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雷德里克中士的审判辩论终结时，军事检察官梅杰·迈克尔·霍利曾做了一番爱国主义的激昂陈词，有助
我们接下来分析监禁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军事监狱中的“非法武装分子”及被拘留者运用酷刑的现象，他是这
么说的：
庭上，我想提醒您，敌人也和我们一样依靠士气战斗，而这个事件将让我们的敌人士气大振，不管是在现在
还是以后。我也希望您能想想以后可能会投降的敌人。我们希望他们是受到美国陆军的战斗力震吓而屈服，但如果
一个囚犯——不是囚犯就是敌人，认为投降就会受到屈辱和不堪对待，那他为什么不战斗到最后一口气？而我们得
祈祷他不会在战斗中夺走我们军人的性命，这些命原本是不该丢的。（被告宪兵的）这类行为会造成长期影响，最
终会影响到我们的军人子弟、陆海空军，他们可能以后会成为俘虏，而他们的待遇，我想我就说到这里了。
这位检察官继续指出在“阿布格莱布虐囚七嫌”的所有审判中，唯一要紧的事就是军方的荣誉：
最后我要说，庭上，美国陆军的荣誉十分珍贵，同时也十分脆弱。我们对所有军队都抱持神圣的信任感，尤
其是对美国陆军，因为我们负有极大的责任以及力量，这力量就是对其他人动用武力。而唯一能让我们和暴民、匪
类等不正当使用武力的人有所区别的，就是我们拥有的荣誉感，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做对的事，我们听命行事而这些
事是光荣的，但这种行为（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凌虐和酷刑）损害了这份荣誉感。而和其他军队一样，我们也
需要一个高道德标准来振作士气。
我在弗雷德里克的审判上的终结辩论因为是即席的，所以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在辩论中我提出一些在本章中
将发展出的关键主张——情境和系统力量运作导致了虐行的论点，这些主张将提供更完整的视野。自从审判（2004
年10月）以来，不断有新证据浮出台面，这些证据清楚表明在阿布格莱布监狱lA层级院区中发生的凌虐与酷刑背
后有许多军方指挥官的串谋参与。以下是我的声明内容：
费伊报告和塔古巴报告都指出，如果军方曾经拿出他们投注在审判中的任何一点资源和关注，此事（虐行）就
可以避免，阿布格莱布事件就不会发生。但他们对阿布格莱布漠不关心。它的优先性被排在最后，安全性就跟巴格
达古文明博物馆一样受到忽视（这座博物馆中的文化珍藏在巴格达“解放后”被洗劫一空，而美军只是袖手旁观）。
它们都是“低优先”（军事）项目，而在这些不利的条件环境下，爆发了阿布格莱布事件。所以我认为军方应该受
到审判，尤其是弗雷德里克中士的所有上级难辞其咎，他们对所有发生的事都该知情，他们的责任是去避免、阻止，
挑战它，却没有做到。他们才是必须接受审判的人。如果说弗雷德里克中士必须负起一定的责任，无论他的判决如
何，其严重性都已被整串指挥链需负的责任给减轻了。
在本章中，我们将采取几个不同方向来带领我们揪出躲在阿布格莱布这出大戏幕后扮演关键角色的人，他们
是让这出悲剧上演的导演，编剧，舞台指导等核心。这些宪兵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角色，他们
是“七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或许他们现在该找的是导演。
我们的任务是去确定，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屏护区的讯问室里的情境外，又存在什么样的系统压力。我们必须指
认出在各层级指挥链中扮演角色的特殊人物，他们创造出让这些宪兵人性自我崩坏的条件。当系统力量依时间顺序
逐一揭露时，我的角色将从辩护专家变成检察官。我将站在检察官的位置向大家介绍一种新的现代邪恶，即“当权
之恶”（administrative evil），在这些虐行中，政治及军事的指挥链正是以当权之恶为基础扮演着串谋者的角
色。无论公共或是私立组织都一样，由于组织是在合法、而非伦理的架构下运作，因此在达成其意识形态、总体规
划、损益平衡或是获利底线等目的的过程中，其冰冷的理性运作便可能造成人们受苦甚至死亡。而当这样的情况发
生时，它们总是拿目的来正当化其效率至上的手段。
阿布格莱布虐囚案中的系统错误
除了阿布格莱布，伊拉克全境、阿富汗和古巴的军事监狱都传出类似的虐行报道，为了回应这些报道，五角大
楼至少启动了十二项官方调查行动，而在担任弗雷德里克中士的辩护人的准备过程中，我曾仔细研读其中半数的调
查报告。在这个小节中，我将依时间顺序简要概述某些相关的关键报告，并引用原文指出结论中的重点。这么做将
让我们对高阶军事人员及政府官员评估这些虐行的原因有个概念。由于除了其中一项之外，所有调查行动都由军方
下令并依照特定指令聚焦于加害者，因此大多数调查报告均未指控军方及政治领袖在创造有利虐行条件上扮演的角
色。唯一例外的是由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下令执行的施莱辛格报告。
由于这些报告采取俯视方式而非由下往上的视角来看指挥链，观点均受到了局限，也正如人们所预期的，失去
了独立性及公正性。但针对我们所欲指控的军方及行政指挥链，它们仍提供了一个起点，我们将补充其他媒体和机
构对涉案军人第一手证词的报道，以便让整个因果图像更完整。（关于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及调查报告的完整年表，
请参见注释中的网站。）
“赖德报告”：第一个警讯
陆军首席执法专员、宪兵司令唐纳·赖德（Donald Ryder）少将在桑切斯将军令下筹备发表了第一份报告（2003
年11月6日）。赖德是在八月时在陆军风纪单位要求下受任领导一个评估团队。这个单位被简称作CJTF-7（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7，第七联合特遣部队），是一个结合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及文职人员的多军种任务部队。
这份档案回顾了伊拉克整个监狱系统并提出改善方法。文章结语中，赖德提出结论，他认为确曾发生严重违反
人权的事件，而“泛系统”内也普遍存在训练和人力资源不足的事实。他的报告也关切宪兵与军情人员的模糊界限，
宪兵的角色只限于看管囚犯，后者的任务才是讯问。这份报告指出军情人员试图招募宪兵加人行列，协助“预备”
被拘留者接受讯问。
宪兵与情治人员之间的紧张状态可溯及阿富汗战争，当时宪兵与情治人员共同合作，负责使囚犯“进入适合接
受后续访问的状态”，此即瓦解囚犯意志力的委婉说法。赖德建议建立常规以“定义宪兵的角色..将狱卒与军情
人员的工作内容清楚区分开来”。他的报告应使所有管理军事监狱系统的负责人有所警觉。
尽管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赖德削弱了他的警告力道，”根据记者西摩·赫什的说法，“方法是借助他的结论
指出情况尚未到达严重地步。尽管某些程序的确出现瑕疵，他却说他发现“没有宪兵人员被有目的地运用在不适当
的监狱工作上。”请记得这份报告发表于2003年秋天，早于专业军士乔·达比出面纠举恶行前（2004年1月13
日），当时正是lA层级院区发生最穷凶极恶虐行的高峰期。赫什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一篇文章（2004
年5月5日）将丑闻公之于世，而对赖德的报告他下了这样的结论，“他的调查报告说好听是个失败，说难听可以
说是隐瞒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