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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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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川比妹头的哥哥大一岁,读书时候功课不怎么样,只考取一所普通初级中学。但他的运气好,分到苏北大丰农场,两年后就招工到船厂做电焊工。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到他们厂拍电影,还选中他做群众演员。特别给了他一个镜头:在船台上焊接,电花四射,他很潇洒地将防护面罩一推,焊好了。以此可见,他的形象是很不错的。瘦长条,宽肩膀,五官生得很紧凑,而且轮廓鲜明,头发是自来卷,皮肤黑黝黝的。这样的形象,老派人是要叫他"粗胚"的,可新潮却以为是男子汉。其实呢?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看轮廓,他确实有男子气,脸部和身体有些像西洋人的雕塑,肌肉的块面很有力度。但是眉眼间却有一股蛮横之气,看人很凶,而且无礼。他是独子,从小死了父亲,寡母便格外地宠爱,两个姐妹也凡事都让着他,所以就养成他独霸天下的为人。在弄堂里,他谁也不怕,只有一个人,也不能说怕,而是服帖,这个人就是妹头。小时候,他骑着他大伯的自行车,在弄堂里直来直去,那些小小孩就纷纷避让,贴着篱笆墙看他过去,再过来。一条弄堂都成了他的天下。只有妹头,硬拖了几个小女伴,将牛皮筋横过来一拦,顾自跳着牛皮筋。等他骑到跟前,妹头就说:你骑呀,你骑呀。他真就骑过去,牛皮筋眼看着被自行车的轮盘拖得老长老长,立刻就要断了,身后是小女孩子们一片锐声尖叫。妹头的声音最响,还是那两个字:你骑!你骑!你骑!他到底不敢再骑过去,只得下了车,退了回去,松开了牛皮筋。妹头还是不依不饶:你骑,你骑,你骑!后来长大了,到底懂事了些,又有了工作,自然稳重了,就不大在弄堂里混,却是变得傲慢了,见了人爱理不理的,谁也不放在眼里,也只有看见妹头,还会打个招呼。可妹头是什么样的人,你理她,她还不定理你呢!倒对他爱理不理的。但妹头心里,是能感觉到阿川是有些喜欢自己的。这喜欢也不是大喜欢,究竟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只是有一点点在意罢了。将自己的女友介绍给暗暗喜欢自己的男人,几乎是女人的本能,这里含有一种占有欲,还有一种支配欲,很有优越感。
     
      妹头的媒人做得很成功,阿川和薛雅琴很快就好起来了,两人都是妹头的不同程度的崇拜者,很愿意服从她的调遣。再说薛雅琴早有心愿嫁到妹头的弄堂里来,因为妹头曾经对她说过,倘若哥哥没有谈朋友,就一定让哥哥和她好,这类的话,这自然是提示了她的。住进这样的地段和房子,无疑是意味着进入了上海的上只角,也就是上层的意思。而阿川的形象放在那里,她看上一眼就觉得没什么话说,只有听男方的意见。阿川对这个方脸大眼的女孩子说不上什么好,也说不上什么不好,但她结实的身体,以及颟顸的神情,却激起了他的情欲。阿川就属于在农场里,给予小白他们男女关系启蒙的,那类大男生。他们都已经是有些经历的。农场的生活相当枯乏,前途又茫然,男女青年们就寻找些刺激,以充当青春的快乐。而回到上海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在规范的生活里,道德的约束也很强,没有什么单纯的感官的快乐,要就是,婚姻。所以,妹头一给他们搭桥,他们就接上了关系,开始了热络的往来。现在,薛雅琴到了妹头的弄堂,就径直走到弄底,进了阿川的家。替妹头干活,也换成了替阿川干活。他们谈恋爱谈得和人家不太一样,很少有出去逛马路,看电影,吃饭,消遣性质的活动,总是在阿川家里。或是薛雅琴帮着他妈干活,或就是两人门窗紧闭地关在房间里。阿川没什么变化,薛雅琴却像换了个人似的。她脸色红润了,体态也丰腴了,她的神情也变了,变得自信和满足,甚至有那么一点点骄傲。她带着炫耀地,在弄堂里洗阿川油渍斑斑的工作服,大头鞋,床单被套,或者是一堆油腻腻的猪肠猪肚,一边告诉人家,是要炖汤给阿川吃,阿川的身体很亏。妹头学着师傅的眼光去打量薛雅琴,结论是他们一定有过了她和小白间的那种关系。她心里似有些不平,好像是,竟被向来看不起的薛雅琴迎头赶上了。但是,还不是靠她妹头吗?没有她妹头,能有薛雅琴的今天吗?可是,上一回她让薛雅琴帮着缠几桃毛线,薛雅琴竟然说她要去给阿川附队买年糕,断然拒绝了妹头。这叫什么:忘恩负义。
     
