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在湖南筹建的训练班位于长沙外临澧县的一个旧中学校址。这个军统重要的干部培训学校在它于1938年3月成立时，只是以“训练班”的形式存在。1937年成立该学校的计划小组开始行动的时候，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于是戴笠使用了军委的权力，把它命名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但军委办公厅不予以承认，他便只好利用自己中央警校教务委员会主任的职权把它改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
军统第一期毕业生被吸收到这个中央警校里，但在军统内部他们只被称为“特训班”成员。学员们后来使用“临训班”或“临澧训练班”来称呼他们当时的训练班，他们对自己是军统新特工训练学校的首届学员的身分都极为骄傲。因为，他们自然都强烈意识到，这几乎相当于黄埔军校。而且，戴笠决心要把军统最优秀的人才送到临澧当教员，使这一点更加明显。毕业后这些男女便成为其他训练单位的骨干，如后来指导兰州特训单位的廖华平。吴琅任黔阳特训班副主任，金树云任东南特训班主任。
副班主任余乐醒关于情报工作的讲话，更加激发了临澧训练班学生们的优越感。资历较深的老特工余乐醒，把他们的新职业与《三国演义》里的主角诸葛亮的使命相比。“诸葛孔明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情报工作方面最有成就最出色的组织家和实践家。”他不仅在三国之间建立了“科学情报网”，而且还采用了“最有才华的高级特工人员”，同时他本人还是一个杰出的分析家和非凡的实战统帅。
虽然几百个学生都是通过已在特工部门里的亲友介绍进来的，但并非所有的新生在刚到达临澧，穿上灰军服和领取12元月津贴时，都能意识到他们是进入了军统的。从郑州梁干乔那里来的800多个年轻人被告知，他们是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总监部技术人员”训练班。他们中许多人无家可归，而且他们在刚到达临澧，对湖南还人生地不熟时就被派去与教员一起修建学校的楼房和盖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草竹大礼堂。也许在主任余乐醒为取悦戴笠，用军统头子的另一个名字把礼堂的一部分命名为“雨农堤”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训练的真相。
余乐醒实际上只不过是训练班的副主任，戴笠是名义上的主任。而教务处长谢力公是戴笠派去抵销余乐醒对学生的影响的。在这些学生终于明白了自己是进了间谍学校后，他们变得十分不安起来。他们是逐渐明白训练真相的。当学生们在3月到6月间接受“入伍训练”（主要是观察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时，他们的家庭背景受到调查，本人的个性也受到考察，以确定他们将来最合适的工作。当他们到了“分队训练”，而且看到他们学的都是搜查和逮捕、绑架、暗杀等技术时，许多人害怕后悔起来。
最强烈的抵制来自于一个女生组，她们是戴笠让胡宗南从长沙中央军校第七校园招收来的。这些女青年以为她们是弃笔从戎抗日救国，当她们得知是在受训练变成特工，其敌人还包括共产党时，她们便要求回原校。戴笠和余乐醒对此的反应都非常慎重。因为她们是胡宗南招收来的，而且家都在长沙附近，这些青年女子没有受到赤裸裸的胁迫。相反，谢力公和政训教官花了一整天时间，对她们讲为军统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将来晋升的各种可能性。最后，她们勉强答应留下来接受训练。在著名女特工如吴毓坤、赵世英、彭家萃、吴奎元、吴舜华和凶狠的中队长安占江（她丈夫因惹恼了她而被她用手枪打死）的监护下，她们
逐渐成为军统的骨干和外勤特工。
自此以后，所有的新生都得签署一个自愿加入军统组织的表格。就像戴笠说的：“只要你开始就给他们的脖子上圈套，以后你就可以驾驭他们了。”
临澧训练班六个月的培训初期，相当的力气都花在“思想教育”上，而且，据当时在总务处工作的沈醉说，大部分政训都是关于反共的。
政训教官头儿汪祖华企图说服学生相信，共产党说他们打日本人打了胜仗是骗人的。学生们对他的说法感到怀疑。但是，这位政治指导员和七个中队（每队有140个学生）的政治教官一起坚持说共产党正在秘密地搞一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战争。是国民党以它的“革命集团”和军事统计局在打一场抗日战争。“除国民党外，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是革命的和抗日的。”
临训班的政治教官们还花很多时间来调查学生们的政治言行，没收“进步”书籍和杂志，如《新华日报》，还检查他们的邮件。这类窥探尤其让那些自己的情书被截收的学生气愤。后来，学生们想让附近的商店帮他们收信，而店主则被告知不要帮学生的忙，或者把他们的邮件送到政治教官那儿偷偷地打开检读。
尽管临训班当局竭力想对训练班的存在保密，但他们不久就发现，许多人都知道县里有一个很大的特工训练班。甚至从共产党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也有来信，假装是来自前训练班的学生的，这些信要求学生们趁早退出训练班，以免为时过晚。这些信被发现不久后，临澧队部就开设了“禁闭室”，来对付违反纪律者或者威胁要逃走的学生。
