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问题复杂化的是，患者越是屈从于他的理想化意象对他的苛刻要求，他便越把这种屈从外化。他会急于做到分析医生——或者别的什么人——所期望于他的，或他自以为是他们期望于他的一切。他会表现得柔顺可欺，但同时又不断积累着对比“束缚”的怨恨，结果他会最终认为每个人都处于支配他的地位，因而变得怨恨一切。
那么，一个人把内心束缚外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这是因为，只要他相信压力来自外部，他就能够奋起反抗，即使只是作一种思想上的保留。同样，既然认为限制是外在强加的，自己就能设法避免，可以保持一种自由的幻觉。但是有意义的是上边所提到的因素：承认内心的束缚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那种理想化意象，从而引出许多麻烦。
这种内心压力是否表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为生理症状，则是个问题。我个人的印象是：它与哮喘、高血压、便秘有关，但我这方面的经验甚少。
剩下来的问题是讨论各种各样被患者加以外化的属性，这些属性与患者的理想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总的来说，这些属性的外化是通过投射而实现的。即是说，患者觉得是他人的属性，或觉得是因为他人自己才有此属性，这两种表现不一定一同出现。在下边所举的例子里，我们将不得不重复一些已经提到过的事情，有些事也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些实例将帮助我们的对投射的意义有更深入的理解。
某A是好酒贪杯之徒，抱怨他的情夫对他关心体贴不够。就我所知，这种抱怨是不能成立的，情况至少不是象某A所认为的那么严重。某A本人具有旁观者一看便知的冲突：一方面他屈从迁就，脾气温和，宽宏大度；另一方面，又气势逼人，发号施令，待人苛刻。于是，这就发生了攻击趋势的投射现象。但他这种投射有何必要？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攻击倾向只是强力人格的自然成分，不过，这一理想意象中最突出的品质是善良——他认为自圣弗兰西斯以来还没有哪一个人比他更有德行，自己是第二个人民的理想朋友。这种投射是不是为了巩固理想化意象？当然是的。但这种投射也保证了他实现自己的攻击倾向而又勿须认识到这点，从而避免了面对冲突。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处于进退维谷境地的人。他不能屏弃自己的攻击倾向，因为它是强迫性的，他是身不由己的；但他也不能放弃理想化意象，因为它保障他不致分裂。投射作用便是无路中之路。于是，这种投射作用代表了一种无意识的二重性：它既保证了他的攻击性要求，也维持了一个理想朋友的必需品质。
这个病人还怀疑他的情夫对他不忠。这是毫无根据的怀疑——她对他的爱几乎带有母爱的色彩。事实上，他自己倒有偷情弄*的嗜好，只是秘而不宣。这里，我们可以认为是由于他以己度人而产生了一种报复性畏惧，所以他必须找到一种自我辩护。我们即使考虑到一种可能的同性恋倾向，也还无助于说明问题。问题的线索还是在他对自己的不忠所持的态度。他自己的偷情并不是被遗忘了，只是不存留在意识表面。那些体验不再是活生生的印象，相反，对情妇的不忠，他倒是铭记于心。这里发生的便是他自身体验的外化，其作用和前边所说的例子一样，都是使他既可以维持理想化意象，又可以为所欲为。
政治团体以及各种行业各种行业之间的权利斗争，可以作为第二个例子。勾心斗角常常出于有意识地削弱对手、巩固自己的企图，但也可能产生于一种无意识的、类似上边所举的那种两难心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争夺优势的行为也就是无意识的二重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使得我们既可以在争斗中运用阴谋诡计，又不但心我们的理想化意象受到玷污。而同时它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可以将对自己的恼怒和轻视倾泻到他人头上去，当然更令人满意的是，倾泻到我们想首先击败的对手头上。
作为归纳，我想指出一种更常见的方式，通过它，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推卸到他人头上了。尽管他人并没有我们的毛病。许多病人一旦经医生诱导而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毫不加考虑地马上把问题的根源归咎到童年时代。他们会说，他们现在对束缚很敏感，是因为那时他们的母亲很专横；他们现在很容易感到屈辱，是因为童年时受过屈辱；他们的报复性来源于幼时的伤害；他们内向脱群，是因为幼时很少得到理解；他们对性的拘谨态度是因为从小受清教徒熏陶，等等。我这里指出的，不是那种医生与病人同心协力、认真考虑病人幼时所受的各种影响，而是指那种过分专注对幼时影响的分析。这种专注的结果是一事无成，只作原地踏步的循环，对目前作用于病人的各种因素却缺乏探索的兴趣。
由于弗洛伊德对遗传性的过分强调支持着病人的这种看法，我们应该仔细检验一下这当中真理与谬误所占的比例。的确，病人的神经症趋势始于儿童时代，他所能提供的线索都关涉到他对已经发生的那种趋势的理解。他不能对他的神经症负责，这也是正确的。客观条件的影响决定了他身不由己地发展了那种趋势。由于诸种原因（下面将讨论），医生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病人讲解清楚。
病人那种看法的谬误在于：童年时代就在他内心逐渐性形成的那些因素他无心过问，但是，这些因素却是现在正作用于他而且导致他目前病状的东西。比如，他幼时所见的众多的虚伪可能是他目前对人冷嘲热讽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他认为那是唯一的原因，那便是忽视了他目前的需求——讥诮他人。这种需要发端于他在不同理想之间的左右为难的局面，为了解决这种冲突才干脆将一切价值观念弃而不顾。另外，在不能负责时他要去承担责任，而在应该负责时他又拒不负责。他不停地追溯童年时候的经历，就是为了使自己相信，他遭逢挫折是身不由己。同时他又感到尽管经受过危害性的影响，他的人格本来还是可以保持完好无损的，正象出污泥而不染的百合花。对此，他的自我理想化意象要负一部分责任，正是这种理想化使他不能认为自己曾经有过或现在还有缺陷或冲突。但更重要的是，对童年的反复叨念正是一种勤于自审的幻觉。但由于他把自己的问题外化了，他自然感受不到作用于内心的各种因素；这样，他不能把自己看成自己生活中的主动者。既然自己不再是推进器，那么便是一个沿山坡往下滚动而且只有一直滚下去的圆球，或者是一只被用作实验的南美豚鼠，一旦被限定，便永远被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