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就是力量
不管W·冯特的幽灵会怎样看待今天的临床心理学，但有血有肉的冯特目睹他创立的科学已经投入了不体面的实际用途——而且是他的一些高足所为时，一定会悖然大怒。
其中的一位高足，即厄内斯特·缪曼做了一件冯特认为是变节的事情，它抛弃了纯粹的研究，转而将心理学原理应用在教育之中。更坏的是，另外两位弟子还在商业界和公众面前叫卖自己的专业知识。1903年，西北大学的沃尔特·迪尔·斯科特还出版了一部论销售和广告心理学的著作。冯特的嫡传弟子雨果·曼斯特伯格1908年还出版了一本论法庭陈述心理学的书，1915年又出版了另一本论日常问题心理学的书。他被威廉·詹姆斯请来哈佛出任心理学实验室的主任。
曼斯特伯格尽管是一位典型的德国教授，其社会观也是反动的（他极力鼓吹，妇女的地位就是呆在家里），长相更是难看异常（装束简陋，鼻子扁平，尖尖的下巴，一脸卫兵络腮胡子），可是，他却成了美国心理界的名人。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身份好像还是犹豫不决。尽管他在书本和通俗杂志里，以及在众多听众面前极力鼓吹应用心理学，可是，他却通过大量卷秩浩繁、长篇累牍的心理学理论著作保持自己作为一位科学家的身份。他本可以不做这些工作的：他的应用心理学是他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他的理论工作却毫无贡献。
许多心理学家都曾因曼斯特伯格极力鼓吹应用心理学而受尽侮辱，可是，公众却很喜欢这一点。影响更大的一面是，一些冒险的商人请曼斯特伯格和他的学生利用自己的心理学知识来改进工人的劳动效率，使广告更打动人，并帮助选择最能完成特定工作的人选。
比如，他为一家电话公司开发了一套测试办法，以找出最能适应交换机操作的妇女。为了试一试他的办法，这家公司悄悄地把好几名有特技的操作员夹在30名求职者中让他考。所幸的是，曼斯特伯格到底给这些有经验的操作员打了高分。
不幸的是，在一战开始时，曼斯特伯格发表了好几次亲德国的公开演讲，这使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于1916年去世时，他曾担任过主席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对此只字未提。
曼斯特伯格既想当应用心理学家，又希望保持理论家的努力，象征着一场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有关知识价值的辩论。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知识本身是值得追求的，不需要考虑它是否有实用性；而大多数社会领袖人物和普通人都觉得，知识只有能够应用于实际时才值得追求。后者的观点在工业技术社会特别明显，因为这种价值观与它极为合拍；这是工业时代的黎明，因此，一位不怎么出名的英国诗人吉尔伯特·威士特写道：“好处在使用之中，而不是在其仅有的据有之中。”
因此，毫不奇怪，在20世纪的美国，应用心理学很快引起注意并快速发展起来。我们已经看到过好几种使基础研究和理论倾向于实验用途的途径，其中有：
——智力测试，两次世界大战中用来剔除不合格的兵员；
——智力及能力测试，全国许多学校用这种办法给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分班；
——将知觉原理运用在飞行员培训选手的测试中，是由二战中的陆军飞行队进行的。
——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布朗诉教育部案例中引用心理学研究发现成果，以及因之而来的对公共学校的重整。
——由大众媒体和其它方法进行的父母教育，灌输一些儿童发育正常阶段和父母最能给每个阶段的孩子带来好处的知识和方法。
——当然还包括所有形式的心理治疗学，以及它们对美国人的心理卫生和行为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有他们的生理卫生：一系列研究显示，经过心理卫生治疗后，经常看医生的人看医生的次数减少了三分之一。
这些还只是心理学知识在过去八十多年时间里得以应用的少数几个领域。最近几年，这个领域开始发芽了。临床及其它应用心理学家现在构成了美国心理学协会半数以上的会员，在非会员的心理学家中，这个数字可能也差不多，而美国社会已经受到心理学的深刻影响，其中有：
——每年，一百多万高中生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都由他们在SAT测试中的得分而决定（学术敏捷度测试），这种测试是由教育心理学家设计的，许多学校不考虑接受一些分数不过关的新生。
——成百万人就职的问题，工作性质从流水线作业到管理层不等，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在智力测试、敏捷度测试和性格测试中的得分所决定的。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通过各种各样的培训促进劳动操作水平和运动水平的提高，以及人际关系的改善，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以心理学发现为基础的。
——数十亿美元的电视和无线电商业广告及印刷广告的洪水在极大地影响我们的品味、购买行为、日常行为和投票的选择。这类的交流有很大一部分使用了心理学咨询者（或者，按照时下的应用心理学教科书对他们的热门称呼，可以把他们称作“承诺职业者”）提出的说服技巧。
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应用心理学是在利用科学知识改善人类的状况，还是在误用它，以谋取自私的目标，或者给其目标造成相当大的代价？
当然，它两者兼而有之。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可以用于好的目的，也可以用于坏的目的，而且经常是在同一时间内。每个社会的标准和结构，都会确定哪一种选择或者各种选择的混合会盛行起来。比如美国社会，通过极大地奖励治愈患者和推迟死亡，它已经刺激了像人工呼吸装置和保持营养及水作用的装置这样一些措施的发展，可是，由于没有能够修改其传统及法律，只得使医生们延长绝无生还希望的病人、永久进入无意识和完全无望地挣扎在痛苦中的病人的生命。
因此，在心理学中亦是如此。在它的许多应用之中，有些能改善个人和集体的生活，而另外一些却会使行医者得益，使接受者受害。知识，这次又是一样，不能从我们的集体意识中擦去，我们也不想这样做，可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目前还没有学会既鼓励心理学的使用，同时又能看出并限制甚或防止其误用。
改善人类知识的利用
心理学的许多应用使人类开始更有效，更益于健康地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反应。其中有：
健康心理学：这样的一些应用有一些可以改善或者治愈与心理因素有关的一些心理和生理疾病。当然，心理治疗学是最主要的一个例子。其它一些还包括诊断过程和情景性或者社会性的介入。这里有几个例子：
——A型行为模式（TABP）有些人具有异乎寻常的雄心，而且特别有进攻性，他们很紧张，喜欢快速地讲话，快速地行动，很容易生气，容易产生敌对情绪，而且好像是冠心病的起因。要防止这种病症的发生，首先要通过性格测试和面谈辨别其模式。虽然TABP好像是一种天生的性格倾向，可是，应激减低培训可以极大地减轻其症状。另外，引起这种症状的情景因素也可以减至最低或者避免。比如，知道这种情况的父母就可以有意识地放松他们对孩子取得成就的强调，他们还可以选择一些不强调竞争的学校。有TABP模式的成人可以改换至不那么竞争的环境，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换一个不太竞争的工作。
——社会心理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发现，因为一些像移民、离婚或者死亡而引起的社会关系或者网络的中断与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疾病之间有一种统计学上的关系。比如，抑郁及伴发的免疫反应减弱，在离异和鳏寡人群中更为常见。心理学家开出的治病药方就是一种社会支持，所幸的是，许多种支持团体最近在全国各地出现了。有专门为老人、伤残人员、有不良嗜好的家庭和癌症患者（特别是经过乳房切除术之后的妇女）服务的团体，还有一些专门为末期病人及其家人服务的安养活动。
——因为高龄而出现的记忆力正常下降常常是严重压抑、自信心下降、抑郁和退出社会生活的因由。最近几年，许多大学和其它中心的临床诊所，都开始提供助记术和其它交际技巧的培训项目，以弥补这个不足。一项著名的临床报告称，经过两星期的培训后，中年及老年人可以见人面就想得起名字来了，甚至比他们年轻的时候记得还好些。
——许多保健组织和医疗诊所利用从激励心理学中得出的方法，让病人吃他们推荐的药物，并进行建议的活动。这种方法包括：让病人看到无可争辩的益处的证据；认他们看到，有名望的权威人士都支持这些步骤；给病人以奖励，特别是那些进行减肥食疗的病人，给他们以鼓励、赞许，并用图表指示他们的进步情况。
教育心理学：到60年代，心理学家和教育者都已经收集到了大量证据，证明落后生在认知条件和文化准备上都不及正常学龄儿童，这是他们年复一年总是落在后面的原因。“从头开始”是一项大型实验活动，从60年代开始，是“约翰逊总统向贫困开战”活动的一部分。它旨在通过给他们提供特别教育，以掌握他们在学校取得成功必需的技能和背景知识，从而克服贫困孩子的学习困难。
可是，因为政治原因，“从头开始”活动匆匆开始，并没有制订出评估其成果的合适办法。这项活动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国会才要求对它进行评估。接着，研究者们就对参加了和没有参加该项目的一、二、三年级学生进行对比，比较发现，令人失望的是，参加了“从头开始”活动的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并不比其它人强。这项发现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赞成该项目的人说，这两个组并非真正对等的——“从头开始”项目吸引的是那些最需要它的人，没有这个项目的帮助，他们可能做得更糟。不赞成这个项目的人说，这些活动证明，补偿性的特别教育并不能产生长期效果，而这些孩子的糟糕环境却一点也得不到改善。
然而，后来，其它由研究者而不是由社会活动者设计，并使用了合适的控制组的项目却得出了一些更有希望的数据。1975年，11项设计良好的早期强化活动研究的结果汇集起来了，研究者们集体进行了一项纵向追踪研究。在几年时间内，他们寻找、测试并随访8－18岁参加过6O年代学龄前儿童强化项目的学生，并收集了有关其学校操行的数据。1982年，研究者协会报告说，参加了该项目的孩子学习成绩比可比较的控制组学生好些，好多年以后，其智商和成就测试分数更高，谈起自己的时候也会因为取得了成绩而自豪（比如在工作或者学校活动中取得的成绩）。
心理学还在其它许多方面，在许多规模大得多的方面应用于教育中，达几十年之久。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多数例子，因此可以跳过这一部分而看看今天的成果：在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学校心理学家对学生进行测试和评估，并提供短期治疗，2000多教育心理学家使用学习理论和研究数据设计有效的教学方法，并向师范学院的学生灌输这些理论。
人性工程：本世纪初期，一些设计机械、汽车、电器和其它机械装置的工程师们偶尔也突发奇想，他们想让那些控制钮和表阀更适合自然的人类知觉及运动能力。比如，哪怕在早期的汽车上，方向盘与前轮的连接就已经是这样的，如果想向左转，司机就把方向盘向左转。这看上去可能是一种最明显不过的事情，可是，最早期的汽车是通过舵杆转向的，如果要向左转，司机得把舵杆向右拨，反过来也一样。同样的，有些设计者也试着在直觉的基础上将收音机、动力工具和工厂机器上的转盘以自然的方式操纵。
虽说这些都是工程师们操心的事——直到二战以前情形一直如此——可是，大量的设备上面有一些转盘和控制钮是很难解释，不容易精调的。有些需要不自然或者不必要地复杂的人类动作，这经常会造成错误甚至事故。有一个例子就是“英国蚊子”，这是二战时期制造的一种战斗轰炸机，当时心理学家尚没有参与此事。风门在飞行员的左边，着陆控制杆在右边。结果，起飞的时候，飞行员只得从风门上腾出手来用左手把住转向轮，这样，他才能用右手去提升着陆杆，不过，当他松开手的时候，风门就会自己向回退，因而减少动力，而这时候恰好需要最大的动力。
战争期间，有大量新型复杂军事装备在不断开发之中，军事服务机构及其合同签订方开始雇用心理学家，以协助使产品更符合人性的知觉及反应。这就是所谓人性工程的开始，后来也叫工程心理学。心理学家重新设计一些设备，以提高其仪表盘的易读性，使控制钮的精调轻松易行，使必须进行的动作自然协调等等。
杰克·邓拉普是一位负责射击培训研究的海军军官，他曾是福汉姆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对射击设备的第一手经验，和他对使用这些设备的心理学难度的理解，使他在战后成立了第一家人性工程学公司，即邓拉普公司。邓拉普是位精力充足的矮胖者，他既有专业知识，又正好具有应用心理学的宏观远见。“火球！”1951年，他对一位参观者这样友好地大声一吼，“什么纯科学，我受不了这些学术性的马屎。科学如果不能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它就一钱不值。”
他这家公司的发展可谓蒸蒸日上。邓拉普1948年以2．1万美元投资开始，3年以后的营业额已近70万美元，客户为美国国防部、一家飞机制造厂、一家办公机械公司、一家重型电气设备制造厂、一家闪光灯制造厂，及其它客户。
邓拉普公司的人性工程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它帮助一家制药厂解决了正确计量药丸的问题（计数过多会减少收入，过少会违反联邦法律，而这两个问题又经常发生）。计数的工人并不能实际数数，他只能用一块刻有比如100个凹槽的铝板插入装着药丸的箱子里。当他抽出铝板时，药丸会落在几乎每一个凹槽里，他扫一眼之后就会知道，他只需要用手再抓4－5颗到铝板里进行自动装瓶就可以了。至少，这就是这种办法能够起作用的方式了。可是，这种药丸计数办法经常会出问题。邓拉普公司的一位员工研究了这个计数过程后想到，这块铝板与许多种药丸的颜色并没有形成鲜明对照。他在每个凹槽底部刷上一点桔黄色，结果，任何没有落进药丸的凹槽就会像警告灯一样亮着。这样，精确度立即上升，问题解决了。
自50年代开始，人性工程学一直是应用心理学当中一个相当出名的分支，进行这项工作的人在广泛的范围内开展工作，从大型喷气客机到地铁控制中心，从床头收音机到家用电脑。从事人性工程工作的心理学家们研究过几十种问题，包括，是标有刻度的旋转盘通过一个固定的标记容易读些，还是一个指针围绕着一个有固定刻度的圆盘更容易读些（旋转圆盘是更好的设计），怎样使控制钮的手柄更容易找到一些（一种办法：通过不同颜色标记；另一种办法：按照其用途制造成不同的形状，这样，不用看就知道是哪一个——比如，把着陆杆的操纵杆头制成圆形的，像轮子一样，把副翼控制杆做成片状的楔形物）。
直到最近为止，美国最有灾难威胁的设备，即核电站，是在其设计中没有得到人性工程学的益处的。1979年发生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后，核能管理委员会亡羊补牢，他们认识到，当初设计并建造美国核电站的公司里，缺少进行人性工程研究的心理学家。这也可能就是三里岛机器系统的人工操作部分有严重缺陷的原因所在。本可以提醒操作员，让他们注意到自动停车系统中的一个卡住的阀门的标志不太显眼；几乎有百分之三十的系统标识都挂得太高了，操作员们看不到；一些在某些控制盘上表示正常状态的颜色，在另外一些控制盘上又表示故障。作为这些发现的结果，核能管理委员会雇用了约3O名心理学家，根据这些心理学家的建议而重新制订了新的规章和对全国核电站的指南。
人性工程学专家们最近的一些发现有：
——设备使用者从一些类比性的显示器上读取数据的速度更快，犯的错误也越少，比如手表上的指针，或者航空器的高度批示表之类的显示器，比一些出现在控制窗口中的数字显示效果好得多。
——他们理解柱形图、饼形图和其它视觉显示方法的效果，强于一些字母数字式的显示。
