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的日本姑娘（7）
万爱花这一次是应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和日本追念亚太地区战争牺牲者铭心会、绑架中国劳工反思会等组织邀请赴日控诉的。各地听众共计1500余人。
从1986年开始，铭心会等日本各反战组织每年选取日本侵略战争中典型事件作为*主题，从战争受害国请来证人教育国民。今年夏天在全国各地就举行了67场被害者证言大会。8月15日在大阪*上发言的，还有来自韩国的战争受害妇女代表。
万爱花1929年出生于内蒙古，因家穷被卖到山西省盂县当童养媳。1943年，14岁的万爱花被驻盂县的日军捉去三次，在累计100天的时间里惨遭众多日本兵*虐待，最后在昏迷中赤身*地被日军抛进冰河。万爱花幸被一老人救起，卧床三载，体形巨变，身高由一米六几萎缩到一米四七。从此不婚不育，孤苦一人至今。
万爱花对“慰安妇”这一称呼极为反感。不少中国人及日本人也认为这一称呼的涵义不妥。陪同万爱花赴日的山西省外事官何清说：“慰安妇”掩饰了侵略军的罪恶，中国人不能接受。“*隶”一词也不妥，因为受害人受到的不是一般的性压迫。正式称呼可以是“遭日本侵略军性暴力虐待的受害妇女”。
何清还向日本听众介绍说，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影响至深，受害妇女虽然无辜，但一旦失贞则极难被社会甚至家人原谅和接受。何清的发言，使日本公众对万爱花控诉的勇气有更深的理解。
大会最后一项内容是配乐长诗朗诵“被践踏的花，你安息吧”。全场安静，灯光暗转，气氛肃穆。那伴随音乐和朗诵的万爱花撕心裂肺的哭声，震撼着每一个在场人的心灵。
神户女学院大学日本近代史讲师佐治教典是追念亚太地区战争牺牲者铭心会执委会副委员长。他说：“万大娘的证言，是11年来最具震撼力的。听韩国受害者代表证言，日本听众抬着头，聚精会神；而听中国万大娘证言时，听众全低着头，擦着眼泪。万大娘的证言将对日本公众保持长久的影响。”
我的译文让野崎长长的睫毛上挂上了泪珠。
我说万大妈还会第三次来日本，到时我们一起去听她的报告。她点头答应。
“我想把你的译文给同学看，成吗？”她小声问我。我说，译了就是送给你的，我电脑里已经存上了。
经野崎介绍，后来我又认识了她的几位同学，并在图书馆里回答了她们关于“卢沟桥”和“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等提问。
我感到回答日本学生提问，必须有理有据。表面上看她们像无知的日本小姑娘，其实不然。比方，野崎的一个同学一定要我拿出关于卢沟桥谁开第一枪的历史资料，她那里早就引经据典等着“说服”我呢。我告诉她们：“谁开的第一枪都不要紧，关键的地方是：你们日本军队到我们中国干嘛去了？”
几个日本姑娘手捧几大本日本历史书，面面相觑。
野崎有个同学对我说：“我们日本的图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不准确的依据是：‘当时，南京市在籍人口才不到40万人’。”
这个学生的提问，正是我潜心研究了多年的课题。我回答她：在籍人口，指的是60年前南京城区内有户籍的人口。而南京城区外郊区的农民在60年前就没有户籍。如果把城郊人口都加在一起有80万人以上。这是其一。
其二，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之后，每天有数千到一万难民涌入南京城内，当时的《中央日报》每天都有这方面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