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克里特的童年时光（1）
提克里特地处底格里斯河西岸，置身于巴格达与摩苏尔两个大城市之间。底格里斯河流到这里时拐了个弯，绕城而过。一直以来，提克里特是旅人们翻越美索不达米亚高原前往库尔德斯坦途中的一个小憩之地，也是朝圣者和考古学家们从巴士拉溯河而上前往萨迈拉时的一个逗留之所。厚重的历史沉淀使得提克里特拥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古罗马人把它称为“Meonia Tigrides”，意思就是“底格里斯河上的堡垒”。到了公元10世纪，蓬勃发展的纺织业让这座尘土飞扬的城市重新焕发了活力。许多基督教徒接踵而来，还在这里建造了一间修道院。公元14世纪，提克里特的堡垒及其人们的抵抗没能阻挡帖木儿大帝①的大军入侵。这座城市遭到空前洗劫和摧残，以至于自那以后直至20世纪，提克里特从来没有从帖木儿的暴行中完全恢复过元气，沦为一个发展滞后的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占领伊拉克时曾经从提克里特经过，他们在身后留下了一座位于提克里特北部高地的军营，几条挖往郊区的战壕，以及一个埋葬英国阵亡士兵的小公墓。埃尔韦尔•萨顿是一战时一艘英军炮舰的指挥官，曾指挥他的战舰从巴格达溯底格里斯河向上游航行。他对包围提克里特的上美索不达米亚沙漠作了这样一番描述：“用平常的话说，它就像是表面被烤干的泥地，既坚硬又死气沉沉，人们显然不能想像这个地区可能会有任何生命存在。”他继续写到：“但是就像魔术一样，偶尔的几场大雨催生出大片颜色鲜艳的小花来。开始时人们很难注意到它们，因为它们是如此渺小，如此弱不禁风。但是不久后人们就可以随处看见它们，甚至在沙漠深处也能发现它们的踪迹。”2接着，他看到提克里特慢慢从底格里斯河岸边的一片平地上浮现在眼前。屋顶呈方形的小房子层层叠叠地一直延伸到远处高耸的悬崖峭壁边上。泥砖搭建的房子与悬崖峭壁连成一体，形成一片肉眼几乎分辨不出的淡灰色景象。
1937年，著名的英国旅行家弗雷娅•斯塔克出版了一本名为《巴格达印象》的小书，描述了她在伊拉克生活时的点点滴滴，书中还附上了一些她当年拍摄的黑白照片。斯塔克写到了自己的提克里特之行，她知道这里是12世纪著名的穆斯林战士领袖萨拉丁的出生地。当年萨拉丁击退了侵略埃及的十字军，并带领大军进入圣地（巴勒斯坦），为穆斯林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从底格里斯河的对岸向提克里特望去，她发现：“偶然间来到这个雄伟之地的人都会意识到，这座城市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肯定拥有过非常重要的地位。过去人们称它为伊拉克最不可能沦陷之城……”3
一位提克里特人曾向斯塔克抱怨过当地的贝都因人（一个居无定所的阿拉伯游牧民族）：“他们给我们带来的麻烦比一大群敌人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还多……（而且）他们的妇女，可能比他们的男人还要让人头痛。”4斯塔克可能不会知道，就在她把包含自己提克里特之行的小书付诸出版的同一年，在提克里特附近一个名叫奥贾的小村庄里，那些贝都因妇女中的一员产下了一个男婴，名字叫做萨达姆。萨卜哈•图尔法是在她兄弟家生产的。由于男婴的父亲侯赛因•马吉德在几个月前就去世了，因此他的诞生没有带来举家欢庆的时刻。按照贝都因人的传统，给这个婴儿取名的荣耀就落到父系叔叔的身上。就这样，1937年4月28日，萨达姆•侯赛因出生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当萨达姆攀上权力的颠峰时，他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从提克里特飞扬的尘土和极度的贫困中开辟出了一条道路，进而登上了这个国家最高的位置。萨达姆的卑微出身以及这个农民小孤儿的奋斗历程早已有人大书特书过了。萨达姆本人也常用自己的农民出身给他的政治辞令抹上人性化色彩，借此展示他对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伊拉克民众是深感同情的。同时，描写他贫困生活的故事也总是从头至尾贯穿着一丝荣耀感和优越感。萨达姆当上伊拉克总统之后，政府部门曾经展出了一些他小时候生活在奥贾村时居住的泥砖房子的照片，而萨达姆本人也经常对自己的出生地表现出一种引以为荣的情感。一次接受采访时他对记者说道：“即使我是一位农民的儿子，我也从来没有在社会上低人一等的感觉……当时已经渗透到（伊拉克）许多地方的封建特权思想从来没有影响到我们那一地区，这也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屈辱生活的原因。我们的头颅一直高昂，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尊。”5萨达姆对文学的力量也大加利用，他奖赏那些在作品中暗示他与先知穆罕默德（这位先知在出生前父亲也去世了）具有相似之处的诗人。萨达姆经常暗示他就是这位先知家族的一位后人，是圣人阿里的直系后裔。有一次萨达姆说道：“我们是阿里的后裔。”6他把阿里称为典范人物，是“一位正直、有道义的人”7。不久，一本为萨达姆量身定做的家谱出现了，它根据推测证明，这位提克里特农民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这位特别为什叶派穆斯林尊敬的圣人身上。
尽管萨达姆父亲的家族——马吉德家族把萨达姆接纳为其中的一员，对于萨达姆的生父，人们却知之甚少。萨达姆与母亲萨卜哈的感情特别深厚。她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妇女，脸上总是挂着自信的微笑，体格十分健壮。一双大手显示着她辛勤劳作的痕迹。萨卜哈从不怯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常常参与家族会议，而那通常是男人们的领地。在奥贾村这个小小的社区中，萨卜哈的特立独行使得她与众不同。在她有生之年，萨达姆经常抽出时间去探望她。1982年萨卜哈去世时，萨达姆下令为她在提克里特建造一座巨大的坟墓，以纪念这位“战斗者”的母亲。
在提克里特的童年时光（2）
萨达姆出生后不久，萨卜哈嫁给了她的一个亲戚——哈吉•易卜拉欣•哈桑。尽管名字里头有“哈吉”二字②，他是否真的踏上过前往麦加的朝圣之旅却十分令人怀疑。哈桑是个文盲，不喜欢劳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当地的咖啡馆里。他身材矮胖，肥大的腹部突破层层贝都因服装的束缚，倾泻在腰带外面。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留一口浓密的胡须，颌下是一部山羊胡子。每当照相时，哈桑手里要么提着一枝枪，要么就拿着一柄匕首。这位继父并不喜欢萨达姆，经常打他，骂他是“狗娘养的”、“婊子养的”。萨达姆的一位童年伙伴回忆说：“他不喜欢萨达姆。我们和萨达姆一起去看望他母亲时……他不同萨达姆说话，也不对他表示欢迎。”8笼罩着整个奥贾村的贫困加剧了萨达姆与继父之间的紧张关系。萨达姆很小的时候，哈桑就把他赶到地里干活。时常会有村里的人说萨达姆把别人家的鸡或者鸡蛋偷回家了。多年后萨达姆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当时在伊拉克各地，人们的生活都很艰难。很少人穿得起鞋子。人们通常只在一些特殊场合才穿鞋。有些农民在抵达目的地前决不把鞋穿上，因为这样到时候鞋子才会看上去比较新。”9萨达姆的一位传记作者这样写道：从生命的第一刻起，等待萨达姆的是无尽的艰难和困苦。10有一次萨达姆表示，甚至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形成了一个男人和一个战斗者的特质。这位农民孤儿的苦难童年教会了他耐心、忍耐、坚韧、自立和勇气11。萨达姆学会了保护自己，并且成了一名阿拉伯人口中的“ibn Shawari”，意思就是“街头野孩子”12。萨达姆以前的一位朋友回忆说：“他经常带着一根铁棍，保护自己免遭流浪狗和其他人的伤害。萨达姆小的时候为社会所忽视。长大以后的萨达姆坚信，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东西就是那根铁棍。”13据萨达姆的几位朋友讲述，童年萨达姆有点不合群，不经常与人交往。