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红烧狗肉和罂粟花
写在前面—红烧狗肉和罂粟花睡梦当中，电话铃遽然狂响，儿子的声音从大不列颠传送过来，这个六尺汉子正在太阳当头的牛津校园用手机和我通话：“英国人问我，有没有吃过狗肉？”
“没有，当然没有。”我毫不犹豫地大声撒谎。
“那么，侬有没有吃过狗肉？”
“怎么可能？妈妈从来也不会吃宠物的。”我继续撒谎。
“那就好了，我要去上课了，下了课再给侬打电话。”
儿子的电话挂断了，黑暗里留给我的只是一片嗡嗡的拨号声。看了看夜光表上显示的时间，长短针渐渐走向一条竖线。
“今天的黑夜怎么这么长？”我想了想便披上睡袍，走到硕大的玻璃窗前。拉开厚实的窗帘，窗子下面万籁俱寂的庭院正幽幽地向我显示出鬼魂一般的阴森。邻家的老狗在它的狗房子里发出坦然的鼻鼾，似乎正在享受黎明前最后的安详。
我把我的前额轻轻贴在冰冷的玻璃平面上，突然，在我的眼前跃出小孃孃的身影。我那被黄浦江吞没的小孃孃，此时此刻，正兴冲冲地拎了一刀狗肉朝着我走过来。她仍旧穿着那件被我幼时的保姆胖妈想办法搓皱的的确良衬衫，三脚两步地从后门冲进来。她把手里的狗肉对着如今早已仙逝的胖妈高高举起，胖妈连忙接过来问：“哪里来的？可是新鲜？”
“当然新鲜，这是我们这群‘黑帮’在郊区劳动的时候，乡下人为了换粮票，偷偷卖给我们的。”小孃孃说着，就快手快脚地清洗起这块狗肉来了。
我站在水池子的旁边，看着自来水哗哗地流淌在这块新鲜的狗肉上面，遥远褪色的记忆渐渐被冲洗得显露出来。那块狗肉好像没有皮，粉红颜色，被一层白色的筋膜包裹着。小孃孃找不到红烧狗肉的菜谱，胖妈讲她会做，就好像红烧牛肉一样。于是大锅烧开水，把切成块状的狗肉投入，除净腥血，又在一口铁锅里放入食油烧至冒烟，下狗肉煸炒，加入黄酒、酱油、白糖和葱姜，又下花椒、肉桂、八角、丁香、小茴香。小孃孃和胖妈挽着袖子忙得不亦乐乎，把个厨房间弄得乒乓乱响，等到狗肉装入一只砂锅炖，煤气改用小火时，母亲回来了。
母亲一看到小孃孃就说：“侬胆子太大了，怎么敢溜回来？”
“乐乐哮喘，吃狗肉会好的呢。我不敢回去，怕保姆阿莘出去报告，所以就到这里来了，一整条的狗呢，足够大家大吃一顿。剩下的请胖妈帮我送去给乐乐吃，我就赶末班车回乡下，没有人会知道的。”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侬这样奔波，不累死才怪呢。”母亲怜爱地绞了一块热水毛巾递给小孃孃，又冲了一杯麦乳精。胖妈则在另一个煤气炉头上哗啦哗啦地炒面粉，一会儿面粉炒得焦黄，胖妈用筷尖挑了一小撮塞进小孃孃嘴巴里。
“真香，里面拌了芝麻，留一点给东东吧。”小孃孃说。
“不用，东东在家里，总有的吃，侬带去好了，再加一点糖。”母亲说。说着说着，狗肉烧好了，满屋子的奇香。胖妈给大家盛好饭，又连汤带汁地舀了一勺狗肉盖在上面，姐姐看到了说：“五香狗肉盖浇饭啊！”
“乡下人的狗是吃屎长大的，我在乡下劳动的时候就看到那些饿狗，跟在小孩子的背后，舔伊拉刚刚拉完屎的屁股，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我是不吃这种龌龊东西的。胖妈给我烧一碗泡饭，加一点咸菜就可以了。” 母亲说。
“不要乱讲，有句老话‘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呢。这肉香得一塌糊涂，侬晓得吧？广东人称狗肉是三六香肉。”小孃孃说。
“为什么是三六香肉啊？”我问。
“三加六就是九，‘九’的广东发音和‘狗’相同，为了避免直呼其‘狗’，让侬妈妈这样的人感到不舒服，就拐弯抹角地称之为‘三六香肉’了。”小孃孃回答。
尽管母亲对那顿五香狗肉盖浇饭大煞风景，但一直到今天，我和姐姐回想起来，那仍旧是最美味的一顿狗肉了，鲜嫩筋道。还有身处逆境仍旧津津有味地带领我们大嚼狗肉的小孃孃，始终不能让我们忘怀。
……
电话铃又响起来了，儿子在电话里对我说：“妈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很奇怪的梦，我梦见侬在厨房里煮红烧肉，那肉极其的香，侬讲，这叫香肉，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名字叫‘香肉’啊？是不是真有‘香肉’呢？馋得我口水都要滴下来了。”
