试丝巾呢。我跟她打招呼，告诉她经过查找，还是有一件行李没拴上优先标识，在提取行李时可能会晚到一会儿，请求她原谅。她和善笑道：“没事的，至少你努力了。帮我看看哪个更好？”她手捧两条丝巾，一个艳红牡丹花，一个绣金蓝雀飞。我指着牡丹说：“这个好，富贵吉祥。”他们哈哈大笑。一切怨气和疲劳都烟消云散了，我偷看菠萝蜜，她抱肘立在不远处，得意洋洋。
短短几天，我又干了件糗事。刚送走一对来自冰岛的父子，下一位旅客说去罗马，我看到称重器上放着一个黑皮箱，就问：“一件行李？”他说是的。等我拴好行李条，传走皮箱时，去罗马的旅客轻声问：“我可以把行李放上去了么？”我和菠萝蜜像弹簧一样跳起来：“刚才那箱子不是你的？”旅客怯怯地摇头，指指立在身后的麻袋。又是一番苦痛的翻找，我们把黑皮箱拖回来，扯掉去往罗马的行李条。菠萝蜜抽着冻红的鼻头说：“你确定冰岛人只有两件行李？那这箱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说：“他们确实说有两件，怎么走时又偷加了一件呢？”菠萝蜜说：“没法确认箱子是他们的，还得去找客。”
好在这对父子个头极高，在安检的队伍中鹤立鸡群。我冲过去一问，年轻人一本正经地说：“我是有两件行李，父亲有一件。”菠萝蜜说：“你让他们稍等，我去打印行李条，马上把行李票送来。”说罢就跑了。我就和年轻的冰岛人在一旁等待，他父亲继续排队。我说：“我当时问的是行李总数，你托运了自己的，也不管你父亲。”他耸耸肩说：“自己管自己。”我说：“他并没说有行李，走时才把箱子丢下，差点运到罗马去。”他笑道：“箱子的旅行！”这种幽默让人很不舒服，如果行李真的丢了，他能笑出来才怪。
等了一会儿，他不耐烦了，说：“我们得赶时间，行李票就不要了，反正行李条上有名字，取行李时拿着护照就行吧。”话虽如此，如果让他们走了，菠萝蜜回来得吃了我。我就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在南京的一所中学当外教。谈话一停顿，他又开始看表。我立刻把话题引向冰岛歌手比约克。他果然兴奋起来：“你喜欢她那些歌？”我答不上，就说爱看她的电影《黑暗中的舞者》。他双手击掌，语速加快，无比投入地描述这部电影带给他的悲伤和震撼。在我附和的叹息声中，菠萝蜜大汗淋漓地赶回来了。
回柜台的路上，菠萝蜜雀跃地说幸亏发现得及时，错运行李就麻烦了。我的挫败感严重发作，当初自命不凡地走出学校，梦想大展宏途，结果连这么简单的活儿都干不好，真是一无是处。我闷声对她说：“对不起，老是给你添麻烦。”她搡了我一把：“你学历高，但你从一开始就瞧不上值机。这是你的游戏，却是我的饭碗。我每天上班都提着心，稍有懈怠就容易犯错。”我一怔，值机四年半，她依然守着对职业的敬畏之心。
我总觉得菠萝蜜过于谨慎，缺乏幽默感，直到一个比利时头等舱客人的出现。他身材瘦高，西装革履，温文尔雅。当菠萝蜜问他喜欢什么座位时，他一脸严肃地说：“请务必把我安排在一位美女身边，谢谢。”菠萝蜜回头跟我确认了他的要求后，问旅客：“您喜欢金发的还是黑发的？”他认真思索了片刻，说：“以前我喜欢金发女郎，来中国以后，我开始喜欢黑发女孩，像你们这样的就可以。”我说：“不好意思，目前办理过手续的漂亮女乘客都有陪伴。”他锁眉道：“太可惜了，真想和你们一起旅行，早知道我应该买三张票。”菠萝蜜反应迅速：“先生，有个好办法，把您这张头等舱的票退掉，正好够买三张经济舱！”他终于绷不住，咧嘴笑了。待他离去，我和菠萝蜜对视片刻，放声大笑。
X君
周末到天津玩，我肆无忌惮地吃下两斤皮皮虾，一斤海蛏子，三只大海蟹，数种贝类。周一早晨，脸颊上冒出一些红疹子，抹了点药膏，没太在意。
上了机场大巴，还没什么人。我靠窗坐下，正准备听MP3，一声抽噎将我震慑。是坐在前排的一位男子，伏在前排的椅背上哭。他抽搐的后背、紧攥的拳头，像一只身负重伤的孤兽。他必是奔丧去的，我不禁感到沉重。
大巴在早高峰中磕磕绊绊地到达机场，我迟到了十分钟。飞奔到柜台，还没来得及输入工作号，崔八已经立到我面前。我等着一顿暴斥，她却惊呼：“你的脸怎么啦？”我说：“海鲜过敏。”她说：“妈哟，你别杵在这儿了，当心把客人吓跑！”