不过他与一些动物之间却培养了亲密的关系，这多少减轻了他的孤独感。他特别喜欢自己那匹马。马死的时候，萨达姆极度伤心，他的手甚至还因此一连几天不听使唤。然而，一位官方传记作者却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童年萨达姆。他把童年萨达姆写成是一位受人欢迎的孩子，身后经常跟着“一大群孩子”。根据这位传记作者描述，当地人认为童年萨达姆是一个友善、行为端正、慷慨大方的男孩。有一天他发现其中一个玩伴身上穿的上衣破破烂烂，于是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给了这个穷孩子。当家人追问他的外套去向时，萨达姆回答到：“我把它给了我的朋友，因为他的上衣太破了。”14这种把童年萨达姆描述成一位慷慨大方、受人欢迎、行为端正的孩子的写法，与大多数萨达姆童年故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故事通常充斥着关于萨达姆童年生活艰辛和孤独的描写。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萨达姆的确有一些要好的玩伴。他继父的大儿子阿德汗就是他的一位密友。萨达姆和朋友们经常在底格里斯河岸边游玩，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就是捕鱼：把炸药丢进河里，鱼被炸死后会浮上水面，他们就把鱼一一捞起。不过就算与朋友们在一起，萨达姆也显得与他们有些格格不入。不像其他男孩，萨达姆不喜欢谈论女孩子，也不喜欢唱歌。他的一位童年玩伴回忆说，有一次当地的一群男孩聚在一起谈论未来，“纳比尔想成为一名医生，我希望成为一位诗人，阿德南渴望当一名军官”；但是萨达姆却有着不同的梦想：“他希望有一辆吉普车，一杆枪，以及一副双筒望远镜。”15事实上，萨达姆不久后就迈出了实现这个梦想的第一步——离开奥贾村。
194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下午，萨达姆和几位亲戚来到底格里斯河边乘凉。他们在河岸边玩耍的时候，萨达姆注意到他的表兄在沙滩上写画着什么。萨达姆就问他：“这些符号是什么东西？”表兄答道：“这些是字母和数字。是我在学校学的。”接着表兄给他讲了在学校学习阅读、写作以及算术等诸类事情，萨达姆被这一切深深吸引了，他下定决心要去上学。然而，他面临很大的困难：最近的学校位于提克里特城里，来回路途太远；而且他的继父也不同意他这个想法。但是萨达姆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已经受够了在地里劳作，也受够了他的继父。是时候前往提克里特与舅舅海拉拉一起生活了。萨达姆的一些传记作者把这个事件描述为是他的第一个反叛行为。他们写道：一个10岁的男孩，违背父母的意愿，独自一人走完这么长的路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啊。沿途的亲友给这位小男孩提供了帮助，他们还给了萨达姆生命中的第一枝枪，让他在这段充满危险的旅途中保护自己。16投奔舅舅海拉拉是童年萨达姆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海拉拉受过教育，是一位学校教师。他经常穿一件夹克，带衣领的衬衫上也总是系着一条领带；嘴唇上方留有淡淡一抹胡须；一头浓密的头发经过精心修饰。海拉拉充当了萨达姆的父亲角色，而萨达姆和表兄阿德南和表妹萨吉达也渐渐成为亲密伙伴。成年后萨达姆和萨吉达结为了夫妇。萨达姆终于开始接受教育了，他上了提克里特的一间小学。由于他比那些和他一样刚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的孩子大了好几岁，因此经常受到其他孩子的讥笑。尽管如此，萨达姆还是为自己终于能够上学欣喜不已。萨达姆远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但是他的确是在学生生涯中养成了喜爱阅读的终生爱好。萨达姆对学习本身充满敬意，但却不怎么尊重教师的权威。有一次，他假装拥抱一位老师，顺手就把一条小蛇悄悄放进这位男老师的长袍里。萨达姆对在教室里要遵守的规章制度尤为痛恨，因为老师们会根据这些条条框框对他实施体罚。
在提克里特的童年时光（3）
据说在14岁的时候萨达姆曾想杀了他的一位老师。学校里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打了萨达姆一顿，自始至终萨达姆都安静而又毫不退缩地忍受这次惩罚。当天晚上，一个人骑着马来到这位老师屋前。老师的弟弟开了门，这名神秘男子朝他腿上开了一枪，然后就骑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老师把弟弟送到医院后，向当地警方报了案，并指控萨达姆就是开枪的凶手。警察赶到萨达姆家中时，却发现他正在睡觉。警察既没看到马，也没找到枪。萨达姆的一位校友回忆说：“这位老师也就没再坚持，但后来不久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几天后，萨达姆告诉我说，他当时立刻把马和枪还给了阿罗贾，然后就上床睡觉了。”17既然学校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美好，萨达姆就在家里接受他的大部分教育。从舅舅那里，萨达姆知道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知道了动荡不安的伊拉克政治形势，知道了伊拉克苦难深重的历史。海拉拉让萨达姆了解了巴勒斯坦的局势，了解了英国人对伊拉克的占领历史，了解了当时统治伊拉克的专制政权。18海拉拉在给萨达姆讲述伊拉克历史时夹杂着浓厚的个人色彩，他讲述了萨达姆的曾外祖父和舅公们的英勇事迹，他们都为伊拉克民族独立运动献上了生命。19海拉拉是一个具有极端政治思想的人，他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书名就叫做《三种真主不应该创造的事物：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
海拉拉和许多提克里特的年轻人一样，在军事学院上过学，随后进入伊拉克军队当了一名军官。军队是当时伊拉克的一个重要国家机构。它是年轻人求升迁的一条主要捷径，他们可能在此开始一段前程远大的生涯，并可能获得声望和权力。当时有一位名叫莫劳德•木赫利斯的提克里特人，政治能量十分巨大，经常利用他的影响力为许多提克里特人进入军队提供方便。这么一来，军事学院和军队中处处可见提克里特人的身影。海拉拉的军中朋友大多都有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关系，他们经常在海拉拉家中聚会，萨达姆也和他们混得很熟。在一些最经常光临的访客中，有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的人，他是海拉拉的表兄，同时也是他的一位密友。随后几年时间里，贝克尔逐渐位高权重，海拉拉不断要求他提携萨达姆。就这样，贝克尔成了萨达姆的政治导师——他是这位年轻人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海拉拉以一名军人的身份参加了1941年拉希德•阿里领导的反抗运动。这次起义遭到镇压后，军队开除了海拉拉，并把他送进了监狱。萨达姆曾经对一位记者说道：“……我的舅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是当时伊拉克军队的一名军官。拉希德•阿里领导的革命失败后，他在监狱里面度过了5年时间。每一次我向母亲询问舅舅的事时，她总是回答我说：‘他在坐牢’。他总是用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感情激励我们……”20萨达姆在1947年投奔他舅舅时，所有这些事件都还没过去多久。1974年，在会见一位伊拉克学者时，萨达姆回忆说，当时他对舅舅的命运感到屈辱。他表示，这些事件正是推动他“参加目的旨在把外国影响不但从伊拉克，而且从整个阿拉伯土地上清除干净的爱国主义活动”的主要动机之一。21在孩提时听到的故事影响下，萨达姆开始把创造当代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当作一个他个人的事业——一个光荣和耻辱交织的事业。家庭、部族和国家，这些概念在他的世界观中交织在一起。对于萨达姆而言，政治也带着个人色彩。为舅舅的荣誉而战，把伊拉克从英国殖民统治残留的影响中解脱出来，成了童年萨达姆缠绕心头的抱负。舅舅海拉拉参加过1941年的起义，这个事实一下子就把英国在伊拉克的殖民统治历史带进了萨达姆的童年世界。