      可是,没过多久,薛雅琴就又找到妹头门上来了。起先,妹头没什么好声气,爱理不理的,可一听薛雅琴说她有喜了,不由就把脸正了过来。薛雅琴经历过了男女之间的事,说话都没有什么顾忌了。妹头虽然要比她早经历,但却是第一次听这么内行又露骨的说法,不禁红了脸。但她依然保持着镇定。她先是训斥薛雅琴没有脑子,怎么能什么都由着阿川?再是埋怨薛雅琴不顾后果,还没有满师,就出这种事情,追究起来,还要追究到她妹头的头上,谁让她给他们牵的线呢?然后就反问薛雅琴,她准备怎么办?薛雅琴又恢复了原先的谦卑,要妹头说怎么办。妹头火气上来了,说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应该去问他!他说随便,薛雅琴说。妹头更火了,拉了薛雅琴就往阿川家去。噔噔噔走上三楼,推开房门,阿川正在床上睡午觉,被妹头叫起来,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很紧张地问:怎么啦,怎么啦?妹头把薛雅琴往他身上一推,说,问你自己!说完扭头就走,将房门使劲一带,发出一声巨响。阿川还真是有些在乎妹头,开始认真对待了。他找到他原先农场里的老关系,帮忙开出一张介绍信,带薛雅琴到郊县一家医院里做了手术。过了一天,薛雅琴就黄着脸来上班了,并没有流露出多少痛苦的表情,相反,还绕有兴趣地,趁没人的时候,要和妹头谈点细节。妹头可没有胃口听,转身走了。闯过这么一次祸,薛雅琴他们非但没有接受教训,从此收敛些,反倒因为看见了出路更加放心大胆。就这么,又做了一次手术,好不容易捱到薛雅琴满师。几乎是,前脚拿到三十六元满师工资,后脚就去办了结婚登记。等到结婚那一天,有经验的人都看得出新娘子的身孕了。果然,半年以后,薛雅琴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儿子既像爹,又像娘,像的都是优点,十分漂亮。个子又大,长腿长身,落地就有八斤重。阿川的寡母和姐妹都欢喜极了,抢着带他。薛雅琴一下子成了他家的功臣,几乎被供了起来,月子做得非常享福。连阿川也很高兴。他们家是宁波人,特别重子嗣,阿川也是要儿子的人,从此就对薛雅琴器重起来。这时候,薛雅琴才想到妹头,真正地感激起她来。她当然不会像老派那样真的送十八只蹄髈谢媒,而是买了一对金华火腿,夫妻两人很郑重地送到妹头家中。
     
