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下，万人之上（1）
复兴党执政初期，权力斗争层出不穷，萨达姆全身心投入到策划并直接参与各种斗争运动中。他开始作为一位手握重权的复兴党“政工干部”——负责复兴党党内事务的人进入人们的视线。11969年11月，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从原来的5名扩展到14名，萨达姆和他的好朋友阿卜杜勒•卡里姆•谢赫利也成了其中一员。萨达姆担任该委员会副主席一职，此时的他实际上已经成了复兴党内，在更大的范围而言伊拉克国内的第二号人物。
萨达姆出任新的职位后没过几天，英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撰写了一个关于他的机密报告，指出到不久前为止，他一直是“处于幕后的重要复兴党智囊人物，直到1969年才渐渐为人们熟悉”。这份报告把萨达姆描述成是“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一开始人们认为他是复兴党内的极端主义分子，但是现在他肩上的责任可能会使他的立场有所软化。他是巴格达市长海拉拉•图尔法的外甥，与总统贝克尔有亲戚关系。他来自提克里特，与许多大权在握的官员关系密切。”2
萨达姆开始频频在公开场合露面，同时参与接待外国使节。1969年12月，萨达姆在巴格达会见了英国驻伊拉克大使，事后这位大使立刻给位于伦敦的英国外务及英联邦事务部拍了一封长长的电报，详细描述萨达姆给他留下的印象。这位大使说道：“我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对这位以前不可能见到的显赫人物的第一手印象。并且尽我所能，弄清他对一些重大议题的个人态度（有人认为他的态度能左右伊拉克的事务）……萨达姆在他那个位于总统府里面的简陋办公室招待我，他的举止一开始显得有些拘谨——可能是因为这种场合对于他来说还很陌生。事实上，有5分钟时间他什么也没说。当我说话时，他就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看。”萨达姆对英国在伊拉克的政策表示了不满，并当面提出了警告，对此大使在报告中说：
试图把巴勒斯坦问题与其他问题分开的做法是徒劳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阿拉伯人看待任何问题都会带有一种巴勒斯坦情结。英国和西方世界不能完全逃避历史的责任……如果我们认为伊拉克复兴党与苏联之间有任何天然盟友关系，那么我们就完全错了。复兴党与共产主义没有一点关系。萨达姆知道得很清楚，苏联长期以来的目标就是把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化，然后把它置于莫斯科人的控制之下。
萨达姆接着谈到石油和国际石油委员会等话题。他强调了伊拉克与这个国际组织达成一个公平协议的重要性。这位英国大使最后总结说：“我对他的评价是，尽管他很年轻，却是复兴党政权里一个可怕、顽固而又精明的成员。但是如果有人能够进一步了解他，那么与他商谈合作也是可能的。”3
萨达姆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复兴党对伊拉克的控制，并确保自己和贝克尔对政府的掌握。为了收服所有反对力量，萨达姆和贝克尔恩威并施。库尔德人是当时一股主要的反对力量，因此成了他们对付的首要目标。1970年1月，萨达姆与库尔德人代表进行谈判；同年3月11日，复兴党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赋予库尔德人实行地区自治的权力，但该地区的外交事务和自然资源继续由中央政府控制。库尔德地区拥有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石油资源，蕴藏量十分巨大。政府将任命一位库尔德人为副总统，而且库尔德人也可以加入革命指挥委员会。这么一来，至少在短时期内，库尔德人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
从1969年到1971年，贝克尔和萨达姆把他们的主要政治对手要么关进大牢，要么流放，要么处决。期间发生的地区事务不断让他们找到借口排除异己。1970年9月，为了加强对巴勒斯坦人的控制，约旦国王侯赛因派军队袭击了驻扎在约旦的巴勒斯坦民兵组织。当时伊拉克在约旦仍有驻军。不过尽管伊拉克一直十分热心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但是这次伊拉克部队并没有给正在与约旦军队交战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任何帮助。伊拉克按兵不动的决定使得侯赛因国王很快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当时的伊拉克国防部长哈尔丹•提克里提受到了指责，因为在这次冲突中他“没有帮助巴勒斯坦人”，贝克尔和萨达姆用这个借口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位前国防部长流亡到阿尔及利亚，后来又去了科威特，1971年他在科威特被人暗杀。贝克尔和萨达姆的另外一个主要政敌是谢赫利——萨达姆流亡生涯中的好朋友。他们撤去谢赫利外交部长的职位后，授予他一个伊拉克驻联合国机构的闲职。把政治对手们撤职的撤职、杀头的杀头之后，他们又开始制定各种策略，寻求安抚各个反对团体。
1971年11月，复兴党发布了《国家行动宪章》，再一次确认政府与库尔德人在1970年签订的“三月宣言”，呼吁对国家经济进行一次根本性的重组，并寻求“以一种民主、广受欢迎以及团结的方式把各个的爱国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组织。41972年4月，伊拉克共产党宣布愿意加入“全国进步阵线”。两名伊共党员成为该组织核心机构的成员。同时，伊拉克共产党可以发行自己的官方报纸，还可以组织公开活动。
然而到了1972年，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的和解协定开始瓦解。库尔德领导人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在1970年与萨达姆的谈判产生了“三月宣言”，现在他要求政府作出更多让步。但是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中央政府甚至迟迟不肯履行他们之间早已达成的协议条款，巴尔扎尼转而向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寻求帮助。1973年6月，他得意地对美国记者大谈接管基尔库克的油田的前景，并表示将把开采权授予一些美国公司。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权是库尔德人和中央政府之间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库尔德人显然越过了中央政府划定的红线。伊拉克空军对一些库尔德人聚居区实施了轰炸，但在引发一场全面内战前，军队停止了行动。萨达姆和巴尔扎尼继续进行谈判。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2）
