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闯文代会
站在广场中间，我不知该去何方？这时，耳边响起了钟声，我不禁转身望去：那富有民族风格的车站钟楼在风雪中巍然耸立，时针已指向午夜十二点。
夜深了，还是赶紧找个地方吃点东西要紧，自中午到现在，我茶水未进。可是一连跑了几家饭馆，都因夜深大雪封门早已打烊休息。吃不到东西，还是忍忍吧，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
我急匆匆来到一家普通旅馆。服务员披着棉大衣，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道：“有介绍信吗？”
“有。”我赶忙取出盖着剧团公章的介绍信。她瞄了一眼随手递了过来：“你这介绍信不行。”
“为什么？难道我这不是介绍信？”
“要国家正规院团的介绍信。”
“我们民营剧团的公章不顶用？”
“不顶用。起码也得上级主管部门的证明。”
“同志，我是上访的，请行点方便。”
“那也不行！我得按上级规定办事。”说罢，手一摆示意我出去。
接连找了几家，都是同一种说法。
我懵了！同样是人，为什么我要低人一等？同样是剧团，我们为什么被视为另类？同样是介绍信，我手持的却是废纸！巴盖尔说：“地球上不管有多少国家多少种族，归纳起来只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如今多了一种人，那就是像我这样无人接受的“边缘人”！
无奈，只好转身再回到车站。
本打算在候车室里避避风寒，哪知车站管理得更严，一律凭车票才准入内。我百般哀求好话说尽，仍被拒之门外。
老天爷好像有意与我作对，上车时还是风和日丽，下车时却是风雪狂啸；来时仅有丝丝凉意，现在却是滴水成冰，气温在零下十度。我冻得浑身发抖，好像掉进了冰窟一般。
北京--淮南，居然有如此大的温差！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
初次上京，为了衣着得体，人前不失体面，我外穿一套新买的涤卡中山装，里面仅有一件绒衣。无意间印证了一句俗话：“光棍不穿棉，穿棉惹人嫌。”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后悔来时不该甩掉棉衣。
我在广场上来回徘徊，飞雪很快在我的衣服上堆起厚厚的一层“白粉”。望着茫茫雪夜，迎着刺骨寒风，穿着单薄的衣服，我感到自己有些支撑不住了。如不尽快找个避寒之处，恐怕很难坚持下去。
我突然想起过去外流时常去的一个地方--医院。
医院的候诊室，日夜不关门，既无人管，也不收费。不管是遇到全国人口大清查，还是在阶级斗争残酷的岁月，医院候诊室都是一个最为安全的避风港。
新来乍到的我，在庞大的北京城，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天寒夜深，街上行人寥寥，无从打听医院的位置，只好漫无目的地到处乱找。暴风雪越来越猛烈，如狂狮般怒吼着，我不敢放慢脚步，靠奔跑产生的热量抵御着严寒。
恐惧不安、惊慌绝望的我失去了方向，孤独地迷失在这座大都市里。
北京，我自小就十分向往的地方。它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那历代君主登基称帝的故宫，都令人心驰神往。心想：等办完事后，我一定要到天安门广场去走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留个影，到纪念堂瞻仰一下毛主席的遗容，到故宫博物馆去欣赏一下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谁知，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
不知跑了多久，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拼命地奔跑，大口地喘着粗气，饥饿使我的肠胃激烈地痉挛。蓦然间，来到一个铁路道口，值班室窗口上的铁皮烟囱里冒着浓浓的黑烟。疲劳、寒冷，加上饥饿，使我寸步难行。我不顾一切地上前去用手拍门，突然觉得双膝发软，眼前发黑，不由自主地瘫倒在地上……当我微微睁开双眼时，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凌晨五点。
放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小煤炉，上面的水壶正滋滋地喷着热气。我躺在靠椅上，身上盖件棉大衣，浑身暖洋洋的。值班的大爷是位六十多岁的铁路职工，见我醒来，说道：“小伙子，你可醒了。”我知道，一定是这位好心的老人救了我。本想翻身坐起，无奈头晕目眩、两眼发黑，根本无力坐起来。我抬起头来，有气无力地说道：“大爷，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你是外地人吧。”