我拿出镜子一看，两颊赤红，额头上也星星点点。崔八推我：“你今天不用上柜台，去办公室找孙助理，给她帮点忙。”
到了办公室门口，孙助理一团和气地招呼我：“救星可来了！咱们客运处竞选先进集体，明天就得交事迹材料。你是学中文的，会写，让我写文章呀还不如杀了我。”待她走近我，吓得往后一跳，“你的脸传染么？赶紧去医院看看吧，我就不给你记缺勤了。材料写好了发到我邮箱就行。”
不如借此机会，再休两天假。我边琢磨边往外走，路过国内值机柜台，和往常一样嘈杂。
“跟您说了多少遍了，这张票没订好，您找售票处问一下。”员工满头大汗地解释。
“太荒谬了，售票代理的电话打不通。我放弃这张票，你们可以帮我重新买票么？就赶九点半的航班，很急。”
“这趟航班超售，一个位子也不剩，您去售票处买其他时段的吧。”
我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那个在大巴上流泪的男人。他拿着证件，满脸的无奈和无助。不知是什么力量驱使我走近他：“你跟我来。”
我带他来到售票处，请同事帮忙。碰巧有个公务舱旅客退票，我们拿到了9:30飞南宁的票。同事瞟了一眼等候在旁边的他，冲我诡笑：“你的什么人呢？身条不错。”我迅速地扫过他的身份证：1975年出生，名字挺俗的，我宁愿称他为X君。
我把X君送到安检口。他通过检查后，匆匆拎起挎包就走，夹克还丢在安检传送带的小筐里。我拿起夹克追上他，他忧伤的目光从我的工作证移到我的脸上，说：“谢谢你。”声音沙哑，然后留下一个无限落寞的背影。
两个月以后。我在柜台刚送走一位旅客，似曾相识的身影出现了。他穿着蓝色的体恤衫，白色休闲裤，胡子刮得很干净，神清气爽。是X君。
我说：“你好了。”
他微微颔首：“几点下班？”
“下午两点。”
“我在二楼星巴克等你。”
之后的几个小时过得极慢，旅客似乎无穷无尽。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我到洗手间重新梳理了头发，打了点口红。每天都会经过机场的咖啡厅，却从来没有闲暇喝一杯。他坐在里侧的角落，冲我招手。
他说：“母亲的丧事料理完毕，我也慢慢恢复了意识。那天在机场，觉得天旋地转，完全没有了力量。后来我一直想，你为什么会突然帮我。”
我说：“我在机场大巴上就看到你了。”
他说：“那天凌晨，接到老家的电话，说母亲病危。其实我已经感觉到，完了。父亲去得早，她吃过不少苦，什么福都来不及享呢。我好几年没回家了，自以为在北京混出点名堂了，她却悄无声息地走了。”
沉默了很久，他说：“你出现在我崩溃的边缘。”
“你出现在我最丑陋的时刻。”
“不会，你很美。”
我正准备含羞一笑，手机却暴响起来。崔八在电话那边恨不得吞了我：“你撕错票了，怎么搞的？”
我全身冰凉，匆匆向他告别：“我闯祸了……得回柜台。”
他给我一张名片，嘱咐道：“别慌，没什么大不了的，记住。”
那张票软绵绵地躺在办公室的桌子上，航程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莫斯科飞往北京，我却把它当做北京飞往莫斯科的票撕下来了。一看旅客的名字，还能想起他的样子，平头，留两撇八字胡。多么希望时光能倒流，八字胡重新来到我的柜台前，我一定睁大眼睛把票看个仔细。崔八冷冷地说：“三个月就出徒，我早料到会出事。北京到莫斯科的那张票如果找不回来，要原价赔付，一万多块钱呢！还有，两周后旅客返京时发现回程票没有了，肯定要投诉，你看着办吧！”伴随着响亮的摔门声，我掉进了一个噩梦。
菠萝蜜帮我找到莫斯科航站的电话。我打过去，一个俄国人接的，英语水平有限。我试图描述错撕票联事件，请他记下航班抵达时间和旅客座位号，帮我把旅客手里那张北京-莫斯科的票收回来。他似懂非懂，给我一个他同事的手机号码，让我找那人儿。我一拨，没人接。一直挨到晚上八点，一个中国男人迷迷糊糊地接了电话。我说：“您若见到旅客，请代我道歉，拿到票后麻烦您给我回个电话。”他嗯了一声就挂了。我忐忑不安地等到航班落地的时间，却一直没有接到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