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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中饭，他坐在门口抽烟，瞧着九月的村庄。从门口望出去，是一片绿绿的农田。田里的稻子正在抽枝结穗。几个农民的孩子在稻田间的小路上走着，结伴而行，去学校读书。他想起了《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首歌。二十多年前，他在大学里读书时，一听到这首歌眼前就出现此番情景。一个老农民赶着一头牛在另一条路上走着，那是条水牛；一个年轻农民骑着一辆摩托车在那条路上颠簸不止，他很快就超过了老农民和那条水牛，不见了。天上传来飞机飞过的声音，声音很厚重，随后又是一片沉寂。他抽完烟，转回房间，从包里拿出日记本，坐到桌前写日记。他写下了这几天的事情和感受，他刚刚画上句号，手机就响了。
“喂，哪位？”他拿起手机说。
对方是方林，他的情人，她说：“你在哪里？”
“我在白水。”
“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下午镇政府还要找我谈什么事情……这倒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想在乡下休息两天。我很喜欢闻乡下的空气，一到乡下，我就可以懒散点儿。”
他合上手机，脑海里立即闪现了方林的形象。她不是一个年轻女人，她长着一张忧郁的瓜子脸。年轻的时候这张脸并不忧郁，而是很漂亮，是他的追求和向往。那时候她是知青，而他是农民。他正想着这些，大姐和大姐夫走来了。大姐说：“小逊，你回来了。”
“嗯。”他回答大姐。
大姐是五十几岁的人了，是这片土壤上长大的女农民。她穿一件淡黄色长袖衬衣，下身一条黑裤子，脚上一双布鞋。大姐的头发已白了很多，尤其在鬓角处，差不多全白了。他感觉大姐这几年老得很快，早两年大姐看上去还像个中年妇人，一眨眼就同一个老年女人一样了。他心里有点悲伤。大姐是个很好的女人，他小时候，大姐很照顾他。在他读高中以前，他的衣裤和鞋袜从来都是大姐替他洗，他读高中时，大姐才哭哭啼啼地出嫁，而那时候大姐已二十好几了。大姐说：“茜茜还好吗？”
茜茜是张逊的大女儿，“茜茜还好。”他回答大姐。
“茜茜读书用功吗？”大姐说。
“还行。”他回答。
大姐夫放下一袋米，事实上是把五十斤早稻米倒进米缸后，又跟在灶屋里忙碌的母亲说了几句话，才转身进来看他。“张逊。”大姐夫鼓着两只牛眼睛叫他。
大姐夫是个十足的农民，只晓得种田种菜和种西瓜，其他的一切，比如湖南省长是谁、国务院总理是谁；比如中东战争、海湾战争，他一概不知道。他只知道什么季节种什么农作物，给农作物施什么肥。大姐夫还是个老实巴交又缺言少语的男人，见人难得说上几句话，因为他的思想从不在交往和语言上，而是在农作物上。他满脑壳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朴实的唯物主义思想。大姐夫说：“在家里要住上几天吧？”
“明天走。”
大姐夫咧嘴一笑，露出了一排黑黑的牙齿。大姐夫长了一张方方的脸，皮肤黑黝黝的。大姐夫在一张靠椅上坐下，打量了眼房里的四壁。张逊递支烟给大姐夫，大姐夫一看是中华烟，咧嘴一笑说：“啊，这烟好贵哩。”
大姐说：“你大姐夫节约得同鬼样的。”
大姐夫咧嘴笑笑，笑得很憨厚。
“你过年送给他的两条精白沙烟，他到现在都舍不得抽。”大姐说。
大姐夫很节约，身上充分具备着农民的吝啬。大姐夫从小穷得同哥哥共一条裤子穿，也就更加舍不得用一分钱。大姐夫身上穿的白衬衣，还是张逊几年前丢下的，大姐夫至今仍拿它做出客的衣服穿。大姐夫说：“我就是舍不得，那些好烟，我留着待珍贵的客人。”