“嗯。”
“你从哪里来？”
“安徽淮南。”
“来北京有事？”
“是来上访的。”
“怎么走到这里了？”
“这是什么地方？”
“通县双桥镇。”
“这儿离北京车站多远？”老人并没有回答，用指头神秘地打了个手式。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天哪，昨天夜里我一口气竟跑了十八公里！
活在人世上，常感到“恩情”二字太重，使人无法报答。老人家不仅救了我的命，还把自己留做早餐用的面饼送到我面前。我一边喝着热茶嚼着面饼，一边讲述来京上访的原由及遭遇。我说得仔细，他听得认真，并不时地点头。讲完后，我自嘲地说道：“我真傻，真笨！不该冒险来京。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悔。”老大爷突然站起来说：“小伙子，你是一个精明能干、事业心很强的青年。生活委实是一种艰难的跋涉，有时还会伴着痛苦与磨难，你要勇敢地走下去。也许前进的路上还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只要坚持下去，你会成功的！”话不多，理却深。我下意识地意识到，站在眼前的绝不是一般的铁路工人，而像是一位很有知识的长者或领导干部。
果然被我猜中了。他原是郑州铁路局的一位干部，“文革”时期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他的下属因失手伤人被判入狱，撇下家中体弱多病的老母亲。他经常去看望老人，为她买粮买煤，生病了背她去医院治疗。这种十分人道的善举，却被单位造反派说成是“立场不稳，同情坏人”。因其家庭成分不好，不仅被定为“混进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还把“叛徒、特务”等罪名强加给他，开除了他的党籍，判刑十年。“四人帮”被打倒后，他被释放，暂时在这里当守道员，等待上级为他落实政策，重新安排工作。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对过去的蹉跎岁月以及遭受的苦难，我并不觉得后悔。因为苦难并不是人人都拥有的经历，如果有了，那便是一笔终生受用不尽的财富。”这话讲得很有哲理：曲折的人生经历，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
天亮了，我起身告辞。我知道，对他的搭救之恩，仅仅凭感激、说几句好听的话是远远不够的。我恭恭敬敬地向老人家鞠了个躬，说：“大恩不言谢，大伯，您有高贵和善良的灵魂，应该是幸福的。”他拉着我的手说道：“大恩不言谢，说得好。小伙子，临别之时，我再送你几句话：人生本身就是一种修炼，这种修炼需要吃苦。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更要直面人生，我想你会成功的。因为，你是从苦难中走来。”
遇到灾难时，人与人的心会贴得更近。大爷的话是激励，是鼓舞，我感谢大爷的一番肺腑之言，他为我的人生之路点燃了一盏明灯。
从双桥镇乘车来到东郊，再改乘公交车，几经辗转，来到文化部已是十点多钟。
接待室内挤满了人，一打听才知道，上访人员需要凭号接待，我急忙来到发号处。
登记人员简单地问了几句，写了几笔，就发给我一张“号”。我一看，编号为0018280。也就是说，我是一万八千两百八十号。登记人员解释道：“这是总编号，在全国各地上访人员中，文化系统最多。”我听了还是不明白，再次问道：“你干脆说一下，我这个‘号’需要等多久？”
“说不准。”登记人员无奈地摊开双手。
“你说一下大概的时间。”他接过我的号看了看说：“大约需要等半个月吧。”我一听就急了：“领导同志，我有急事呀！”
“来北京上访的都有急事，谁也不愿在这多呆一天。”
“领导，能不能请你通融一下。”
“不行。”他回答得十分干脆。说着，他把号递还给我。
我心想：这下子糟了；如果要等上半个月，家里演员肯定支撑不住，到时剧团非散伙不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去闯“文代会”，面见文化部领导！我头脑一热，转身便走。走着，走着，我又停下，心中觉得有些不妥。“文代会”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首次全国性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岂是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可以乱闯的地方？全国那么多的大型艺术团体，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尚未落实，比起他们，一个小小的民间剧团又算得了什么？这种毫无把握的乱闯，能解决问题吗？想到了这些，又觉得自己有些鲁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傻愣愣地不知如何是好。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念头闪现在脑海：到会场去找丁玉兰老师。