“做梦的事情怎么可以当真？侬大概很久没有吃妈妈煮的菜了，回来吧，妈妈想侬了。”
我曾经说过，儿子就是到了八十岁，在妈妈的眼睛里仍旧是个小孩子。可是现在，我怎么告诉这个在视狗为宠物的国度里长大的孩子，把一条大狗当作他最好的朋友的儿子，他梦里吃的“香肉”就是狗肉呢？
儿子吃狗肉，是在丈夫赴美求学以后的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了。我一个人背着儿子上下班，他教我唱歌，我教他讲话。风里来雨里去，我把儿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把我抱得亲亲热热。我到食堂里给他买了一个肉包子，那只包子热乎乎的雪雪白，硕大一个。儿子高兴得用两只手紧紧捧牢，他“啊唔”一口，放在手里看了看缺了口的包子说：“咦，没有肉啊！”
“侬的嘴巴太小了，还没有咬到肉呢，再咬一口！”
儿子“啊唔”又一口：“还没有肉。”声音有些沮丧。
我拿起包子看了看说：“哦哟，这一口咬得太大，把肉一口咬进嘴巴里，吞下去了，还不知道啊！”
旁边一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拉拉说：“不是咬得太大，而是肉太少了，一口咬不到，两口就咬过去了。现在肉紧张，过几天我想办法给侬弄一点香肉，让他好好吃一顿。”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到底是肉少还是钱少，总之，在那些刚刚出道的大学生为国家的前途大叫“痛苦”的时候，我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年轻少妇，实实在在地为现实生活大叫“痛苦”。我会真心实意地倾听他们的“痛苦”，同时为儿子没有肉吃而更加“痛苦”。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那时候为什么肉会如此紧张，“肉”都到哪里去了呢？
两天以后是星期六，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拉拉把一个沉甸甸的蒲包塞在我的办公桌底下说：“好东西，送给你的儿子。”
我会意地点了点头，趁着午休，一个人急急匆匆拖着这只沉甸甸的蒲包回家。
这是一个冬日的午后，我从花园的侧门溜进去，把蒲包丢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面，抬起头来，看一眼没有温度的太阳，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是一个从来也没有弄过狗肉的人，为了我的儿子，我必须亲自动手。我好像看到了小孃孃在为乐乐烧狗肉，小孃孃朝着我笑了笑，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 ”
于是我一咬牙扯开了蒲包，立刻倒抽一口冷气，向后退去，一张狰狞的狗脸呈现到了我的面前。怎么和当年小孃孃拎进来的狗肉是不一样的呀？小孃孃拎进来的是狗肉，而这却是一条刚刚杀死的全狗。狗的鼻子被重锤击烂，喉咙口被切开，血已经放得干干净净。可怕的是森白的牙齿和爆出的眼珠子，那两只怨恨的眼睛盯着我，使我觳觫。这以后，我都没有办法忘记那两只怨恨的眼睛，常常是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它们紧紧地盯着我，让我不得安宁。
我飞快地把狗翻过身体，不要再看到那张狰狞的面孔，然后偷出姐姐的美工刀，在狗的后背上一刀切下去，割开了滑唧唧的狗皮。美工刀极其锋利，使用起来相当顺手，就好像手术刀一般。刀尖沿着狗皮底下的脂肪割过去，很快就把整张狗皮都剥了下来。遇到艰难之处，干脆把四只爪子、尾巴和脑袋一起砍掉。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屏息静气，就好像是一个熟练的屠夫。连我自己也被自己的心狠手辣惊呆，我想这大概就是人的动物性——弱肉强食。
