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市组设在南市中心的蓬莱路上，它的主要任务是监护其在老城区的业务。小头目陈志强利用他的不法关系和他与警察及政府的关系，来执行特工活动并保护其他涉入贩毒而惹事的帮匪分子。他自己显然在贩毒中赚了外快，因为他有自己的专车，而且他的生活水准显然远远高出了他的秘密特工身份所及。戴笠知道这情况，但他没有足够的关于陈不法行为的专门证据来惩治他。也许更重要的是，戴笠对南市组发送的关于那个地区的情报非常满意。因为，除了帮会以外，陈志强与城里的中国警察有特殊关系，而他手下的特工中有市政警察分局局长和侦缉总队的侦探。
1933年当了二组头目的沈醉，是在1932年加入戴笠的上海站的。那时他刚离开学校，才18岁。他是由表兄余乐醒介绍的（当然，也就保证了）。而沈醉又把他的三个兄弟和两个表姐妹介绍进来。
沈醉一开始被分配到通讯组，他作为小头目的任务之一，是负责秘密特务站和通讯员之间的交通。沈奉命在接受夹在报纸或小说里的情报和递交活动费时不要与通讯员交谈。但当他在茶馆或餐馆与多半三四十岁的情报人员碰头时，他们把他当弟弟，请他吃喝，并告诫他如何在艰难时世中照料自己。
沈醉被任命为二组组长后仍旧负责了一段时间的通讯组。在那里有20多个正规特工在他手下工作，他们每人又有自己几到几十人的“眼线”（助手）。后来，又有一特工增加到了刘果庆（杭州特务训练班毕业，他来上海接受实地特工训练，结果发展了自己的工作网）手下的情报组里。还有一个由流氓和帮会分子参加的组，由阮亚丞领导。沈醉在1935年当了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第一组组长后，所有这些人员都由他交到了苏业光手里。于是沈醉除去领导二组情报活动的任务，还担起了在军事警察外衣下的“行动”领导任务。
虽然三组的任务是在国际租界收集情报，它的头目王昌裕一直住在法租界，因为他嫌英国人统治的区域太乱。不过他最终还是搬进了国际租界。他在那里碰到前黄埔同学时，假装成一个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人，他典型的报怨是找不到工作。他的黄埔校友们嫌他烦了，要么想法给他找工作，要么会借给他几块钱来支撑困境。颇有一些黄埔校友被他的状况打动，于是王昌裕得以在反蒋的圈子里拉上些很有意思的关系，他们会给他带来对戴笠的人事控制十分有用的消息。王还为广东籍的特务们发展了极为活跃的关系网。这些人大多数都住在虹口，其中有些人与广东的军阀、“新国民党”甚至“民主党派”建立了密切关系。而王昌裕的“眼线”或情报人员还在上海的三大广东饭店当招待，在广东人经营的大百货公司（先施和永安）当店员。戴笠对王的情报网络非常满意，便让他负责在国际租界的活动，直到抗战爆发。
张人佑的四组设在西摩路静安寺一带，它名义上负责闸北、虹口和沪西，但绝对没有三组那么活跃。张本人是个间谍，毕业于杭州警察学校的秘密特务训练班，在上海城内没有很好的关系网。
这种缺乏实际经验和公关网络的现象，是许多杭州训练班毕业生的共同特点。除了这一点之外，杭州训练班标志着戴笠为自己招兵买马过程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然而，尽管杭州特务训练班给了戴笠一个培养干部的机会，使他非正式的“间谍”组织成了一个真正的情报机构，但它无法培养高级间谍。既然大多数戴笠的特务是杭州训练班的学生，他们在上海的活动更像是实习性质而非间谍性的。他们偶而在行的最多不过是社会调查和监视工作。张人佑的四组最后得到了两个与工人阶层有关系的精锐特务。一个是程慕颐，属杭校学生，他能够吃苦，曾住在沪西工人区当中，收集了可观的关于共产党前沿组织的情报。另一个极为出色的特工叫陶一珊，是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当过吴淞商船学校的教员。陶在整个吴淞地区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关于那里的社会局势和商船学校里的情况报告受到戴笠的高度欣赏。后来，张人佑因向杨虎借钱挥霍一事被戴笠撤职后，程慕颐接替了四组领导。1935年，四组杀害了共产党江苏省委的几个领导成员。
随着上海站活动的扩展，每个小组的活动已无法局限在原定的地区内了。因为他们的目标经常在城里的各个区域之间穿越。于是，惟一的分工便是在监视工作上。
如沈醉的二组，它的任务是监视共产党嫌疑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和反蒋组织，因为这些人与活动大都在二组负责的法租界里寻找庇护。
无须说，那些嫌疑分子们当然不会把活动局限在法租界之内。结果，二组经常在上海城的其他区域里运转，而各地区间的边界线及其控制范围在他们眼里就完全乱了。对特务处的特务们来说，以进步分子的面目充当“肇事者”是家常便饭。因为用这样的办法，他们很容易吸引城里其他特工组织的注意，从而赶来对付进步人士或共产党人。但由于双方的特务都用了对方不知道的化名，而且都装做是亲共产党分子，于是双方便开始了一场无形中打击自己人的秘密战。有好多次，二组在即将执行绑架前被区部告知，要绑架的目标原来是为别组工作的自己人。