英国人在伊拉克（1）
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到关键阶段时，英国人在伊拉克的殖民战争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当时，阿拉伯人称这一地区为“伊拉克”，而西方人则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是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下辖三个省：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这三个省的省长都由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委任。1914年11月5日，英国对在战争中与轴心国站在一边的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宣战。不久，英军占领了巴士拉。英国人从一开始就有意把巴士拉当作抗击轴心国的一个立足点，当作维持整个帝国领地内的通讯联系的一个基地，当作英国皇家海军在波斯湾的一个战略港口。美索不达米亚最终成为英国人战事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战区。将近90万名英印联军士兵在这个地区作战，伤亡总数高达10万余人。
1917年3月，英国军队开进了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一位随军记者描述了英军士兵进入巴格达、结束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对这里长达数个世纪的统治时的情景：“一群群巴格达人走出家门来迎接我们……街道两旁、房屋的阳台上和屋顶上站满了人，有的在高声欢呼，有的则激动地鼓着掌。学生们在我们面前跳着舞，大声欢呼。妇女们穿着节日盛装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中。”22占领巴格达后不久，英军指挥官莫德将军向全城人们宣读了一份公开声明：“我们的军队来到你们的城市和土地上，不是来征服你们或者成为你们的敌人的，而来解放你们的。”23到了1918年，英国人基本上完全控制了巴格达、摩苏尔以及巴士拉三省。
战争期间，大量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托曼军官纷纷与帝国决裂，转而参加“阿拉伯反叛运动”。这个起义由谢里夫•侯赛因组织领导，他与英国人合作，以麦加等圣城守护人的身份获得了穆斯林社会里的领袖地位。谢里夫•侯赛因与当时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之间有过频繁的通信往来。英国人向侯赛因保证，如果他发动一次对抗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的起义，那么战争结束后他将可以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1916年6月，侯赛因派遣儿子费萨尔领导对抗奥托曼帝国的“阿拉伯反叛运动”。一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奥托曼军官们组成的分遣队成了费萨尔的心腹部队。T.E.劳伦斯③在整个起义中担任费萨尔的顾问。这次“阿拉伯反叛运动”后来被好莱坞搬上了银幕，制作成一部名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电影。战争结束了，奥托曼土耳其帝国被击败。谢里夫•侯赛因原以为他将领导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原属奥托曼帝国的所有阿拉伯土地在内，但他很快得知，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这些阿拉伯土地的未来，利益各方都有各自的期待，而战争期间开展的繁杂外交活动却造成了种种相互矛盾的承诺和期望。美索不达米亚的命运在战后的外交角力中变得不明朗起来。
当时流行一种政治主张，支持原来处于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之下的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这个主张最忠实的拥护者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在1918年1月8日提出了“十四点协议”，其中第十二点呼吁：“原先处于土耳其法律统治之下的人们应该得到明确承诺，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及一个绝对不受干扰的自治机会。”在多方压力之下，同盟国的成员国在1918年11月提出了《英法宣言》，宣称它们的“使命就是彻底解放长期以来受土耳其人压迫的人民，建立由本国人民自主选择并赋予权力的国家政府和行政机构”。
然而，美索不达米亚仍然处于英国的军事占领当中，有人主张把它正式变成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围绕这个话题，伦敦、德里、开罗和巴格达的英国殖民官员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国政府在伊拉克的全权负责人阿诺德•威尔逊坚决认为，应该沿用英国在印度的做法，直接把美索不达米亚当作一个殖民地来管理。他对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协议”中的第十二条大为恼火，把它称为“伍德罗•威尔逊的第十二条戒律”24。格特鲁德•贝尔是当时英国驻巴格达一个负责东方事务机构的秘书，她在1919年1月的报告中写到：“东方人④对于自己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前景欣喜若狂……但是我们在自治问题上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25与此同时，费萨尔来到巴黎参加1919年4月召开的巴黎和会。他满心期待自己的家族能够得到回报，因为在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他们给英国人提供了许多帮助。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发现这些原属土耳其帝国的阿拉伯土地被分割成了好几个国家，而他将成为叙利亚的领导人（但不久后就被赶下台了）。
伊拉克的命运在1920年召开的圣雷莫会议上忽然变得明朗起来，当时与会各方同意在自治和殖民化之间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实行托管体制。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外国势力将充当这些从奥托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的保护人，然后帮助它们最终获得完全的独立。国际联盟授权法国托管黎巴嫩和叙利亚。法国人不久后就把费萨尔赶下了台。英国人得以托管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被合并成为一个地区。珀西•考克斯爵士担任高级专员一职，并在美索不达米亚组建一个托管政府。