剥了皮的狗瘫软在水池子里，就好像一个蜷缩在那里的婴孩，淡黄色的阳光冰冷地洒落在粉红色的狗肉上，我深深吸了口气，继续操作。仍旧是那把美工刀，狠狠戳入狗的屁眼，一下子就把肚子破开了，鲜红的内脏还有些余热，让人感到恶心，我以为我会趴在墙根旁边呕吐，但是没有。我非常镇定，飞快地操作。
这一天的红烧狗肉是母亲烹饪的，我把整条狗都剁成了小块，就交给了退休在家的母亲，自己则回到办公室上班。下班拉着儿子的小手回家，还没有走进家门就闻到了厨房间里芳香四溢，母亲好像忘记了她早先说过的狗吃屎的故事，竟然带着我的儿子大快朵颐，儿子高兴地把个小肚子吃得滚滚圆。
但是这一天，命该我倒霉，一口狗肉还没有咽下去，一根骨头卡到了喉咙口，儿子和母亲轮流拍打我的后背，那根骨头仍旧不上不下卡得我眼冒金星，几乎断气。最后只好把我放在姐姐的残疾车上，拖到后马路上的五官科医院挂急诊。一位年轻的护士动刀动钳，就好像我剥狗肉一样，好不容易血肉模糊地拔出那根狗骨头，她大惊失色地说：“啊哟，侬吃的是什么鱼啊，怎么骨头这么大？”
我没有回答。
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只听见母亲拥着儿子坐在床上看菜谱，这本印满了彩色照片的菜谱是儿子最早的启蒙书。他们俩一问一答：“走油蹄髈好吃？”
“好吃咯！”
“糖醋排骨好吃？”
“好吃咯！”
想起来有些奇怪，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好像从来也没有这么津津有味地陪我看过菜谱，只有一把戒尺紧握在手，逼我背诵：“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背这篇《汉书》卷四十三《郦食其传》是我最愤恨的了，远比《三字经》拗口难读。背到最后，母亲总归还会加上一句：“记住，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这都是顶顶重要的呢。”
喉咙口的疼痛一阵紧一阵，母亲和儿子的笑语让我无法入睡，于是夹着被窝睡到挂着父亲遗像的客厅。我感觉到，父亲慈爱的大手覆盖在我的眼睛上，疼痛渐渐离我而去。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那台笨重的无线电“嘟、嘟、嘟、嘟—— ”地叫了起来，睁不开眼睛，睁不开眼睛……年轻的母亲穿着一身花布旗袍，悠悠地来到我的面前……
她说：“起来了，太阳升起了。”
“…… ”
“起来了，该要上学了。”
“…… ”
“起来了，要吃饭了。”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然而，房间里一片寂静，至于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那台笨重的无线电，大概老早就被扔在阳台上，任凭风吹雨打变成灰烬了呢。这时候一口冷风撞进喉咙里，我开始咳嗽。
我拼了命地咳嗽，从早咳到晚，从冬天咳到春天，从春天咳到夏天、秋天，又是冬天，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当中，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打针还是吃药，舶来货还是偏方，都止不了我的咳嗽，我知道我不会好了，这是上苍对我的惩罚，我不得不甘心受罚，因为我几乎活剥了一条狗皮，我认命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形销骨立，窗子外面刚刚还是红日高照，一忽儿就变成电闪雷鸣，初夏的狂风暴雨让我联想起好婆的话：“打雷忽闪都是天老爷发脾气。”不由祈求天神，让所有的惩罚都落到我的头上吧，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儿子！一想到幼小儿子即将失去母亲，人生的道路上谁会来照顾他吃饭？不由心痛。