1973年7月1日，巴格达电台报道称，伊拉克内部安全事务负责人纳齐姆•卡扎尔策划了一起暗杀事件，国防部长在这次事件中丧生，内政部长也受了伤。当天，总统贝克尔结束了对波兰的正式国事访问，正在返国的途中，他的专机即将在巴格达机场降落。萨达姆•侯赛因赶往机场参加一个迎接总统归国的官方仪式。卡扎尔邀请几个军方领导人，其中包括几位内阁成员，去他家里吃午饭。客人到达后，立刻遭到卡扎尔的安全部队扣留。有了这些人做人质，卡扎尔计划突袭机场的迎接仪式，抓捕贝克尔和萨达姆，从而推翻现政府。然而，萨达姆在没能联系上这几位内阁成员后就起了疑心，因为这几个人本来应该和他一起参加迎接仪式的。萨达姆立刻作出安排，让贝克尔的专机推后两个小时在巴格达机场降落。觉察到事情有变后，卡扎尔试图逃跑，他驾驶着一辆车向伊朗边境方向飞奔，那些内阁成员们则成了他车上的人质；然而，他在中途就被逮捕了。67月2日，数百人聚集在巴格达的大街上给死去的国防部长送葬。萨达姆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当天的报纸报道称，萨达姆“亲自率领军队和安全部队击败了这次政变图谋”。7伊拉克通讯社报道说，萨达姆宣布，只有少数安全部队成员卷入了这次暗杀国防部长的行动。他说道：“武装部队的其他机构没有涉入其中。”8一个专门设立的法庭对卡扎尔和其他一些被控参与这个阴谋的人员进行审讯，并作出判决。7月7日，卡扎尔和20多名警务人员遭到处决；7月9日，另外13名犯人也被处死。多年以来，卡扎尔在复兴党内一直有一个“狂人”的名声，人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战争之父”。9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次未遂政变对于贝克尔和萨达姆来说具有极大的政治价值，因为他们可以把自1968年的政变以来的多数政治暴行算到卡扎尔头上。他们把卡扎尔描绘成是一个过度狂热的国内安全部队负责人，行事常常十分过火。这次未遂政变有外国势力的支持，这让他们有了进一步巩固自己权力的机会。革命指挥委员会修改了伊拉克宪法，让贝克尔集国家元首、总理以及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于一身。他有权任命和撤换所有政府官员。据伊拉克通讯社播发的一则声明称，授予贝克尔这些权力是十分必要的，可以使他更好地“捍卫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的内部和外部安全，并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10伊拉克情报部门由萨顿•谢克尔和萨达姆的表兄巴尔赞•提克里蒂共同掌管。在1968年7月的政变发生后五周年，贝克尔和萨达姆终于完全掌握了伊拉克政府。大部分国际媒体开始把贝克尔称为是一位独裁者，而开始时它们还曾经对他的温和态度大加赞美呢。
1976年夏天，萨达姆终于实现了成为一名军人的梦想。他的舅舅海拉拉曾经是一名军人，一直以来萨达姆都希望能追随舅舅的足迹。然而年少时的萨达姆没能通过进入军事学院的考试，失去了投身军队生涯的机会。现在，贝克尔满足了萨达姆的特殊要求，让他当上了一名将军。第二年，贝克尔卸下国防部长一职，并把这个位置给了阿德南•海拉拉——萨达姆的大表兄兼大舅子，他们二人从小一起长大。这么一来，伊拉克军队——这个国家的一支关键力量——现在已经完全被萨达姆的家族掌握了。
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主义（１）
萨达姆能够大权在握，很大原因是他能巧妙而又熟练地利用其家族的关系和影响力——这是他政治权力的支柱。作为复兴党的第二号人物，萨达姆还充分利用了该党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成果，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力。他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塑造为复兴党的一位忠实成员和一名重要政治智囊。萨达姆极力鼓吹复兴党的政治理念——阿拉伯复兴主义。20世纪70年代，他作过无数次演讲，对象包括教育界人士、运动员、律师、青年团体、妇女组织以及政府官员等等。萨达姆的许多演讲内容被选编成册，由复兴党官方媒体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出版发行。仅只1978年一年，汇集了19篇萨达姆演讲的小册子就发行了超过300万册。11这些演讲，不管是在风格上还是内容上，都记录并暴露了萨达姆的一些政治观点，他把阿拉伯复兴主义视为一种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它们还揭示了萨达姆惯用的多种政治手段，在当上总统之前的关键10年里，他利用这些手段不断扩大自己在伊拉克的权力和在民众当中的影响力。从这些演讲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出，萨达姆寻求通过强化复兴党的领导地位，重新塑造伊拉克社会。他同时也希望，复兴党最终能够在伊拉克以外的中东国家扮演这一角色。
1974年在对国民大会发表的一个演讲中，萨达姆说道：“我们现在只是明确了自己的抱负，仍然还处于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走的道路的初级阶段——在这条路上，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保障这个国家的安全。让我们国家成为全体阿拉伯人进行抗争的一个重要堡垒，并成为中东地区一个众人瞩目的典范。”12在萨达姆看来，树立复兴党在伊拉克国内的权威地位以及扩大伊拉克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过程。萨达姆认为，伊拉克需要重新梳理本国国内事务和提高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过程中，阿拉伯复兴主义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阿拉伯复兴主义是改造伊拉克的关键，复兴党需要把触角伸进伊拉克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一点至关重要。萨达姆在对一个青年团体演讲时说：“我们的口号将是‘争取年轻人的支持，一起捍卫未来’。我们必须具有让所有伊拉克人加入复兴党的抱负，并让使他们信任复兴党……”那些承担招揽青年人的任务的复兴党成员还有一个特别任务。萨达姆对此作了一番解释：“做青年工作的党员必须要有经验，要能够与民众打成一片。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心理学家，这样才能根据当前阶段的所有社会、心理、政治和经济环境作出判断：什么时候应该讲话，以及如何才能抓住听众的心。做青年工作的人特别要注意这一点。人们的政治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年轻时就形成的理念”13为了进一步确保对这些伊拉克未来公民的思想控制，复兴党建立了伊拉克青少年联合会，下辖多个分支组织，其中包括儿童先锋队、少年先遣队（由10－15岁的孩子组成）和青年团。少年先遣队的成员有男孩也有女孩；这些孩子在参加各种运动会、文化活动以及科学活动时，都要身穿特定制服，还要进行宣誓。青少年联合会反复对其成员灌输复兴党的理念，鼓励他们“为祖国服务”。14很显然，在复兴党把整个伊拉克“复兴党化”的进程中，少年儿童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于是，伊拉克教育系统就成了复兴党传播其意识形态和实施政治控制的管道。