然而，美索不达米亚的民族主义者对这种新安排并不认可。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在战争中与费萨尔一起并肩作战，就是希望击败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后能给阿拉伯人带来独立的机会。他们组建各种政党，组织各种协会和社团，并且刊行各种报纸，目的就是为了创建一个终将演化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形态。清真寺、集市、学校，特别是咖啡馆，成了民族主义者撒播自己观点的地方。1919年的夏天，几名英国军官被杀死，这件事把弥漫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不满情绪显露无疑。一个由不同阶层的人——曾与费萨尔一起并肩作战的军官，什叶派神职人员，部落头领以及前公务人员——组成的团体起来反抗英国人的统治。1920年8月，这个团体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组建一个阿拉伯政府。抗议活动最后演变成了一次起义。英国人动用军事力量进行全力镇压，他们出动皇家空军对起义的部落狂轰滥炸。磷炸弹、火箭弹、榴霰弹、燃烧弹以及延时炸弹等等都被英国军队在镇压这次起义中用上了。26温斯顿•丘吉尔当时身兼空军大臣和国防大臣二职，他极力支持向伊拉克派遣皇家空军。他甚至还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对他们使用毒气弹。我很赞同对这些没开化的部落使用这种武器。”27
英国人在伊拉克（2）
与此同时，英国公众对维持在伊拉克的殖民统治是否明智提出了质疑。英国议会的一位议员对“这种用战争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人们的野蛮行径”提出抗议28。伦敦《泰晤士报》在1920年8月刊登一篇文章质问：“多少宝贵的生命牺牲在了这种毫无意义的行动中？我们向阿拉伯人强加一种他们从未要求过，也不想要的管理制度。这种吃力不讨好、代价高昂的做法还要持续多久？”29。镇压这次起义让9000名伊拉克人失去了生命，英国人也付出了伤亡2000人的代价，损失高达4000万英镑。格特鲁德•贝尔了解阿拉伯人不满的根源。在1920年10月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我们答应给他们建立自治机构，但是我们不但没有向这些目标迈出一步，反而在忙于做些完全相反的事情。这里的一家报纸说的好：我们原先答应建立一个雇用英国顾问的阿拉伯政府，结果却建立了一个雇用阿拉伯顾问的英国政府。这种评价十分恰当。”30
1921年1月，温斯顿•丘吉尔担任伊拉克殖民总督。在写给英国首相的一封信中，他坦承：“每当我想到承担美索不达米亚的繁杂事务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时，我就感到战战兢兢……”31丘吉尔明白，民族主义者在伊拉克仍然十分活跃。英国人关闭了许多发表反对声音的报纸，并逮捕了一大批民族主义者，把一些人送进监狱，而把其他一些人流放国外。这时在英国国内，要求从伊拉克撤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丘吉尔警告说：“我们在战争期间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并推翻土耳其政府对这里的统治……我们在全世界面前接受了对这个国家的托管任务，就有责任给这个国家引入一个更好的政府结构，以取代被我们推翻的统治者。如果我们现在就脸面无光地仓促撤离，我们身后将留下一个纯粹的无政府状态，来自沙漠的那些野蛮的贝都因人将对这些历史名城劫掠一空。这种事情如果发生，与大英帝国一直以来的声誉是完全不符的。”32
温斯顿•丘吉尔知道，英国人需要针对美索不达米亚制定一个更好的长期战略——一个更具连续性、代价更小的战略。他决定把英国殖民政府中的中东问题专家召集起来举行一次会议，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T.E.劳伦斯、珀西•考克斯以及格特鲁德•贝尔参加了1921年3月召开的开罗会议。他们三人向丘吉尔施压，让他把费萨尔扶上伊拉克国王的位置。这么一来，英国人一方面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费萨尔，而另一方面似乎也能满足阿拉伯人关于建立一个阿拉伯政府的要求。丘吉尔同意了。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向英国议会解释了他的决定：“……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政策是逐步减轻我们承担的义务，放下我们肩上的重担，在有尊严地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建立起一个强有力、富有效率的阿拉伯政府，而这个政府将永远是英国的朋友……”33这个计划立刻得以实施。劳伦斯与他的老朋友费萨尔取得了联系，并安排他来到美索不达米亚——这片费萨尔此前从未踏足过的土地。考克斯和贝尔也返回了伊拉克，为把费萨尔扶持成一位国王做一些必要的安排。贝尔在1921年7月写给她父亲的一封信中称：“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地创造历史。但是有一点我要向您保证——我再也不会涉足类似制造国王之类的事情了；这种事情的压力太大了。”34英国人在当地组织的行政机构——部长理事会，支持费萨尔成为伊拉克国王。随后进行的全民公投也受到操纵，结果96％的伊拉克人投票赞成费萨尔成为他们的国王。当时一位名叫托比•道奇的学者写道：“如果有人可以把伊拉克像拿一件瓷器一样提起，倒转过来他就可以发现瓷器底部带有这样的字样：1920年，英国政府制造。”35
1921年8月23日，费萨尔在位于巴格达的西达塔城堡被加冕为国王，当时演奏的是英国国歌。这个国家的国名被正式改为伊拉克，格特鲁德•贝尔参与设计的一面新伊拉克国旗在政府大楼上空升起。一个仿效英国体制的政府议会也建立了起来，埃德加•博纳姆•卡特爵士——一位英国律师——开始着手修订伊拉克宪法。然而，尽管伊拉克国家政府已经建立，英国人仍然试图继续控制伊拉克的军事、经济以及政治事务。英国人的这个愿望通过双方在1922年签订的《英伊条约》得以实现。费萨尔竭力在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和英国人的压力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建立托管国家和组建君主立宪体制成了一个相互交集、相互联系的过程。英国殖民势力从根本上渗透进了这个新国家的方方面面。
扶持费萨尔成为国王后，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英国是否应该继续保留在伊拉克的存在展开不断争论。劳合•乔治要求继续保持英国在伊拉克的存在，他警告说：“如果我们离开，那么一、两年后，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把一些世界上最丰产的油田拱手让给了法国人以及美国人……”361929年，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成立，英国人得以控制伊拉克的绝大部分石油资源。
尽管英国人并不准备完全放开他们对伊拉克的控制，他们还是打算放弃对这个国家的托管权。1930年，双方又签订了一个《英伊条约》，允许英国保留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并继续控制伊拉克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次年，英国向国际联盟递交了一份特别报告，宣称伊拉克已经作好准备成为一个独立国家。1932年10月，伊拉克成为国际联盟的第57个成员国。在整个托管期间，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城市显贵和那些与一些农村地区大地主勾结的官员手里。居于统治地位的寡头政治集团依靠与英国人合作获得权力来源。选举活动通常都受到操纵，以便产生对寡头政治集团有利的结果。每一届新政府组建后，内阁的各个职位都是由同一批人马轮流坐庄。伊拉克的君主立宪体制据称是基于民主原则的，然而真正的权力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由于伊拉克政府的所作所为，自由主义以及与之对应的政治形式——选举、议会、宪法——受到许多伊拉克人的鄙夷。在他们看来，在伊拉克实施的宪法民主只不过是殖民统治的工具。