一阵声嘶力竭的狂咳，把我逼到头昏眼花的境地，我以为马上就要断气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顶头雷，把我震得跳了起来，同时看到门外闪进一个小老头儿，再仔细一看，那是图书馆员老丁，据说老丁当年是蒋介石的卫队长，后来因为舍不得家小，没有跟随主子出逃，在监狱里蹲了三十年。放出来以后，就被安排在我们单位的图书馆，任一闲职，算是落实政策了。我记不得以前是否听到过这个沉默的老丁讲话，我以为他是哑巴。
此刻，老丁站在我前面，毫无表情地说：“窗子下面有一片红、紫、白色，向上开放的花，每朵花有四个花瓣，单生枝头，妖艳绚丽。叶子大而光滑，呈椭圆形。大雨过后去把花瓣外面的壳剥下来，不要洗，泡水喝，侬会好的。”
我咳嗽咳到了肝肠寸断的地步，办公室外面过路的同事无不为之心痛，甚至连这个哑巴也开口说话了。老丁说完，立刻就在大门口消失了，甩下被他震慑的我，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的当中发呆。人的求生欲往往是不可理喻的，一想到老丁刚才说的“侬会好的”这几个字，我立刻跳将起来，不管是真还是假，想都不想一下就扑进瓢泼大雨当中。
果真，沿着大楼的花坛里面站立着一束半人高的花丛，花茎直立，花叶互生，边缘是不规则粗齿，具有羽毛形状，忽闪着银色光泽的绿色，呈现出幽幽森森的气势。那粉色的花朵有一种薄纸的质地，孤零零地高高地开放在花茎的顶端，下面还有一根长梗，很有挑逗的意味。我贪婪地把所有花瓣外面的壳都剥了下来，包进一块花手绢。雨突然停了下来，天边升起一道七色的彩虹，被剥去外壳的鲜花，一朵朵在雨后的阳光底下耷拉下了脑袋。
回到办公室，把花壳投入保暖杯，注入开水，一串青汲汲的水泡从杯底泛起，我不假思索地一口喝下去，立刻整个的喉咙都被一股辛涩的味道充胀得麻木了，我以为我会呕吐出来，不料却好像中了邪一般一口一口喝得精光。喝光了以后咂咂嘴巴，里面生出一股轻微的甘甜，有一种飘逸洒脱的感觉，当时我并不知道，刚刚喝下去的就是“魔鬼之花”。
回到家里，母亲的鼻子在我周边嗅来嗅去，她说：“侬到啥地方去过啦？怎么身上有一股阿芙蓉的味道啊？当年我外公的鸦片房里充满了这种味道哦，侬的好婆是最痛恨的了。”
我没有回答，心里却打鼓，又一想：中国解放那么多年了，怎么会允许在国家机关里种植罂粟？一定是母亲弄错了。
不幸的是，母亲是对的；幸运的是，我顽固的恶疾——咳嗽停止了。我不知道应该感谢老丁还是痛恨老丁，第二天当我赶去办公室上班的时候，远远就看到老丁握着一把大剪刀，咔嚓咔嚓地把那片花的脑袋剪得干干净净，看到我，他隐晦地翻了翻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曾经趴在那片土地上寻找被老丁摧毁的花朵，结果那里褐色的泥土就好像是张开了神秘嘴巴，把那绚烂华美的碎片统统吞咽了下去。只是在我身体里面，留下了永远的迷恋。
十多年以后，前往呼兰河一位女作家的故居参观。同行者们高举着照相机，集中在这个女人早年的居所里流连忘返。大家都想在那里窥探到女作家成功的秘笈。只有我一个人，百般无聊地漫游到了后院。
到了后院，我突然立定了下来，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看到这个被女作家视为天堂的菜园子里，竟密密麻麻地种植了深埋在我鲜血里的罂粟花！这花比老丁指点我泡水的花更加鲜艳，更加茂盛，拳头般大小的花朵多为半重瓣或重瓣，它们如火如荼地争奇斗艳。我感到自己的心脏急剧地跳动，生怕惊动这些神的精灵。我轻手轻脚地走到跟前，在那股久违的奇特香味当中，跌倒在黑色的泥土地上。
头顶上面是一片碧蓝的天空，拥挤的白云在那里变幻着，透过密密匝匝的罂粟花瓣，一时间我看到了火烧云。真的，我在这罂粟花的当中，看到了诡谲的火烧云。
女作家带着罂粟的毒素离开了她的呼兰河，到处寻找她的前途；而我则带着罂粟的毒素漂流到了异国他乡，到处寻找“吃饭”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伊登’，人人不愁饭吃…… ”胖妈双台下巴上面那两片厚嘟嘟的嘴唇皮，在我眼前忽隐忽现，她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我不会忘记，胖妈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很早很早以前，一个冰冷的清晨。我一个人坐在饭厅里一张八仙桌子的后面，两只脚荡来荡去，苦巴巴地看着鼻子下面的一小盘卷心菜根。这些卷心菜根是胖妈从小菜场里捡来的，冲洗干净放在清水里煮熟，然后撒了两粒粗盐放到了我的面前。