萨达姆十分重视教师拥有的潜在影响力：“孩子之于教师就如未经雕凿的大理石之于雕刻家。雕刻家可以在这些石块上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或者选择让它们经受时间的洗礼和大自然的磨砺。”掌握塑造伊拉克孩子的能力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复兴党把他们视为是完全监控伊拉克社会的渠道。孩子们将成为政府安插每个家庭中的代理人。萨达姆对教师们说道：“教导学生如果听到自己的父母在谈论国家机密，要表示反对，并对父母说这么做是不对的。教导他们如果听到父母在谈论组织秘密和政党秘密，要对把他们进行婉转批评。你们必须在每一个角落种下一颗行为可靠、思想坚定的革命火种，他们应该完全服从相关负责革命机构的指令。”15萨达姆显然十分重视招募伊拉克青少年加入复兴党的相关机构，并让他们接受复兴党的意识形态。1973年，在对一个负责编制一份新的国家教育课程设置的团体发表演讲时，萨达姆说道：为了更好地履行你们的使命，你们必须准确理解我们党的中心原则；既要考虑到意识形态因素，又要考虑到政治影响。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你们必须要与这些中心原则保持步调一致。重新规划的课程设置要符合革命的要求。这项工作关乎一代人的培养和一个新社会的建设，你们必须从一个关键原则出发：要把人看作是社会的主体和其重要价值的体现……而且，我们必须强调，这个社会由复兴党一党主导；要强调，一党专政不仅符合这个社会本身的价值观念、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而且还符合这个国家的政策方针；此外还要强调，复兴党领导这个社会，一方面表现在国家的层面上，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民众的各种民主活动中。因此，复兴党的理念和价值观有必要在这些活动以及在国家的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6萨达姆认为，为了建成一个新社会、新国家，并体现复兴党在塑造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价值观念、组织机构和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当前的学校课程必须进行重新设置。所有伊拉克教师都要学习复兴党的意识形态。萨达姆宣称：“由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这个社会和国家的执政党，这样一种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萨达姆而言，改写历史教材是重新构建伊拉克学校课程设置的中心任务。他要求所有伊拉克学校着重讲授阿拉伯和伊斯兰历史，他说道：“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找出一些有用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必须完全符合（复兴党政府的）组织特点、伊拉克的国家形象以及与伊拉克人民的民族角色。”萨达姆很清楚新的伊拉克教育体制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们希望培养出具有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代人，他们应该信奉阿拉伯民族主义。事实上，我们正在努力推广这个思想，让整个阿拉伯社会培养出这样一代人。”17
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主义（2）
除了在历史科目上向伊拉克的教育界人士提出建议，萨达姆对地理学科也有插上一手的特别兴趣。一次萨达姆对一个教师团体演讲说，地理学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可以用于传播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同时还有助于构建一个独具特色的伊拉克民族主义思想。萨达姆认为，这种伊拉克民族主义不但可以在广大阿拉伯地区独树一帜，而且还超越了民族差异性：“在这个国家，有人数较多数的民族，也有人数较少的民族，但是在伊拉克的国境内，我们只属于同一个民族。”萨达姆说道，称呼伊拉克人为“阿拉伯人”或者“库尔德人”是一种“沙文主义思想”；人们应该统一使用“伊拉克人民”这个称呼，而它也是“一个宪法和政治用词”。萨达姆的这个声明很明显是针对民族主义者发出的，同时也回应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要求。伊拉克学校里的孩子将从他们的地理课上得知，甚至使用“库尔德人”这个词语——而不是用“伊拉克人”——也含有贬义；正确的政治用词应该是“伊拉克人民”。就这样，地理课也成了复兴党向下一代伊拉克人灌输其伊拉克民族主义新观点的重要手段。新的伊拉克民族主义与泛阿拉伯主义有所不同，但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民族主义忽视或者包容民族差异性。18
考虑到教育对于复兴党扩大自身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复兴党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在伊拉克人当中普及教育。伊拉克在1958年就有了实施义务教育的相关法规，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到全面推行。1968年，复兴党发布了一个公告，强调成年人文盲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和行动，就是为了实现消除文盲这个崇高目标。许多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这个目标是否能够实现……”19整个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通过一系列法律，把小学教育确定为义务教育，伊拉克人可以免交所有费用。1978年，萨达姆宣布启动一个消除文盲的大规模全国性行动。所有年龄在15岁到45岁之间的不识字的伊拉克人必须在21个月内学习识字。这个复兴党国家划拨了数百万美元的经费，聘请了数以千计的教师，动员了所有国家和复兴党的组织机构，以求实现消除成年人文盲现象的目标。那些没有参加识字班的人将受到严厉惩罚，手段包括罚款，甚至可能被收押。1979年，伊拉克义务教育运动最高委员会的工作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获得了该组织的颁奖。事实上，联合国对伊拉克这个计划十分推崇，从1980年到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都会给一些国家、个人以及组织颁发“伊拉克奖”，以嘉奖他们在推动消除文盲现象方面的成绩。20