——如果数据是在一台显示设备上以一个单一的符号型的外形显示出来，比如其边长各个不同的多边形，则他们一眼就可以掌握必须同时阅读的信息及好几种资料的相互关系。
环境心理学：这种现代专业研究主要处理人类使用其物理环境的方法，和受它们影响的途径。有三个例子：
个人空间权：跟大多数动物一样，人类也有控制周围空间的强烈冲动。当一组人感觉到某个地区属于他们这个集体时，他们倾向于一起行动，并为彼此的利益行动，而不会像单独一人时那样行动。1972年，奥斯卡·纽曼这位著名的城市规划者在公共住房项目中分析了犯罪的模式，并确认了建筑的位置——建筑面向什么景点，它们半包住或者控制什么样的空间等等——会在其居民中沉淀什么样的共用感和责任感，因此而与低犯罪率联系起来。从那以后，一系列环境心理学家就加大了这方面的研究，哪种住房布置会刺激集体的空间权感觉及相互关系。
隐私：在不同的社会和我们这个社会不同的各个部分，人们对隐私都有不同的需要，可是，从总体上来讲，某种程度的隐私是几乎每个人都需要的。环境心理学家试图通过建筑的方式满足这种需要。比如，在大型办公环境内，使用隔间或者墙壁而不是敞开的设计，从而使监视者不能直接看到员工，人们发现这样就会得到更大的工作满足和更高，而不是更低的操作水平。
拥挤：在人口密度经常是很高的环境里生活和工作，这是非常压抑的一件事。当人口密度不能降下来时，环境心理学家就通过建筑样式和视觉操纵使其影响减轻。有一组环境心理学家对一间大学宿舍进行了三种不同建筑样式的测试，以观察这些样式有何种程度的拥挤感差别。一种是一条长长的走道，房间里面住40名学生；第二种是两条短一些的走道，走道两边的房间里面住20名学生；第三种是长长的走道，房间里面住4O名学生，但中间有一间客厅，学生可以在里面会面，里面有门可以把走道划开。尽管最后一种布置的密度与另外两种一样高，可是，学生会感觉到它不那么局促，不那么拥挤，因而也就更适宜一些，更有社会性。
效能心理学：这个专业主要关心扩大学习和许多技能性活动中的心理能力和运动技能，包括运动在内。
最近几年，一些有名望的心理学家（有些不那么出名）都极力推崇某些旨在增加效能的训练办法，其中许多是科学心理学主流之外的“新时代”方法。这些包括睡眠学习、加速学习、神经语言学计划、生物反馈、运动技能的心理预演、超感觉知觉、意念移物（仅通过心理努力使物质的东西发生移动或者改变）等等。
因为人类潜能的发挥在战斗中极有价值，1984年，美国陆军研究院请国家科学研究院对一系列此类的不正统的技能培训进行评估。因此成立了一个“人类效能强化方法委员会”，由14名会员组成，主要是心理学家（有名望的），并由洛衫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A·布约克任主席。这个委员会及其支委访问了10所实验室，以观察这些技巧，听取这些新方法的倡导者和独立顾问人员的汇报，并查看了大量文献。以两份报告的形式发表出来的结论，有些是可预测的，有些是令人吃惊的，一份发表于1988年，第二份发表于是1991年。比较突出一些的发现列在下面，它们解释了扩大人类潜能的各种非正统的办法。（稍后，我们会看到有关更不合正统的方法的结论。）
培训方法：许多体能训练者和教练都强调“大运动量练习”——对一种技能广泛而持久的练习。有一个例子是在网球“营”进行的培训，学生在这里一天训练好多小时，连续一两个星期不停。委员会报告说，这样一些方法的确能够在短时间内把效能提高到一个高水平，但其收效会迅速消失：
总体来说，大运动量练习需要学会的某种技巧的构成部分，这的确能够在短时间内（比如就在培训期内）取得很好的效能，可是，从长期来讲，其效果反不如间歇培训来得稳固。在某些情况下，大运动量练习会得出长期的回忆性效能，比间歇性练习的结果低一半的水平，而两次大运动量练习经常不如一次试验性研究的效果好。
间歇练习效果不仅在运动技巧训练中如此，而且在语言训练中也是一样，特别是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尽管心理学家早在几十年以前就知道这一点，可是，大运动量训练期间所得到的短期效果却使一些教练和讲师们难以忘记，并且使学生们受到迷惑。委员会的发现和运动心理学家的劝告，也可能敌不过大运动量培训活动倡导者的推销战术。
运动技巧的心理实践：最近几年，运动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向运动员、音乐演奏者和其他运动技能工作者提出建议，要他们在进行实际操作前在心理预演期望达到的水平，他们说，这会改善实际的操作。有些运动员和其他一些人试过这种办法有没有效果。比如，杰克·尼克拉斯就曾说过，他在未打高尔夫之前，总是首先在心理预演一下他挥杆的线路和球的走向。一位中国钢琴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了7年监狱，可一出牢门很快就弹得跟以前一样好。他解释说，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在关押期间，他一直在自己的心里演奏着。
传说，当然证明不了什么假说。因此，这个委员会检查了大量研究数据，并发现，在有控制的运动技能研究中，一些在心理进行预演的人的确比不预演的人做得好些。可是，光是生理练习比仅仅进行心理练习效果要好些，而两者的结合，在一些生理训练很困难，或者代价很高，并在一些需要计划和决策，而不是自动反应的生理练习中要好得多。这个委员会作出结论说，运动心理学家们的一些张扬说法，对于心理练习的益处来说是夸大了。
改进人类与工作的协调
我们已经看到两种办法是心理学家们可以改善人类与机器之间的谐调性的：一是测试人们对某些具体机器处理的灵敏程度，再是设计适合人类知觉、反应和移动的设备。还有两种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一是调整他们的动作，再是改善工作环境。
在本世纪初期，“效率专家”们手握秒表和卷尺，分析并修改每一个任务必需的动作。他们研究员工的动作，以确定他们比如说在包装书籍时，是站着包得快还是坐着包得快，用一只手快还是两只手快，书堆放在左边，右边，或者是在纸箱前快。可是，这样一些修改只在于增加产出，经常会使工厂的工作更繁忙，更压抑，更易于疲劳，使工人们产生了敌意，从而引发了更高的错误率和产品缺陷。
二战期间及二战以后，科学技术不断增高的复杂性导致了一种更大的新概念，即“操作者-机器系统”。这不仅仅是指人类工程学元素的应用，它还召唤着调整工作场地的工作环境，使之符合人类的心理能力和需要，这样就必须改善照明、消除噪音、延长休息时间，改善通信和其它工作条件，这样，疲劳就会减少，工作满足感就会增大，员工的参与感也会增强，怠工和调换也会减少。
工业心理学家们从工厂慢慢转移到了办公室，他们对经理工作申请者进行领导能力的测试，推荐工作条件的变更以防止歇火，建议修改命令链和内部的交流，以改善协作功能和协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曾经是工业心理学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二战后的工业／组织（I／O）心理学，即如今的心理学家的十分之一的专业。其中有些人企图使自己看上去像纯科学家，他们花很多时间进行理论研究和学习，可是，大部分人都像杰克·邓拉普一样工作，有些人还更像是经理，正如联合品牌公司的让·拉波因特最近所说的：
作为“执业者”，我集中精力注意每天的组织问题和机会：开设新工厂、组织，增加员工，选择并培养经理人员，改善工作士气等等。我的兴趣已经从对知识纯粹的爱好转移到了行动之中，从正确的方法论到导向结果的行动之中，从做得十全十美的事情转移到了可以改进的事情上面。我更有可能去阅读《哈佛商业周刊》，而不太经常去看《应用心理学日报》。我不断前进的职业发展已经包括了改进我的影响技巧，学习财务基本知识，而不是去参加美国心理学协会，或者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协会的会议。
很明显，I／O心理学家的许多功能主要是管理型的，相应的，我们也就不管这一部分。可是，其它一些部分，尽管也是为管理服务的，但主要还是心理学的。我们将要看看其中的两种，这样会使我们了解1／O心理学家们怎样把他们的科学应用到改善人类与工作之间的关系。
使工作适应人：这有一部分是关于人类工程学的，可是，它包括更多的东西。
一方面，I／O心理学家注意他们叫做“工作空间包装”的东西，他们不仅考虑私密性和拥挤的因素，而且考虑到照明，最适合于进行各种工作的椅子，办公桌椅相对于抽屉、文件和门之间的空间关系，工作表面的最佳高度和许多类似的事情。
工作场合的噪音是个奇怪的因素。在有些工作中，它会造成压抑，从而干扰认知过程，可是，在另外一些场合，它又像是有所帮助。比如，一家主要经营少年服装的服装店经理，如果他不能让这些卖衣服的小伙子们有一个听很响的摇滚乐的机会，他是万万留不住这些雇员的。
I／O关心的另一个地方是流水线或者专业程度很高的工作对人类的影响。专门化为产生效率和高产出，可是，一天到晚做同一些事情的工人们，比如焊一扇汽车门的门角，或者专剥鸡胸皮，或者在键盘上不停地敲进敲出，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单调而疲劳，毫无意义。这样的专业化不会有满意，也不会有成就感，反倒使工人疏远了工作，使他们认为工作和雇主是敌人。
相应的，有些I／O心理学家协同经理们进行“岗位多样化”和“工作丰富化”的工作。多样化是指让工人有多于一种的任务操作，丰富化是指让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有更大的责任，更大的计划、安排和控制权利。
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管理上的麻烦，可是，岗位多样化最近几年已经被好多美国公司在流水作业上所采纳了，至少被一家大型保险工作的主办公室所采用。人们发现这个办法已经改善了质量，尽管没有改进产品的数量。工作丰富化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并需要对管理方和劳工方的作用进行更为广泛的修改，可是，在试过这种办法的地方，已发现在改善劳动热情，减少劳动力更新上面取得了效果。
使人更加适应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对完成某项特殊工作的工人潜能进行评估。可是，如果是经理，就需要在他们工作几年以后，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评估，以决定谁一直在上进，看上去像高层人员，谁看上去力不从心，而不太可能再作出更大的贡献。一家保险公司1974年估计，更换一名销售人员的花费是31600美元，更换一名经理的代价是185000美元——今天，这个数字一定翻了好几番——美国海军估计，要培训一名战斗机驾驶员，其代价为1500万美元。
如我们所知，员工测试是在一战之前开始的。从那以后，它一直在稳定发展，今天，有百分之六十多的大型机构和某些较小的机构使用测试来进行人员选择。其证据是，它确有效果。对一家人工制冰厂进行的典型研究发现，在申请维修工作，其得分为103－120的人当中，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后来被确定为非常适合这项工作；而得分为60－86的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适应这项工作。
对蓝领工人的测试从用纸笔进行的书面工作知识测试到“实践工作样板测试”不等。在实践测试中，求职者要进行与实际工作类似的一些任务操作。白领工人的工作测试同样包括书面测试，以检测其语言表达能力、数字处理能力、推理能力和其它认知技巧，还有其它诸如处理文档、以图形形式发出指令，以及处理紧急电话等等的测试。
在许多公司里，经理工作的求职者要经过严格的评估过程，这叫做工作能力测评。因为TAT而非常出名的亨利·默里及其它人在二战期间开发出了工作能力测评法，主要是为OSS（战略服务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选择情报人员用的。OSS测评如我们在前几章看到过的，它依靠的是性格测试和对候选人在好几种人工设定的情形下进行的观察。战后，有些参与过OSS测评的心理学家在贝克莱的性格测评及研究学院对这种方法进行了修改，以使其适应别的目的。他们抛弃了一些只适用于间谍的条件，改为一般的条件，使测评条件适合于几十种专业，测评范围从法律学院的学生到珠穆朗马峰登山队员，从攻读MBA的候选人到获取数学学位的人不等。
可是，编制出个人评估方案，后来成了美国商业及工业用模式的，却是道格拉斯·布雷这位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心理学家。步雷出生在麻省，在克拉克大学读完了研究生，并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然后于1941年参了军。他分配到航空人员服务处，进行航行心理学培训项目。他参与起草了书面测试题，心理运动技能测试，还进行了模拟活动，以筛选可以接受培训的飞行员、导航员和轰炸机驾驶员及空中炮手。
这项工作使布雷对测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战后，他在耶鲁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并教了几年书，可1955年，他突然有了转机，并使他转到了自己终生的事业上面。以前的一位教授推荐他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因为这里需要一名心理学家进行长期的人员选择研究，以选择可以承担高级经理工作的人员。当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每年雇用约6000名大学毕业生，并从职业岗位上提拔好几千人到经理位置，了解如何选择人材当然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布雷之前，这家公司挑选合格者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步雷之后，他在一年之内组织了一班人马，设计了一种评估办法，并在圣克莱尔的密西根贝尔总部的“评估中心”进行该项培训工作（密西根贝尔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系统中第一个参与经理工作研究的公司）。在评估中心，一次进行12名管理竞选者的筛选工作，他们花3天时间进行面谈、完成一系列的认知测试工作，性格盘点、态度范围和和投影测试，并参与三种主要的行为模拟测试－领导小组讨论，商业游戏和模拟测试。这是一种个人能力测试，他们给候选人发一些记事簿、信件和请求，让他们作出决定，写出答复，并采取其它合适的措施。8位评估人，其中主要是一些心理学家，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观察并评估每个组的参与者。
如在所有的纵向研究中一样，布雷评估中最困难的一部分是要等着收集证据，证明这些评估办法是正确有效的。在这些参与者评估的8年以及20年后，布雷重新进行了评估。结果说明他的评估方法非常有效。20年后，曾被评为最有希望的一些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人进入了管理层的第四级（总共六级）或者更高级别，而被评为不那么很有希望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做到了这一步。在非大学生中，评分很高的人有百分之五十八都到了第三级或更高，可是，评分不甚高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升到了这么高的位置。
布雷的评估中心和方法也经有好几年不用了，可是，在七十年代的高速发展经济环境中，它曾风行一时。到1980年，已经出现了约1000多所评估中心；1990年已经出现了2000所。这种方法在几乎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里使用着，光是日本一处就有150个中心。今天，评估可以短短在一天完成（但更多的是在两天完成），评价可以通过计算机对铅笔答卷评分而大大加快，小级练习还可以通过计算机化的录相模似环境进行模拟。
布雷作为一名应用心理学家已经得到过六项奖项，最近的一次奖项是美国心理学协会颁的，这个协会1991年给他发了“应用心理学终身成就金奖”。
测试的利用及误用