      薛雅琴的儿子都生好了,小白还没有抽调回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多少有些疲了,但是呢,又确实习惯了在一起,分手的时候,彼此心里都很空。好像生活里有一个缺口,就不那么完满。他们很自然地,情绪低落。事情在了这么一种停滞的状态,该做的都做了,再要做什么,却由不得他们了。他们只有耐心地等待,等待事情的转机。妹头是不惯于等待的人,她总是要做些什么。这时候,她就着手于嫁妆的准备。这是物质比较紧缺的年月,样样要配给,且十分有限。除了布票,还发有工业券,购买丝绸,毛料,化纤织品,都需要工业券。对于一个准备结婚的人来说,工业券是远远不够用的。但是,什么事情能难倒妹头呢?她寻觅着那些少收,甚至不收工业券的处理品。由于是为外销生产,它们的颜色,花样,款式就都不是市面上的大路货,而是别出蹊径。又由于外销生产严格的把关,质量就相当有保证。所以"处理",只不过是因为一点肉眼难以发现的暇疵。一旦有卖,立即就排起长队。所以说是处理品,其实更是紧俏物质。买紧俏物质,正是妹头的强项。她能够很敏锐地觉察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将要出售处理品,就好像商店里有她的眼线似的,她总归能及时赶到。她还不像大多数热衷于处理品的人那样,赶上什么买什么,照单全收。她可是有选择的。有一些处理品看上去不错,实际上却不怎么样;又有一些处理品确实不错,可并不合用。她便当机立断:放弃。总之,她消息灵通,又有眼光,还头脑冷静,有全局思想。所以,渐渐的,她就拥有了一些品质优良又富有特色的床单,被面,枕套,而工业券则一张也没花出去。她积攒了数量可观的工业券,眼光在正品的柜台里搜索。她要将这些宝贵的工业券,用在最要紧、最值得的东西上。倘若遇到这样的机会,她可是一点不手软。有一次,她看见一条淡雪青的软缎被面,上面织着同色的牡丹,非常华贵,而且吉祥。她毫不犹豫地付出一百二十张工业卷,妹头全家全年的工业券都在这里了。这条被面带有经典的意思,将她的收藏提高了品位。处理品好是好,可毕竟过于别致,难免游离于潮流之外,而妹头是尊重潮流的。她还很留心那些串弄堂的乡下人。那多是妇女,穿着江南一带家织的蓝花布衣,系着围兜,扎一块头巾,肩上背一个大布袋。她们木讷的面部之下,隐藏着世故,经验,还有狡黠。她们并不做声,也不乱看,挨着门走过,忽然就停住了脚步,迎上前去,悄声问道:阿姨,湖州大红牌丝绵要吗?她们几乎一问一个准,没大错的。这家或是有待嫁的女儿,或是要进入口,总之,添衣添被的当口。然后,便被让进后门里的灶间,看货色,谈价钱。这事情妹头又是在行的,哪一样次货能混过她的眼睛?真的,从一个女孩亲手备起的嫁妆,就能看出她的头脑,心智,趣味,和生活经验。
     
      有些东西,妹头和一般女孩一样,一定要全新的,有的,妹头却情愿要旧的。比如,还记得吗?妹头妈妈床上的鸭绒被。妹头就问妈妈要了来。这条鸭绒被,因为缎面有些磨损,经纬稀疏了,鸭绒便钻出来,一抖,飞飞扬扬的。妹头妈妈却不舍得继续盖,又不舍得花大价钱送去换胆,只得收在樟木箱里。这时,妹头就要了过来。她决定自己换胆。她无师自通地,将旧胆上的缝线拆一行,脱出一行,把新的缎面罩上去,细针缝上一行。再拆一行,套一行,缝一行。新胆的四边周,也是用双滚条澡边。缎面和滚条都是重新配的色,橘色掺黄的软缎,滚条则一色维红压一色翠绿。是大开大阖的颜色,听起来相当冲,可放一起,铺陈开来,竟是富丽堂皇。做好以后,弄堂里的人都来欣赏,连玲玲的骄傲的二姐姐,回娘家时,听说了,也来参观了。她嫁了一个西餐社的厨师,生了是个女孩,却依然年轻,白皙,小巧,冷面。妹头虽然已经不以为她怎么样了,可因是小时候的偶像,所以,还保持着敬畏的心情,很荣幸地将旧翻新的鸭绒被铺开了,供她批评。玲玲的二姐姐面无表情地看了一遍,并没说什么,可她看了那么长的时间,妹头就已经知道了她的评价。妈妈送妹头鸭绒被时,将装鸭绒被的樟木箱也一并送了她,妹头也接受下来。她到车间里找了些擦铜油,擦去铜锁上的绿锈,锁立即铮亮,既是新,又能看出是老货,显示出厚重的家底。
     