数十万伊拉克人被卷入到这次识字运动中，他们的教育水平与“阿拉伯民族实现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的目标以及社会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21很显然，这次识字运动还关系到一个新的伊拉克教育体制的建立，这个体制将在塑造新一代复兴党人的任务中发挥主要作用。在萨达姆看来，伊拉克青年，包括那些没有正式加入复兴党的人，都应该接受复兴党思想、价值观和纪律原则方面的洗礼。1979年，他对伊拉克青年部的成员演讲时说：“我们经常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不仅仅属于复兴党成员，它还属于全体人民，甚至属于那些不是复兴党成员的人。我们认为，任何一位伊拉克国民，不管是否复兴党成员，都应该时刻准备着为党作出贡献，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复兴党代表着他的未来，代表着他孩子的未来。另外复兴党还能让伊拉克国民在国际上和中东地区享有一个良好的名声和拥有一个良好的记录，他们将为此感到无比光荣。”对复兴党忠诚这一点极为重要，所有伊拉克人应该愿意随时为它服务，甚至献出生命。向人们灌输这种绝对顺从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从思想上控制人们——需要庞大的集体努力。萨达姆坚持认为，塑造新一代伊拉克人是这次“革命”行动的终极目标：“因此，当你们通过这次革命运动塑造出形象和角色都很健康、很优秀的一代人时，你们就是为革命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22
当然，这个新一代的伊拉克人也包括妇女，萨达姆经常对妇女团体发表演讲，称赞她们在伊拉克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1971年，萨达姆在伊拉克妇女联合总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他回顾了伊拉克妇女在“从帝国主义、独裁者和反动政权手里争取自由以及为了实现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等泛阿拉伯主义目标的斗争中扮演的角色。在1920年那场伊拉克人民给予英国殖民占领沉重打击的革命中，在反对与帝国主义国家缔结条约和联盟的斗争中，在反抗不公平的立法和环境、反抗腐败和反动专制政权的历次人民起义中，都能看到妇女的身影，她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她们是勇气和行为的典范，激发了斗争者心中的勇气和激情。”在这篇演讲中，萨达姆让复兴党参加政治斗争的历史一下子向前推了一大段时间，他特别声称复兴党在对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讲述经过窜改的伊拉克历史时，他极力推崇伊拉克妇女发挥的作用。
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主义（3）
复兴党接受了一个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寻求给伊拉克带来快速的经济发展。23萨达姆在多次演讲中提到，有必要改变伊拉克社会和经济的“落后局面”。1971年，在对伊拉克妇女总联合会发表的一个演讲中，萨达姆说道：“那些还在用黑暗年代的落后观念和心理看待妇女的人并不理解这次革命的追求和抱负。他们与建立在自由和解放的基础上的复兴党理念格格不入。事实上，他们反对每一个要求进步的愿望。”因此，复兴党正在努力动员伊拉克妇女参与到革命事业中来，并希望通过这种做法，实现对她们的解放，以作为她们争取“进步”的部分动力。伊拉克妇女将接受教育，成为劳动力的一部分，并在各种组织和各个政府部门中担任职务。妇女解放成了伊拉克“复兴党化”使命中的一个庞大计划。萨达姆解释说：“这次革命的目标是实现一个飞跃，让人们在得到自由的同时也能得到启蒙，从而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如果革命的目标没有放在解放妇女和改善她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上，那么它就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24
妇女解放对于伊拉克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阿拉伯复兴主义中的一个基石。萨达姆说道：“把妇女们从过去专制和无知年代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是复兴党和这次革命的一个基本目标。妇女是社会的半边天。除非妇女们得到解放、得到启蒙并受到教育，否则我们的社会将陷入不断落后的恶行循环中。”萨达姆强调，妇女们面临的社会障碍仍然十分巨大，所有革命者必须竭尽所能帮助妇女们在社会中获得她们应有的地位。25
不过萨达姆同时宣称，在复兴党主导的社会里，妇女们应该扮演一个更为传统的角色。萨达姆说：“实现彻底解放妇女的目标是加快社会进步的一种革命需要……妇女解放是培养下一代并赋予下一代历史重任的重要基础。”26在复兴党统治的伊拉克，妇女们拥有更大的法律权利和经济权利；萨达姆•侯赛因认为，她们主要的社会和政治责任仍然是充当下一代的母亲，这是她们要扮演的中心角色。萨达姆赞成赋予妇女们权利并让她们接受教育。尽管萨达姆的这些举动只是出于政治策略考量，但他还是在国际上和中东地区内得到一个“进步人士”的名声。
萨达姆的国际外交（1）
在担任伊拉克的二号人物期间，萨达姆从贝克尔那里学到了一些关于权力和外交的经验。就任总统之初，贝克尔喜欢在总统府里宴请各国记者。饭菜很简单，客人们通常是内阁成员和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当时各国媒体都在为这个政权的稳定性和生存能力争论不休，贝克尔利用这些气氛轻松的聚会营造一种融洽的氛围，并借机阐述自己对伊拉克的外交事务和国内冲突的观点。27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萨达姆逐渐成为伊拉克政府里为人熟知的权势人物。萨达姆也开始效仿贝克尔做法，私人宴请各国记者。宴会上的菜肴都是一些简单的阿拉伯食品，诸如鹰嘴豆泥拌橄榄，用以佐餐的是大量的“黑牌”威士忌酒。萨达姆还会一边抽雪茄一边讲故事。在伊拉克，圈内人士都知道哪些记者能被请到这些私人宴会上。据传言，有一位记者曾经深受萨达姆的青睐，他甚至于可以“进入安静得令人心慌的复兴党委员办公室。这种待遇让其他西方记者非常眼红，因为在伊拉克，他们有许多地方都不能进。”28
20世纪70年代初，萨达姆利用宴请外国记者的机会，推销伊拉克和他自己。当时的伊拉克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复兴党政权大力推进着它的众多议程：安抚反对团体，镇压受到邻国伊朗越来越多支持的库尔德人势力，确保伊拉克控制本国的石油资源，以及把伊拉克发展成一个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几年以后，伊拉克外交官塔里奇•阿奇兹在一个电视采访中回忆说：“在那段时间，发展是我们的头等大事……萨达姆•侯赛因当时是负责发展的计划委员会主席……我们的抱负就是把伊拉克建设成一个在工业、服务业、技术以及教育等领域都非常、非常发达的国家。”29萨达姆意识到，要实现这个目标，只能依靠伊拉克的石油收入以及外国技术支持和技术设备。