雇员对求职者的测试，只是心理学对美国生活产生最为广泛的影响当中极小的一部分。每年，约有2000万美国人参加标准多重选择测试，这些试题是由一百多家公司出版的，有些是数百万美元的大企业。（光“教育测试服务”一家的营业额就达每年2．5亿美元。）最出名的测试是SATs测试，许多大学的入学考试都需要首先通过这一测试；其它一些测试考试的范围从学龄前儿童准备上一年级，到准备上研究生院的学生的推理技巧，到高尔夫球能力测试-还有我们早先听说过的许多性格特征测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法律及心理学教授唐纳德·N·伯尔索夫总结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很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受到测试的影响。测试已经成为一种方法，许多有关人们生活的重大决定都是在工业、教育、医院、心理健康诊所和其它民用服务场所通过测试敲定的。
比奈在世纪之初研究出智力测试的目的，原是要通过决定哪些儿童需要特别教育使孩子和社会同时都受益的。同样的，心理学和就业测试一向都是以诊断为基本目的的，它的初衷原是要让参加测试的人和与这些人打交道的人和单位受益。测试在最近几十年异乎寻常的发展证明，测试的确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事实上，测试对于现代社会的功能发挥来说是最基本的。如果突然间没有了通过测试得来的信息，中小学校、大学、大型工厂、政府和军事单位的工作将步履艰难，无所适从。
然而，测试本身也可能导致误用。其最严重的后果莫过于会产生对某些种族和经济利益团体的偏移，同时会使另外一些人受到伤害。很明显，测试对教育和就业产生的后果是，白人有更多的机会，而黑人和西班牙人及其它处于不利地位的人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对人类能力抱有一种不正确的遗传论观点的人，智力及成绩测试不会构成任何问题。他们相信，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人之所以在这些测试中得到高分，就因为平均来说，他们在智力上天生比其他人种强一些。如我们所知，高尔顿的信徒们就认为，遗传可以解释不同阶级和种族在智商和其它心理测试中的得分为什么不一样。正是基于这一点，全国的学校在本世纪初期很早就对学生进行测试，让得高分者接受学术教育，得低分者进入“职业教育”计划，因而使学生准备好在社会上各就其位。
如果这种推论是正确的，这样一些测试和就位就不仅仅是公正的，而且也满足了各个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可是，如果测试成绩反应的是环境的影响呢？如果贫穷和社会不利因素阻止学生和成人发展其潜在的能力，造成他们得的分数比在有利条件下成长的学生或者成人低一些呢？如果是这样，利用测试分数来测量假定的天生能力，并确定各个人的教育及就业机会，这就是严重的不公，也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在本世纪前半叶，对哪些智商分数和其它认知能力测试可以测量天生的能力，以及哪些会影响到人生经验，一直就有激烈的争论。可是，最近几年已经很清楚了，遗传论和环境论双方心理学家所利用的，主要来自交叉取样（从不同年龄层次中抽取的样品）的数据，不能够实际地解释由皮亚杰和其它发展心理学家所观察到的过程。追踪个人发育期的纵向研究显示，自然和教育并非静止不变的，不是固定的因素，而是交互影响和会随时间变化而有巨大变化的。在人生的任何一刻，人的智力和情感发育都是他或者她的经验和天生能力持续交互影响的结果。
因此，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们现在也相信，不同的基因类型会受到环境不同程度的影响；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反应范围”。如弗吉尼亚大学的欧文·戈茨曼所解释的，先天愚型的人在一种丰富的环境中，也许会得到只比他在受限制的环境中提高的智力水平多一点点的发育；一位带有天生遗传因素的人也许会在一种优良的环境里到达比他在受限制的环境里高得多的发育水平。因此，在天生能力的低水平上，环境的影响比它在高水平上时小得多。
然而，这样的总括不仅告诉了我们有关范围的情况，而且还有自然或者教育对我们任何人产生的相对影响。每个人的历史上有无法计数的特异性因素，使我们无法对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发育造成影响时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因此，至少在目前，我们还不可能根据一个人的测试得分来准确地判断一个人天生的智力。
既然如此，测试怎样能够决定求学和就业而又能公平地对待有特权的中产阶级人士和处于不利地位的其他人呢？到目前为止，答案还只能是通过政治及法律办法来控制测试。1964年的民权法案及其修正案给了少数人及其它处于不利地位的团体以一个法律基础，他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攻击测试为种族偏见，并要求进行相应的补偿性行动。他们曾在法庭上向教育及就业测试发出挑战，其理由是，这些测试材料是白人所熟悉的，而大部分少数民族团体却不熟悉，而且，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团体，特别是黑人和西班牙人是在极为不利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任何测试，哪怕是以符号而不是词汇等“文化背景公平”的形式出现的测试，也都是不公平的。
60年代的民权运动风潮最项极的时候，一些活动家团体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激进办法，即彻底抛弃测试，而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洛衫矶市，政府甚至真的禁止对小学生进行智商测试。可是，反对测试的人只在几座城市内有多数力量，而在任何情况下，把呆一些的学生和残疾儿童与正常和有天赋的儿童放在一起，这会极大地降低后者的教育水平，因此，想终止智商测试的活动很快就消失了。
类似对大学入学考试的攻击也有一些民权活动家和活动团体进行着。比如，拉尔夫·纳德1980年就攻击说，SATs就是在歧视文化背景较差的少数民族学生。反对SATs的抱怨和压力一直在持续着，可没有什么效果。
然而，在就业测试的范围内，活动家却取得了好几项重大的成功，至少是临时的成功。“总体敏度测试系列”（GATB）可以测量若干认知能力和有些部分的人体的灵巧程度，它是40年代由美国就业服务局开发出来的，长期以来，这个局及其下属省级和地级机构就在使用这个测试作为招聘员工的基础。可是，少数民族团体的GATB平均得分远远低于多数团体的分数，因此，如果得出的分数使比如说百分之二十的白人中选，那么，只有百分之三的黑人和百分之九的西班牙人才有可能中选同一批工种。
民权修正法案认为以这种办法来使用测试是非法的，不是因为这个测试不能测试出雇主需要的能力，而是因为国家有给予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以相应补偿的政策。“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的裁决及一系列法庭仲裁结论，已经导至一种叫做“团体内均等”或者“种族内均等”的解决办法。根据这项政策，参加测试的人被推荐工作不是以其原始得分为基础的，而是以其在同族人或者同一人种中的得分情况为基础的。在参加考试的黑人中得了第85名的黑人，将与在参加考试的白人中得了第85名的白人处于同一竞争水平，哪怕这位黑人的得分比白人的低。与白人得了同样分数的黑人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最近几年，38个州的就业局都使用了团体内均等的办法，有些用得多一些。一般来说，雇主也附和这种办法，主要是因为它有助于他们满足政府肯定的行动要求。
有些心理学家攻击种族内均等是对测试的歪曲，也扭曲了测试对工作适合程度的测量，政治保守派攻击它是一种非法的“配额制”，对白人极不公平。国家研究院198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支持种族内均等，但建议就业服务局把就业推荐不仅仅建立在GATB分数上，还要以求职者的经验、技能和教育水平为基础。这个委员会看到了争论双方各自的好处：
是否能公平利用GATB分数的问题，不仅仅是仅考虑心理测定就能解决的——推荐政策光凭公平方面的考虑也不行。如果说对黑人、妇女和其它某些少数团体有一种强烈的联邦要求，以使他们进入经济主流的话，同时也有一种对改善生产率和强化这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强烈利益。
在1991年就民权法案进行的国会辩论中，种族内均等问题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为了争取通过一项布什总统不会否决的法案，赞成种族内均等政策的国会议员们只好向反对它的人让步。这项法案最后通过了，禁止在种族基础上“调整测试分数”，从这以后，就业服务局的1700个州县级办公机构禁止实现种族内均等政策了。
人们如何看待此事——不管人们认为以求职者的种族内均等为基础来推荐工作是对测试的正确利用或者是误用——取决于一个人的政治哲学。
再简单说说两种值得争论的测试用途：
诚实测试：“诚实测定”已推销了十多年，雇主们对它的利用最近已经相当频繁。而且不无道理。全国事务局1988年估计，员工偷窃每年给美国商业带来150－200亿美元的损失。有些诚实测试通过直接提问了解人们对不诚实行为的态度，比如：“你认为从工作场合把小玩意儿带回家是一种偷窃行为吗？”或者，他们询问求职者对行为迟缓和消极怠工的态度。另外一些测试使用一种间接的方法，他们测量性格特征，心理学家可以根据这些性格特征推论出求职者对诚实的态度。这样的测试包含这样一些问题：“你多长时间会脸红一次？”“你不是不经常会感到窘困不安？”“你经常整理床铺吗？”
毫不奇怪，劳工组织对诚实测试一直就是大加反对的。至少有三个州的立法机构已经听到了提议，要求禁止诚实测试，而国会就业机会委员分会也于1991年举行了测试的听证会。反对它的人有好几项理由：这些测试既无效也不可靠，因此经常错误地把诚实的人定为不诚实，使他们的名誉失损，机会减少；另外，这些测试还是对隐私权的侵犯，它们还对少数团体有“不利影响”，使他们当中比白人更多的人得不到就业机会。
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一个综合调查组，在对诚实测试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广泛调查后，于1991年得出结论说，许多测试的出版者对其有效性和可用性只字未提。这家协会因此力荐雇主们不要使用这些测试。可是，对少数一些可以得出信息的测试来说，综合调查组发现：
证据的优越支持其预测的有效性……只要有证据存在，它与事先的想法总是一致的，即，这些测试反应了个人的诚实及可靠度，或者是否值得信赖。
情绪稳定测试：1989年11月，一位名叫西比·索罗卡的男人申请加利福尼亚一家塔格特仓库安全人员的工作。他被要求进行两项测试，一项是明尼苏答多阶段性格调查，另一项是加利福尼亚心理测试。索罗卡起诉塔格特的所有人戴顿哈德逊公司侵犯了他的隐私权。那些测试（我们在前面的一章里已经讨论过了）有多重目的，其中一项是要过滤出情绪不稳定的求职者，因为他们不适合从事象警官、飞行员和核电站操作员等的“安全敏感”工作。测试卷里面包括了好几百个项目，有些涉及宗教（“我的灵魂有时候会离开我的肉体，”“我坚信，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宗教”），有些涉及性生活（“但愿我不会受到有关性方面的想法的干扰”，“我受到与我一样性别的人强烈的吸引”）。
索罗卡提出控诉说，他因为这些测试而极度烦恼，这使他的隐私受到了侵犯。他请求，必须立即禁止塔格特利用这些测试的结果，而且禁止该公司继续使用这类的测试。他的法律诉讼上了新闻头条。早就有很多隐私侵犯诉讼起诉一些就业单位的药物测试，可是，在就业过滤中进行标准性格测试而被起诉侵犯隐私权的案子尚属首例。法庭否决了索罗卡立即禁止利用该测试材料的请求，但上诉法院同意了他的请求。法庭没有限制所有类似的测试，而只限制了那些包含没有道理的、侵犯性的问题，如涉及宗教及性生活的问题。
到本书付梓时，该案尚未了解，可是，不管索罗卡的案子结果如何，他总算已经在向个人测试的进攻中建立了滩头阵地。其它对个人测试最近的攻击，都是以破坏名誉和引起精神痛苦的名义进行的。说得清道理的测试与对测试的误用之间的界限正在重新划定。至于划在什么地方，目前还不得所知。
暗中说服：广告及宣传
“人生无处不在说服，”心理学家埃莉诺·西格尔在美国心理学协会的《APS观察家》上这样说道。她还说：
人类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交往——一些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之间亦是如此——都含有说服的意味在里面。因此，影响人们决策的有关心理过程的知识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潜在积极意义。
还有不可低估的消极意义。直到现代文明来临以前，人类一直在说服别人相信自己信仰的上帝，说服别人做爱，或者向别人推销不那么值钱的货物。他们使用的都是人人皆知的技巧，或者习惯的办法，对方通常也应该知道这些伎俩。罗马议员倾听西塞罗发表对卡迪林的攻击言论；快要哗变的船员们倾听哥伦布确凿无疑的保证；把参加科登·马特牧师的布道视作天经地义的清教崇拜者，他们听牧师愤怒地谴责罪恶，描述着末日惩罚的可怖场景，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头脑和心脏部在以一种文化界定好的方式被人操纵着，他们也就在这样一种氛围里作出自己的判断。
可是，随着科学心理学的到来，有知识的人就有可能利用新科学的某些发现，通过一般不被人看作说服的技巧来影响别人的思想和感情。
这可以说是好心而为。教师们用来激发孩子们学习，心理治疗者师用来启发病人产生一些变化的复杂技巧，都是暗中说服的心理学用于为别人谋利益的例子。
可是，这些技巧也可以用来诱发一些对对象有害的行为，不仅是指它有形的代价，而且是指选择的自由这种代价。那些被说服的人也许会被剥夺掉自己的理性，因而比斯金纳打乒乓球的鸽子差不太远，他们会成为没有头脑的动物，盲目地服从别人的意愿，对自己的利益全然不知。
利用或者滥用心理学来说服别人现在是如此风行，以至于桑塔克鲁兹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安东尼·普拉特堪尼斯和埃利奥特·阿伦森把他们于1992年出版的对这个课题的研究称作《宣传时代》。他们不仅仅是指政治或者宗教的宣传，而且还指任何“带有一种观点的交流，其最终目的是要接受信息的一方‘自愿地’接受这个立场，就好像这个观点是他或者她自己的”。
由于我们感兴趣的是暗中说服的心理学的误用，只好跳过明白无误的说服，比如诚实的广告；主要不是依靠暗中使用心理学原理，而是依靠“故意的假情报”（里根政府就反伊朗军火交易撒的谎）进行宣传的技巧；欺诈性的标签（里根称反伊朗分子为“自由战士”）；对很容易煽动起来的情绪不加掩饰的鼓动（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坐在麦克林轮胎上的照片）；最后还有对心理学的某些军事用途，包括战俘审讯技巧和洗脑活动，这些都不是暗中进行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在战争期间是讲得出道理的。
在广告中使用心理学知识进行暗中说服是很常见的。确切地说，很多广告直接以诱人的灯光照射产品，赞扬它的益处，还表明它的价格。可是，美国每年花费的450亿美元中的相当一部分电视、收音机和印刷广告，是支付用从心理学原理中得来的一些暗中说服技巧传达的信息的。如记者凡斯·帕克德在《隐蔽的说服者》这本在1957年揭发这些丑闻的曝光材料中所说的，心理分析原理当时被广泛利用——他还说，到1980年，情形还是如此——以“转移我们不想思维的习惯、我们的购买决定和我们的思想过程……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模式中深受影响和操纵，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意识到的程度”。
