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因，当然和遗传基因不同。“处女膜至上”的心态，是不是人性当中固有的？就连今天的年轻人也继承了这种观念，是不是应当从弗洛伊德所说的人性潜意识中找原因？非也！在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恰恰是性欲，是我禁忌的性本能，禁忌是后天的。“处女膜至上”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禁忌，而绝不是性欲本能，只能是文化和观念的问题。中国的“中世纪”尤其漫长，社会对贞操的要求十分严苛。这种性文化，已远远脱离了人的本性，愈演愈烈地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没有刀枪剑戟，没有炮火硝烟，然而女性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却不亚于战争的牺牲品。为了换取一块“清白”的门帘，逃避一种“耻辱”的印记，她们不但逆来顺受，甚至是自觉自愿地摧残鲜艳的躯体，奉献青春的岁月，以至于用无边无际的压抑，用血泪和生命来维护这种捆绑自己的锁链。
所谓贞节、贞操，在开始，并不是那么绝对。秦始皇的母亲原来是秦国宰相吕不韦的侍妾，后来，吕不韦把她献给秦始皇的父亲秦王。甚至有野史认为，当时其母已有孕在身，也就是说，秦始皇实际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不管野史的传说准确与否，这件事起码说明，当时对女性所谓贞操的要求并非像后来那样苛刻。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后来，吕不韦把自己绝非处女的小老婆献给皇帝，绝对是犯了欺君之罪，至少要被砍头，甚至可能祸及全家、被灭九族。
随着集权统治的强化，皇权、父权、夫权步步走向绝对化，纲常礼教日臻强大严密。这一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节操，也在不断升级，直到宋朝、明朝，发展到了极致，内容包罗万象，形式繁冗庞杂。
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以权力为中心，这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个枢纽。顺便说一句，这其实也是解读今天中国许多危机潜伏、悖论纠缠的枢纽。所谓君臣父子，所谓夫为妻纲，所谓“夫死从子”，这些纲常礼教虽然在孔孟“原教旨”中就有，但大致从汉代以后意识形态化，演绎成专门维护皇权专制的政治文化。父权也好、夫权也好、男权也好，从微观和现象上看是有的，甚至还挺严重，但是从宏观上看，从实质上看，其实都是依附于、服务于、受制于皇权、政权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问题，就很难穿透历史和现实的迷雾。比如，一个男性的农民和一个女性的妃子相比，谁更有地位？男性的文臣武将见了武则天不也得跪拜？大清时哪个“男子汉大丈夫”敢冒犯老佛爷的淫威？再说父权，儿子当了高官，当爹的再也威风不起来。“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牺牲的都是孝。
进一步而言，今天社会尽管经济高速发展，但观念变革严重滞后。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争论中，总是有一种将传统文化“整体看待”的思维误区。整体有整体的优势，分析有分析的优势，绝不能以整体思维的优势取代分析思维的优势。该分析时必须分析，没有分析思维的“整体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取消思维。比如，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分析。今天，贞节观、贞操观有着巨大的文化心理基础，这显然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而这绝不是什么精华。可悲的是，竟然有人对此也进行了粉饰，硬是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
女性的贞节有三点至关重要：其一，嫁人时必须是处女；其二，平时要严守男女之防，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其三，就是要从一而终，而且还包括丈夫死后的“从一而终”。贞节发展到节烈，就要“赴死”。其实，活着的也生不如死。
其中，“处女”问题其实是基础。就是说，女人的贞节、贞操，要以“贞洁”为基础。如果对整个贞节观和贞节道德体系问一个为什么，回答是女人隶属于男人。所谓贞节，根本不是一个“人权”概念，而是一个“物权”概念。注意一下，奴才、奴隶、奴婢等等，“奴”字都有一个女字旁。“才”针对使用而言，“隶”针对“属于”而言，“婢”针对卑贱低下而言。汉字的结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发生学”意义上考察一定事物的视角，是有参考价值的。
当这种观念确立起来，并且为专制所强化的时候，本来是女性生殖器官之一的“处女膜”已经不再属于女人，在观念和心态上，在支配和主宰人的行为的意识中，处女膜已经被让渡给了男性，已经被男性所霸占和垄断。用“见红”来检验女人对男人隶属关系，来检验男人对“物”的占有与得到，来判别这个“物”是“新的”还是“旧的”，来分辨对“物”是否“初使”或“初占”。如果说太监是将男性的生殖器官戕害阉割而完成驯化、隶属的非人化，女性“见红”检验就是通过将生殖器官抽出、实行观念垄断而完成非人化，两者是同样残酷的。因此，将属于女性的“处女膜”归还给女性，才谈得上女性向人性的回归。
一种观念被专制强权意识形态化，进而也被文化心态化，更重要的是成为支配和主宰人们心态与行为的实实在在的规则。其潜移默化的程度，可以从女性的“认同”来看，这也是十分可悲之处，那就是女性本身也成为这种观念的“认同”者，甚至是“自觉”的实施者和捍卫者。 “见红”的“红”被称为“元红”、“新红”、“喜红”，备受赞颂和推崇，享有很高的地位。清末民初有一首俗曲“五更调”，唱的是“新出五更里，新人闹洞房”，唱出的恰恰是女性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