1972年2月，萨达姆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苏联。莫斯科承诺给伊拉克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且答应帮助伊拉克建立起一个本国的国有石油产业。同年4月，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访问巴格达，萨达姆在机场主持了一个迎接他的官方欢迎仪式。俄国人与伊拉克人签订了一个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萨达姆巧妙地确保了他所需要的来自苏联的帮助。然而，萨达姆并不想完全依赖苏联的技术和帮助。他希望以最合适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
1972年6月1日，伊拉克宣布把伊拉克石油公司收归国有。30很快，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成立了，总部位于南部港口城市巴士拉。萨达姆•侯赛因担任该公司的指导委员会主席，伊拉克的所有石油生产政策都由这个委员会制定。随着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复兴党政权可以把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投入到它的那些大型发展项目中，并加强本国军备。但是，与西方国家建立贸易往来则需要一点策略。伊拉克用石油产业国有化的做法结束了美国、英国、法国以及荷兰等国石油公司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就在伊拉克宣布石油产业国有化的几天后，萨达姆造访法国——这个可能成为伊拉克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合作伙伴的国家。萨达姆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进行了会晤，并承诺向法国人提供在伊拉克优先从事商业活动的待遇。法国人投桃报李，同意给伊拉克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其它重要的技术支持。1974年12月和1975年9月，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两次访问巴格达，与萨达姆进行了会谈。在希拉克的第二次访问中，法国和伊拉克达成了进行核合作的初步协议。第二年，萨达姆再次访问法国，“亲自签署了从法国购买一个核反应堆的正式协议。”31但是萨达姆并不满足只有苏联和法国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为了开拓其他西方市场，萨达姆知道他必须改善复兴党与整个西方的关系。西方国家对伊拉克把石油产业收归国有的做法极度不满，然而这不是双方的唯一障碍。伊拉克当时与美国和英国都没有外交关系。1967年的阿以战争后，伊拉克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往来，因为美国在战争中支持以色列；1971年，伊拉克与英国断交，因为它认为英国支持伊朗吞并一些位于波斯湾的岛屿。除了这些外交障碍之外，美国和英国可能也不愿意与一个和苏联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权进行商业往来。然而，萨达姆认识到，在冷战时期进行外交活动可能有许多好处。与西方建立贸易关系不仅可以减少伊拉克对苏联的依赖程度，同时西方国家可能还有机会在开发伊拉克石油资源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
萨达姆的国际外交（2）
萨达姆知道，伊拉克要想实现外交突破，首先必须改变伊拉克政权给世人一贯的印象。他充分了解世界媒体舆论的力量，认为它们可以帮助伊拉克改变世界各国对它的态度。1973年2月，萨达姆会见一些西方主流媒体记者，并与他们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交谈。事后，英国《观察家报》的长期驻外记者加文•杨写道：“伊拉克既不想与东方结盟，也不想与西方结盟，只是希望与一个态度更为友好的英国或者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稳定与发展是伊拉克的头等大事。这个国家的态度似乎显得十分和善。”杨认为，伊拉克即将“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可能把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甩在后面”。萨达姆指出，尽管伊拉克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领域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建立贸易联系对于任何一方都十分有益。萨达姆解释说：“在当今的贸易领域没有胜负之分，只有双赢。伊拉克人不能把石油当水喝。我们石油的市场是在西方和日本”32《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意思相似的文章，它引用萨达姆的话说：“到目前为止，伊拉克认为美国和英国的对伊政策仍然很不友好，这不符合阿拉伯人民的利益。”然而，萨达姆明确表示，为了促进伊拉克的发展，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清除那些以前遗留至今的外交障碍。“我们相信，伊拉克能够与那些拥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建立贸易、经济和外交联系，当然，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各自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之上。”33在这次会见中， 萨达姆给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为萨达姆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强人。一位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一些伊拉克官员把他描述成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如今他居住在底格里斯河畔一座华丽的宫殿里，身穿裁剪合体的欧式套装，喜欢系着进口的丝绸领带。”34《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吉姆•霍格兰注意到萨达姆戴着一块白金镶钻手表，表带也饰有钻石。他把萨达姆描述为“伊拉克一位表情温和的权势人物……他大步行走，具有潇洒、强健的体态，堪与文斯•隆巴迪①执教时期绿湾包装工队②最好的后卫球员媲美”。在提到萨达姆在复兴党政权内部的领导地位时，霍格兰写道：“他为人精明，而且有一个具有超凡勇气的名声，这些因素帮助他登上了权力的颠峰……”35