沃尔特·迪尔·斯科特和约翰·沃森和其他一些人，早期把心理学原理运用到了广告中，现在看来他们还是相当光明正大的，可是，在40年代晚期，一些暗熟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人已经在转弯抹角、刁滑和大肆利用心理学了。这里面最出名的一个是已经过世的欧内斯特·迪希特。迪希特出生在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得到心理学博士学位，然后搞了一阵子心理分析，可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因而在1938年逃避纳粹迫害而来到美国。其他大部分逃难的心理分析师都在新的环境里重操旧业，可他不一样。他认识到，美国的广告商是比神经病患者更大的猎物，因此开始兜售他作为一名心理学专家的服务，因为他知道消费者潜在的欲望，因而可以激发他们的消费欲望，以购买其客户的产品。
迪希特不是惟一产生这个念头的人，其他意识到无意识心理学的人都开始干类似的工作了。可是，他是后来称作“动机研究”潮流中的关键人物。他利用心理分析理论形成假设，然后通过面谈、问卷和样品广告，在他的总部所在地纽约哈德逊河的巴豆城好几百个家庭进行测试。热情奔放，精力充沛的迪希特大言不惭地赞扬说，成功的广告机构可以“操纵人类的动机和欲望，并形成对物品的需要，对此，公众以前并不清楚——也许根本就不想去购买的需要”。
他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证明，那就是他利用动机研究进行的第一次研讨。他的客户是康普顿公司，像牙皂是这间广告公司的客户。如迪希特后来所回顾的，他对广告公司的经理们说：“洗澡是一种心理解放的仪式。你清理的不仅仅是身上的污垢，而且还有罪恶感。”他通过谈话和问卷收集的证据说服了他们；在他的帮助下，他们采用了他的建议，写出了：“聪明起来，用像牙皂重新开始……洗掉一身的麻烦。”
他还极大地改变了香烟广告的力度。在50年代早期，香烟广告要么强调享受的一面，要么强调香烟对身体健康的益处。迪希特认为两者都没有力度。根据他的分析，典型的美国人基本上都是清教式的，在使用任何自我陶醉的产品时会有一种罪恶感。相应的，迪希特告诉为香烟做广告的公司人员说：“每当你销售自我陶醉的产品时，你得同时平息罪恶感，并提供一个办法。”为了找到这样的罪恶消除因素，他对350名吸烟者进行了深度研究，然后发现了人们为什么会抽烟的十几种“功能性”原因：为了减轻紧张感，为了平易近人，为了传达出一种男性特征等等。结果，他的客户的广告，以及后来的许多广告，都表现一些处在压力下，在公司里和在远方牧场上的人物。
在许多年里，动机研究是广告业的热门话题，在某种范围内今天依然如此。可是，到70年代以后，广告业内对心理分析的一套把戏不太感兴趣了——它并没有产生预料中的惊人效果——并开始转向更新的心理研究，寻找更明显的说服办法。
有一项有用的成果是60年代晚期由罗伯特·再因茨发现的“反复曝光”效应。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再因茨发现，反复暴露在哪怕没有意义的符号面前，也会让观看到这些符号的人产生熟悉感和愉快的反应。广告公司的心理咨询顾问建议他们的客户说，产品品牌和标识简单的反复曝光，哪怕没有合理的解释和费时费力的辩论，也会使观看它的人产生动摇。许多广告机构测试过这种办法，并发现的确如此。在一场长时间的足球比赛或者网球比赛中反复不断地出现产品名称（当然还有男子气概或者性感的图象，阳光下开心的场景等等）会产生其效果。当球迷购买啤酒或者网球鞋时看到自己经常看见的名字，他们会自动产生不假思索的反应。
最近几年，这种方法在为政客做的电视宣传片中也风行起来，这损害了民主过程。在就一些议题进行的合乎逻辑的长篇大论中，流行的方式是让观众集中接受长达30秒钟的轰炸，或者竟用短小的商业品来反复不断地使用竞选者的名字，并用极单纯化的“声音”加以强调。这会通过简单的重复而转变人们的好恶。你可以把这称作宣传，可是，在这样的宣传与暗中进行的广告之间没有真正的差别。在两种情况下，都有某种东西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兜售给观众。
还有一些实验室发现成果是最近几年已经投入到产品广告和宣传中了的：
——在1982年进行的一项基于经典条件制约理论的实验中，受试者看到一种颜色的钢笔，同时听到悦耳的背景音乐，看到另一种颜色的钢笔时听到不悦耳的背景音乐。后来，当受试者面对着几种钢笔的选择时，他们倾向于选择曾伴有悦耳音乐的那一种。这个原理经常用于电视广告节目中，看似无害，但却会引导人们作出自己也不明究里的选择。
——与这一短期条件制约效果相对照的是，长效“睡眠者效应”也通过实验展示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由广告引发的情感反应会与产品名字发生分离，尽管名字还是被记住了。因此，一则通过不愉快的情绪而使人集中注意力的广告——当前电视上做的泄药广告显示一个男人皱眉头，远处还伴有深沉的男人痛苦挣扎声——会产生记忆的效果，而不是相反。观众有可能会认为广告制作者很愚蠢，竟用一种令人生厌的镜头或者令人不快的场景来做广告，可是，日子一长，他们记住的将会是产品，而不是令人不快的反应。
——广告公司的一些心理学咨询专家利用脑电分析找到哪种脑波活动伴随着客户的广告片。埃里克·克拉克在（需求制造者）这本最近的广告揭露书中引述了一个例子，讲的是广告片如何强调一种早餐麦片的营养价值。一些研究人员把广告片放给一些小孩子的母亲看，她们的脑电图显示，广告片刺激了其大脑右侧，使其右侧活动更加频繁（情感更丰富的那一半），而左脑却不明显（更理性的那一半）。因此就没有能够把意思传递过去。问题在于提供广告的人。他太漂亮了，而母亲们注意的是他，而不是他所说的话。当他被一种画外音所替代时，观看者的大脑波形就改变了，商业片获得了预期的效果。
——由里昂·费斯丁格和伊莱思·沃尔斯特在许多年前进行的一项实验显示，道听途说的消息更容易使听到消息的人信以为真。而假如听话的人知道讲话者意识到自己在场时，效果往往不好。从无意识的角度来看，我们大家都会受到影响，凡不是专门来说服我们的东西，我们往往听得更带劲，而往往专门来说服我们的话却不能改变我们的立场。几年以前，有一则广告片讲的是E．E．哈顿经纪人公司。片中显示所有的人都不出声地坐在一间屋子里，等待倾听一个人私下里给他的朋友讲一段哈顿公司的建议。同样的原理也支撑着许多“偷拍”的广告片，一些人在赞美着某些产品的好处，而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拍下来了。
——一组社会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实验，以找到打岔对一个正在被说服的人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合乎道理的劝说中被岔开的人，比没有被岔开的人更相信劝说者说的话；如果劝说不怎么有力，则效果更为明显。研究者的解释是：分神会干扰观众或者听话者评估或者在心理与这段信息争辩的能力。最近，按照普拉特堪尼斯和阿伦森的说法，电视广告已经利用了这个发现：
例如，广告者可以通过以正常速度的120％的速度，把一个36秒钟的广告片“压缩”到32秒钟。从心理学上讲，时间压缩广告很难与之争辩。打个比方说，广告者正在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说服别人，同时，你保持住这个速度限制，并试着以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为自己辩护。你就一定会输。
看电视的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最近的一些广告片经常是些快速闪动的画面，同时伴有砰砰响的一些话，这就是原因。
——许多广告微妙地劝说孩子们购买对他们不好的食品，或者劝他们抽烟。《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社论雄辩地说明了这个情况：
本期的议题是自1988年以来就已经出现的骆驼卡通。R·J·雷诺兹说，骆驼卡通的设计只供成人消谴，公司无意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可是，上星期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的研究表明，骆驼卡通对儿童的影响远胜于对成人的影响。人们发现，6岁的儿童对“乔老头”的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米老鼠。还有人看出，这项宣传活动已使抽骆驼牌香烟的少年人数剧增……
骆驼牌香烟广告传达出一个清晰的信息，即抽烟是一种时尚。一头晒日光浴的骆驼卡通宣称，抽烟是老练成熟的标志。另一份广告把一群骆驼画成爵士乐队，有太阳镜，有西皮士服装。公司的派送品也强化了这种概念，他们用免费T恤衫、棒球帽和可充气空气垫奖励抽烟的人。
香烟广告必须带有抽烟有害人体健康的警告标识，可是，像骆驼牌香烟这类的广告现在都张扬浮华得很，警告标识简直就让人们视而不见。
——同样严重，也可能更加严重的是，它利用了基于潜抑仇恨或恐怖的符号。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过世的李·阿特沃特设计的一系列宣传片，他是乔治·布什总统1988年总统竞选活动的总设计师。该片说，麦克·杜卡基斯应该对让杀人犯威利·霍顿放周末假负责，该杀人犯在监外拷打了一位男士，并强奸了其女友。可是，该片真正的意图在于通过霍顿这个丑恶、蛮横的黑人形象来制造一种影响。
这只是广告及宣传中无意识说服因素中的少数几个例子。我们在心理学史的流览中还见过许多其它的例子，其中有募集基金时的脚踏在门槛内的技巧（请求帮点小忙，进而要求更大一些的），还有卡拉曼和特沃斯基的歪曲决策实验（用胜出条件表达的选择有更多的人选择，而以损失条件表达的统计上的同等选择却只有少数人愿意）。数千种研究已经调查出影响说服的种类众多的其它因素，其中许多发现是广告商、政客、宗教领袖、各种活动家和说服业中的其他人一直以来及当前都正在使用着的。这些发现都用来操纵美国人，使其在无意识的动机或者害怕基础上作出因之而来的决定，这些都是心理学的误用——虽然不像在原子弹中对物理学的误用，或者像在生物战中对生物学的误用那么严重，可是这也不算小事情，更谈不上无害。
然而，我们应该结束这方面的讨论，转到更愉快的话题上来。暗中说服最令人惊异的形式证明并不可怕。1957年，詹姆斯·维卡利这位市场调研员宣布说，在新泽西福特李的一家电影院放映《野餐》这部电影的时候，他把“请喝可口可乐”和“饿了？请吃爆米花”这两句话以三千分之一秒的速度每隔5秒钟在银幕上闪现一次。他说，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两句话，可是，在6周的试验期内，可口可乐的销量增长了百分之十八点一，爆米花的销量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七。
这个故事引起了轰动。公众十分惊骇，社会评论家发出了警告，在收音机和电视上做潜意识广告立即成了70年代的热门生意，商店播放背景音乐，里面包含有无法注意到的偷窃警告，而联邦通信委员会也作出相应规定，说利用潜意识信息有可能导致吊销广播执照。
这些全都是废话。在《宣传时代》一书中，普拉特堪尼斯和阿伦森报告了他们对200多篇论潜在信息的学术论文的研究。大部分论文都没有证明说这样一些信息果真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而那些的确产生了影响的信息“要么在理论基础上是完全错误的，要么不能够进行复制”。
另外，他们还引述了一个好笑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加拿大广播公司把“现在就拨电话”这句话通过潜意识的方式在一次大众星期天晚场表演中播放了352次，事先还告诉看表演的人们说，将有一段潜意识信息要播放出来，并请大家说出这段信息的内容。这段信息对实验期间的电话使用率没有产生任何改变，近500名写了回信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的报告是正确的答案。然而，许多人很明显知道维卡利故事的人都说，他们在表演期间感到饥饿或者口渴。
可是，所有相信维卡利故事的人都受了骗。《广告时代》1984年的一篇文章说，维卡利承认，他最早的一次实验是哄人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入不敷出的营销公司拉客户。
法庭心理学
貌不惊人的雨果·曼斯特伯格是第一个建议把心理学应用到法律系统中的人，因为这正是统治结构中的基础。他在1908年出版的《证人席上》一书中总结了影响证词的一些因素中的心理学知识，然后说，应用心理学应该对法官、律师和陪审团有所益处－他批评所有这些人“都以为其法律本能及其常识使他们拥有全部必需的知识，甚至绰绰有余”。可是，这本书产生的收效却极其有限。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内，心理学家很少充当专业证人，他们只为少数几个大城市的警局选拨人员，他们对法律系统中的心理学进行的研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然而，从60年代开始，把心理学应用到法律系统中的兴趣大增起来。尽管法律职业人员和心理学家继续保持紧张的关系，可是，应用心理学现在已经充斥于法庭、法院和审辩听证室了。《法庭心理学手册）的最新版本是由心理学家欧文·B·威纳和阿兰·K·希斯编辑的，内容达700页之多，其章节涉及好几个应用领域。每个领域都涉及许多具体的活动，既有民事活动，也有刑事活动。试举几例如下。
——心理学家现在可以充当法庭顾问，以解决监护权争端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父母的能力，并以临床评估方法为基础提出建议。
——在赔偿金案子中，心理学家可以作出证明，因为赔偿金涉及员工认为某种生理或者心理伤害是工作场地的损害导致的结果。这样一些赔偿要求每年达到数十亿美元，它经常涉及诈病及诈骗；心理学家的工作是要与提出要求者面谈，对原告进行测试，并报告自己的临床印象。
——测评法庭人员的公正性，它可以用来辨别犯罪嫌疑人。心理学家们会得出对公平和不公平人员组成的研究发现。不公平的人员组成有可能会使辨别变得十分明显，因为他们能使用“替身”——代替别人站在某个位置上的人——与疑犯的外貌极不相同，或者在照片组成中，通过使用疑犯皱眉的照片和替身中性的或者微笑的照片做到这一点。
——心理学家还能充当法官和检察长的观察人员和顾问人员，使他们在询问一位少年，以确定其作为证人的成熟程度。
——收集性虐待的证据，因为一些小孩子太小了，无法知道怎样在法庭上作证。利用从儿童疗法中借来的方法，心理学家可以观察孩子玩玩具，以确定与其所宣称的受害情形类似的情景。
——会见并测试寻求精神错乱保护的疑犯。这个保护措施成功实施的情形远远不及公众假设的水平。有调查发现，公众认为有百分之四十的罪犯使用到了精神错乱保护，有三分之一的人申请成功，可是，专家估计，按照精神错乱的标准，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重罪犯人是无辜的。
法律系统中其他的心理学应用领域值得人们怀疑，因为职业工作者不是很愿意接受这些观点，它们的结果也是不稳定的。这里有一些例子：
危险程度判断：审辩组经常请心理学家预测，一个犯过暴力罪的犯人如果出狱的话，他再犯别的重罪的可能性大不大。威利·霍顿给心理学对未来暴力行为的预测评估带来了坏名声，因为他跟其他杀人犯一样，出狱之后又重新杀了人。
对暴力预测的五项研究的回顾经常被人引用，它发现，临床工作者所做的预测只有三分之一的准确度。（然而，这类的许多错误都是无害的“错误预报”——预报某些人释放后会重犯大罪，结果却没有犯。）美国最高法院回顾了一位名叫托马斯·贝尔福特、被叛了极刑的犯人的案子。这人的律师宣称，预测贝尔福特未来会旧罪重犯的证明不应该考虑在对他的量刑中。1983年，最高法院不同意，认为这样的证词不一定就是不可靠的。可是，包括“美国精神病学协会”都认为，涉及死刑判决时，危险度的预测经常会出错，因为不应该在这样一些极刑情形下使用。
谎言测试：心理学家、立法人员、律师、法官和新闻界已经对测谎器的用途和有效性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有关撒谎的焦虑，特别是当受试者被问及包含与犯罪有关的关键词句的问题时，会产生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和皮肤电增阻强等的症状，这些都会明白无误地反映在测谎器上。可是，对这个课题进行的大量研究既提供了支持它的证据，也有反面的证据。有人分析了对测谎器的用途进行的十项最为仔细的研究，分析表明，测谎器比纯粹的碰巧好百分之六十四——这就好多了，可是，要使其用作呈堂证词，那还远远不够准确。