正欲举步，又觉为难。丁老师正在参加会议，同她一起开会的都是些影视明星、剧坛泰斗、表演艺术家、作家及文艺界知名人士。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草台艺人，此时此刻去求见她合适吗？她愿意见我吗？我犹豫了，垂头丧气地又回到发号处。
领“号”的人比刚才更多，吵吵嚷嚷，乱作一团。望着拥挤的人群，我心灰意冷，看来我是白跑一趟了。想想自己险些丢掉性命，心又有所不甘，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难道就这样无功而返？心中实在窝火！满脑子如一团乱麻，不知何去何从。这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临行前演员们期待的目光，他们盼望着我能把佳音带回去。假如我就此放弃，岂不令大家伤心？空手而归，剧团必“死”无疑。罢了，罢了！与其等“死”，不如闯“祸”。闯文代会，找丁老师，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为了剧团的生存，为了二十多个人的活路，冒点风险，值得！我随手将那张“号”一丢，径直奔向国务院第四招待所……第四次文代会，是全国文化界的一次盛会。大会开得十分隆重，邓小平同志到会祝辞，周扬同志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这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大会，是一个迎接文艺春天、振奋人心的大会。会议贯彻了“双百”方针，对艺术的争论与批评实行“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
华东地区六省一市代表全住在国务院“四招”。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会场大门前。
大门口的值班室里除工作人员外，还有解放军站岗，他们个个表情严肃。我走到他们面前，很有礼貌地说道：“同志，我是安徽来的，想找本省代表丁玉兰老师。”
“不行。正在开会，谢绝会客。”
“那就等会散了，我再进去。”
“有证件吗？在哪个单位工作？”我一生中最怕人提到单位，直到如今我都无法给自己定个准确身份。我随手将小剧团的介绍信递了过去，他看了一眼：“出示你的工作证。”工作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是啥样的，只好悻悻离去。
然而，我并不死心，打算等下午换了岗哨再去碰碰运气。中饭后果然换人了，也就在此时，一辆三轮车从身旁经过，车上装满书籍，我断定是送往会场的。正好是上坡路，我二话没说，把包朝车上一扔，赶忙帮着推车。车夫回头望了一下，说了声：“谢谢！”我回了一句：“不客气。”低头推车。
“是来开会的吧，哪里人？”
“安徽。”我不敢多说话，生怕漏出破绽。当我推车快进大门时，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低着头使劲用力。
也许他们把我当成是车夫的助手，并没查问。就这样，我闯进了会场。
正在午睡的丁玉兰领我来到会客室，吃惊地问：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丁老师，我们的剧团被勒令停演了。”
“什么时候停演的？”
“已停演二十多天。”
“为什么停演？”
“上面说我们演鬼戏，宣扬迷信。”
“你们演的什么戏？”
“窦娥冤。”
“真是荒唐，带材料来了吗？”
“带了，我写了两份。”说罢，将一份材料递了过去，接着说道：“丁老师，实在不好意思，本打算到文化部上访的，接待处说要等半个月才能受理我的申诉，等不及了才来找您的。”
“看你说的，我们都是为了振兴庐剧。这是我份内的事，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的。”
“谢谢，丁老师。”
“我马上就要开会，你在这里休息一下，散会时我来接你，就在这里吃晚饭。”望着丁老师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升起一股由衷的崇敬之情。她虽是名气很大的艺术家，却一点儿也不摆架子。在同我的交往中，她是那样地朴实、那样地谦逊。正是她的这种品格给我以深深的感染，使我明白，像她这种艺术家比别人更易感动、更加敢为、更加敏感，也更加热情。