萨达姆的公关手段似乎取得了成效。不但外国记者们纷纷对他的想法进行报道，那些对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有着重要影响的报纸专栏作者们也开始评论他的这个观点。萨达姆作为伊拉克一位形态优雅的权势人物的形象在西方国家得以确立。他所提出的关于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之间也可以有贸易联系的建议受到了一些人的重视。罗兰德•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多年来一直在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专栏，他们二人于1973年年底造访巴格达，并采访了萨达姆。他们把他描述成巴格达“最机敏和权力最大的人物”，并且注意到他“态度温和，肤色较黑，长相十分英俊”。36埃文斯和诺瓦克向萨达姆提的问题紧紧围绕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它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以色列毫不妥协的反对态度等等。他们最后总结说：“萨达姆在阿以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毫无回旋余地，从这一点看，就算伊拉克与美国实现对话，对解决中东的政治纠纷也毫无帮助。但是他的这种顽固表面下还隐藏着另外一种情绪，那就是他很明显希望与美国建立关系，并期望获得美国的技术。莫斯科正在进行一个秘密计划，意图建立一个由其控制的亚洲‘安全区’。对于莫斯科而言，石油资源异常丰富的伊拉克是它实现这个计划的一颗关键棋子。在这种形势下，伊拉克表现出这种情绪非常值得美国加以培养。”37萨达姆的提议很明显具有一些吸引力：政治立场存在重大分歧的国家之间也可以建立互惠互利的经济联系。
事实上，萨达姆的这个提议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双方秘而不宣的行为准则，就这样，伊拉克和美国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1975年3月，美国波音公司获得了一份价值3000万的合同，向伊拉克出售数架大型客机，另外还获得了人员培训和飞机维修等合同。由于两国之间仍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美国人在比利时驻伊拉克大使馆内设立了一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有3名美国雇员，其中一人是商务专员，专门负责帮助促进双方的贸易关系。
1975年春，随着西方人对伊拉克的兴趣日渐浓厚，《纽约时报》外国事务专栏作家C.L.苏兹贝格来到巴格达。他对萨达姆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采访，撰写了一系列专栏，主题涵盖库尔德问题、以色列问题，以及伊拉克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商务关系。作为一名写伊拉克题材超过10年的资深记者，苏兹贝格抓住了伊拉克繁杂事务的本质，并对萨达姆•侯赛因始终持一种怀疑态度。1975年3月，伊拉克与伊朗签署了一个协定，目的旨在解决双方长久以来存在的激烈边界争端。苏兹贝格在文章中提到了这个协定。当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伊朗国王与萨达姆•侯赛因利用共同出席这次会议的时机举行了会谈，双方很快达成了一个共识；萨达姆不久后前往德黑兰签署正式的协议。双方同意把两国的界线永久性确定下来。伊拉克接受伊朗方面关于以阿拉伯河中线作为两国分界线的提议；此前伊拉克一直宣称，双方应该以阿拉伯河伊朗一方的河岸为分界线。两国还同意沿边境线设立安全区，防止双方各自的“颠覆破坏分子”偷偷越过边境。这个条款很明显是把矛头指向了库尔德人。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一直得到伊朗、以色列以及美国的支持。尽管萨达姆和巴尔扎尼彼此互不信任，但双方还是不断展开谈判。库尔德地区能享有多大程度的自治以及自治区的的管辖范围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1974年3月11日，萨达姆发表了一个演讲，逐条宣读为库尔德人制定的《自治法》的条款。萨达姆说道：“我们所理解的自治必须基于这些原则：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人民都可以自由流动和融合，国家的法律可以在伊拉克国内任何地区得到贯彻，伊拉克的主权可以得到保障。另外，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对实行自治的民族的每一个公民亦步亦趋，记录下每一个人的活动范围，并把他们活动范围当作这个自治地区管辖的范围。”很显然，基尔库克是双方争执不下的其中一个焦点。库尔德人声称应该由他们自己管理这个石油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但萨达姆断然否定。他给库尔德人15天时间接受新的《自治法》，并加入伊拉克国家阵线。萨达姆说道：“如果你们拒不接受，我们将不再与你们进行合作。”38巴尔扎尼断然拒绝这个提议，就这样，库尔德人与伊拉克军队再一次爆发了战争。
在以往的战争中，伊朗通常会向库尔德人提供帮助，并允许库尔德战士和平民自由跨越两伊边境线。然而，伊朗和伊拉克在1975年签署的协议使得库尔德人不再能够轻松越过边境线。事实上，伊朗政府签署这一协议，已经表示它不再愿意支持库尔德人对抗复兴党政权的反叛行动。伊拉克政府宣布了与伊朗签订的新协定，并提出可以特赦任何停止抵抗的库尔德人，几个小时后，伊拉克军队开始对库尔德人大举进攻。战事结束后，伊拉克政府实施了规模浩大的移民行动，把库尔德人迁移到伊拉克不同地区居住；这次行动波及的具体人数不能确定，但是据估计，大约有25万到30万库尔德人被迫离开家园，搬到伊拉克其他地区居住。39到1978年为止，大约1400个库尔德村庄被夷为平地。40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签订的1975年《阿尔及尔协议》有效终止了伊朗人对库尔德人的支持，让他们失去了一个在争夺自治权的斗争中的主要盟友。
萨达姆的国际外交（3）
苏兹贝格在自己的专栏里总结了《阿尔及尔协定》对于库尔德人和萨达姆不同的意义。“年轻的萨达姆对政治权力充满渴望，当他逐渐掌握这个局势紧张、缺乏安全感的阿拉伯国家的最高权力时，巴格达与库尔德人之间的长期争斗正好处于最激烈的阶段，伊拉克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扑灭由在库尔德人当中广受尊重的领导人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反叛运动，”苏兹贝格写道：“侯赛因先生如今在伊拉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处于其事业的颠峰阶段。他刚刚与伊朗签署了一个双边协议，放弃了伊拉克对部分阿拉伯河的主权。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必须停止所有对巴尔扎尼先生的支持。结果，持续72年的库尔德人反叛运动就这样终结了。”苏兹贝格提到，继续安抚库尔德人是“侯赛因先生在自己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的一个问题”。41这位专栏作家说得很对。在次年发表的一个演讲中，萨达姆完全否定了库尔德人的自治权力：“我们喜爱这个国家的北部山区，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伊拉克的一部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人民生活在那里。为了保护人民，我们要捍卫这片山区的稳定，这是我们处理问题的唯一方法。”他还否定了在伊拉克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的可能性，他声称：“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国家的版图将永远不会发生改变。”42