波士顿大学应用社会科学中心的主任列昂纳德·萨克西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测谎器的弱点。他说，测谎器不是谎言测定器，而是一种恐惧测定器。如果人们害怕机器会暴露他们撒谎的真相，他们会产生机器报告出来的恐惧反应——可是，如果他们不相信测谎器能够这样，他们会照样撒谎而不担心，而机器会说他们一直是在讲真话。
由于测谎器不可靠，其有效与否也值得疑问，大多数法庭并不经常把结果当作证据，而心理学家们也很少做测谎测试。（一般来说，只有一些自称“测谎者”的人才经常做这些实验。）可是，几乎有一半的州承认这些测试的结果，如果起诉方和辩护方事先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在马萨诸塞、新墨西哥，偶尔还有其它一些州里，辩护方可以在起诉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引用测谎结果，假设这些数据“发生在辩护过程之前”的话。
原告和被告有时候会在庭审之前进行测谎试验，如果结果对各自有利，他们会把情况向新闻界公布。结果并不会成为证据，但公众，也许还有该案陪审团的成员，会在这些所谓的证据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意见。
陪审团员的科学选择：这种法庭心理学应用的社会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其提倡者宣称，这会使陪审团审判更公平一些，可是，它的目的是要选择一些预计会偏向心理学家的客户的陪审团员。
陪审团员的科学选择只有20来年的历史，它是一种特别服务，会花费原告或者被告5－25万美元不等的费用。当然，它主要用在重大索赔诉讼和关键民权案中。这种服务大多是由市场调研及管理顾问公司提供的，他们拥有自己的雇员，或者临时聘用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用他们的研究结果给客户的律师提供有关应该选择或者避开何种陪审团员等的信息。
当然，律师本人也有经验，知道在不同的案件中应该选择哪些不同的陪审团员，他们使用预备询问法（对可能陪审团员的预先询问）选择他们认为不会偏向反对——或者更好的——会偏袒其客户的陪审团员。这个办法之所以是相对公平的，是因为双方都可以询问每一个候选人，以便选择或者避开他或者她。陪审团员的科学选择给这种过程增加了暗中收集到的信息，它关系到可能陪审团员的性格特征和背景特征，专家可以据此提出比律师提出的准确得多的预测，即他们会对涉案双方如何反应。
这种方法很早但仍然处在使用中的一个例子，是1975年由辩护方进行的一次陪审团员科学选择。当时，一位黑人囚犯琼恩·利多声称被一名监狱看守强奸，然后用冰铲杀害了看守。为辩护方工作的一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首先进行了人口统计。他们确认，案发地北卡罗莱那波福县的人口中，有百分之三十是黑人，可是，陪审团里只有百分之十三点五的黑人，因此，他们向辩护律师提出了上述意见。因为这个原因及其它一些原因，法官批准了辩护方要求更改审判地的动议。
在新审判地，研究小组进行了一项社区调查，以了解当地人对刑事犯罪辩护方的态度。他们利用社会心理学方法分析了数据，并得出了“好”、“环”陪审团员的大致情况。比如，黑人妇女和至少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民主党人，其拥有的社会价值观和对利多的案件的看法，多半有可能会使他们偏向于同情她。
下个阶段完全是心理学上的。一位人体语言专家在预备询问中观察了有可能成为陪审团员的人，根据他们的姿势、动作、眼部接触、声带音调和讲话时的犹豫程度判断他们的求实精神和焦虑水平。（有些陪审团员研究人员，还把可以指示陪审团员是在理性还是感情基础上作出决定等的特征包括在考虑之中。）人体语言专家把他的评估交给律师，律师把这些建议和来自社区调查的态度情况当作选择或者避开一些陪审团员的基础。尽管起诉方极力反对，但所选择的陪审团员最后还是完全偏向利多一边的，经过五星期的审判后，全体陪审团员都认定她无罪。
在其它一些审判中，陪审团员科学选择减少了许多未知的情况，他们为选择过程增加了许多预计的情况，都基于特定陪审团员对大公司、左派分子、寡妇、黑人、竞争性市场营销、警方、同性恋、因事故致残的截瘫病人等的态度。
这样一来，陪审团员的科学选择就与辩护方必须由一个公平地，有代表性地选择来的人群进行判断的原则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如一位陪审团研究者率直所言：“任何告诉你说陪审团员的选择是为了找到一个公平的陪审团的人都在撒谎。律师希望找到一个有利他这边的陪审团——否则，他们可真是太笨了——而陪审团的寻找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合理的办法。”根据陪审团员可预测的行为来选择陪审团员，这会暗中破坏陪审团审判的道德基础。
界限之外
快淹死的人连稻草也抓，人逢乱世必定求助于神灵的力量以获拯救。这也许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最近几年以来迷信盛行，妖气挡道了。新时代的人迷信神秘的信仰、功法和江湖秘方，因为据说这些东西能够给我们以超人的力量、健康、安宁、顿悟和喜悦：金字塔的魔力、晶体的神力、香气疗法、灵魂转世、外星信息、通灵、意念发功等等。
同样，最近几年，一些非正统的心理学学说和实践都宣称可以延伸人类心灵的力量，它们远远胜过主流科学心理学受欢迎的程度。问题在于，心理学中的这些旁门邪道是这门传统科学的延伸，或者像催眠术和颅相学一样是伪科学的种种变形，专门欺骗那些木头木脑的傻子。
相信和不相信的人都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可是，我们可以走一条捷径，即我们可以依靠前面提到过的两篇报告，也就是美国研究委员会成立的调查小组——人类效能强化技巧委员会分别于1988年和1991年发表的研究报告。这个委员会的目标不是要去揭穿不同的心理学技巧，而是要给美国陆军提供建议，因为陆军可以借用人类能力的延伸而受益，这就证明这种研究是有效的。在这里，我们以小结的形式谈一谈这个委员会对一些叫买得很凶的技巧的研究发现：
潜意识自我帮助：最近几年以来，通过邮购和超级市场及书店货架进行的潜意识自我帮助磁带的年销量已经超过5000万美元。出品人宣称，使用这些方法，人们可以减轻痛苦，戒烟，控制饮食，增强自信心，消除压抑心情，治愈阳萎阴冷，还可以达到其它有价值的目的。
与潜意识广告不一样，这些包含在磁带中的信息不是以微秒形式，而是以正常速度传达出来的，尽管它们都藏在音乐、海浪轻轻的拍击声或者其它掩饰性的声音里。据称能增强自信心的一盘磁带也许在这样一些声音的掩盖下，包含着不为人知觉的重复信息：“我每天都越来越相信自己了。”其中的理由是，隐藏的信息是通过无意识感觉到的，它能够有力地影响使用者的感觉、思想和行为。
该委员会研究过的最广泛的一项实验是一种双盲实验。志愿者要进行记忆力和自我信心测试，然后在五个星期的时间内使用通过商业手段生产出来的潜意识自我帮助磁带，不管是用于增强记忆力的，还是用于提高自信心的，再后进行重新测试。他们不知道的是，只有半数的人得到了他们认为的那种磁带，另一半人中，被告知他们拿到的是可以增强自信心的磁带实际上是用于增强记忆力的，反过来也是一样。
所有这些实验组得到的结果显示，这些磁带“没有产生可感知的效果，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也不管是在提高自信心方 面还是在增强记忆力方面，可是，许多信仰者却不这么认为”。另一个进行了类似研究的小组不那么谨慎地说，潜意识自我帮助音带是“哄人的”，是“完全的骗局”。
睡眠期学习：从1916年到70年代，一批心理学家尝试过对一些处在睡眠中的人小声地播放需要学习的材料。其理论是，这些材料将会在无意识水平上被听到，因而不用费力就可以吸收。该委员会报告说，早期的研究不确定，因为没有铁的证据证明受试者的确是睡着了。可是，后来的研究涉及使用脑电图显示出来的阿尔法脑波活动，以证明睡眠者的确处于熟睡之中，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是否定的，并没有发生什么学习过程。
然而，总是还有证据存在，证明学习有可能在较轻度的睡眠中发生。几年以前，有一位研究者对嗜好咬手指甲的人进行过治疗。他在这些人夜晚熟睡期间播放一句话的录音：“我的指甲咬起来味道真怪。”每晚播放3O0次，一连播放54个夜晚。有百分之四十的人不再咬指甲了。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大部分人在睡眠中有不同程度的级别变化，较轻度的睡眠期间有可能发生学习过程。该委员会的结论是：
本委员会没有找到证据可以提示在能检测的睡眠中发生了学习过程（通过脑活动的电子记录加以确认）。可是，正要醒来时的知觉和对语言材料的解释，可以通过在较轻的睡眠阶段提供该材料而加以很大改变。我们的结论是，对在睡眠期间提供的材料是否存在学习过程，以及学习和回忆的程度，都需要重新加以检测。
神经语言学教程（NLP）：这套办法原来是由两位值得尊敬的心理治疗师理查德·班德勒和约翰·格兰因德设计出来的。目前，许多人和一些公司都在极力推销该方法，声称它能培训一套相当有价值的技能。培训者通过NLP培训点、专题讲座和一些学校讲授该法，使其成为热门生意。
NLP的使用据说可以增强人们与他人相处的影响力和有效性。其核心概念是，人们在进行心理和生理活动时，会利用特别的感觉系统——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等等——来想象正在处理的材料。按照NLP的说法，人们最容易受到一些以自己喜欢，或者当时正在使用着的表现方法表现出来的材料的影响。接受NLP培训的人依靠像眼球运动、姿态及呼吸频率和语言等的暗示。他或者她依靠这个信息进行“模拟”（模拟其他人的身姿、呼吸率和比喻的选择），“入定”（一种条件形成，以引发某种具体的反应），因此而扩大他或者她对其他人的思想、感觉和意见产生的影响。这种方法因为明显的原因而对一些董事、经理和销售人员特别有吸引力。
然而，该委员会找不到任何对NLP的有效性进行的、在科学上可接受的评估，因为，如该委员会所言：“NLP的经营者、承办人和从业者都不是实验心理学家，而且也无意从事这样的研究。”现存的少数几例不彻底的研究证据“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否定的……总体来说，到今天为止，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实验证据能支待NLP假说，也不能证明其有效性。”
该委员会还说，NLP的某些部分极有可能具有某些益处，与别的人保持眼部接触，并注意他或者她对话题或者比喻的选择，无疑会改善彼此的人际交流。可是，该委员会发现，NLP的这些可能有效的部分既不是它独有的，也不一定与NLP学说有关。
生物反馈：这是指利用电子或者其它监测设备，给一个人提供有关他或者她自己的生物功能的信息，其目的是要培训这个人对一般是不自觉的过程进行有意的控制。这些不自觉的活动包括心率、血压、体温（特别是极点温度）和阿尔法波活动。
典型地讲，一位有高血压的受训者会看到一连串的血压读数，而且会以某些说不出的方法慢慢将一些无意识的过程与任何可观察到的血压下降联系起来。过一阵子后，受训者在自己也不清楚的情况下竟能有意识地让血压降下来。同样的，受试者看着能显示左脑和右脑活动的监测器，能够学会增强一种脑活动而减弱另一种脑活动。结果能改善像心算等的认知能力。接受培训者学会了降低某些具体肌肉的张力后，能够改善音乐演奏技巧，冲刺表现和手眼随动能力。
这听上去固然极动人，可是，该委员会发现，通过生物反馈而取得的效果却有严重的局限。受试者无法在压抑条件下降低自己的心率，十份肌肉松弛研究当中，只有两份显示了证据，而且没有一份显示过在压抑的情形下有什么益处。对阿尔法波活动的控制只有在一些简单的认知任务上能改善表现，而体温控制本有可能防止冻伤，但除了在受试者处于休息状态时有效外，并不能随时生效。
最后，该委员会说，不管生物反馈的确存在什么样的收效，它仍然得与其它一些代价不那么高的方法进行比较，比如确有效果的放松训练和有指导的偶像想象。该委员会引用了一项将生物反馈与放松训练进行比较的研究，发现其效果是一样的。
超心理学：几十年以来，一批很投入的超心理学家——有些是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研究其它学科的人，还有一些是普通人——一直在进行实验，以求证像超感官知觉（ESP）、超人透视（能看见不在跟前的物体）、意念移物（通过心理力量移动物体或者影响机械的能力）。心灵感应、异体经验、濒死经验和通灵这样一些“心灵”现象。成立于1885年的美国心灵研究会掌握着数量庞大的捐款，出版简报和杂志，还定期举行讲座，召开学术会议，组织各种集会。普林斯顿宗教研究中心是盖洛普组织的分支机构，它于1991年发表的一项综合调查发现，有近半数的美国人相信超感知觉，有四分之一的人相信心灵透视。
如果是真实的话，所有的超心理学现象都会有实际的用途（警方有时候还真的给一些会特异功能的人付钱，让他们说出失踪者的方位）。国立研究院委员会因此而参观超心理学实验室，观察他们进行的演示及实验，与一些超心理学家们讨论超心理学实验，并察看相信和不相信者双方进行的研究报告。在大量的材料中，有两个最为肯定的发现如下：
——在通过超人透视而看到远处物体的大量报告中，只有9份是科学研究报告，但9份当中的8份都有严重的错误（“发送者”已经在无意间给“接受者”提供了中间试验的线索），而第9份报告的错误不一样，但也同样严重。后来进行的更严格的研究的确得出了一些结果，可是，其结果却低于有意义的统计学水平。
——在332例心理动力影响报告中，通过随机抽取数字而找到的188例符合某种程度的科学标准。有58例报告了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2份最仔细和最广泛的实验使用到了随机数字发生器，它们得出了0或者1，每个在长效水平上平均为百分之五十。试图通过心理动力影响机器的受试者，在一间实验室里能够产生1当中的百分之五十点五的结果，在另一间实验室里能够产生百分之五十点零二的结果，这就是说，在一间实验室里进行的每100次实验中，有一个额外的1；而在另一间实验室里进行的每2500次实验中有两个额外的1。考虑到实验数字很大，这些结果从统计学上来讲是有意义的，但它们表示出来的却是“极微弱的效果”。
由于这就是大多数超心理学现象最有影响力的证据，该委员会的结论就是一概而论、明确无误的：
在过去130多年内进行的研究中，本委员会找不到有科学意义的证据证明超心理学现象的存在。
本委员会的观点是，最有力的科学证据也不能使存在超感观知觉——即收集有关物体或者思想的信息而又没有已知感觉机制的参与——这个结论得以成立。
当然，该委员会对这些证据所做的结论，不会动摇相信超心理学的人的信仰。可是，这还需要时间才能明白。我们可以回顾费斯丁格、里尔肯和沙切特对洪水崇拜的研究，他们抱憾地报告说，一个人如果相信什么东西，并因为该信仰而采取过行动，当他面对着一些说明他的信仰是错误的证据时，他“不仅不会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丝毫的动摇，反而比以前更加相信这些东西”。人类思维这台令整个世界产生意义的、最有力和最令人惊奇的仪器，好像也很容易为自己的错误想法而辩解。
第十九章 今日心理学
给心理学家画张像
尽管许多有城府的人认为一概而论是思想偏狭，可是，我们待人接物的合适行为却主要来自对别人的总体揣摸。如果我们进餐时隔壁坐着一位未曾谋面的女士，并得知她是长老教会的一位主事，而不是某本未经批准、满纸桃色新闻的名人自传的作者，那么，我们与她谈话的方式一定有所不同。概括性的预期虽然常常过于简单，也不准确，可是，它们的确是对一些人必需的假设。没有这些预期，我们的行为就会失态，跟新近从亚马逊热带雨林跑出来的某位亚诺麻莫部族人相差无几。
