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君主为着牢靠地统治国家，就解除了他们的属民的武装；另一些君主将所属的各个城市分裂；又一些君主则树敌反对他们自己；又一些君主则努力把他们开始统治时怀疑过的人们争取过来；又一些君主则兴建堡垒，而有些君主则破坏并摧毁堡垒。虽然，对于这一切事情要做出确定性的判断，除非掌握了某些采取过某种类似决定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否则是办不到的，但是我想在这个问题本身所允许的范围内一般地谈一谈。
从来没有一个新君主解除了他的属民的武装；与此相反，当他察觉他的属民没有武装的时候，他总是把他们武装起来；因为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那些武力就变成你的武力，你过去怀疑的那些人们现在就变得忠诚了，而那些原来就是忠诚的人现在就保持忠贞不渝，并且由属民变成你的拥戴者了。而且，由于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属民都武装起来，因此当你把一些人武装起来，从而使他们感到蒙恩受惠的时候，你对于其他的人们就能够更安全地对付了，因为前者由此认识到这种待遇的差别，使他们对你更加感到有报恩之责；而其他的人们会谅解你，因为他们断定，那些冒着更大危险、负有更大责任的人们，获得更大的奖赏是必要的。但是当你把他们解除武装的时候，你就开始得罪他们了；并且表明或者由于胆怯或者因为缺乏信义，你不信任他们了；这两条意见无论哪一条都孕育着对你的憎恨。而且因为你不能够永远没有武装，你终于不得不依赖于雇佣军，而他们的性质己见前述；即使雇佣军再好不过，他们也不足以保卫你反抗强大的敌人和被你怀疑的属民。
所以，正如我说过的，在一个新的国家里一位新的君主常常在那里整军经武。历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事例。
但是当一位君主取得一个新的国家，如同新肢接合于他的旧肢体那样，那就必须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除了在你取得这个国家时就是拥戴你的人在外；而且即使后者，也必须看时间和机会，使他们变得柔弱和软化；并且必须进行安排，使得这个国家的全部武器都掌握在你的旧国家里靠拢你生活的你自己的士兵手中。
我们的祖先和那些被认为明智的人们常说，保有皮斯托亚必须利用党派之争，而保有皮萨却必须用城堡[1]。他们抱着这个想法，在他们所属的某些城市煽起纷争，以便易于保有它们。意大利过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均衡状态，在那种日子里，这当然是作得对的。但是我不相信这可以作为今日的一条箴规，因为我不相信这种分裂会有什么好处；恰恰相反，当敌人迫近的时候，那些内部分裂的城市就会立即丧失了，因为较弱的一派总是投靠外国的军队，而其余的部分就站不住脚了。
我认为，威尼斯人基于前述的理由，在他们那些附庸城市中培植格尔夫和吉伯林两派[2]；虽然不让这些派别达到流血的地步，可是威尼斯人却在他们当中制造分歧，使那些市民们纠缠在自己的纠纷中，而不会团结一致反对威尼斯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这样做后来的结果并不是对他们有利的，因为当威尼斯人在维拉战败之后，这些城市的属民当中的一部分人立即鼓起勇气，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整个国家。所以，这样一种方法表明君主的力量是薄弱的，因为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国里，绝不允许这样的分裂，这只是在和平时期有用，借此可以比较容易地驾驭属民；但是当战争到来的时候，这样的政策就表明是谬误的。
毫无疑问，当君主克服种种困难和对他的反抗时，他就变成伟大人物。特别是当幸运之神要使一位新君主成为伟大人物的时候，他比一位世袭君主更加需要获得盛名，幸运之神就给他树立敌人，并且使他们从事反对他的战争，以便使他可以有理由战胜他们，并且凭借他的敌人给他的梯子步步高升。因此许多人认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一有机会，就应该诡谲地树立某些仇敌，以便把它制服，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伟大。
君主们，特别是新君主们，现在已经发现在他们国家肇始的时候，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们比在开始时他们信赖的人们更加忠诚，更加有用。潘多尔福·佩特鲁奇这位西耶纳的君主[3]治国，使用他过去怀疑的人比使用别的人来得多。但是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够概而言之，因为这件事情按照具体情况而异。我要说的只是，那些在一个国家肇始的时候是敌对的人们，如果他们是需要获得君主的支持以保持其地位的人们，新君主往往很容易赢得他们；而且由于他们明白自己必须用行动来消除君主原先形成的对他们的坏印象，他们更加不得不竭志尽忠侍奉君主。因此，君主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利益，常常比从另一些人那里得来的多，因为后一种人抱着过分的安全感侍奉君主，从而对君主的事情掉以轻心。