伊拉克获得独立一年后，费萨尔国王去世，他的儿子加齐继承王位。加齐反对欧洲人在中东的殖民统治，这个观点使得他广受伊拉克人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欢迎。他在王宫里架设了一个私人电台，经常通过广播发表演讲，他声称当时处于英国人控制之下的科威特应该成为伊拉克的一部分。1939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加齐在驾驶他那辆崭新的别克敞篷轿车时遭遇一个严重的事故。他的车失去了控制，一头撞在一根电报杆上。1939年4月4日，加齐伤重不治去世。继任者费萨尔二世当时只有5岁，加齐的姐夫阿卜杜利拉成了摄政王。摄政王更倾向与英国人合作。这么一来，关于英国人设计害死了加齐的传言在整个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散布开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对英国人的憎恨到达一个极点。与此同时，德国人也加强了在伊拉克的活动。自20世纪初以来他们在这里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那时候他们还准备建造一条可以连通柏林和巴格达的铁路。一些德国人曾希望仿照英国在印度的做法把美索不达米亚变成德国的一个殖民地。德国与伊拉克建立起教育联系，共同组织各种考古活动项目，并在伊拉克设立电台传播德国人的观点。亲德情绪在一些伊拉克军官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他们中许多人在当年奥托曼土耳其帝国设立的军事学院求学时都受过德国老师的教导。这些军官把德国看作伊拉克获得独立后所要学习的典范。37
英国人在伊拉克（3）
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后，英国对德宣战。英国人希望伊拉克也对德国宣战。伊拉克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但是却不想卷入战争。1940年3月，拉希德•阿里担任伊拉克首相，他宣布将遵守伊拉克的所有正式政治承诺，包括1930年的《英伊条约》。1940年6月，英国人照会伊拉克政府，英军意欲在巴士拉登陆，借道前往巴勒斯坦。拉希德•阿里允许英国军队通过巴士拉，但是要求他们尽快离开伊拉克的土地。同时，当英国人要求伊拉克向意大利宣战时，拉希德•阿里继续明确表示伊拉克将保持中立。英国人用最严厉的字眼批评拉希德•阿里，并向摄政王施压，要求撤换阿里。1941年1月，拉希德•阿里辞去首相一职。
然而，伊拉克陆军中的4名上校决定不顾摄政王和英国人的抵制，支持拉希德•阿里重掌伊拉克政府。其中一位上校名叫萨拉赫•丁•萨巴格。他发表了一个充满民族主义情感的演说：“我不信奉英国人的民主，不信奉德国人的纳粹主义，也不信奉俄国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我是一名阿拉伯穆斯林。巧舌如簧也好，道德说教也好，都不能让我改变这一信念。”对于这些民族主义者而言，自由主义毫无可取之处。德国人的军国主义给他们提供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可选模式。同盟国的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英国，都是一些殖民主义国家，它们仍然在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甚至一定程度上在伊拉克保持着殖民统治和影响。这些伊拉克军官认为，与德国人结盟是实现自己目标——阿拉伯国家的完全独立和统一——的一条道路。一位名叫里瓦•西蒙的历史学家这样解释这种现象：“有一点可以肯定，伊拉克人中有一些是亲纳粹的，但是这些向德国求助的伊拉克军官并不是纳粹分子。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接受把自己看作高犹太人一等的种族意识，而只是指望找回他们当年与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人建立起来的那种和谐感情。当时在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学校里，这些伊拉克军官从德国军事教官那里，接触到了德国人的思想，特别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从而使他们受到了第一次西方化的洗礼。”海拉拉•图尔法，萨达姆•侯赛因的舅舅，当时伊拉克陆军的一名军官，投身到了这次起义运动当中。384月1日，拉希德•阿里和忠于他的上校们开始行动。他们包围了摄政王居住的宫殿。第二天，摄政王逃离伊拉克。拉希德•阿里组建了新政府，并发表声明称他愿意履行伊拉克的所有国际承诺，包括《英伊条约》。英国驻伊拉克代表K.康沃利斯爵士和伦敦的官员们激烈争辩如何以最恰当的方式回应这次起义。一周后，康沃利斯向英国政府递交报告称，拉希德•阿里得到广泛的支持，对付他只有一个办法：动用军事手段。丘吉尔觉得，能否控制巴士拉对于英国的战事进程十分关键；英国人有必要确保波斯湾石油的供应安全，以及确保通往地中海地区、埃及和印度的石油运输安全。关于英国驻伊拉克部队的问题最终把英伊双方的紧张关系推到一个顶点。丘吉尔不想冒任何风险。延误战机可能会让轴心国占尽上风。他发出了意思明确的指令，告诉英军指挥官“当前最要紧的任务是在巴格达建立一个对英国友好的政府，竭尽全力击溃拉希德•阿里的势力。”39英国人宣布，他们要在巴士拉部署更多的部队；拉希德•阿里则称，除非那些原来已经部署在伊拉克土地上的英国部队转移到巴勒斯坦，否则不能再有新的英国部队在巴士拉登陆。英国人把拉希德•阿里的这个声明视作是违反《英伊条约》的行为。5月2日，英国和伊拉克之间爆发战争。英国皇家空军对伊拉克部队实施空袭，在战争的第一天就出动战机200余架次。拉希德•阿里从轴心国国家那里得到的支持太少，也太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伊拉克部队就被打败了，拉希德•阿里逃离伊拉克。丘吉尔后来说道：“希特勒显然放弃了在中东地区以很小代价换取很大收获的机会。”405月30日，英伊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6月1日，摄政王重返巴格达。曾经支持拉希德•阿里的4位上校后来被判处死刑。康沃利斯在他的报告中写道：“伊拉克政府正在继续清除军队里和政府里的亲轴心国官员……然而，拉希德•阿里在军队中和政府里安插了许多自己的支持者。把这些人一一清除，并找到取代他们的合适人选需要一定时间。”41在英国人的授意下，近1000名伊拉克人被投进了监狱，萨达姆崇敬的舅舅海拉拉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被判入狱5年，并遭到军队除名。
对于多数伊拉克人而言，1941年的战争将被当作一次重要的民族运动来纪念——这个反抗殖民统治的运动让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里充当了一段短时间的先驱角色。这次起义引发了童年萨达姆•侯赛因的丰富想像。起义领导人之一萨巴格上校被处决前在狱中写了一些回忆录。萨巴格死后这些回忆录被汇集成一部书付诸出版。萨达姆•侯赛因仔细阅读过这本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书。萨达姆把萨巴格看作是“一个试图实现泛阿拉伯目标的伟大民族主义者。尽管萨巴格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他的教导激励着其他年轻的民主主义者努力实现这些目标。”事实上，萨达姆正是由于“受到萨巴格上校的回忆录的启发，才会继承萨巴格上校和其追随者们的遗志，为同一个民族主义目标努力奋斗。”42当萨达姆前来与舅舅一起生活时，这次起义的失败对于海拉拉来说仍然记忆犹新。