因此，如果听说坐在你邻桌的陌生人是一位心理学家时，你在脑子里会有何等想象？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他或者她对人类天性一定有着特殊的眼光，他们专门对付有毛病的病人。而你到现在已经读了不少有关心理学的东西，一定纠正了许多总体的错误想法。你知道，“心理学家”这个词的含义不止一个，而是范围非常广泛的一些职业，其中许多与对人类无性的独到眼光毫无关系，许多心理学家是科学家，而不是治病的人。没有哪一种总括，没有哪一种单一的形象可以包容现代心理学家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时所从事的熟练和精巧的活动，如下述几段所示：
——一位身着白大褂的男士拿着手术刀弯腰伏在手术台上，慢慢地切开一只澳大利亚袋鼠，以期在它的体内寻找细小的肾上腺。这只雄鼠经历数小时不停的交配后刚刚死亡；这个类别的雄性都会在5－12个小时疯狂的性活动之后断气而亡，它们都只在一年的两个星期内从事这项活动。对这样一些老鼠的肾上腺的检查导致了一种解释：繁殖季节的日照长度和平均气温引发了雄鼠肾上腺的极度活跃期，因此而引发很长时间的高强度交配活动，最后以死亡告终。这项研究在人们认为季节对老鼠和人类行为有影响的知识体上又增加了新的证据。
——两位社会心理学家提出假设，说一个人在成年期内体验到的风流爱情关系，是以他或者她小时候对父母的依恋为模式的。他们设计了一份多项问卷表，每种答案都能看出儿童——父母依恋类型和他或者她所体验到的成人风流关系。研究者设计了一种利用问卷进行的小型调查。当他们通过统计数据分析答案时，会找到儿童——父母依恋类型与成为风流关系之间的重要相关联系。这项假设因而得到映证。
——一位妇女太阳穴上绑着电线坐在视屏前，一些男人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在视屏上闪过。在附近的地方，一位研究者观察并记录着她在另一个视屏上出现的脑波。他看到的是正常的波峰和波谷——直到一位妇女的名字闪过，引起波峰尖锐上升一会儿，这表明小小的惊讶。研究者在研究脑波外形和振幅与情绪激励认知的相关关系，这是许多想理解大脑的思维及情绪电化基础的步骤之一。
——在一个冬天的日子里，鸭子在池塘里四处游动，两位穿得很暖和的研究者站在30码开外，其中一位每隔5秒钟往水里扔一些面包屑，另一位每隔10秒往水里扔面包屑。这样喂了几天后，每5秒钟扔一次面包屑的那边，鸭子的数量多一倍。可几天以后，研究者们做了一些变更：每10秒钟喂一次的那位研究者扔的面包屑大一倍。一开始，鸭子按老样子往原来的地方跑，有大半的鸭子喜欢扔得更频的那边，可5分种后，它们重新选择了位置，两边的鸭子各占一半。研究者们相信，这是天生的寻食策略中复杂的证据，鸭子不仅考虑扔食物的频率，而注意平均的食物多寡。这项研究增长了人们的知识，知道次数和数量在动物和人类的大脑中是以非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一组研究人员小心地把一些微型麦克风放在一位志愿者的耳道内，让他坐在一个环形结构的中间，在不同的高度上装设6个扬声器。然后，研究者一个接一个地用扬声器发送白噪音（一种广谱杂音），每收把这个装置旋转15度，直到从约144个位置上发送声音出来。志愿者每次通过角度来指示扬声器的方向和高度。后来，研究者利用麦克风抬音的录音，将声音通过耳机而不是扬声器发送给志愿者。志愿者可以辨认出明显的声源方向，他辨别的准确度与实际播放时几乎一样完美无缺。这项实验也增加了人类的知识，知道思维如何根据声音到达耳朵的时间差别来决定一个声源的方向。
——一组研究者通过引发面肌松驰的方法调查了减轻紧张性头疼的生物反馈的用途。他们将受试者分成两组，一组得到的生物反馈信号显示他们的面肌什么时候放松，另一组得到假的生物反馈信号，指示他们的面肌是松驰的，而实际上面肌是紧张的。放松面肌应该可以减轻头疼，而面肌紧张却会加重头疼。可是，两个组因为生物反馈而都减轻了头疼。研究者的结论为：生物反馈数据，不管是正确或者错误的，都能让受试者得到强烈的“功效”或者锻炼控制的能力的感觉。是功效感的增强，而不是肌肉松驰的程度使头疼的次数和强度减少和减轻的。
对这样一些杂乱的场景，我们还可以增加已经看到过的更多的场景——从一位心理治疗者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办法引导一位病人重新认识他不现实的理想，到一位发展心理学家记录一个婴儿的眼球在观察不断从屏幕上闪过的图片时的运动，从一位神经心理学家给一只已经学会走出一道迷宫的老鼠注射肾上腺素，以观察这种荷尔蒙如何影响其记忆力，到一位认知科学家努力编写成千上万的计算机程序的步骤，面对数百条句子，这些计算机就会像婴儿那样学习语言。
在这一切之外，还有许多心理学家特别的兴趣和活动是我们尚没有时间进行探索的，其中很多对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关系。这里有几个例子：
——有些人在调查爱和交配选择心理学。有一阵子，这是一个相当热门的研究领域，后来，因为太“软”，它被搁置一边了。然而，最近，出现了对爱研究的复苏，这些研究基于对调查数据和采访进行的复杂统计分析。我们刚刚看过一个例子：一项研究将成人风流爱情的风格与儿童－父母依恋关系连系在一起。还有一个例子：如我们所见，早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会爱上其性格与自己的性格互补的人（“异性相吸”，这是民间的说法。）然而，最近，两位研究者利用极详细的问卷和仔细的分析显示，“高度自控者”（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敏感的一些人）倾向于爱上与自己的行为和兴趣一样的人，而“低度自控者”却倾向于凭喜欢不喜欢和双向的教养爱上别人。
——一些研究小组对一些经受反复发作的压抑折磨的人进行长期纵向研究。研究小组跟踪其受试者生活中的事件和变化，把这些跟情绪状态挂起钩来。他们最近的发现增强了有关压抑、特别是童年时代被虐待的影响、家庭冲突、夫妻虐待和其它创伤的“压抑理论”的重要性，还有像养育亲朋好友这样一些补偿性的因素的反向作用。
——智力的本质已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得到广泛研究，可是，当前有些研究者又提出了一种新概念：智力既不是总体的知识能力，也不是相关能力的集合，而是一整套不同的过程和策略，它们也许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以不同的水平操作起来。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就说过，每个人都具有七种不同的智力：语言能力、逻辑－数学能力、空间能力、身体运动能力、音乐能力、人际关系能力和待人接物能力。耶鲁大学的罗伯特·J·斯顿博格的研究数据表明，智力结构有三层：思维对自己的能力的了解，它对自己积累的经验的利用和它对目前情形的评估。
——许多研究者在研究比以前深得多的性别角色行为和性偏好的来源。有些人集中在父母对大脑发育的影响上，还有些人专注于基因异常。更有一些人集中于家庭影响，还有人强调文化因素。每个组都把它的因素看作是最有影响力的，可是，正在形成的一种观点是，在每种情况下，所有的东西都涉及在内，其程度有所不同。在任何人的历史中，具体的相互影响才是决定结果的东西。
——意识的本质也许是心理学中最为深刻的谜团，可是，它长期以来被搁置一边，要么是因为无法了解，要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最近，一些研究者又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可以回答的一个问题。弗朗西斯·克里克提出，一组神经元连续和半振荡的启动会在大脑的许多部分引起神经活动暂时的统一。这种形式的自我缴发本质是意识的基础。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把意识比作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即一组引导和控制不管什么程序信息的指令。杰拉尔德·埃德尔曼相信，低水平的意识来自于大脑主管内部生理驱动力的那个部分与处理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的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的一种解释在于，大脑的一个部分是饥饿的，另外一个部分看见食物，而最后“啊哈”的一声惊叹就是意识。）反过来，高水平的意识来自于语言和大脑的概念形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它能够给事物取名，并把它们装配进一些范围之中，使思维不再注意实时的事物，因而生成对它自己的思维的意识。
为心理学家的特别兴趣和活动形成一个典型的形象是如此困难的一项工作。可是，我们难道不能至少把典型的心理学家当作一个人来看？不行。心理学家男女都有，身材大小、高矮、色彩、年龄和教育水平及地位各个不同。
许多人认为心理学家是白人，男性，是一位“医生”，而且，如已经说过的，他一定就具有对人类天性的独特看法，也能治疗不少有精神病的人。众所周知，这最后两种涉及洞察力和治疗的本领，只符合约半数受过高等训练的心理学家。
而第一个形容词，即白人，却很有道理：在所有受到聘用的博士级心理学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人是黑人，不到百分之二的人是西班牙人，百分之九多一点的人是亚洲人。
（黑人的情形的确不怎么样。1975年，他们在心理学中得到的博士学位为百分之三点八，而在1990年，这个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五。很明显，黑人博士级心理学家就业的机会是如此稀少，以至于在这个领域中没有博士学位的相对增加，其就业位置的分配也没有增加。这个职业中的一些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可对此也无能为力。西班牙人和亚洲人的进展却好得多。西班牙人得新博士学位的人数从1975年的百分之一点二增长到1990年的百分之二点九；亚洲人的比例从百分之一点一增长到二点六。）
第二个形容词，即男性，曾经是正确的，可很早以前就不再如此了。1910年，只有百分之十的博士级心理学家是妇女，而到193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百分之二十二。到1990年，已经变成了百分之四十。而且，由于妇女现在拿到五分之三的心理学博士学位，她们很快会成为多数。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临床心理学的增长所致，因为这个职业一直以来就主要对妇女开放。搞学术的心理学家却没有，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男性心理学家一直就没有让女性心理学家进入学术岗位，其理由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们会在几年时间内，或者终身抛弃她们的研究。相应地，男性心理学家写出了更多的研究论文，而且把持着几乎所有的高水平学术和研究位置。只是在相对较近的几年内，妇女的名字才像男性一样出现在一些研究论文中，可是，妇女仍然没有在重要的心理学部门占据重要位置。
“医生”这个称呼也是另一个错误的说法。的确，美国心理学会的10．08万成员中的四分之三会员和美国心理学协会（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个组织）更高比例的人都有博士学位，或者在少数几种情况下都有心理学博士学位，或者叫教育学博士。可是，有约15万人有心理学硕士学位或者学士学位，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在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心理学协会之外。他们做测试、咨询、心理治疗，并在工厂、幼儿园、学校、诊所政府机构和私人营业场所做一些低水平的心理学工作，并被人口统计局登记为心理学家。
对许多人来说，“心理学家”意味着“教授”，而在本世纪早期，许多心理学家也的确是一些学究，因为他们主要只有在学术机构里才能谋生。今天，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心理学协会只有约三分之一博士级的成员是教授级研究人员，而约有半数的人是私人诊所的临床医生或者被一些诊所、医院和其它组织所聘用，百分之十二的人在工厂、政府机构和其它服务机构中，其它的人在学校和其它地方工作。
所有这些都说明，心理学家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一些人与另外一些人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就好像除了这个大类的名字以外彼此完全不相干。
给这门科学画张像
心理学家及其活动多种多样，他们在兴趣上也是各个不同：尽管称作一门科学，但它太过异常，除了用最为广义的词以外，无法加以定义或描述。
上面所见的以及我们在前几章里看到的东西证明了这些杂乱和多样性。可是，要想更详细地了解心理学已经成了何等变化多端和混乱的一门科学，人们只需翻几卷《心理学年鉴》就可以一目了然。每年的年鉴包含约20个章节，有些回顾最近在知觉、推理和运动技能获取等心理学中心领域的工作，还有一些涉及更深奥难解和不着边际的课题，如大脑多巴氨及奖励、听觉生理学、社会及社团介入、半脑对称、音乐心理学和宗教心理学。在五六年的时间内，《年鉴》涵盖了约100多个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其分支领域，任何一个分支领域都有可能占据一位研究者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有哪一门如此不整齐，如此繁杂，如此没有组织的学问会被称为一门科学的呢？我们有没有理由相信，它对人类天性和人类思维所说的话是科学的真理？
一个世纪以前，威廉·詹姆斯在机智地阐明了当时的心理学是什么以后，很悲伤地说，它目前还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一门科学的希望所在”。我们看到过他是怎样描述它的：
一串粗浅的事实；一点点闲谈和就一些观点产生的口角；在仅仅是描述性的水平上进行的一些分类和概括；一种强烈的偏见，即我们有不同的思维状态，我们的大脑使这些状态定型；可是，没有一条像物理学一样的定律，没有哪一条假说是我们可以从中推出结果的。
把这种说法与心理学如今的情况做一个对比：事实有了巨量的增多，这些事实不是粗浅的，而是经过了复杂的统计分析的；同样有很多闲话和口角，但大多数是有关可检测的解释和理论，而不仅仅是一些意见；也有大量处于理论水平上的分类和总括，还有大量有关思维状态及其与大脑现象之间的关系的规则和假说，而且其后果有可能，而且经常是可通过因果关系推论出来的，并加以证实。心理学早已经成长了，超过了一门科学的希望所在，而且成为一门科学的现实。
可是，这是一门与大多数科学不一样的科学，它复杂而且繁芜。
在自然科学中，知识是慢慢积累的，并不断向着对自然更深的理解进发。相对论并没有推翻牛顿物理，而只是吸收了它，并超过它来处理一些牛顿没有看到的现象。现代进化论并没有推翻达尔文主义，而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细节、例外和能够解释达尔文不了解的证据的复杂情况。反过来，心理学却产生了许多特别的学说，这些学说要么后来被推翻了，或者被证明只能应用于如此有限的现象领域，以至于不能为更大和更有包括性的理论提供一个基础。行为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再说，心理学充满了杰罗姆·凯根所说的“不稳定思想”——一些并不指固定和不变的现实，而只是主观的和可变的概念和理论说明。心理学中的许多现象涉及某些现象对人类的意义，这跟物理学中的许多只发生在物理世界里的现象不同；两位心理学家利用同一个词可能是在谈完全不同的事情。凯根最近回过头来看了看他以前写的东西，并“意识到，使我感到窘迫的是，像成熟、记忆力和情绪及习惯的连接性等思想，我一直以为它们有固定的意义”。今天，他看到，这些思想，以及心理学中许多别的思想会根据一位研究者收集数据的方式而有不同的意义。一个人对恐惧的定义以及对这个概念进行的工作是指一系列生理现象，另一个人却认为恐惧是他的受试者在感觉到害怕时体验到的内心感受。可是，这两套数据并不是享有共同边界的，生理迹象经常在一个感觉到害怕的人身上是不存在的，而情绪在一个表现出其生理迹象的人身上也找不到。以为是对害怕所作出的科学定律的真实取决于一个人用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