再说，由于这个问题的要求，对于那些依靠本地人的赞助而赢得新国家的君主，我不能不提醒他要很好地考虑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些赞助他的人这样做的；如果这不是由于对君主的自然的情感，而只是由于他们对前政府不满意，那么新君主要很辛苦而且十分困难才能使他们继续成为自己的朋友，因为要满足他们是不可能的。如果借鉴古代和近代的事例，仔细考虑这件事的原因，他就可以看出，要赢得那些对前政府感到满足因此成为自己的敌人的人们作为朋友，比那些由于对前政府不满因此成为自己的朋友并赞助自己去征服它的人们是远为容易的！
为了更稳固地保有国家，君主们建筑堡垒，作为对付那些企图反对自己的人们的缰绳和马勒，并且作为对付突然失宠的安全避难所，这已经成为习惯了。我赞赏这个方法，因为是自古以来就通用的。然而在我们时代里，已经看到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破坏了卡斯特洛市的两个堡垒以便保住那个国家[4]。乌尔比诺公爵圭多·乌巴尔多[5]回到他过去被切萨雷·博尔贾逐出的领地，他把该城的所有堡垒夷为平地；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堡垒，他再度丧失他的国家就更加困难了。而且，本蒂沃利奥回到波洛尼亚的时候[6]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
因此，堡垒是否有益，要根据情势，在一种情况下对你是有利的，那末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对你只是有害的。
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堡垒；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就应当抛弃堡垒。法朗契斯科·斯福尔扎所建筑的米兰的堡垒，已经给并且将来还要给他的家族带来损害，更甚于该国的其他一切混乱。所以，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为即使你拥有堡垒，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垒都保护不了你，因为当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时候，外人就帮助他们，这是少不了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已经看到城垒不曾使任何一位君主得益，只有富尔利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罗拉莫伯爵[7]死后的情况例外，因为她使自己能够避免来自民间的冲击，等待来自米兰的援助，重新恢复她的国家，而且当时那里的情况是外国人不可能帮助她的人民。但是，后来当切萨雷·博尔贾出击她，反对她的人民同外国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堡垒无能为力。因此，在当时和在以前的情况一样，对她说来，拥有堡垒不如不受人民憎恨来得更安全。
考虑了所有这一切事情，我称赞建筑堡垒的君主，也称赞不建筑城堡的君主；我非难那种依赖堡垒而认为来自人民的仇恨无足轻重的君主。
[1]皮斯托亚这个城市十多年分成两派即潘恰蒂奇派和坎切列里派，由于两派纷争频繁，导致流血、焚烧房屋、掠夺财产以及各种敌对行动。其后佛罗伦萨人把两派的一些头头除掉或监禁，皮斯托亚才安定下来。因此马基雅维里认为，这两种政策都是没有用的。参看《李维史论》第3卷第27章。
[2]格尔夫（Guelfe）和吉伯林（Ghibelline），这是第十二至第十五世纪意大利两大对立的政治派别。格尔夫党一般支持教会，此派以佛罗伦萨、波洛尼亚和米兰为代表；吉伯林派与前者对立，在意大利北部（包括皮萨、韦罗纳等地），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最后，其斗争沦落成为单纯的宗派性的斗争。
[3]潘多尔福·佩特鲁奇（Pandolfo Petrucci）杀其继父，于1502年成为西耶纳的统治者，1503年被驱逐，其后由于法国国王的支持再度执政。
[4]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Messer Nicclò Vitelli），保罗和维泰洛佐的父亲，雇佣军队长，由于教皇西斯托四世死亡，1482年收复了卡斯特洛市（Città di Castello），任该市的统治者。死于1486年。
[5]圭多·乌巴尔多（Guido.Ubaldo，1472—1508），乌尔比诺公爵（ducadi Urbino），1502年收复了乌尔比诺。1508年死亡。
[6]本蒂沃利奥（Bentivoglio）于1506年被尤利奥二世所驱逐，于1511年重新恢复了统治权。
[7]富尔利伯爵夫人（contessa di Furli，即Caterina Sforza），当她的丈夫富尔利伯爵季罗拉莫（Girolamo Riario）在1488年被暗杀后，取得在富尔利的权力，直到1500年该城被切萨雷·博尔贾占领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