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电话旁，暗自希望它会响。那是1994年2月1日，离发年终奖金的日子还有两个星期。我在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做衍生产品经纪。
我在等一个猎头的电话，最近几天他已经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了。他对时机掌握得无懈可击。发年终奖的日子越来越近，衍生产品正炙手可热，而且我还是最近一次新兴市场衍生产品研讨会上的特别主讲人。我有市场价值，也想跳槽。对于猎头来说我特别值钱：如果他把我安置到一家新公司，他就能拿到我第一年薪酬的三分之一。好的华尔街猎头都能赚几百万美元。我知道这个家伙打电话给我并不是想当好人，他是想“猎”我的“头”。 想遮掩这种电话并不容易。假如你曾见过交易厅，你可能会奇怪一个经纪怎能和一个猎头通电话而不引起一米开外的其他经纪的怀疑。我知道这可能是致命的。已经有若干个经纪因为在工作时间与猎头谈判而遭到处罚或被解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精心设计了详尽的方案来掩盖求职活动，包括密码语言和夜间会面。我的新方案是从一个同事那里学来的，很简单，但不是十分安全。这个猎头假借一个朋友的名字打来电话，我接听时装做在和朋友聊天，而猎头就介绍他手头的工作。如果我想讨论这份工作就挂断电话，离开交易厅，用大堂里的收费电话打给他。其他人也有用这种方法的，在发年终奖的时候，经纪每天都被这种电话包围。 那时我已经冒险地往大堂跑了若干次，冷静地听了很多工作机会。每次我都拒绝了。那些公司都是和第一波士顿同一水准的，也就是二流的。虽然第一波士顿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曾是一家顶级公司，过去十年间它已经每况愈下，大批员工离职去了更好的公司。我对这二等地位已经感到厌倦，也想更上一层楼。有一家公司的衍生产品部是华尔街最热门的，我对那里的工作梦寐以求。我告诉这个猎头如果他能拿到那份工作，我就接受。他答应去找找看，然后告诉我他能找到什么。 电话终于响了。是这个猎头，他听起来很兴奋。
“弗兰克吗？”他小声问。
“是我。”我小声回答。旁边的一个同事怀疑地看了我一眼。在交易厅里是没人小声说话的。
“我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
“那个，”他停了停，“你的工作，你想要的工作。给我回电话。”
现在轮到我兴奋了。我告诉同事我要出去一会儿，他似乎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几乎是冲到了大厅里的收费电话前。
我一边等着猎头接电话，一边摸出了笔和纸作记录。电话铃似乎响了整整一分钟。我四下张望，冲着公司的新徽标得意地冷笑——白底上蓝色的帆船，旁边是公司的新名字——瑞信第一波士顿。瑞信代表公司的新主人，瑞士信贷。可这个有型的新徽标也不能改变现实：第一波士顿至今的航行既不是世界性的，也称不上一帆风顺。这只船看起来属于波士顿而不是伯尔尼，我的公司惟一具有世界性的东西就是亏损。 我想起一个例子。第一波士顿贷款4?5亿美元——公司40%的股权资本——给一家公司，俄亥俄床垫公司。这是一笔灾难性的交易，华尔街的幽默将其命名为“燃烧的床”。第一波士顿的利润是如此的可悲，以至于公司不得不卖掉部分衍生产品业务来发放奖金。与此同时，有谣言说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艾伦·维特拿到了3 000万的薪酬。后来报道澄清他的待遇只不过是区区900万美元。公司被叫做“小麦第一证券” 1，隐喻境况窘迫的小规模经纪公司。难怪好的经纪人都结队而逃。我，也想跳槽。
那边，猎头终于说了声“喂”。
我再次耳语了起来,“你找到了什么？”我扫视着大堂，确保没人在听我说话。
他一定觉察到了我的兴奋，开始残酷地耍弄我。“这是一家非常有声望的投资银行，热门的衍生产品部。他们想找一个新兴市场经纪人，就是你，太完美了!”
“哪一家？告诉我是哪一家？”我打断他。新兴市场是我的领域，但是所谓“有声望”的投资银行也不少。
他又支支吾吾了几分钟。我努力保持着冷静，再一次追问。他终于吐露了名字：“摩根士丹利。”
我知道，出于谈判的考虑，我应该假扮只对这份工作有“温和”的兴趣，那样我的猎头就不会觉得我不顾一切地想跳槽，或是愿意为了微薄的待遇转换工作。我知道我应该保存我的谈判实力。谈判的关键是表示我喜欢这份工作，但又不是特别喜欢。我努力想要压抑住自己的兴奋。
但是我做不到。我差点儿大喊出来。“我想要这个！我想要这个！帮我拿到这份工作！我什么时候能和他们谈？我想要这份工作！”我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人在看我。
“你想什么时候跟他们谈呢？”
我忍不住又喊了出来：“马上！越快越好！今天下午！最迟明天！”
这个猎头知道我已经上钩，自信地笑了。“喂，年轻人，保持冷静。我试试安排明天。今天晚上给你家打电话告诉你具体安排。”
放下听筒时，我的手还因兴奋而颤抖着。我匆匆回到座位上，希望没人注意到我的缺席，或者听到了我的叫喊。好在他们没有。先前那个疑心我的同事已经舒舒服服地吃着上午的第二块德芙巧克力。
当晚我的猎头打电话到我家里，告诉我“搞定了”。他已经安排好一整套面试程序，时间在下星期一，2月7日。他还说摩根士丹利的决定会很快，可能就在一周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