还有，与物理学不一样，心理学有很多定律只在观察发生的那种文化里才是正确的。最近几年，心理学家对这门科学中的一些规律在跨文化中的有效性产生了兴趣，并发现有一系列规律看上去是全球一致的，包括皮亚杰对发育阶段、儿童获取语言元素的顺序、人类喜欢分类的自发倾向、社会蒙混的倾向及其它的一些观察。可是，他们也发现，许多只在这些规律得出来的文化环境或者类似的文化环境中才有效，其中有男子气、女人气、爱和嫉妒的定义和发育，顺从大多数并服从权势的倾向、推理当中对逻辑的运用、亲情和归属感的发育。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心理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可是，这不是一门有连贯和综合理论的科学，它是一种智力和科学的旧货拍卖。
30年前，当认知革命打破行为主义封闭的大门时，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一开始看上去十分刺激，令人欢欣鼓舞，可仔细一看却令人困惑和烦心。雷克弗里斯特大学的大卫·L·克兰茨曾描述过心理学一开始和后来在他眼中的情况：
当我最开始知道有心理学时，我因为它广泛的范围和多样性所激动……我只是稍有注意，而且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关心，其导言部分的课文是彼此不相关的。实际上，它们彼此互不覆盖的情况正好突出了发现的新鲜感。
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由这样一些多样性引发的激动被不断增多的、对专门性的强调和只能埋头于其中一两章的压力所抵消。我还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心理学的多样性经常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它会成为不连贯的指标，或者更坏的是，它成为一门“假科学”的试金石……
职业生活也是同样的。心理学令人激动的多样性仍然受到怀疑，各专业之间的沟通很困难，有时候完全不存在。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来临和新的关心点持续不断地被合并进各种学问之中，调查者与概念系统之间彼此的隔绝感一直都在增强。
跟克兰茨一样，许多心理学家也因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和不连贯性所困扰。乔治·米勒嘲笑地称它为“智力动物园”。可是，动物园至少还关住并控制其动物，而在今天的心理学中，很多人具有逃跑的倾向。一系列生理心理学家已经转移到了生物系，有些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已经远离了心理学，开设了他们自己的系别。有些社会心理学家转移到了临床部门和商业学校。《美国心理学家》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预测，在接下来的50年内，心理学主要的研究领域将会分解，并获得单独的身份，并会在大学里设立他们自己的系别；心理学会被正确地看作行为科学发展的一个暂时阶段。
其他人认为，有些新的概念、学说或者比喻会而且一定会找到，以统一心理学的半自治专业。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执行副主席雷蒙德·福勒说：“我们必须坚持寻找‘宏大的统一理论’。对多样性这个问题的解答不可能是进一步的分化。”最近几年，一系列理论家已经在《心理学新观点》的好几期里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说，一种新的和统一的比喻或者概念极为需要，也一定会出现。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没有哪一种学说是可能出现的，也不需要这样一种统一的学说。西格蒙德·科克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想看看这个领域更大些的问题，他说：“心理学不连贯的问题最终（应该）通过以某种类似于‘心理学研究’之类的词来替代它而加以承认。”其它一些仔细研究过这些问题的人也这么说。欧内斯特·希尔加德在总结美国心理学综合史时说，一种统一的心理学科学也许更多的是一种美学理想，而不是实际的目标，“心理学可以被看作是许多心理学的大家族，它只能通过社会实践和大学的分科结构进行统一。”大卫·克兰茨说，我们预期，心理学的分支可能会成为联系紧密的一个家族的成员，可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模式可能是一种不整齐划一的联邦，或者是不同共和国及民族组成的国家－省份，通过某些共同的兴趣捆在一起，但讲不同的语言，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每个成员都在忙他自己的生意。
有很充足的理由怀疑，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单独的理论能够既解释神经传递器的动作，又能解开一道密码；既能展示神经网络的分布情况，又能解释清楚真正的爱产生的过程。一种总缆一切的理论，只有在我们知道得很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心理学中存在，可它再也不可能了。
分裂
不管这门科学会分解的预测是不是会兑现，有一种分裂是最近出现了的——学术派和科学家派以及临床派和行医派之间的组织分裂。
学术及应用心理学家之间的分裂在美国心理学协会里算不得什么新鲜事。这个协会成立于100年以前，当初是一个知识分子协会，其成员主要都是学校教师和研究者。从一开始，应用心理学家就被瞧不起，很少被选拨到重要的岗位上来。他们的价值和目标被认为是腐败的、商业性的、非科学的和总起来说是污秽的。约翰·B·沃森因为桃色新闻而被赶出学院，可是，美国心理学协会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忽视了他，因为他把自己的技能出卖给了广告世界。
临床工作者更是被学术研究者看作低人一等的东西。在1917年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上，一小组人——当时总共也才不多的几个人——很苦恼，感觉他们的兴趣被忽略了，系决定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即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这个协会慢慢成长起来，美国心理学协会也采取了行动。它创立了它自己的临床分会，宣布它愿意接受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的任何成员为自己的成员，并修改了自己的议事程序，其目的是要推进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并把它当作一门职业。这条办法奏效了：变节者回家了，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也解散了。
当美国心理学协会中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应用心理学家人数增多时，类似的事件又反复发生了。每次，不满意的人重新组成他们自己的组织，美国心理学协会就进一步修改它的结构，以留住他们，或者把他们弄回来。可是，要真正使学术研究者和临床心理学研究者的兴趣和世界观得以谐调却是不可能的。在1984年的《美国心理学家》中，一位心理学家借用C·P·斯诺的概念悲伤地写道了“心理学的两大文化”，两种都决不相容，充满敌意，而且彼此异化。
使这件事情变得很严重的是钱。在70年代，对临床服务进行的第三方支付通过健康保险而成为可能，可在80年代，这个支付来源开始减缩，这是里根政府的政策和卫生保持组织出现的结果。美国心理学协会里的临床工作者——这时候，他们的人数已经占了多数——要求这个组织加速政治活动，并提高其知名度。这使学术研究者们大为震惊。他们担心，美国心理学协会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个科学组织的机关会变成职业协会，带有自己的金钱和政治目标，而且会迅速地被行医者控制起来。
在80年代中期，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执行董事们想办法避免科学家们离会，他们设计了重新组织的办法，以保护其兴趣，可是，全部计划遭到美国心理学会代表大会的否决。眼看着将要出现危机，这个代表大会同意了一个最终的杂花被重组方案，双方的成员都不满足。这个重组方案于1988年交由会员通过，但被几乎是两票对一票的比例驳倒了。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1988年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上，这个协会的前任会长和著名的学术研究者们，其中包括文伯特·班杜拉、肯尼思·克拉克、杰罗姆·凯根、乔治·米勒和马丁·塞利格曼，在宾馆的房间里召开了干部会议。他们带着一股反叛精神和违抗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即美国心理学会，主要为进行学术和科学方向上的心理学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好几百名科学家退出了美国心理学协会，转而参加了美国心理学会，另有好几百人也参加了这个学会，但保留了他们原来的会籍。在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心理学会已经拥有6500名成员了，到1992年，成员数增长到了13000人。它现在比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人数少些，而且总是少得多，但它在成长之中，其领导人预计，其潜在的成员数在30000左右。
今天，就跟一些离异夫妻为了孩子的利益而订立了临时协定一样，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心理学会不再在公开的场合彼此攻讦了。来自两个学会的代表曾就寻找可能的合作而进行过磋商。美国心理学协会甚至还提出要出版新美国心理学会会刊，即《心理科学》，尽管美国心理学会选择了另一位出版人，但它过去的主席，即查尔斯·基斯勒给美国心理学协会写了一封感谢信。这两个组织的确在进行竞争活动，以吸引更多的研究生和新的博士学位持有人，可是，今天，美国心理学会的成员却认为归属于两个组织是明智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心理学会会继续成长，并服务于科学大众。美国心理学协会每年也有增长，它的临床——职业性成员的比例也总是大得多，可是，它会继续拥有许多学术——科学性的成员，为他们出版刊物，并在华盛顿和其它地区维护他们的利益。
如果说所有这些令人困惑，那么，它又怎么可能是另外的一副样子呢？在心理学中，没有什么是简单的，也没有什么是清楚的，这个领域很好地反映了它所研究的混乱、复杂的人类思维。
心理学与政治
·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中有六分之一是心理学家。
·心理学知识已经成为对我们的学校、工厂、诊所和精神病院以及部队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会随着研究得出对人类天性更好的理解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其它许多科学不一样，心理学基本的研究并不能得出可销售的产品，也不是专为自己服务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由联邦政府资助，为的是公众利益。
那么，联邦政府给予心理学研究多大的资助才算是合适的呢？
一年200亿美元？
100亿？
50亿？
实际数字为：不到5亿美元。
心理学研究目前得到的联邦资助不到自然科学的九分之一，是生理学和农业科学的十一分之一，实际上只占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资助的百分之二。这比两艘太空飞船项目的造价稍高一点，比一只隐蔽轰炸机一半的造价稍高一点。（私人基金，即心理学研究资助中另一个重要的来源，资助约3000万美元，不到联邦资助的十分之一。）
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心理学会定期派谴代表去国会山请求更多的资助，可是，他们在那里遭遇到很大的障碍。心理学研究的联邦资助金的大部分来自酒、滥用药品和卫生保健管理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更少的一部分来自国防部的一些分支机构，再少一些的资助来自国立科学基金，其它零星的资助来自其它机构。这两个学会的代表因此而必须在一系列委员会和分组委员会之前提出要求，这会分散风险，但却意味着必须在各处开战，而没有任何总体的高水平资助。
在早先的几十年里，心理学研究非常简单，就像桑代克用破木板做一只迷宫，然后买几只老鼠和几条狗就可以解决问题一样，那时候，费用根本就不成问题。可是，现代调查、微电极扫描设备、大型计算机和由一组组的专业人士进行的纵向调查需要花相当大的费用。尽管如此，心理学研究与新武器和太空旅行的研究比较起来，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然而，我们这个酷爱心理学，并极需要对它的了解，以及它所能带来的益处的国家，却只为它花费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一的二十五分之一。
今天，我们会对罗马人摇头，他们花费巨额的资金建造城墙，修建道路和水渠，却没有努力研究土生罗马人不断下降的生育力和生产率。人们不禁怀疑，未来的动物会不会在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废墟时摇头哀叹，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用在那么多的事情中，却不肯花钱研究人类的天性，因为它可能就是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
政府不仅在对心理学研究的资助当中十分吝啬，它还干扰甚至禁止某些研究，有时候是出于可佩服的理由，有时候却很不光彩。
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的，在60年代民运扩张期间，公共卫生服务处采纳了一些涉及生物医学研究的规定，1971年，卫生、教育和福利局把这些规定扩展到所有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这些规定尽管不是法律，但它们起着法律条款的作用，可以限制联邦政府对不服从这些规定的单位进行资助。关键的条款要求研究者在进行任何实验过程以前，必须获取受试者在了解情况以后的同意。这种对人权值得赞扬的延伸如果严格实施，会使掩蔽心理学研究或者实验者目标的潜藏不可能进行。甚至要求掩蔽的、相对无害的实验也不可能进行了。
经过数年痛苦的抗议，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实施的扼杀性条款在1981年大抵就不再起作用了，从这以后，掩蔽性研究又一次能够进行了。可是，控制仍然十分严格，很多有可能会产生有价值成果的研究再没有人去设想，也没有人去试。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德华·E·琼斯所言，哪怕在这些要求不再生效以后，“这些条款和机构复审委员会仍然在对我们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你根本就不会去考虑有可能遇到阻力的实验——人们不可能去想攻克一个问题，因为它需要某种程度的掩蔽，而这又会制造与机构复审委员会之间的麻烦。整条研究线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对研究活动进行的另一项更为严重的干扰是，管理部门会因为政治原因而阻止发放资助金，如在1991年的一次行动，美国心理学家协会的执行董事刘易斯·利普西德称它为“来自最高管理层对研究进行的、创造历史的‘镇压’”。