旁边一座老式的立钟，咔嗒咔嗒地向前赶路，沉重的黄铜钟摆前面的玻璃门上，映现出一缕袅袅升起的热气，这是从我的早餐——卷心菜根里冒出来的。我用小手拨拉来拨拉去这盘子卷心菜根，我咽不下去，心想：“要是有一口稀饭，只要有一口稀饭，我就听话一天，不吵也不闹。”
那个年头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仍旧是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那台笨重的无线电，音量被正在梳洗的母亲扭转到最高一挡，无线电里传出来一男一女两个义愤填膺的声音，一字一句批评苏联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的讲话，他们说这是修正主义。
“伊拉啥事体这么凶？为什么这么恨土豆烧牛肉？我喜欢土豆烧牛肉，
我喜欢修正主义。”我嘟囔了一声。
母亲听见了惊慌失措，她跑到我的面前说：“不许瞎讲，小小的人，
当心吃官司。”
“那不是修正主义，那个地方叫‘伊登’，人人不愁饭吃…… ”胖妈说。
“侬最好不要把这种邪教的东西弄过来毒害东东！”母亲说。
这就是在那个“三年自然灾害”的早晨，面对着一盆咽不下去的卷心菜根，我第一次听到“伊登”这个名字，从此铭刻心间，终生不忘。一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我终于决定整理行装，出门远行去寻找“伊登”，寻找“吃饭”的地方了。然而让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出身在穷乡僻壤的胖妈，怎么会知道“伊登”？！
记得，临行之前，母亲固执地把一件件做饭的家什和基本调料塞进我已经超重的箱子，脸上呈现的是生离死别的悲哀。她说：“出门在外，最要紧的是吃饭。凡是可以和侬一起吃饭的人，就会是侬的朋友。假如连中国饭也不接受，就不会是侬这个中国人的朋友！”
于是，我一到美国，就开始邀请大家来吃饭。二十多年过去了，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我一共请过多少人来吃饭，一共去过多少人家吃饭。我只知道，在无数次的吃饭当中，我把我的爱、我的生命，全部地奉献……
我一直想告诉母亲关于我的“吃饭”的故事，却因为忙于寻找“吃饭”，拖过了一天又一天；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等待我的“吃饭”的故事，却因为害怕打搅我的“吃饭”，等待了一天又一天。
终于，一切趋向定当，我可以平心静气地坐在母亲身边，告诉母亲，关于我的“吃饭”的故事了。不料，母亲已经不会聆听我的故事，不会吃饭了。对此我感到心痛。
假如可以让我在吃饭和母亲当中重新选择，我一定会选择后者。然而人生无悔，我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了。
因此，我的这本《吃饭》是为我的母亲写的。我要让母亲知道，我这二十多年吃饭的故事；我的这本《吃饭》是为我的朋友写的，我要让我的朋友们知道，我是如何在这无根的土地上吃饭的；我的这本《吃饭》是为我的儿子写的，我要让我的儿子知道，“无论在何时何地，最要紧的是吃饭——民以食为天！”
《吃饭》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人物是虚构的。假如你发现其中的人物很像你，那一定不是你，只是你也许有过类似的经历，纯属巧合。而我仅仅是把这二十多年吃饭的故事，全部拼拢在一起。
我感觉到远在另一个世界的母亲，已经开始倾听我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