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讲堂上都留下过这位功夫皇帝的足迹，可是头顶星光灿烂的国际巨星，却在大学校园里化身“心灵医生”，为莘莘学子煲起了浓浓的“心灵鸡汤”。“只有真正做自己心灵的主人，不在乎外界的声音，才是快乐”-----这个温和的中年男人如是说。
2005年10月13日，国际影星李连杰受邀来到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进行一场以"关爱生活，珍惜生命"为主题的演讲。
下午2点半起，北京大学师生在英杰交流中心门外排起长队等待入场。当李连杰走进交流中心时，在一层大厅落座和在二层走廊处围观的近千人爆发出热烈掌声。李连杰满面笑容、双手合十表达谢意。
演讲过程中，除了与500余位北京大学学子们分享他的人生哲理及生活感悟之外，李连杰还现场捐给中国红十字会50万元现金。此次演讲活动是由中国红十字会主办的"心灵阳光工程"百所大学校园讲座的其中一站。之后，还有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高等学府都留下了李连杰的铿锵声音和美好心声。
在北大演讲开始前，李连杰接受了由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颁发的"人道服务奖章"。幽默的李连杰还把捐赠50万元给中国红十字会的这一善举轻描淡写为，"这支票是老婆给我的，做善事就是老婆出钱，我出名！"红十字会会长向李连杰发出担任名誉理事的邀请，李连杰婉言谢绝，他认为能够做一个义工，贡献自己的力量，已经知足了。
之前，李连杰已经在海外申请了基金，用来帮助那些遭遇自然灾害的难民和需要心理辅导的年轻人。这次接受中国红十字总会的邀请，亲赴北大演讲，一方面希望用自己坎坷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对大学生有所帮助，一方面希望能够与红十字会合作，将他的"一基金"在中国落地。
演讲初始，李连杰便谦虚地说自己没资格演讲，只是与同学们探讨他人生中的一些感受。“其实演讲不敢当，一个小学都还没有毕业的人，站在最高学府的讲台上，不够资格，不够资格去演讲。我真的小学没有毕业。1971年上小学，在北京一个厂桥小学在北京念了一年级就被人抓去练武术，一练武术就没有时间学习了，因为那个时代标榜的是不学习。我只能够用我人生的经历去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的感受，如果这些感受能够对同学们有帮助的话，你就听一听，如果没帮助，你就笑一笑，胡说八道了。”
李连杰说自己很小的时候父亲因公去世，母亲拿41元一个月的工资，家里非常穷。他用十分平静的语气回忆起道：“我在北京出生，两岁没有父亲，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八岁的时候练过武术，为什么练？全世界的记者问过我无数遍，我真不知道为什么练武术，因为那个时候就被学校介绍到那个体育学校，教练说你是练武的材料，所以在那个时代，是幸运之星选了我还是我选了幸运之星，搞不清楚。第一个月拿冠军，我自认为还是蛮刻苦的，所以三个月后我拿了中国的冠军，是少年，在12岁的时候，不分成年、少年，18岁以下，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第二名比我站在那儿还高。其实没有什么自己个性或人生观的表现，完全是听从领导、大人、老师的安排，一直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连续拿了五年的冠军，但是有幸的是，在这五年当中，从11岁开始，我有幸代表中国开始去全世界访问，比如去美国，在1974年的时候见到尼克松，在74年到79年这五年当中，我去过非洲十几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都去过，亚洲大部分国家都去过。从我看到的人的感受当中，我从 11岁开始，不完全相信大人讲的话，因为大人给我讲的是某一方面，但是我看到的某一方面是大人讲的，但是另一方面大人没有讲的我也看到了。一个小孩子，11岁，中国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北冰洋汽水，只有一种冰淇淋，你到美国看到十几种冰淇淋的时候会心动的，都会有一些想法。”
成年后的李连杰慢慢开始意识到自己应该选择一条怎么的路去发展。“一直到16岁，我开始越来越有主见，因为我觉得，大人说的既然不全对，我就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吧，因为我已经拿了五年冠军了，再拿下去，第六年，第七年，总有一年被别人轰下来，所以我就选择了拍电影，一个电影就改变了人生，从17岁开始拍《少林寺》，一部电影还蛮成功的，结果就造成了今天我回到北京或者上海，任何一个人都说，我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今天红十字会的会长，好象快60了，说我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说到这里，李连杰笑了一笑。
李连杰现在来看待那时的一夜成名后的心态变化时，表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是非常谦虚，但内心的骄傲自大情绪也开始滋长。《少林寺》带来的短暂成功感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那时中国的国情是拍摄电影有很多限制，几年内基本没拍几部电影，因此总觉得那段时间在浪费青春，每天都痛苦。“我说，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拍电影了。拍电影以后，遇见了人生中最大的冲击，因为不光是肉体上，我在接近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开始对人生产生了很多的不了解和痛苦的感受。比如我成名了，一夜之间成名，那么就自以为是了，自以为很了不起，虽然表面还戴着谦虚的面纱，但是内心里觉得‘嗯嗯嗯’，很得意的。第一部电影拍完了，我是一天一块钱的酬劳拍《少林寺》，但是拍完以后，突然有一个人拿了600万的支票给我，600万，在1982年。要我拍两部电影，600万，在那个年代里是多么大的诱惑，真是太美了，我真的很想拿，但是不行，你属于单位，你属于国家，你要回来，拿了的话就要全部上交。不是这个年代，所以大家其实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