尽管那些调查者都是社会学家，但他们的项目对心理学家也有很大的兴趣，对社会心理学项目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很容易地发生在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项目中。国会山的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理查德·阿德里和罗纳德·莱因德法斯计划进行对7－12年级的2．4万名少年进行一项调查，经过其父母同意之后，决定对他们问一些问题，以了解其性行为。这会得出阻止少年怀孕、防范艾滋病和其它性传播疾病的有价值的知识。
阿德里和莱因德法斯的提案已成功通过同级复审过程，并得到国立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的资助批准。接着，卫生及人类服务处（国立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是其下属机构之一）的秘书长路易斯·沙利文博士在一次保守的电视谈话中被问及这次调查活动。他宣称不知道细节情况，可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共和党员，众议员威廉·登尼梅亚公布了调查中的一些提问，因而引起了好几个保守组织成员对卫生及人类服务处的抗议浪潮。沙利文秘书长的应答是不考虑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的科学家们的意见，并取消资助。刘易斯·利普西德指出，艾滋病现已出现在20岁左右的男女人群之中，因而，他们一定是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染病，而这项调查有可能得出一些情况，引导我们采取防范性的教育及社会措施。可是，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这样一项调查可能取得了什么益处。
阻止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极端的企图却失败了，至少是暂时失败了。众议员登尼梅亚因为他成功扼杀了少年性生活调查而沾沾自喜，进而提出了对1991年的一项法案的修正案，要求重新授权国立卫生研究院，使其有权禁止卫生及人类服务处进行或者支持任何全国性的人类性行为调查。哪怕在一个智力保守的时代，这对众议院来说也是要求太多了，因而以283票对137票否决了这项提案。不过，仍然有137名众议员投了赞成票，这使人感到震惊。国会如果稍为偏向登尼梅亚一边，就有可能扼杀心理学研究，而受害的却是整个国家。
为公平起见，我们得说明，有些想阻挡心理学研究的企图不是来自政府中的保守党，而是来自自由党，特别是来自政府之外激进的反传统团体。
其中的一支力量是“动物权利”运动，其成员最近几年竟诉诸暴力活动，他们冲入医学及心理学实验室，拆毁设备，销毁记录，有时候还带走动物。众议员和参议院都已经提出了议案，以通过联邦政府惩处偷窃或者破坏研究机构的行为，但是，在动物权利组织的游说下，这些议案都没有通过。
研究者们回答说，每一种动物都是以别的生物为代价求得自己的生存的，许多动物是靠吃别的有感情的动物为生的。人类利用其它动物作为食品，也用作实验受试者，以增大人类生存的机会，这比鹰、鹫、蜥蜴或者狮子的行为没有什么更不道德的。至于用动物进行研究的残酷性，威廉·格里诺（他显示，在一种更丰富的环境里发育的老鼠，其长出的大脑比在一个单调的环境中生长的老鼠的大脑量大得多）说，尽管研究会在一些动物身上引起疼痛，可是，“要说实验室条件很残酷，或者甚至说对大部分实验动物而言不是很舒适的话，这与实情不符。”他指出，不仅联邦法律定出了关养和照顾的具体条款，而且还要对每一种利用脊椎动物进行的实验进行复审，可是，“只有很差的科学才会去引发动物疼痛”，因为这会产生痛苦，而这痛苦又会有好多种生理影响，因而使实验结果不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研究者的人性的感觉，他说，大多数动物实验根本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在那些可能会引发疼痛的情况里，研究者们会使用麻醉剂。
有一种心理学研究一直受到少数民族、激进分子和其它自由人士长达二十多年的攻击，这就是心理能力中的基因差异研究。阿瑟·詹森、H·J·艾森克和菲利普·拉什顿都曾想办法通过统计分析寻找黑人在大多数心理测试中表现都很差的基因原因。因为他们进行的劳动，他们被控诉为种族歧视分子，被学生社团围攻，也受到其他同事的谴责，这些同事不仅不同意他们的发现——他们有权利这样想——而且认为这样的研究在社会上是有害的，应该加以阻止，甚至禁止。
对研究进行的这样一些干扰，在如今这个校园里充满“政治态度”的时代里越来越常见，越来越有害。一件值得注意的案子最近发生在德拉华大学。心理学家琳达·哥特弗莱德森一直在进行一些研究，以显示，智力测试中的差别在劳动操作中显示了比大部分理论家所想的情形大得多的差别。她的研究一直得到保守和颇有争议的“先锋基金”的同意和资助，可是，她的一些论文也通过了同级复审过程，并在有名望的科学期刊上得到发表。
哥特弗莱德森拥有自由主义者的名望。她曾在和平工作团中工作过，在贫民窟里教过书，并在一篇期刊文章里公开宣称，一个人的社会及道德价值并不是其智力水平的函数。可是，她认为，不对一些工人的智力水平进行合适的考虑就把他们分配到一些工作上去，这对社会是有害的，这个观点被一些教研室同事和学生认为是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当教研究室成员向大学领导正式提出抗议时，哥特弗莱德森的系主任，这位以前曾高度赞扬她的工作的人给她定了很差的评定，一个教师提拔委员会阻挡她很有希望的提升，教师研究委员会催促该大学更多地拒绝先锋基金的资助，而大学领导们同意了，并削减了哥特弗莱德森的研究资助。
可是，哥特弗莱德森奋力反抗，她请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提出抗议，因为她的学术自由受到了侵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真的提出了抗议，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1991年6月的一次听证会后，一位仲裁人驳回了该大学不接受先锋基金的决定，而哥特弗莱德森经过两年为自己继续进行并不受人欢迎的研究的斗争以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里。
受不受欢迎并不是对真理的检验，研究的合法性并不是由其社会影响决定的，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只有探索政治上是正确的一些课题的自由。被认为在政治上不正确的一些研究也许的确被认明是无价值和甚至是有害的——或许也会增加我们对人类的理解，导致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我们知道，1909年，当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讲课时，威尔·米切尔这位杰出的医生和将心理学应用于医学的先锋人物却把它称作一个“肮脏下流的家伙”。一所加拿大大学的教务长说，弗洛伊德似乎是在宣扬“回到原始状态”。这些杰出人物离他的工作太近了，无法看出它在未来的价值；我们对哥特弗莱德森的工作离得也太近了，不知道它是否会增加人类的知识，也不知道它会给社会带来损害还是益处。尽管如此，想阻止哥特弗莱德森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企图，比苏利文取消对少年性生活进行的调查和登尼梅亚众议员禁止卫生及人类服务处进行或资助性调查的企图一样好不到哪里去。
状态报告
我们的旅行使我们在思维的未知领域里走了多远？
一位在没有图标的大地上摸索前进的人，在看到远处的海洋时会知道，他已经到达了遥远的海岸，即他长途跋涉的终结处。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样一些遥远的海岸。在科学当中，对真实本质的了解从来就没有一个有限的总量可以知道。我们无法知道向旅途的终结处走了多远，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终结。就跟其它所有的科学门类一样，心理学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只会发现有更多详细的、深刻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不过，我们已经走得足够远了，可以回答许久以前的希腊哲学家和从那以后的其他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经典问题了。
对他们提出的一些有关灵魂本质问题的答案，思维和肉体的双重本质以及思维和肉体相互作用的一些方式，现在都包含在我们对现实世界化学和电子现象的理解之中，这些现象在多种层面上发生，以有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产生了我们称作思维的东西。这些现象的水平和组织形式为：
－－在最低水平上，即在10埃范围内（1米的十亿分之一）；神经传递器分子，它们以阵发的形式从启动神经元的突触小泡中向它和另外一个神经元的树突之间的间隙里发射。
－－更大几个数量级（数量级涵盖一个约10倍大小的范围）：突触间隙，约1微米（1米的百万分之一）宽，神经传递器分子在这个间隙之间跳跃着，把传递神经元上的信息传送到接受神经元上；
——更高两个数量级：神经元，约100微米，或者1米的万分之一长，被发送出来的脉冲沿着轴索前进，然后在这里被送到连接神经元上；
——再高一个数量级：少数一些连接的神经元按顺序发射的最简单的电路，长约1毫米，产生对比如有方向的视觉刺激有反应的基本反应；
－－再高一到两个数量级：1厘米到10厘米长的电路，由几百万连接的神经元构成－硬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湿件），程序就在这里面运行，我们会体验到心理地图、思想和语言；
——最后，另一个更高的数量级：整个在中枢神经系统，长约1米，上述一切都在这里面以各自的组织水平发生。
简单地说，思维就是编程信息的流动，数十亿神经现象有组织的模式使这种流动成为可能。
知觉、记忆、思想、性格和自我是思维的工作程序，它们吸取并利用信息和以突触连接的形式存储在大脑电路中的经验，从而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对刺激产生反应。（少数一些哲学心理学家仍然赞同一种大脑现象和来自其中并与之平衡的心理附带现象的二元论，可是，由于大脑死亡时附带现象也不再存在，因此，这个学说与传统的思维－肉体二元论相差无几。）
天生资质与后天培养这个古老的问题——本世纪早期一般是遗传论，后来改为行为主义回答——最近以相互影响说加以回答了。许多种证据显示，天生的倾向，即进化的产物，通过经验得以发育和成型，而经验是通过天生的资质进行感知和解释的。
同一个答案也适用于人的思想从哪里来这个古老的问题：人的思想是经过固定的神经倾向过滤和塑造后，通过经验和学习得来的结果。语言获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儿童的大脑具有一些特别的区域，能够在很少帮助的情况下将相关联的物体组成抽象的范畴。当固定的线路有缺陷时，学习就很困难或者不可能。一个语言能力天生很差的人不能处理困难的抽象问题，不管他或者她具有多少经验。
我们还看到，也不需要重述，现代心理学对其它某些古老问题的解答：知觉如何工作；思维如何解决问题；我们是如何推理，如何经常无效地推理；如何及什么时候行动是由情绪、有意识的判断和这两者的互相影响决定的；自私或者利他主义的、敌意或者友好的行为模式是如何从家庭和社会经验中潜伏的倾向中构成的。
然而，其它一些问题，却是视觉研究者和立视图的发明人贝拉·朱莱茨所说的“富余问题”。不了解这些问题并不会妨碍科学进程，也不会影响日常的研究工作，因此，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必要的，而大多数心理学家也相应地忽略了这些问题。意识的本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的使用或者在人类心理学中的作用尚不清楚，而大多数研究者，包括认知心理学家，都忽略了它，并在自己的研究中绕道而行。可是，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意识现在又得到很多人的重新关注，这表明，当心理学更深入地进入认知过程时，意识不再是一个富余问题。你可能还想得起来，乌尔里奇·莱塞说过，大多数复杂的计算机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不及最一般的人类，正是因为它没有对自己作为一个存在物的意识。
就连自由和意志这两个几十年内在心理学中再也找不到的概念，现在也回到前台了。行为主义者把它们当作唯心主义的错觉而扫除出门，认知心理学家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一种自由意志的行动好像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动作——这个概念被赶出了科学的大门。可是，认知心理学家一直不能够绕开或者忽视选择——如果人们坚持认为过去和当前的力量决定一个人选择的东西的话，这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但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然而可以观察到的现象。
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认为，思维的操作系统可以在一种自我反射的方式下运行，可以检查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目的地评估不同行动和可能行动的结果，决定哪些是最好的，并有意地选择来实现它。当我们不追求这个过程时，我们会选择不那么有意识的理由——即斯宾诺莎叫做人类枷锁的状态。当我们在自我反射和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时，我们就接近了人类的自由。
阿尔伯特·班杜拉在他的“自我功效”学说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说，自由不应该消极地看作是外部强制力的缺失，而应该积极地看做自我影响的行使：
人类通过操纵符号和参与反射性思想的能力，就可以生成新的思想和创造性的行动，以超越他们过去的经验……通过（自我调节）的行使，他们会积极地确定其情形的本质和他们会变成的东西。
从这以后我们往哪里去呢？
《心理学年鉴》的每一期都满是对这个领域未来的预测和预告。其中大部分都认为，在很多地方，心理学正打破以前未知的领域，正在进入没有想象到的知识王国，过去的宽泛和粗浅的阐述正在退步，让位给了狭小、具体和可检测的学说。这有可能就是心理学将会沿着它向前发展的道路，除非突然冒出了一位心理生活当中的牛顿，它可以看到拱形的法则，将这个特殊领域里的一些现象统领起来。
还有一种可能是，未来的许多发现跟在过去一样会对人类极为有用，从不起眼的芝麻小事到极可能带来重大后果的大问题——从对儿童教育和记忆力提高的改善，到比如对教育系统的重大改善，以及种族歧视和民族仇恨的消除。
最后，在比以前广泛得多的范围内，心理学肯定会满足最为纯洁和最为人道的欲望，即理解的愿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说：“世界上最无法理解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心理学如今却证明这位巨人是错误的。它在使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易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