对共产党诱惑的恐惧甚至蔓延到了教官们本身。关于对共产党进行渗透的课程被认为是特别敏感的部分，因为这些课程的有些教官，如曾经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指导员的廖华平，本人是前共产党员。在这些课上，他们使用从邮检或警察搜查中没收来的共产党文件，来给学生讲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好让他们能装作“进步”的样子。与此同时，教官们还得使用这些教材诽谤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使学生对列宁主义有抵抗力。据沈醉说，他当时在临澧队部工作，这使教师们非常为难。作为前共产党员，他们想让学生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但他们害怕其他军统同事们会误以为这是秘密左翼政训，是要学生们接受再教育。他们知道戴笠在他们中间安插了密探，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戴笠第一次来到校园时他随便提到连总队长陶一珊有晚饭后打牌的习惯。这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他对这里保持着密切的监视。
戴笠第一次来临澧训练营地是在1938年秋天。余乐醒要给他一个好印象，于是让学生们作为警卫向戴笠的汽车致敬，由两个中队的学生担任警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戴笠的车到达县城附近时，一声立正的口令发出，随着几处同时传出了立正号令。而站在交通要道的武装学生也立刻开始执行断绝交通的任务。戴笠在来之前收到了一大堆对余乐醒不满的小报告，他已经火冒三丈。当他到了县城，看到接待的阵势这么讲究，他的脾气当场就爆发了。他一边从车里出来，一边大声地质问余乐醒，这套戒备森严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们又不是过去的军阀！要是领袖蒋总司令知道了这些可笑的阵势，那你余先生就完了！他不让余乐醒做任何辩解，一路发脾气一直发到班里，把在场的学生都吓坏了，感到他们主任的威风的可怕。
让戴笠如此愤怒的小报告来自他的密探，报告形容了余乐醒作为副班主任的出色工作。余对特工有广泛的知识，这使他一开始就赢得了学生们的敬意。由于他给所有的新生们上基础间谍课，所以在赢得他们尊敬和忠诚的同时，他结识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训练开始的几个月里，余和学生们非常接近，这使想成为学生们惟一的领导和导师的戴笠非常嫉恨。
于是，在他访问的第二天，戴笠故意对汇集在礼堂里听讲的教官和学生们贬低余乐醒。他不仅专门指责副主任，而且还骂总队长和总教官们，说他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女人身上，而忽略学生们。他说教官和队长们中有不少人与女生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他严厉地指责总队部强迫所有的学生学会游泳，结果淹死了一个湖南籍女生；还有，一个学生在跟朝鲜的空手道教官学拳击时被打伤致死。不过，他高度赞扬前共产党员廖华平，说他在政训课上力图使学生理解：要是不歼灭“赤匪”，那在将来大家就死无葬身之地。
访问的第三天，戴笠与各个学生小组讲话，他告诉他们，军统是国内最革命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前途很光明。他还专门查看了“他的”学生的记录，并提升了一些他认为应受嘉奖的学生，同时下令把那些小报告里说得最坏的人禁闭起来。但是，戴笠对学生们的控制并没有使余乐醒垮掉。戴笠访问临澧后回到了汉口，关于余的声望的新报告又送到了军统总部。于是戴笠决定用陶一珊取代余乐醒。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虽然在1938年5至6月里陶一珊尽最大可能来管理学校，师生们似乎对余被撤职感到非常难过。最后，为了重振他们的士气，戴笠软了下来，在7月下旬恢复了余乐醒的职务。
自然，对师生们来说，整个事件只是提醒了他们戴笠无所不在的耳目，而且增强了他们对戴笠私人独裁专制黑暗面的认识，这很快地成为他们终身面对的一个事实。然而，临澧的学生们虽然对他们将来作为秘密警察的个人安全感到忧虑，但他们还是受到间谍活动的深深吸引：无论是学习如何迅速拔枪射击、撬锁和开手铐，还是在长沙街头上练习发现和甩掉跟踪等。
他们部分是由于受到现代间谍技术吸引，部分也因为受了传统武艺的诱惑。戴笠本人就深爱中国的拳击师，例如一个叫李克炼的临澧学生是个气功师，他能在腹部放一块大石板，别人用铁锤将石板击碎，而他的腹部却不受丝毫损伤。戴笠后来任命李克炼为军统重庆技击班副主任。在临澧班的毕业典礼上，戴笠还对朝鲜空手道教官让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在几秒钟里失去知觉的掐指术印象深刻。当戴笠在武术教官的表演后斥责他时，别人都以为他们的头子讲人道，怕把这小孩子弄死。其实，戴笠发火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位武术教官在众人前泄露这种“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