苏兹贝格还写了一个关于伊拉克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专栏，他引述萨达姆的话说：“作为阿拉伯人，我们并没有打算把现在生活在我们国土上的犹太人赶尽杀绝。不过，他们的确占据了我们的一部分领土。因此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结束这种占领。”43萨达姆•侯赛因一直强烈反对与以色列达成任何妥协，并拒不承认结束1973年阿以“十月战争”的停火协议。1974年秋天，萨达姆率领伊拉克代表团参加在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讨论巴勒斯坦问题。萨达姆在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希望（阿拉伯）民族实现团结并开发它的所有资源，我们必须拟定一个完整的战略，致力于解放所有在1967年前后被侵占的土地……这个战略不排除政治活动，也不排除分段进行的政策，但是这些方法都必须服务于这个基本战略——彻底解放阿拉伯土地。这个策略在任何阶段以及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认可犹太人复国运动分子以任何形式存在，也决不认可他们在1967年6月5日以前对阿拉伯土地的占领。”44
苏兹贝格在专栏中追溯了萨达姆掌握权力的经历，并把他这个经历与他在地区政治事务中表现出来的好斗姿态联系起来——为了镇压库尔德人的反叛，他不惜与伊朗签订一个对伊拉克不利的协议；他呼吁“动用阿拉伯民族的一切资源”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土地的占领。45萨达姆在公开推行这些政策的同时，他也做出各种努力，恢复自己和复兴党伊拉克在西方的形象，目的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拉克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萨达姆在追求这个目标时似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从巴格达发出的第三篇专栏中，苏兹贝格写到了伊拉克与当时正在进行冷战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他提到伊拉克与美国之间缺乏正式外交关系，还提到伊拉克和苏联之间的摩擦正在逐渐升级，苏兹贝格写道：“美伊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突然激增，美国对伊拉克的出口额从1971年的3230万美元飙升到去年的2.84亿美元。伊拉克航空公司购买了5架波音客机，并且还签下了另外8架飞机的订单；一家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公司正在伊拉克建造一个新的深海石油码头；美国钢铁公司向伊拉克出售了一些石油钻探设备，并且有望获得新的大合同。”46苏兹贝格把美国与伊拉克之间不断发展的贸易关系放到冷战政治的大框架下来探讨。当然，伊拉克没有与苏联断交，它也没有与美国实现完全的关系正常化。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萨达姆使用他那极端巧妙的外交手法，帮助伊拉克改善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并使两国建立了重要的贸易联系。
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关于伊拉克事务的专栏刊出后不久，萨达姆就成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国务院官员之间谈话的一个话题。1975年4月28日，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尔弗雷德•L.阿瑟顿向基辛格报告说，萨达姆将于次日前往德黑兰，与伊朗国王谈判签订一个解决双方阿拉伯河界线争端的协议。阿瑟顿提到，伊拉克的官员们“……与沙特阿拉伯就一些具体议题——如边界争端等——很快达成共识。他们向科威特提供帮助。他们与埃及人和约旦人渐渐走到一起。这些伊拉克官员的举动表明，伊拉克希望在阿拉伯世界扮演一个更为活跃的角色”。然后，阿瑟顿与基辛格谈到了萨达姆：
阿瑟顿：“侯赛因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人物。我们应该对他的背景作更深入的调查。他现年38岁，没有担任任何政府职务。他是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副主席，但实际上是他在主导这个机构；他是一个冷酷、机警的人，最近明显表现出务实的作风。我认为，我们将看到伊拉克在中东地区扮演一个比以往大部分时间都更为重要的角色。”
基辛格：“这一点是可以预见的，要是他们能够解决……”
阿瑟顿：“是的，一旦他们在库尔德问题上达成协议……”
基辛格：“没错，正是库尔德问题。”47
萨达姆的国际外交（4）
几个月后，基辛格在巴黎与伊拉克外交部长和伊拉克驻法国大使进行了会面，讨论美国和伊拉克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这次会面是由基辛格提出的，时间在1975年12月17日，地点就在伊拉克驻法国大使的寓所。基辛格开门见山地解释了美国的立场：“近年来我们两国的接触不多，而我希望就此机会两国能够展开交往。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在一次会面中解决我们之间的所有问题。可能至少需要两次。（笑声）”基辛格继续说道：“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我们认为伊拉克和美国在国家利益方面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出于种种原因，伊拉克和美国一直具有不同立场。但是我们已经成功地与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就纯粹的国家立场而言，我们这一边看不出存在什么巨大的障碍……”
伊拉克外交部长萨阿敦•哈马迪则谈到了阻碍两国重新恢复外交关系的主要障碍：如美国对以色列和库尔德人的支持。基辛格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回应：
哈马迪：“当然，我们（对实现关系正常化）有不同看法，我来告诉你原因。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认为，美国是促成以色列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主要因素。”