      在这同时,小白那边也把新房的安排方案拿出来了。这方案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把底层让给他们做房间。阿娘和偶尔回家探亲的姐姐住到楼上,吃饭呢,还是在楼下,在他们的新房里放一张吃饭桌子。妹头心里是想二楼做房间的,但再一想,楼上很是晒顶,要大人让房间毕竟不好意思,还有,她新生出了一个念头,她决定要在楼下做一个卫生间。她宁可将外间灶间的隔墙往里面移一米,这样,她们的房间虽然要收缩四个平方的面积,但是这样就有了卫生间,不必在房里拦马桶间,也不必倒马桶,重要的是,房子的性质不一样了。再有,灶间也扩大了,可以连带做吃饭间,就不必在他们房间开饭了。所以,还是划得来。她主意定了,然后和小白商量,小白听了就有些头大。严格说,他们的事情一进入具体的操作,他就一直头大着。他也知道,这些事情是躲不过去的,那么,最好是做梦似地做过去。正好,这时候,阿五头回来了。阿五头患了肝炎,回家养病。小白再从农场回上海,就分出一半时间往阿五头那里跑。由于分离了这么久,之间的疏远倒像是不曾有过似的,他们一下子又回到最好时候的那样。虽然各自都有了些决然不同的经历,却都搁下不提。他们是那种心有灵犀的朋友,不用多说,只要在一处,自然互相就懂了。他们又去了人民广场,那山东人竟然还在,因从来也没有看清楚过他的面容,就觉得他一点也没有变。这使他们感到并没有过去多少时间,人事依旧。那时候还没有同性恋一说,妹头只是觉得他们好得奇怪。他们俩的世界是妹头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的,但她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相反,要是小白的一切,都是在妹头智能范围内的,她就要感到无趣了。她喜欢小白有一些超出自己的东西,这种对男性的理解多少是来自哥哥在她生活里的影响。所以,她并不硬拉着小白一起去实现她的计划,而是说,你只要说服你们家大人,其余的都由我来。这要求一点不过分,小白也觉得再推脱不好了,就去征得了父母,还有阿娘的同意。对这个计划,大人们说不出一点不是,可也不见得有多么赞成,他们甚至还有些不悦,觉得妹头是在挑剔他们。但既然妹头说了,她全包,就也不好反对。于是,妹头便拿了小白的户口簿,房票簿,去奔走活动,争取房屋部六的许可和派工。那时候,工程队都是由房管处统一调派的。由于是增建卫生间,还要排放一根排粪管,这根排粪管需走一些弯路,才可放进化粪池,就要破路面。事情涉及到三头六面,可妹头都摆平了。
     
      妹头再说她全包,小白也不能看着不问,到底也是他家的事情。开工时也就请假回来一起张罗,送烟送水,和工人热络热络。有几次,阿五头也来看看,主要是找小白说话。说起来,妹头也是和他同班同学,可他却对此一点印象也没有。看起来,他对妹头也并无什么兴趣。这点,小白和妹头都能感觉到。背地里,他没有向小白发表一点对妹头的意见,当面呢,他和妹头就没有一句话可说。他的冷淡态度无疑是使妹头极为恼火,从此就种下对此人的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挖苦和攻击。而小白则是感到有些羞愧,好像在阿五头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有时候,他就会有意地和妹头唱反调,好像要把关系弄坏似的。但他立即会遭到妹头的遏止:你要做什么?小白,识相点吧,不要没事找事!妹头一句一句地向他而来,并不针对他的意思,却又很针对他的意思。这就是妹头的本事,无论表面多么纷纭,她都能一眼看透,直指真相。你要想和她搅浑水,是搅不成的。所以,闹了几次情绪,也没闹出什么成果,在妹头这里全输。为表示自己对妹头的无所谓,他只有更频繁地跑阿五头家,和阿五头在一起。
     
      他们现在的谈话更加深奥玄虚,环绕着生存的意义和无意义。他们都很年轻,并没有多少生活经验可作推论的材料,只是凭着论证的方式和顽强的精神,一步一步地推理。所以,都是以空对空,纯粹是思想的运作。这种运作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虽然是在虚拟的条件下进行,可是它们展现了独立的思想过程。这个过程在他们执著的推进之下,终于能够自圆其说。他们俩真是最好的搭档,配合得极为严密,并且各司其职。比较起来,阿五头更善于出思想,他有着奇思异想,思路在本质上和常人不同,而且逻辑严谨,显示出机械论训练的良好成果。前者是来源于热衷想象的天性,后者却要归功他大量的庞杂的阅读。而小白呢,他其实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所以更加侧重文学和诗歌,这使得他迷恋于华丽的词藻,汪洋恣肆的表达。后来,小白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文论家。他的文章都是以对话的形式结构,对话的双方为A和B。A就是阿五头,B则是他自己,小白。从此也可看出,他无意中认可了妹头给他起的名字,"小白"。偶尔的,他们三个人也会一起出去玩,看电影,或者逛马路,妹头随他们说什么,一般是不插嘴的,方才说过,妹头认为男生们是应该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话题。但有一种情况下,妹头就不得不说话了。由于用上海话不便于表达,他们常常会夹杂着一些普通话,尤其是概念性的名词,非是普通话不可。这样的时候,妹头就会给小白一个白眼:开什么国语!他顿觉尴尬,讨论不下去了。阿五头并不听见妹头的话,也不是个敏感的人,兀自夸夸地说着。半时,才发现没了对手,小白消极地沉默着,便也没劲下来。有了这么一两回,小白就再不让妹头参加他和阿五头的聚会了。
     