散会时，丁老师十分郑重地将一封文化部加密的信函交给我，说道：“你明天就回去，把这封信直接交到市”革委会“，剧团的问题一定能圆满解决。”我双手接过信，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来京上访饱受磨难，经历了生死考验，现在总算有了结果。许多说不出来的复杂情绪一齐涌上心头，使我禁不住流下眼泪。丁老师说：“小闫，我非常敬佩你敢闯、敢为、肯吃苦的精神。今后办团有什么困难到合肥来找我。”我说：“丁老师，我代表全团谢谢您！”
丁老师说到做到，在我们团创业和发展的道路上，她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帮助。
还有两天，大会即将胜利闭幕。今晚举办有中央首长及文化部领导参加的宴会。在丁老师的安排下，我有幸参加了晚宴。
有生以来，哪见过这样的场面。那铺着红地毯的大厅，让我觉得好像走进了天堂。我坐在丁老师身旁，手足无措，十分拘束。
在宴会餐桌上每人面前摆两双筷子，其中一双檀木的为公筷。所谓公筷，就是用这双筷子夹菜，放在自己面前的盘子里，然后再用另一双竹筷夹菜往嘴里送。这种做法既讲究卫生，也是出于礼节，事先丁老师向我交待过。开始时，我还十分谨慎，吃着吃着一时大意，竟用自己的筷子去夹大盘里的菜。丁老师一见，赶忙捅我一下，我顿时醒悟。同桌吃饭的人，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羞得我面红耳赤，再也不敢动筷子夹菜。丁老师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安慰我道：“小闫，吃菜呀！”我“嗯”了一声，就是不好意思再动筷子。这件事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有点难为情。这是一段我终生难忘而又十分尴尬的经历。
一声汽笛，火车缓缓启动，驶出了北京站。
我的心无意留恋可爱的北京，早已飞向那遥远的淮南！我恨不能一步到家，将这一特大喜讯告诉大家：我凯旋归来啦！
坐在火车上，我不时将贴在胸口的信取出来看了又看。我虽然不知道信的内容，但我清楚它的份量。它好像一把“尚方宝剑”，必将给面临绝路剧团带来生的希望。我不敢有丝毫大意，小心翼翼地将信又装进贴胸的口袋里，生怕丢失了这封信。它凝聚着众多艺术家正义的呼声，凝聚着丁老师的心血，它是在丁老师和许多像丁老师一样热爱艺术、扶持艺术的艺术家的努力争取下才获得的……原来，丁老师看了我写的材料后，立刻去找到各代表团游说，为我团鸣不平。
下午，华东地区六省一市代表集中讨论大会报告时，丁老师取得会议主持人的同意后说道：“我现在手上有一份材料，听后请你们发表看法。题目是：一个民间剧团的遭遇……”
丁老师读完材料后，引起会场上强烈的反响。
代表们纷纷发言，各抒己见：“‘三自’性质（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谋生路）的民间剧团是今后剧团发展的方向，应大力提倡、给予扶持和正确引导，不应打击、刁难……”还有位著名作家说：“有些地方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来领导文艺工作是不行的，应当按照艺术规律办事……”与会代表对我团的遭遇十分同情，有人指出，“四人帮”已被粉碎三年了，但是它的阴魂不散，还要寻找机会，借尸还魂。它影响着一些同志的头脑，指挥着某些人的行动，甚至有些思想僵化的人还在人为地设置禁区……“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民间剧团的遭遇像一滴水珠掉进滚开的油锅，顿时炸开，引发了一个新的讨论话题。
代表们结合当前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现象，热烈讨论了一个下午。
他们的发言，既有伸张正义的同情，又有以理服人的批评；既是唤醒保守僵化者的警钟，又是讨伐极”左“思潮的檄文！那慷慨激昂的发言，就是文艺战士冲向明天的催征战鼓。
下有雪霜威，讵知阳春德。只有从劫难中走过来的人，才倍觉春风带来的温暖。
虽然暂时或多或少还受”左“的流毒影响，但毕竟不是”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了。
对剧团的未来，我满怀信心。
愿领千军万马，不带戏班玩耍！这句话虽不是至理名言，但能说明艺术团体的复杂性；一个有才华的领导干部，可以管理好一个单位，不一定能当好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