萨达姆来到舅舅家里生活几年后，海拉拉在巴格达获得了一个教师的职位，于是举家搬到巴格达。萨达姆也跟随舅舅来到这里，暂时离开了提克里特。然而萨达姆与提克里特之间仍然有着紧密联系，将对他的个人和政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他在政治上的一些关系人物与他在提克里特的家庭和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提克里特人在萨达姆需要的时候给他提供支持和保护；而萨达姆也对提克里特人不吝封赏，以作为对他们的忠诚和长久以来支持他的回报。依照习俗，提克里特的小男孩要在手腕上纹上三个小圆点。许多人在搬到大城市居住后都会去掉这个纹身，以隐匿他们的农民出身。然而萨达姆却背道而驰，他愿意保留自己的纹身。提克里特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党需要你去巴格达”（1）
20世纪50年代，国王费萨尔二世正式接掌权力，萨达姆•侯赛因随他舅舅家一起搬到巴格达市郊的海尔克区。海拉拉接受了新的教师职位，1955年秋天，萨达姆到海尔克中学上学。少年时代的萨达姆做过许多兼职工作：司机助手，小烟贩，咖啡馆服务生等等，赚取额外的零花钱。20世纪50年代的巴格达是一座十分繁荣的城市，各种政治活动十分活跃。从1920年到1950年，这个城市的人口增加了近三倍。由于石油产业带来不断膨胀的财富，巴格达周边出现了许多像海尔克一样的新兴郊区城镇。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国家财富集中在一些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的人们仍然十分贫困。他们纷纷来到巴格达寻找工作；但是大部分人只能在建筑行业和服务行业找到低收入的工作。贫富生活水平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富人的家里摆放着昂贵的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巴格达的街头行驶着大约3万辆汽车，大部分车是美国制造。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十分丰富。它拥有中东地区的第一个电视台，报摊上出售的阿拉伯语报纸品种接近50种。市中心坐落着许多电影院、装饰豪华的商店以及生意繁忙的咖啡馆。
20世纪50年代是伊拉克首都忙于规划、建设和变革的10年。1951年，各大石油公司贡献了近50％的伊拉克石油收入。伊拉克政府作出新的安排，把大量石油收入编入新成立的发展委员会的预算当中，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大型发展项目如大坝、道路以及医院的建设。于是，巴格达有了5座跨河大桥。然而，发展委员会却饱受指责，外国势力的影响、贪污腐败以及行事不公正等成了人们抨击的对象。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生活在巴格达，有的在石油公司工作，有的为那些从发展委员会那里获得项目的外国承包商工作。
1955年，伊拉克发展委员会启动了一项庞大的现代化计划，总投入高达14亿美元。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伊拉克开始筹建一个核培训和研究中心。作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一部分，美伊两国达成了一个双边协议，在伊拉克建立核研究设施。43美国向伊拉克提供科研用核反应堆的燃料——高浓缩铀，一种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的物质。44
这项现代化计划还包括建造一些大型公共建筑物。一些国际顶尖建筑师，如勒•科尔比西耶、阿尔瓦尔•阿尔托和吉奥•蓬蒂等，受伊拉克人委托，设计建造一所大学、一个体育馆、一个博物馆以及一些政府大楼。著名的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1957年受国王费萨尔二世之邀来到巴格达，在底格里斯河中的一个小岛上设计建造一座歌剧院。后来除了最初的设计邀请，赖特还受邀设计一个动物园、一个集市以及一座大学城。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赖特就读过阿拉伯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那时候的他就对巴格达深深迷恋，做梦都想来到这座城市——公元8世纪时阿巴斯王朝鼎盛时期的首都。在阿巴斯王朝的统治下，巴格达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商业和文化中心，阿拉伯人把它称为“智慧之城”。公元1258年，蒙古帝国的王子旭烈兀带兵洗劫了这个城市。据说当年蒙古人把巴格达著名的图书馆里数不清的藏书抛进河里后，书上的墨水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都染黑了。那次征服带来的耻辱和破坏成了许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心中不可磨灭的伤痛。
赖特提到了他的计划：“……我恰巧正在负责在这个创造文明的地方——伊拉克——设计一个文化中心。伊拉克被征服前，巴格达是哈伦•拉希德⑤在位期间建立起来的一个美丽城市，但是蒙古人从北方袭来，摧毁了这座城市。现在伊拉克人发现了石油，他们拥有了巨额财富。如今他们完全有能力把这座城市重新恢复到哈伦•拉希德时期的原貌。但是他们不可能这么做，因为许多西方建筑师已经在这里建造着各种各样的摩天大楼了……”45
赖特给巴格达的建筑设计融合了古典、伊斯兰以及现代风格。他计划在萨迈拉一个具有2500历史的平台建筑上立一个颂扬哈伦•拉希德的功绩的纪念碑，他还曾想在一个停车场里设计一个古巴比伦时期的金字形神塔。赖特解释说：“这些设计可以显示，我们是否能理解并把我们祖先留下的东西诠释出来，但我们没必要对他们亦步亦趋。同样巴格达也没必要完全吸收来自西方的、所谓‘现代’的建筑样式。”46赖特为巴格达所作的建筑设计在某些方面而言十分巧妙，但是却不符合这个城市的迫切需求。当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国王在商议建造一些可以使人想起伊拉克辉煌历史的建筑物时，超过9万名巴格达人居住在草草搭建的简陋房子里，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在巴格达，悬殊的贫富差距引发了政治上的不稳定。1948年和1952年分别发生过平民起义，但都被政府强力镇压了。伊拉克共产党是这些起义的主要组织者。自1941年以来，伊共成为一支影响力巨大的政治力量，在学生和工人当中拥有许多追随者。历史学家汉纳•伯特图这样写道：“20世纪40年代，共产主义成了伊拉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并不把自己寄托在达官显贵身上，而是植根于年轻人的心灵和思想中。共产党行事坚定，组织完善，拥有许多支持者，很快在政治运动中脱颖而出……到了50年代，共产主义不但没有走向消亡，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共产主义思想激发了人们的忠诚信念，许多年轻人的加入使得共产党具有无可置疑的力量。”47
当时的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和摄政王阿卜杜利拉很不得人心，他们曾在镇压1941年拉希德•阿里领导的起义中与英国人进行合作，伊拉克政府实际上由他们二人掌控。20世纪50年代，政治迫害变本加厉，各反对党都遭到压制，发出反对声音的报纸也被停刊。随着政府内部人员把持议会，这条发表不同政见的通道也被封堵了。伊拉克政府狭隘的政治偏见导致人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1955年，伊拉克政府加入巴格达公约组织——一个由美国支持的、其他成员包括英国、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组织。这个举动被许多伊拉克人看作是一个对付泛阿拉伯主义的阴谋，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加强干预本地区事务的表现。1956年，在埃及广受欢迎、具有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的领导人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宣布，埃及收回对苏伊士运河的所有权。为了不让苏伊士运河重新被埃及人掌握，法、英和以色列等国联合对埃及发动进攻，但被纳赛尔的军队成功击退。伊拉克政府对纳赛尔的举动反应不冷不淡，但是伊拉克民众却从他成功抵制外国控制的事件中受到鼓舞。