      卫生间修好了,小白一家首先享受了极大的便利。灶间也按妹头的设计,扩成一个手枪形的空间,在手枪柄上放了饭桌,做了一个小饭厅,也做了全家人聚集的中心。趁此大兴土木,底层的新房间一并做出来。修门窗地板,粉刷天花板,贴墙纸,装壁灯,小白家的大人给了一笔钱买家具。阿娘希望他们能够继承那张宁式眠床,小白无所谓,妹头坚决不受,毫不顾念他们在其中度过的美好时光。这张床在她眼里是老八股,又不是洋式的老八股,像她那床鸭绒被和樟木箱,而是乡气的八股,这含有一种阴暗的历史。谁知道上面睡过多少死人呢?是要做噩梦的,妹头刻薄地说。小白说:好像你没有睡过似的。妹头厉声道:所以,所以呀,就不要睡了呀!小白别想说过她。处理这张床出了点小难题。阿娘先是要搬上楼,表示,你们不要,我要!小白的父母也不大想要,嫌它占地方,好像房间里又套了个房间,但不愿和阿娘生气,只好往楼上搬。不想,楼梯太窄,抬不上去,就提议还是卖了。阿娘不允,守着床掉了眼泪,大家都看妹头,无奈妹头就是不要,最后是抬到小白的舅公家去了。事情虽然解决了,阿娘心里却是不高兴的,好像不是这张床,而是她这个人,被妹头从家里逐了出来。芥蒂就是这样种下了。
     
      现在,房间是一崭新的,每月小白休假回来,一个人睡在里面。平时多是空关着,只有妹头有权进来,东看看,西看看。此时,妹头的东西还没有搬过来,床上是小白的旧被褥,窗上也是旧床帘,桌上,五斗橱上,都没铺台布,沙发是包在塑料纸里的,椅子也是。油漆味道还没有散尽,新家具又带来木脂和胶水的气味,还有新打的地板蜡的气味。总起来,是新事新物的气味,叫人高兴。什么都有了,就缺一个小白,小白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呢?
     
      玲玲也有男朋友了,是一个华侨,父母都在香港,结婚后也要去香港的。男方的父母已经正式上门提过亲,带了许多稀奇东西:半导体收音机,电动缝纫机,各色衣料,毛线,又请她们全家去国际饭店吃了饭。现在,玲玲进出的都是这样高级的场所。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末期,服饰上的风气还是比较保守,但玲玲却在夹缝中求发展,稳中求变。既新颖,又没有越过雷池半步。比如,衬衣做成男式的领子,袖子的克幅比通常延长一倍,一列三个扣子,腰身窄长。裤子比较宽,又宽不到喇叭裤的程度,那就出格了,其实就是后来的直统裤,裤管扁扁地遮住脚面。还有灯芯绒的外套,前襟和后背,经过拼接,以条纹组成图案,接缝处都是明浅,也是压出图案的效果,有些类似猎装,又不是那样男性化。总之,是十二分的独特。玲玲现在是弄堂里的人尖了,在家里的地位也上升到二姐姐之上。其实,她心里一直是憋着股气的,一定要挣出头来。她晓得结婚是女人第二次投胎——像她父母养了那么多女儿,又无能力为女儿创造更好的条件,对女儿的希望大都是寄予第二次投胎上——于是,抓牢了这个机会。比起妹头来,玲玲更有心智,而且冷静,不像妹头那样率性。这电是处于配角的位置,韬光养晦,积成的性格。妹头很准不对玲玲生妒,觉得她怎能这样事事现成?但一旦为自己的事情忙起来,就又被其中的乐趣抓住,觉得玲玲这样也没啥意思。她看见过玲玲的华侨男友,瘦长单薄为身体,带着一副澹然的表情,倒和玲玲很配。妹头也觉得不如她的小白有趣,她想象不出玲玲和这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男人,能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但无论如何,她和玲玲也已经是桥归桥,路归路,不再有什么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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