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蒋委员长信任的部下”戴笠的死亡，尽管大多数人感到惊恐不已，但仍反应不同。有人认为他的去世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另一些人则相信，这是苍天对一个建立了跟希姆莱最可怕的监狱一样残忍无情的集中营的人的报应。
在中央社以中国的名义发表了一系列对戴笠歌功颂德的文章的同时，其他评论者则指出，戴笠的恐怖主义打击，从对付共产党扩展到了普通老百姓。
虽然据说蒋介石在听到这一消息时掉了眼泪，但“自由派和左翼圈子在对这位爱国者和抗日斗士死亡表示遗憾的同时”，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取消或改善这个“普遍被认作中国的盖世太保”的军统。在左派竭力宣扬公众的“打倒特务”的要求时，上海的杂志《新文化》在庆祝一个新的未来：一旦戴笠身后的奴才们意识到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时候了，应该赞美而不是压制个人自由，那时中国将由人民管治，一个和平的民主时代便会到来。
虽然有这些虔诚的希望，然而那时戴笠的部下们已在他们自己中间开始了对其上司秘密王国的赃物的争夺战。当然，也还是有一个正式的继承人的。
蒋介石任命郑介民为军统主任，毛人凤和唐纵当他的副主任。但戴笠实在是无法被取代的，因为他从来不愿下放自己的权力，他对整个军统的许多部门都亲自过问，所以没有任何单独一个副主任能够独自担当起他的角色。而且，军统本身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它的各个组织结构——尤其是它的经济单位——已经变得如此分散，到了战争结束时，甚至连精力过人的戴笠本人都几乎无法对军统进行全面控制。
戴笠对这些黑夜部队控制的减弱，可以从他的特工们肆无忌惮的“五子登科”活动上看出来。李宗仁将军在形容1946年占领北平时说：
让人最不能容忍的强加在当地百姓头上的不公正之一是秘密特工们任意随便使用“汉奸”一词，有意制造恐怖主义。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对无辜的人进行敲诈。任何公民，无论是店主还是大学教授，都会由于被指控为曾与日伪合作、当过“汉奸”而立刻遭到逮捕。
戴笠死后，其他秘密特务机构，如中统，赶紧用接管军统具体部门的方式来增强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与此同时，军统被迫将它的许多贸易活动分散开来。军统继续直接维持公共治安和制约民政，但一个特殊的“自给计划”将经济企业分配给军统创办的许多新的商业公司，而创办这些公司的军统官员们则希望能利用他们秘密警察的关系来吓唬其他竞争者，以便中饱私囊，或者以此来没收被怀疑有战时汉奸罪的公司的财产。
然而，这些暴发户，甚至那些具有广泛的外勤经验、领取高额津贴的军统高层领导人，都缺乏重建戴笠与黑社会同盟者的联系所需要的个人关系，而后者在过去一向帮助了秘密警察的地下经济活动。而且，这些敲诈勒索分子也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朋友和庇护人。到了杜月笙作为上海市政委员会、土地协会和商会的代表参加戴笠的悼念仪式的时候，这位青帮首领已经丧失了他的政治支柱。当杜在1949年最终离开上海去香港时，他仅是在救自己的命，而非仅仅为“恢复健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