“党需要你去巴格达”（2）
暴动和罢工活动在巴格达此起彼伏。正在萌芽中的学生运动扩展到这座城市的各个学校中，其中包括海尔克中学，萨达姆正在这里磕磕绊绊地进行着他的学业。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影响了萨达姆，他抛下书本，走上街头参加暴动。萨达姆在这种喧嚣的政治场面如鱼得水，后来他逐渐向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下简称复兴党）——一个宣扬阿拉伯式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小党派靠拢，1955年时该党大约吸收了300名成员。萨达姆靠组织一些街头混混进行类似学生运动的活动进入复兴党人的视线中。早先萨达姆对复兴党并没有多大热情。他报考了巴格达军事学院，因为走这条路可以确保他成为一名伊拉克军官。但是萨达姆落榜了，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变得更为清晰起来，因为主流政治生活已经对他关闭了大门。1957年，20岁的萨达姆成为复兴党的一名预备党员。萨达姆喜欢把这段在巴格达的时间称为“我们进行地下自由斗争的日子”。48
民族民主党、复兴党和伊拉克共产党是当时伊拉克的几个主要反对党，它们的政治见解并不相同，但是却有着共同的改革和反殖民主义目标。考虑到严酷的政治氛围，它们最终认识到，联合起来组成一股对抗专制政权的力量十分关键。它们联手成功抵制了1957年的国家大选，作为对伊拉克国内政治压迫的抗议。这些反对党与军队中的一个秘密组织“自由军官”取得了联系。发动一次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1958年7月13日的傍晚，国王费萨尔二世在王宫里宴请他的贵宾。一位魔术师为一小群孩子表演过魔术后，晚上9点30分举行晚宴。宴后，国王和一些客人走到隔壁的祖胡尔宫观看电影《睡衣仙舞》。第二天一大早，国王用过早茶后，正当剃须的时候，猛然听到广播里播了一条外面发生了革命行动的新闻。巴格达的各条街道上挤满了示威人群。早上6点30分，广播里宣布，军队已经“从帝国主义安置的腐败政权手里解放了这片亲爱的土地。”49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和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指挥着一个旅的陆军进入巴格达。士兵们包围了王宫和首相努里•赛义德的住所。国王和摄政王等一些王室成员在试图逃离王宫时被机关枪射杀。努里•赛义德成功逃出了住所，但是几天后，假扮成一名妇人的他在准备离开巴格达时被士兵当场击毙。当时的约旦国王是费萨尔二世的表兄，他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台向世人宣告了伊拉克国王和首相等人被杀的消息。接下来的几天里巴格达陷入公开抢劫和报复性厮杀的混乱之中。
卡西姆和阿里夫在电视上露面，呼吁民众“为了祖国的利益保持秩序和团结”，并宣布建立共和国，组建一个民主政府。50卡西姆就任总理一职，阿里夫担任副总理及内政部长。君主制和议会制度被废除，而军队也对那些忠于旧政权的人员进行了清理。经过重组后的军队成了这个新生共和国的支柱。共和国把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消除阿拉伯世界残留的殖民主义影响上。伊拉克与中国和苏联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显示出新政府的社会主义倾向。
1958年7月，为了实现推翻专制政权的共同目标，各种政治团体和政治人物走到一起。然而，革命胜利后，伊拉克出现了政治分化现象。新共和国成立数天后，复兴党的创始人米歇尔•阿弗拉克——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人——抵达巴格达。复兴党宣扬一种阿拉伯式的社会主义，它呼吁把整个阿拉伯地区整合成一个国家。阿弗拉克说道：“我们代表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这符合阿拉伯民族的利益……”51阿弗拉克希望伊拉克加入新成立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这个共和国已经有了埃及和叙利亚两个成员。然而，伊拉克共产党强烈表示反对。领导这次革命的军官们也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阿里夫希望伊拉克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而卡西姆坚决不同意。阿里夫逐渐向民族主义者和复兴党靠拢，而卡西姆则慢慢与伊拉克共产党建立了亲密关系。伊共是当时伊拉克组织最完善的政党，拥有数量最大的支持者。共产党人给卡西姆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巩固他作为伊拉克领导人的地位。卡西姆对阿里夫越来越心存疑虑，把他视为自己权力的直接威胁。1958年秋天，阿里夫失去了所有内阁职务，并被任命为伊拉克驻德国大使。阿里夫只在德国呆了很短一段时间。返回巴格达后，他立刻遭到逮捕，接着受到审判并被投入监狱。阿里夫丢掉了权力，复兴党的政治命运似乎就要急转直下了。
1958年7月14日的革命对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家乡提克里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伊拉克其它地方一样，提克里特人也分为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两派。这次革命发生几个月后，萨达姆被指控杀害了巴格达当地一名共产党领导人哈吉•萨阿敦——萨达姆的舅舅海拉拉的一位政治竞争对手。法庭宣判21岁的萨达姆罪名成立，把他送到萨赖监狱服刑。作为一名经历过革命后几个月动荡日子的复兴党成员，萨达姆觉得，监狱里比巴格达的街头安全多了。6个月后，萨达姆得到释放。他返回了提克里特，在那里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经常把一些复兴党的标语贴在当地建筑物的墙上。不久，一名复兴党成员找到萨达姆，对他说道：“党需要你去巴格达。”萨达姆立刻动身前往巴格达，接受自己的任务。52
注释（1）
1 阿米尔•伊斯坎德尔著：《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哈桑•塞利姆译（巴黎：Hachette Realites出版社，1980），第21－22页。
2 A.S.埃尔韦尔•萨顿著：《巴格达上方的底格里斯河》，《地理学杂志》【英】第60卷，第1期，（1922年7月），第36页。
3弗雷娅•斯塔克著：《巴格达印象》（伦敦：John Murray出版社，1946；1937年初版），第14页。
4同上。
5“采访萨达姆•侯赛因实录”，《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福阿德•马塔尔编（伦敦：第三世界中心出版公司，1981），第227－228页。
6萨达姆在1979年8月发表的一个演讲，伊斯坎德尔摘录在他的书《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里，第20页。
7“采访萨达姆•侯赛因实录”《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福阿德•马塔尔编（伦敦：第三世界中心出版公司，1981），第236页。
8 《我是萨达姆的童年朋友》，英国BBC记者采访易卜拉欣•祖贝迪实录，http:// news. bbc. co.uk/2/hi/programmes/panorama/2399891.stm（摘于2003年7月29日）。
9 引自埃夫拉伊姆•卡什和伊奈利•劳齐的著作：《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治生涯》，第二版（纽约：Grove出版社，2002），第9页。