基辛格：“的确是这样。”
哈马迪：“我们认为，以色列通过武力建国，这是明显的殖民主义行径。以色列建立在我们的一部分土地上。你可能不会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以色列如今对伊拉克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一个直接威胁……以色列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可以威胁到伊拉克的军事力量，而且我们还从最近的新闻得知，美国向它提供了一些尖端武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受到了威胁，而因为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伊拉克本身也受到威胁。我们认为，美国正在鼓励以色列在这一地区占据上风……美国现在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创造和平，而是为了创造一个以色列占优势地位的环境，这种做法将会带来新一波冲突。”
基辛格：“……以色列能否存在的问题不能拿来谈判，但是我们可以让它的国土面积缩小到历史上原有的规模……如果问题在于以色列能否存在，那我们就不能进行合作了。但如果问题是让以色列的边界变得更为合理，我们就可以进行合作……这一切发生变化只是时间问题——大约需要2至3年时间。问题解决后，以色列将会是一个友好的小国家，不会再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因此，我认为，美国的态度正在（阿拉伯－以色列问题上）发生转变。但条件是阿拉伯人——请原谅我说话直白——不要做任何愚蠢的行为。”
关于美国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基辛格解释说：“当时我们认为你们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因此我们并不反对伊朗在库尔德人地区所做的事情。现在既然伊朗与你们已经在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做类似的事情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没有涉入不利于伊拉克领土完整之类的活动，以后也不会。”48尽管基辛格作了保证，哈马迪在与美国完全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上还是犹豫不决。他建议美国和伊拉克首先发展文化和经济联系。这些外交接触显示，萨达姆•侯赛因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提到的外交构想已经成了伊拉克的现行政策。伊拉克和美国一边继续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彼此针锋相对，一边不断发展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
在10年的时间里，萨达姆•侯赛因成功实现了伊拉克石油产业的国有化，镇压了库尔德人的叛乱，树立起一个激进的亲巴勒斯坦形象，并且缓解了伊拉克与伊朗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同时，他与苏联、法国、英国、西德、日本和美国等国建立了贸易伙伴关系，这使得他能够实施一个总投入达200亿美元的五年发展计划。萨达姆一边继续从苏联获得大量军事帮助，一边与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谈判军购事宜。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萨达姆成了伊拉克无可争议的强势人物，复兴党政权在这个国家的统治地位也越来越牢固。正如霍格兰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写道：“萨达姆有时被人们称为‘第二号人物’，7年来他已经成了伊拉克和复兴党秘密机构的公认领导人。在复兴党的极权统治下，伊拉克不断发生变化。”49
1978年年底，萨达姆来到莫斯科，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阿列克谢•柯西金分别会晤。柯西金和萨达姆共同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埃及和以色列最近签署的《戴维营协议》，把它称为“在阿拉伯人背后搞的阴谋”。50苏联帮助伊拉克开发本国油田，并且还对伊拉克其他产业如棉花产业和玻璃制造业提供支持。在这次访问中，苏联人同意帮助伊拉克人在底格里斯河上建造一座综合性水力发电站。萨达姆告诉记者说：“每次访问苏联，我们总能得到一些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收获。”51离开莫斯科后，萨达姆前往古巴拜访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萨达姆心目中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典范。访问期间，古巴人授予萨达姆“乔斯•马蒂”勋章，以表示“古巴人民深切认可他对伊拉克民族解放斗争的长久贡献，并表彰他在巩固伊拉克人民和古巴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所发挥的突出作用。”52
20世纪70年代末，萨达姆似乎已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特殊形象。一位名叫菲利普•隆多的法国学者发表一篇文章说，伊拉克当时已经在阿拉伯世界充当着一个领导角色，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萨达姆。这篇文章说道，自从1968年以来，萨达姆发挥的作用就是通过镇压新政权的反对者，加强复兴党内部的凝聚力。凭着务实的风格和十足的勇气，萨达姆很快开始向伊拉克存在的各种问题开刀了。53伊拉克学者马吉德•哈杜里在他197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根据复兴党政权的组织体制，作为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副主席，萨达姆本来就很有希望继承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然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每当危机来临需要他作出重要决策时，他总能很快行动起来，凭借自己的谨慎、灵活和机敏把问题处理妥当。他的这些品质，再加上他对复兴党的忠诚和拥有的高度勇气，都使得他成为今后最有希望当上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复兴党成员。”54哈杜里对萨达姆当上伊拉克总统后的前景充满了热切的期盼，但事实将证明他在这一点上缺乏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