“大姐夫，烟留着会起霉，钱留着会变水。”他对大姐夫说。三年前的冬天，他出钱为母亲和二姐二姐夫修建这幢两层楼房屋时，曾也给了大姐十万元，让大姐也重新建栋住房。但大姐夫却把那笔钱放到农业银行存起来了。去年，他曾劝大姐夫建房，大姐夫答应得好好的，但转背就把他的话抛到脑后，仍然舍不得动用那笔钱。张逊说：“大姐夫，我告诉你，十万元现在还可以建一栋房子，再过两年，也许二十万元都建不成房子了。”
大姐着急道：“唉，你大姐夫宁可过叫化子生活，也不想用存到银行里的钱。”
张逊走到窗前，冲窗外吐口痰。天空一派明媚，近处的山林绿绿的，而远远的山脉在阳光下蓝蓝的，只是比天空的蓝色深沉一点。那边，半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山包，山包上有一些枞树，还有一些农民们不再理睬的板栗树。板栗树是一些不成材的树，从前村里人都把板栗树和枞树的枝桠砍了当柴烧，现在农民们大多烧煤，也就没人理睬那些树木了。在那处山包的后面，就是知青屋，方林曾住在那处知青屋里。一只画眉飞到窗前的树梢上，吱吱吱地叫着。他盯着这只漂亮的画眉鸟。
大姐说：“钱只要进了他的口袋，就莫想出来了。”她是指大姐夫。
张逊看见四毛村长和那个长着一张大嘴的镇长走来了。镇长一边走，一边冲着手机说话。他觉得现在的乡干部还是挺好过的，因为现在的农村不像过去那么穷了。他转过头，看一眼大姐和大姐夫，说：“镇长和村长来了。”
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跟他们一家人打招呼，张逊笑笑，让他们在沙发上坐下。大姐忙为他们泡茶，四毛村长说：“大姐，好久没看见你了。”
大姐说：“鬼话，早一向在村口上还碰见了你。”
四毛村长哦了声，记起来了道：“对对对，那一天村头的张狗家正在杀狗。”
镇长说：“说起狗，我好久没吃过狗肉了。”
“想吃么？想吃我就去称几斤狗肉来。”大姐说。
“那很好啊，”镇长咧嘴笑笑，“我还真的很想吃狗肉。”
张逊笑笑，掏出钱包，拿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让大姐去村头买狗肉。大姐出门走了，几个男人便坐下来谈事情。
傍晚，二姐和二姐夫回来了，二姐是从镇上回来，而二姐夫是从牌桌上下来。二姐夫不像大姐夫，有的人天生勤劳，有的人天生懒散，二姐夫就是天生懒惰的男人。有很多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懒惰和好赌在二姐夫身上就是与生俱来的。当年他追求二姐时，到张逊家来，还假模假样地干活，比如帮母亲劈柴或帮二姐扫地抹桌子。一结婚，他再来他家，就大老爷样的，往椅子上一坐，一杯茶一支烟，瞧着二姐抹桌子和扫地，纹丝不动。这就是二姐夫。如今，要找二姐夫，只有到麻将桌或骨牌桌上寻他，他保准在。他已被镇派出所抓赌的抓过几次了，但仍然和他的朋友在牌桌上相见。
“输了还是赢了？”四毛村长看见他，便笑着问。
二姐夫答道：“惨败。”
镇长一听便张大嘴巴问：“输了多少？”
二姐夫皱皱眉头说；“八十块钱。”
二姐说：“你总有一天会把家产都输掉的。”说着，她盯了老公一眼。
二姐夫申辩说：“这一年里，我整体上还算是赢得多。”
二姐说：“你赢了好多？”
二姐夫就数着他赢的次数，哪天赢了多少，哪天又赢了多少。
二姐夫今年有五十岁了，但仍然有一颗顽童的心。据二姐和母亲说，他除了春插、双抢和秋收，这三个农忙季节下田干活外，其他的日子，每天有十二三小时是在牌桌上度过的。不是在这家农民的牌桌上，就是在那家农民的牌桌上，他打牌都打到七里外的镇街上去了，而且还常常一打就是几天。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谁总有一天会死在牌桌上，恐怕说的就是二姐夫这样的人。二姐曾想让二姐夫跟着张逊干事，但他没同意，他宁可每月白给二姐夫几百元，也不会让二姐夫跟着他，因为往往一粒老鼠屎就打坏了一锅汤。
大姐摆好了桌子和碗筷，对大家说：“吃饭了，吃饭了。”
张逊忙号召大家吃饭，“吃饭吃饭。”他对镇长和四毛村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