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理解这种现象，必须将文化因素置于考虑之中。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人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螺钉，对自我的疏离几乎比比皆是，人的价值也一落千丈。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有着数不清的严重矛盾，便形成了一种对道德的普遍迟钝和麻木无知的现象。道德准则另人不屑一顾，所以，没有人奇怪一个人为什么今天是虔诚的教徒或慈爱的父亲，明天却一变而为江洋大盗。我们周围找不到什么人格整合、意志统一的人来使我们自己的分裂状态相形见绌。在精神分析工作中，由于弗洛伊德将心理学看成是自然科学而抛弃了它的道德价值，所以把分析医生变得和病人一样的盲目，两者都看不见这种矛盾。分析医生以为自己有个人的道德观或对病人的道德观有任何兴趣，就是“不科学的”态度。但事实上，对矛盾的承认，不一定只局限在道德领域内，也出现在许多理论系统中。
合理化作用可界定为通过推理过程达到自我欺骗。一般认为，合理化作用主要用于自我辩护或把自己的动机或行为说成符合大家接受的那种观念，这种看法只在一定程度内是正确的。比如说暗示生活于同一文明中的人都沿着同一准则进行合理化，但事实上被合理化的内容却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合理化的方法也大相径庭。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合理化作用事实上正是一种创造人为和谐的试图。在患者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的防御工事的每一角落，都可以看到这种合理化作用的进行。患者的主要倾向通过推理而得到增强，他把有可能表现出冲突的各种因素或变小，或变形，使它们掩饰冲突。这一自欺的推理过程是怎样有助于粉饰人格的？我们对比一下屈从型与攻击型便可见端倪。屈从型把助人的欲望归结为自己的同情感，尽管他有很强的支配倾向。如果这些支配倾向太明显，他便将它们合理化为对人的关注。攻击型助人时也坚决否认有任何同情感，只是顺便为之。理想化意象总是需要大量合理化行为作为它的支持，实际的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悬殊必须最后被归结为不存在。通过外化作用，患者用合理化手段证明事出外因，或证明自己的那些麻烦只是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自然”反应。
患者的自我控制倾向可以极为强烈，以致于我曾认为它是最初出现的神经症趋势。它的功能好比是为了防范矛盾感情的泛滥而修筑的堤坝。虽然在初期它常常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志行为，后来便逐渐变成自动的了。患者在这样进行自我控制时，不允许自己被任何事物所左右，无论是热情、性欲、自怜还是愤怒。在分析过程中，他很难做到自由联想。一句话，他试图压制一切自发性。这种特色最明显地表现在那些冲突较为外露的患者身上。通常，有助于淹没冲突的方法有二：其一是清楚地表现出一种主导的态度，其余与此相冲突的态度都屈居次要；其二是充分保持自我孤立，使冲突无法产生作用。而上述压制自发性的患者连这两种方法也没有运用。他还保持着不分裂的假象，全凭的是理想化自我意象。显然，如果他没有某种基本努力去帮助他建立内心的统一，单*制造盲点的理想化意象是远远不够的。当这种形象是相互矛盾的因素的大杂烩时，它尤其显得无能为力。那时，就需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意志力将冲突的趋势刹住。由于最带破坏性的趋势是由愤怒引起的暴力，所以他就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去控制愤怒。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愤怒被压抑后，积聚起足以发生爆炸的力量，又需要施加更大的自我控制去将它窒息下去。如果医生要病人注意这一过度的自我控制，病人会辩护说这是任何文明人都必不可少的美德。他所忽视的，却是自己的控制是强迫性的。他身不由己地严格地实行着这种控制，如果还是不能收到效果，他便会惊惶不已。他的恐惧可表现为怕神经失常，这就清楚表明控制的功用就是抵挡被分裂的危险。
武断的自以为是能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既能消灭内心的疑虑，又可消灭外在的影响。疑心重重与犹豫不定都是伴随着冲突而存在的副产物，它们可以严重到足以使患者的一切行动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患者自然容易受外在影响的支配。当我们对自己真正坚信不移时，是不容易受外部因素的摆布的；但假如我们随时都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走哪条路，那么，外部因素很容易就变成决定我们选择的力量，即使是暂时的力量。还有，犹豫不定不光指一种行为过程，也包括自我怀疑，怀疑自己的权利和价值。
所有这些疑虑都损害了我们生活的能力。不过，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感到不可忍受，一个人越是把生活看成一场无情的斗争，他越会将怀疑看成一种危险的弱点。一个人越是自我孤立、坚守独立，外在影响越容易成为引起他恼怒的诱因。我的全部观察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攻击倾向与孤独倾向相结合，便形成最有利于自以为是倾向滋生的土壤。攻击倾向越是趋于表面，自以为是的表现便越僵硬武断。患者企图通过武断固执地宣布自己总是正确来一劳永逸地结束冲突。在合理化作用的控制下，患者自然发现感情是内心的叛徒，必须严格防止它的发生。这样诚然可以得到平静，但那是坟墓的平静。所以，不难猜想，这种病人厌恶分析，因为分析可能打破他苦心达到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