10 阿卜杜•阿米尔•穆阿拉著：《奔流的河》（巴格达：Dar al-Shu'un al-Thaqafiyyah al-Ammah出版社，1995年），第7页。
11 伊斯坎德尔著：《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第21页。
12 赛义德•K.阿布里什著：《萨达姆•侯赛因：报复政治学》（伦敦：Bloomsbury出版公司，2000），第17页。
13 《萨达姆：历史的警示》，英国BBC电视台2002年11月3日播出的《全景》栏目，本文作者摘自BBC新闻网站：http:// news.bbc. co.uk/2/hi/programmes/panorama/2371697.stm（摘于2003年7月29日）。
14 伊斯坎德尔著：《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第22页。
15 《我是萨达姆的童年朋友》。
16 穆阿拉著：《奔流的河》，第23－29页；福阿德•马塔尔编：《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第31页。赛义德•K.阿布里什指出，为了达到宣传效果，这个故事大大夸大了事实；他认为，萨达姆的母亲不可能反对萨达姆与她兄弟一起生活，更不可能的是亲戚们竟然会把枪给一个小男孩。请参阅阿布里什著：《萨达姆•侯赛因：报复政治学》，第19页。
17 《我是萨达姆的童年朋友》。
18 穆阿拉著：《奔流的河》，第9－10页。
19 杰罗尔德•M.波斯特著：《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剖析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治领导人的心理分析》，杰罗尔德•M.波斯特编（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7页。
20 《与萨达姆•侯赛因面对面》，《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福阿德•马塔尔编（伦敦：第三世界出版公司，1981），第228页。
21 马吉德•哈杜里著：《社会主义伊拉克：1968年以来伊拉克政治研究》（华盛顿：中东学会出版社，1978），第72页。
22 埃德蒙德•坎德勒著：《英国人在巴格达大受欢迎》，《卫报》【英】，1917年3月16日。
23 引自厄内斯特•B.哈斯的文章：《协调相互冲突的殖民政策目标：接受国际联盟托管制度》，《国际组织》【美】第6卷，第4期（1952年11月），第526页。
24 阿诺德•威尔逊爵士著：《忠诚：美索不达米亚》第二卷（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6年；1931年初版），第99页。
25 《格特鲁德•贝尔书信集》，第二卷，贝尔夫人编（纽约：Boni & Liveright出版公司，1927）第465－466页。
26 吉奥夫•西蒙斯著：《伊拉克：从苏美尔到萨达姆》（纽约：圣马丁出版公司，1996；1994年初版），第214页。
27 西蒙斯著：《伊拉克：从苏美尔到萨达姆》，第213页。
28 彼得•斯拉戈赖特著：《英国人在伊拉克，1914－1932》（伦敦：Ithaca出版社，1976），第264页。
29 戴维•甫洛姆金著：《结束一切和平的和平》（纽约：Henry Holt & Company出版社，1989），第452页。
30 《格特鲁德•贝尔书信集》，第二卷，第502页。
注释（2）
31 戴维•甫洛姆金著：《结束一切和平的和平》，第500页。
32 阿隆•S.克里曼著：《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政策基石：1921年开罗会议》（巴尔的摩：Johns Hopkins出版社，1970），第95页。
33 温斯顿•丘吉尔对英国国会下议院的演讲：《关于中东地区的政府政策》，1921年6月14日，引自《温斯顿•S.丘吉尔演讲大全，1897－1963》，第三卷，罗伯特•罗德斯•詹姆斯编（伦敦：Chelsea House出版社，1974），第3102页。
34 《格特鲁德•贝尔书信集》，第二卷，第69-610页。
35 托比•道奇著：《建设中的伊拉克：失败的国家建筑和对历史的否定》（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3）。
36 戴维•甫洛姆金著：《结束一切和平的和平》，第509页。
37 里瓦•S.西蒙著：《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伊拉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创立和应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
38 西蒙著：《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伊拉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创立和应用》，第vii页，第133页。
39 吉奥夫•西蒙斯著：《伊拉克：从苏美尔到萨达姆》，第222页。
40 拉格西德•埃尔首尔著：《英国与伊拉克的两次战争：1941/1991》（伦敦：Ithaca出版社，1996），第133页。
41 康沃利斯在1941年6月9日递交给英国外务及英联邦事务部的报告：《哈桑王朝的记录：一份20世纪的历史实录》第十三卷，第316页。
42 马吉德•哈杜里著：《社会主义伊拉克：1968年以来伊拉克政治研究》，第73页。
43 《第20份关于在和平使用原子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计划的进度报告》，由刘易斯•S.斯特劳斯在1957年7月29日递交给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收藏，数字国家安全档案馆复制。
44 良知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纪念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讲话50周年的声明》，2003年12月8日，http//www.ucsusa.org/global_ security/nuclear_terrorism/page.cfm?pageID=1296（摘于2005年3月23日）。
45 赖特1957年7月在圣拉斐尔高级中学的演讲：《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图：1957年的巴格达项目》，http://www.geocities.com/SoHo/1469/flw_iraq.htm（摘于2003年8月6日）。
46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巴格达所作的建筑设计》，《建筑论坛》【美】（1958年5月）：第91页。
47 汉纳•伯特图著：《伊拉克的旧式社会等级制度和革命运动》（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第465页。
48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丹•拉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采访实录，本文作者摘自CBS新闻网站：http://www.cbsnews.com（摘于2003年8月13日）。
49 马里昂•法鲁克•斯卢格莱特和彼得•斯卢格莱特合著：《1958年以来的伊拉克：从革命到独裁统治》，修订版（伦敦：I.B.Tauris出版社，2001），第49页。
50 同上。
51 米歇尔•阿弗拉克：《阿拉伯社会复兴主义》，收录于《萨达姆•侯赛因读本》，图里•蒙特编（纽约：Thunder’s Mouth出版社，2002）第37－38页。
52 伊斯坎德尔著：《萨达姆•侯赛因：战斗者、思想家和男子汉》，第50－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