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青葱年华，岁月变迁(3)
组长是个芝麻官，第一次当组长，因为自己从流水线上做出来的，所以就特别体谅我手下的员工，她们就是我旧日的命运。我做的好不好关系到她们工资的高低，她们也都能跟我打成一片，我的工作就是协调员工与上司的关系。做了一段日子很开心也很烦恼。开心的是有支持我的员工，烦恼的是同事的忌妒，上司的不理解。我一上任就减少工作时间，提高效率，精减多余的人员。线上由原来的十五人减到九人，多的调往新增的车间。结果产量上来了，下班也比以前早了，工资也上来了，原来每人每月两百八不到，到今天的四百九十甚至于超五百元的工资，这在当时是不错的。平均工资才三百多，除了车头发的技术工，就是我们的配料组了。姐妹们很开心，她们对我的表达就是回家探假的时候给我送毛毯，我怎么也推不掉，一床二十多元的毛毯她们一天也做不到这个工钱的，我那能要？这让我挺感动。还有什么能比你自己手下的姐妹对你的肯定更值的吗？
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我还要核算员工的工资，每天做好报表，别人都走完了，我还得看看哪个有没收拾工具之类的琐事。
做组长的感觉并不是太好，上下受夹板气，我想有更好的发展，可我得努力呀！
九十年代初，我开始写散文，不断有散文发表在黑板报上，还有满妧和艳玲，她们两个写诗，我和小荣、秀梅专门对着干，小荣写《晨曦的厂区》，我就写《晚霞的璀璨》、《夜晚的霓虹》，秀梅写《上班的路》是希望、是阳光，我就写《下班的路》延伸着明天的希望，每个人都讲自己的理，秀梅觉得下班是很消极的，我却写得有声有色，写的是加班的干劲。对着干的结果是绿了厂区美了自己也乐坏了身边的工友。现在回过头来，翻看当年的文稿，要多美就有多优美，要多嫩就有多嫩稚。
艳玲和满妧都喜欢写诗，她们就鼓动我写诗，艳玲的理由是写诗可以节约时间，几行、十几行就行了。散文可不行，写完了还要抄得端端正正的，写错了还得重抄，多麻烦。在艳玲的理解中，诗是最好的，即省时又省事。现在想起，我们当初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记得我的第一首诗，被聪明的艳玲和内秀的满妧批来改去，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她们说我写的其实就是分行的散文，没有诗歌那种跳跃性的语言思维。现在想起来，她们真是比我早慧。想想也是，在我们那个闭塞的农村，读初中是没人教你怎么写诗的，老师只教作文怎么写？我不知道这两个早慧儿这么早就学会了，还说得有板有眼，以理服人。
艳玲有个大学毕业在县城工作的父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那时的艳玲才不到十岁，母亲改嫁，她寄在叔叔家，妹妹爱玲寄在伯伯家养大的，从小尝到了辛酸和苦难的滋味，过早地感受到童年的不幸。因此，她写出来的东西有点玩世不恭，又一点消极和沧桑，似乎不是她这个年龄只有十七岁的女孩可以承受的，命运对她真是太不公平了。满妧写出来的诗也沉重得让你串不过气来，语言很美很忧伤，沧桑中背着沉重的壳。她们的诗都比我写得要好。可是，却只有我和满妧的诗可以上公司的黑板报，艳玲的却没法子上。也许生活造就了她的个性，连同文风。
海燕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她早就读完了自考汉语言文学，我们身边的大学生又会写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让我们非常羡慕，她对我们很好，当我们都是小妹妹，也许她把我们当成跟她同类的文学爱好者看待吧。她把学过的大学课本借给我和满妧看。那年，东莞还没有“自考”这一说，我们都不知道要去读什么半工半读的大学。海燕的书让我们长了知识，我看的是当代文学作品选，满妧看的是唐宋时期的文学作品。
正在那时，长沙招来了一批九零三学院的大学生。分在我们第三包装部学习，有的做了代组长。有两个男孩，一个叫刘明诚，一个叫李青海，明诚非常喜欢我写的诗。
一天，我在上班的空档，就拿了公司那种很好写字的黄纸，那种纸很滑很好用，我非常的喜欢用它来写字，我就在上面写了一篇散文，题为《欺骗使我走向成功》。故事是我编的，文章大意是“我”说自己爱好文学，先是模仿，发表不了，就去模仿着写了几篇稿，居然有女孩追求我。但我又怕露马脚，后来就努力学习写作，最后杂志上到处都是自己写的文章，那女孩也顺理成章地跟“我”好了。文章写得跟真的一样，我自己也得意自己编故事的水平。写完了我也没当回事，放在自己桌前的垃圾袋里。那个明诚后来说注意我很久了，见我没事就在那里写东西，他好奇，我下班之后他就捡起来看了，他非常惊讶我有如此好的文笔。
翌日上班时，他走过来问我，这篇文章是你写的，我说是的，我没事就编些故事，明诚又问我读了多少书，写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拿出去发表，却把它丢进垃圾堆，他还说我的基础打得非常扎实。希望哪一天能在杂志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出现。他鼓励我拿出去投稿，我笑笑说我行吗？他说行，我看准了，不出三年，你就会是从流水线站起来的未来作家。
虽然他不是文学圈内的权威人士，但这话对我的鼓舞很大，他教我投稿要用方格稿子。否则，编辑一般不爱看。我开始四处天女散花地投稿，一些杂志给我的回音是让我报读他们的写作培训班，我就报了武汉的速记和写作班，一边学那些像符号一样的速记，一边读写作的书。我一步一步攀登着走进文学圣殿之路。
1992年，厂里又没货做，其实做组长太累，我也不太会与上司协调人际关系，做得很累，趁没货做的机会也想换个环境。就这样，我离开了做了一年多的组长岗位。
那时找工作运气真好，我面临两个选择，一边是渝利电子厂做组长，一边是雄狮大酒店，做酒店服务员。两份工作都不错，那可是当地一流的酒店，能在那里上面，也是一种幸福。但老乡们太多，都不开化，再加之一些酒店有色情服务，老乡们才不管你是做服务员还是传菜员，一列把你归类到坏女孩那类人中去。
青葱年华，岁月变迁（六）
想着会招来一些闲言碎语，甚至还会传到家里去。不出所料，我培训了两天，就听到老乡说的话很难听。
第三天，渝利打电话让我去上班，工资待遇不错，那时渝利厂缺组长，我就去了，我觉得做工厂工人还是开心的。
其实，对于电子厂，我什么都不知道，连一至九分别代表着什么颜色都不知道，却很顺利地进厂了，并且在渝利厂做得也是副组长，工资还可以，有450元的底薪，加班另算，一个小时1元计算，这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了。
许多人都说我运气好，组长管建涛告诉我，像你这种情况，连电子厂的原件都不认识一个，我们是不会要你做管理的，只是我们现在正缺人。我本来也不想去做那个组长，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但我被渝利的企业文化吸引了，渝利一进厂门就有个黑板墙报，文章也写得不错，还有稿酬。冲着公司的企业文化，我就进厂了。
熟悉工作后，把自己以往写得稿子抄得端端正正、投入到稿箱，以“一江雪”的笔名不断地往稿箱里投。我的《灯塔与帆》这首情诗很快就发表了，只有几句话，并拿到了平生第一次厂刊的稿酬，三块钱人民币。钱是小事，这让我感觉，有文学的工厂就有希望。
尽管钱是个小数，我还是非常珍惜，我努力工作、努力写作，非常珍惜这份工作，也非常喜欢这种厂区生活环境。没事的时候，我把原先写得一些东西全部塞进了厂区的投稿箱。直到我后来走了，三个月后，我走过渝利厂时还见我的文稿登在黑板报上。
一切从零开始，每天先认电子原件，线路板、电阻、电容、IC、排阻，没到一个星期，基本上所有的原件我已经认识，起初拿个货车到仓库去领料，都要老的组长带我，后来我会算电阻了，也会认原件了，就经常自己一个人去领料。拿回来先放在小库房存放，等到要用时就拿出来派发到流水线上，正组长排好拉，大家就继续开工。
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其实，排阻经常会搞错的。A型的跟B型的是不能通用，当时我并不知道，一个从家乡江西来的老乡，车间里的男技术师，天天教我认电子原件，很快我就会了。
有时，经常领回来的物料，一不小心就漏了那么一件两件，那是经常的事。为此，一到下线我就特别紧张，生怕哪不对劲，结果一个月后还是出了差错。
那天上午，我们那个小组新产品上线，我把所有领回来的物料都放到车间的流水作业上，车间主任一个一个地排好拉。那个正组长辞职了。只有我和广西的一个副组长小红，小红也什么都不懂，她只是比我早来半个月。我做这份工作也很辛苦、有种难以胜任的感觉。我那天又不见货了，每次都是这种烦恼，许多组与组之间不见原件了就偷偷地拿别人的物料来填自己的空白。我想，我的原材料被别人拿走了呢，还是自己领料时漏领了。因为一个产品做下来，太多原配件了，少那么一个两个也未必就自己知道。那天，我的排阻不见了，怎么也找不着，急得团团转，如果去货仓借的话，还要主任签名，要货仓部的主任批了才可以。况且，你已经领了，还能说不见么？急死我了。
左找右找，结果，我找到了那包排阻，放到了生产线，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我说了，A型的排阻与B
型的排阻不能通用。而我偏偏让她们通用了。原来我们的排阻不见，别的组居然跟我们掉换了，我甚至怀疑有人故意制造人为的错误。那天下午很晚才发现，用错了料，这时已经做了好多了，被另一条拉校机时检测出来了。我被车间主任狠狠地骂了一顿，我不能有半点儿委屈。因为货是我领的，但排阻真的不知是谁家跟我弄错了，而这东西是需要用机器检测才能看得出来的。
那天，辛苦做出来的货要返工，这是很惨烈的一次返工。这个做错的产品是要放在药水里浸泡过后才能拿出来的，而且用过的所有原件都被报废掉。我在那个厂也就做到头了。我灰溜溜地拿了当月的工资走人，这是我最失败的一次。我非常想让经理为我换一个适合我的工种继续做下去。我发誓，今后，再也不管生产线了，我不适合做管理，我只适合做工人，或坐在写字楼里做那些体面的抄抄写写的工作。我把这次经历写成小说《哪里的天空不下雨》，发表在《珠江潮》杂志上，我第一次以小说的文体记载了这段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